明朝靖难之役中宦官与宦官的较量

明朝靖难之役中宦官与宦官的较量

2014-10-30 11:32

来源:共识网-作者赐稿作者:吴思柏1955次点击:我要评论

来自南北双方活跃的宦官比比皆是，甚至影响着战局的发展;为何在战争之后，他们的功绩又隐没在历史的尘埃下无影无踪，是真的微不足道，还是另有隐情?

原题为：明朝靖难之役中的隐秘战线——宦官与宦官的较量

靖难之役是明朝建国后第一场皇室内战，也是明朝唯一一次由挑战者获胜的帝位争夺战争。同样，在中国帝制时期，尤其是在更加注重继承伦理和统治合法性的汉人政权时期，类似这样的由藩王发起的对合法继位君主的挑战也是罕有成功的，从西汉景帝时期的七国之乱、武帝时期的巫蛊之祸、西晋的八王之乱、南朝的宋室内乱，再到唐朝的玄武门之变和重俊、唐隆、先天之变，我们可以看出几乎相比于斧声烛影般隐秘的宫廷阴谋，将帝位争夺的野心诉诸于全国范围的兵刃相见不可避免地会削弱国家的凝聚力和实力，同时对于帝位的染指者们来说也是成功机会渺茫的风险事业。

在明朝近两百八十年的漫长历史中，形成内战的大规模藩王叛乱至少有四次，除了靖难之役外，宣宗皇帝朱瞻基时期的汉王朱高煦叛乱、武宗皇帝朱厚照时期的宁王朱宸濠、安化王朱寘鐇叛乱，无一例成功，可见藩王举事难度之大。

即使是通过靖难之役成功登上大典，开辟永乐时代的朱棣，也是无数次与失败和覆灭擦肩而过才换得最后的成功。朱棣的成功除了他在军事上杰出的领导能力之外，另一个为后人称道的地方是他的知人善任，相比南军的废物统帅，贵胄勋臣之后李景隆，北军的朱能、张辅无不是能征善战之辈，而他们无一例外都是下级军官出身。

朱棣的不拘一格用人才还体现在他广为诟病的对宦官的信任和拔擢，我们所熟知的郑和就是在靖难之役中展露的头角。明朝自朱棣之后宦官集团的权力日炙与建国初期朱元璋对宦官的压制形成了鲜明的讽刺，而后世学者无不将原罪归结于朱棣对宦官在靖难之役中的过分恩宠。

然而真相不会就这么简单。作为对立方的朱允炆也不是朱元璋禁锢宦官权力政策的坚定执行者，甚至相比朱棣，他对宦官更加信任和依赖;郑和以靖难扬名，但他绝不是靖难中大放异彩的宦官群星中闪耀的一颗，来自南北双方活跃的宦官比比皆是，甚至影响着战局的发展;为何在战争之后，他们的功绩又隐没在历史的尘埃下无影无踪，是真的微不足道，还是另有隐情?

这些疑问，我将试图抽丝剥茧，一一为您还原600多年前的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

对于建文元年(公元1399年)夏天的朱棣来说，时年39岁的他正值人生的巅峰，正遇到了一生中最大的危机。来自南京的宦官正在燕王府外等着进府，他带来了皇帝朱允炆的诏书，诏书责备朱棣放纵部属犯上作乱，并要逮捕燕王府的辅佐官员。而此时的朱棣在名义上还是一个对自己行为不能负责的疯症患者，虽然不论南北双方都知道这个拙劣的借口不过是个掩饰，再虽然这个借口的确帮助朱棣本人逃过了被直接牵扯入这次对被揭发的谋反举动的追责。

然而如果允许朱允炆的使者按照旨意行事，那么这些与朱棣暗中谋划对抗中央政府的辅臣就会被铲除殆尽，燕王也没有再与侄儿朱允炆抗衡的资本，更何况他们一旦有人招供牵涉出朱棣，那么他连继续装疯的机会都没有，最好的结局也是在南京的诏狱或者中都凤阳的宗室监狱中了却残生。作为曾经率领孤军深入漠北追击元朝残部的名将，朱棣有足够的勇气和意志将朱允炆的宦官以及随他而来的北平都指挥使谢贵、北平布政使张昺拒之门外，他更可以无视谢贵、张昺指挥的军队包围燕王府，毕竟作为朝廷的藩王，除非有来自京师的明确旨意否则他们是不敢贸然冲入王府。

朱棣需要作出的决定远远超过了当前的局势，他需要在举兵反叛和继续消极抵触两种对付中央政府的不同方案之间做出选择。即使朱棣愿意将身家性命和臣僚部属投入这场赌博中，历史上那些犯上叛乱者罕有胜迹的过往也让他的决定背负了更大的负担。但这个判断过程的短暂和其所背负的巨大压力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以至于无论是当时还是后世，人们都不相信朱棣是在建文帝和齐泰、黄子澄等力主削藩的大臣们几番逼迫和此起彼伏的对他意图谋反的污蔑之下，才选择的铤而走险。

为了正式开启靖难之役，朱棣的第一步并不是召集军队，公布出师的名目，而是要解决围困在燕王府外的谢贵、张昺的军队。朱棣麾下的大将朱能建议朱棣将谢贵、张昺二人引入王府中诱杀，然后他们的军队失去首领自然不攻自破。

朱棣接受了部下的计策，但是唯一的问题是如何将谢贵、张昺二人毫无防备的骗入府中。

此时，罹患疯病许久的燕王朱棣突然痊愈了，燕王府的官员都来庆贺，燕王又派人请谢贵、张昺二人一起进府庆祝，同时在府中埋伏武士。然而谢贵、张昺倒也没有那么简单，一口拒绝了朱棣的邀请。

谢、张率领军队已经包围了燕王府长达一个月之久，此时北平城内又效忠于南京的当地军政长官统帅的军队有北平的七个卫所军，近四万人，同时还有数量不少的屯田军。而燕王在名义上只有担任王府护卫的三卫兵马可以调动，也不过一万五千人。而且由于谢、张二人已经掌握了主动权，王府中其实只有燕王府护卫指挥张玉、朱能等统帅的八百人。显然如果没有意外的出现，谢、张只要坚持围困下去，最后燕王朱棣将不得不屈服，即使他起兵反叛，效忠朱允炆的军队也能以压倒性地兵力攻破燕王府。

因此，无论如何，占据优势的谢、张二人是不会放弃围困以身犯险，进入燕王府给朱棣提供机会的。如果是这样下去，中国近五百年的历史都得重新改写，但是之后形势的走向则有些匪夷所思。

《明史纪事本末》记载，“燕王先伏壮士左右及端礼门内，遣人召贵、暠，不来。复遣官属内官，以所就逮名往，乃至，卫士甚众，及门，门者呵止之。贵、暠入……护卫军皆怒，前擒贵、暠。”(《明史纪事本末〃卷十六〃燕王起兵》)

我节选的这段文字中省略的部分大致意思是朱棣将谢贵、张暠与卫士隔绝，骗入宫中，请二人吃瓜，边吃边骂皇帝建文帝迫害亲族，然后摔瓜为号，让府中卫士捉住谢贵、张暠。后来的进展则相对顺利，失去首领的北平军队一哄而散，勉强集结的部将们也被燕王的军队杀散，剩余的军队都被被朱棣控制，在北平站稳了脚跟的朱棣自此拉开了南北内战的序幕。

真正关键且充满风险的步骤是如何请谢、张二人入瓮。完成这一使命的是个王府内官，也就是说将朱棣起事成败系于一身的是个宦官。根据谷应泰在《明史纪事本末》中的记载，他是以朱棣已经主动捕缚了中央政府要捉拿的燕王府官员，请谢、张二人去验收移交为理由，诱使二人入府。从使命本身来看，这位没有留下姓名的王府宦官与代表建文帝前往各地藩王府邸传达削藩诏书的同行们没有任何区别，都是在作为皇帝或者王爷的私人代表传达旨意，然而这名燕王府的宦官在行使本职之外，还有一层更深远的意义，因为他的使命其成功不决定于他的使命派遣者和当前的形势，而是决定于他自己的表现。

这是明朝官方记载的历史中，宦官第一次在自己的职责范围因为自己的行为和履职情况会对政治进程产生巨大的影响。当然，此时的宦官仍然只是政治活动中的当事人，而不是决定者，群体宦官的政治能量要等到永乐时期才会在军事和外交等领域全面爆发，而个体宦官的政治能量的第一高峰则出现在半个世纪之后的土木堡。

无论从何种角度来说，这名宦官都极其成功地履行了自己的使命，考虑到燕王府和北平军政当局力量对比的悬殊，再考虑到朱棣已经进行过一次失败的诱进，而且朱棣广为人知的城府心机和谋反意图也让其自愿捕缚官属的行为显得不那么可信。但无论如何，这位无名宦官成功地让北平的军政长官们忽略了所有的疑点，甚至如幼稚孩童般愿意把随行的军人留在端礼门外，孤身和朱棣他们安坐在内堂吃瓜。

可惜这段传奇的详细经历如同很多宦官的生平言行一样都没有被记载下来，而当事人中的另一方谢贵、张暠又被朱棣很快处决，我们已经无法了解这一影响深远的游说其中的详情。

但是这并不是宦官群体在明朝靖难之役中的昙花一现，实际上在朱棣起兵之后，他发现了自己有一个足以导致整个夺取帝位事业覆灭的缺陷，而这个缺陷也是让后来宁王朱宸濠、安化王朱寘鐇的叛乱，甚至是汉王朱高煦叛乱最终走向失败的关键因素。这就是军政人才的缺乏。

由于北平的军政当局都效忠建文帝，此时的朱棣仅仅是以燕王一府之力对抗整个国家。而当时燕王府内也不是铁板一块，燕王府中文武官员的领袖，长史葛诚和护卫指挥卢振都不支持叛乱，并因为担任北平官军内应为朱棣所杀死。此外还有王府伴读余逢辰等也因为劝谏朱棣不要起兵而被杀害。

此时朱棣府中可以堪为使用的只有僧人道衍(姚广孝)，和道衍推荐的袁珙，金忠等人，袁珙是相士，金忠是卜者。《明史·列传第三十三》指出了朱棣的困境，“帝在藩邸，所接皆武人，独道衍定策起兵。”当然，奇谋良策决胜千里的奇才有一人足矣，道衍一人就胜过建文帝的满朝文武。但是朱棣更大的困境则是缺乏领军作战的高级将领。

建文帝一方可谓将星云集人才济济，最早领军平燕的统帅是长兴侯耿炳文，耿是随朱元璋起兵建国的元功宿将，其麾下平安、何福、顾成都是朱元璋时期的宿将，履立边功，都督甯忠，都指挥使盛庸，潘忠等将领也是长期统军的重将。开国元勋安陆侯吴复之子吴杰、江阴侯吴良之子吴高，后来接替耿炳文的李景隆虽然被证明是才不堪用的庸才，但是在当时也头顶开国第三功臣岐阳王李文忠之子的光环。

反观朱棣一方，在后来议靖难之功所封的爵位者中，朱棣起兵之初就跟随的将领，绝大部分来自燕王府的燕山中、左、右三护卫。

朱棣麾下第一将张玉，曾任北元枢密院知院，虽然归顺明朝之后也履立战功，但因为降明太晚，而且是孤身来降没有献上部属财物，所以朱棣起兵时只是燕山左护卫佥事。

张玉在东昌之战阵亡后，顶替他第一将之位的是朱能，是世袭的燕山护卫副千户，比张玉的官职还要低两级。而朱棣所评的奉天靖难第一功臣邱福，起兵时则是燕山中护卫千户。

而朱棣起兵初期的主要将领中，孟善是燕山中护卫千户，徐祥、谭渊是燕山右护卫副千户，王聪、蒙古人火真、陈珪都是燕山中护卫百户，王真、张武是燕山右护卫百户，李濬燕山左护卫副千户，陈贤燕山右护卫指挥佥事、张兴燕山左护卫指挥佥事、陈志，燕山中护卫指挥佥事，王友，燕山护卫百户。薛斌(蒙古人)燕山右护卫指挥佥事。此外还有王府舍人薛贵(蒙古人)、王府纪善李贤(鞑靼人)等。

为朱棣最为倚重的唐云，可能是朱棣所拥有的唯一的高级将领，他曾是燕山中护卫指挥。

明朝当时的兵制是卫所制，卫是最基本的能独立行动的军事单位，每卫五千六百人，卫的最高将领是指挥使，次级军官有指挥同知、指挥佥事，每千人设千户为军官，百人设百户。而在卫之上还有都司级的军事机构，都司可以指挥特定地域或者承担特定任务的多个卫。

可以这样说，朱棣手下的将领绝大多数在起兵时还都是军中的中下级军官，如果将总数一万五千人的燕山三卫比作现代军制中人数相近，且能承担的作战职能也比较类似的师级单位的话，朱棣所依赖和擢升的高级将领都是些团长、营长，唯一的唐云也不过相当于一个副师长。而朱允炆一方的都指挥使则都是军级的将领，并且绝大多数都有实际作战的经验，再

考虑到朱棣军中许多人还是世袭和蒙古归顺的将领，所以我们并不奇怪朱棣在整个靖难之役几乎亲自组织和参与了每一场战役。

将领的缺乏让朱棣几乎是放手一搏地大胆启用出身不限的将领，不论是出身行伍之间或者建文降将都得到启用，甚至孙岩这样已经致仕的退役老将都被请出再战，在这种背景之下，朱棣任用宦官领军也是自然而然的举动。如著名的三宝太监郑和就是崛起在靖难之役中，但是真正的靖难第一宦官将军，当属狗儿。

狗儿是番名，朱棣军中有大量的蒙古人为其效力，由于蒙古人姓名习惯和汉人不同，对于汉人来说难以记忆和区分，所以很多蒙古人投奔明朝之后都会改用汉名。如北元平章把都帖木儿在永乐三年率部属投奔明朝后，被皇帝赐姓名吴允诚，“永乐三年，与其党伦都儿灰率妻子及部落五千、马驮万六千，因宋晟来归。帝以蒙古人多同名，当赐姓别之。尚书刘俊请如洪武故事，编为勘合。允诚得赐姓名，授右军都督佥事。伦都儿灰亦赐姓名柴秉诚，授后军都督佥事。”(《明史·列传第四十四》)

朱棣起兵时许多蒙古将领的汉名都是当初归顺时由朱元璋赐予的，如北元工部尚书丑驴，归降后被赐姓名李贤。其中绝大多数是赐姓。薛斌，本名脱欢，因其父被朱元璋赐姓薛，滕定，其父瓒住归降后被朱元璋赐姓滕。也有被赐名的蒙古人，如薛斌之子寿童，被仁宗皇帝赐名绶。还有蒙古人为了融入汉人社会而自行更名的，如元辽阳行省右丞之子买驴，更名为吴成，阿鲁哥失里更名为金顺。但绝大多数被赐姓名或者更名的蒙古人，以及其他异族人都是部族领袖或者在明朝立下大功者，即使是他们也仍然会保留自己的蒙古名，这些蒙古姓名也会出现在历史记录中，给后人的研究带来很多麻烦。

如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曾历数朱棣在靖难之役中先后乘坐的八匹军马，几乎每匹战马在恶战中都会身中箭矢，而每次拔箭者都是朱棣军中的蒙古军官：

“今上丙子，出内府旧藏文皇靖难时所乘四骏图，命辅臣张居正等恭题。其一曰龙驹，郑村坝大战，胸膛着一箭，都指挥丑丑拔箭;其二曰赤免，白沟河大战，胸膛着一箭，都指挥亚失帖木拔箭;三曰枣骝，小河大战，胸膛一箭，后两曲池一箭，安顺侯脱火赤拔箭;四曰黄马，灵璧县大战，后曲池着一箭，指挥鸡儿拔箭。以上拔箭四人俱夷名，自郑村坝、白河沟之后，又有马曰乌兔，东昌府县大战中箭，都督童信拔箭;曰飞兔，夹河大战中箭，都指挥猫儿拔箭;曰飞黄，栾城县大战中箭，都督麻子帖木儿拔箭;曰银褐，宿州大战中箭，都督亦赖冷蛮拔箭。此后遂战于灵璧县矣。盖文皇靖难，每战必身先士卒，御马皆伤。”(《万历野获编〃卷一〃先朝四骏》)

这里所说的都指挥丑丑、都指挥亚失帖木、安顺侯脱火赤、指挥鸡儿、都督童信、都指挥猫儿、都督麻子帖木儿、都督亦赖冷蛮，除了安顺侯脱火赤就是前文提到的以燕王府舍人

身份跟随朱棣起兵的薛贵，其他人都没有在留下太多的背景资料。而鸡儿、猫儿这样的在汉人称呼中明显带有轻蔑和非正式的姓名，也从侧面反映出这些蒙古将领出身的卑微。

如同丑丑他们一样，狗儿的出身和经历也不详，而作为燕王府的蒙古籍宦官，他要么是前朝的遗民，要么是明朝在历次对蒙古的战争中捕获的战俘。以他的年龄尚可以在靖难之役中领军厮杀来看，以后者的可能性最大。

狗儿在历史记载中的初次登场是在白沟河之战。南军统帅李景隆率军六十万列阵于白沟河迎击朱棣的北军。尚在双方相互的试探性进攻中，南军猛将平安、瞿能就给北军造成了巨大的伤亡，逼迫北军不断退去。关键时刻，宦官狗儿率军阻击南军于白沟河北岸，等到朱棣亲自率军夹击南军，将南军击退，生擒南军都指挥使何清，避免了北军的全面溃败。《明史纪事本末》记载：“燕有内官狗儿者，亦敢勇，率千户华聚力战河北岸。百户谷允入阵，得级七，王亲率兵夹击，杀数千人，都指挥何清被执。”(《明史纪事本末·卷十六·燕王起兵》) 白沟河之战是北军击败南军取得战略优势和主动权的关键战役。值得关注的是，狗儿在此战中并不是一逞匹夫之勇，而是率领千户华聚、百户谷允等将领迎敌，而且他出击的战术意图是为燕王朱棣的夹击创造机会。无论是从独立率军配合主帅进击，还是可以统帅千户级的将官出战都可以看出宦官狗儿此时在军中的地位远在一般将领之上。

在建文二年四月的白沟河之战后，狗儿相当长一段时间没有出现在《明史纪事本末》的叙述中。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一年十月，北军被盛庸率领的南军击败于东昌的战役中，朱棣孤身殿后被南军追击，脱身五门之际，幸亏次子朱高煦带领指挥华聚等赶到，击退了追兵得以逃脱。在白沟河中受狗儿指挥的千户华聚已经晋升为指挥。

狗儿的再次出场是在建文四年的淮上之战中，南军主将盛庸驻军淮上，占据北军南下的必经之路。朱棣强攻不能，所以设计突袭，而负责带领突击队的将领之一就有狗儿。

“潜遣丘福、朱能、狗儿等将骁勇数百，西行二十里，以小舟潜济，南军不之觉也。及渐近营举炮，南军骇愕，福等前奔之，南军弃甲走。”(《明史纪事本末·卷十六·燕王起兵》)领军的三人中，丘福是后来评议的靖难第一功臣，朱能是张玉之后的北军第一将，能与此二人并列，可见狗儿在朱棣心中已经是麾下第一等的宿将。

而可以佐证这一印象的则是狗儿在随后渡江之战的表现，“六月癸丑朔，燕王命都指挥吴庸集高邮、通、泰船于瓜州，命内官狗儿领都指挥华聚为前哨。兵至浦子口，盛庸诸将逆战，败之。”(《明史纪事本末·卷十六·燕王起兵》)狗儿的麾下是已经升任都指挥的华聚，狗儿率领华聚等将领统军在长江北岸的渡口要地浦子口击败了南军名将盛庸。当以战功和军中地位而言，狗儿其实不在张武、陈珪、郑亨、火真等十三位封侯者之下，甚至可以位列邱福、朱能、谭渊等册封国公的一等功臣之列。

纵使朱棣自靖难之役起对宦官百般重用，早已经突破了后世所认为存在的朱元璋对宦官使用的禁忌，但是禁忌中有一点朱棣仍然恪守着，既朱元璋在《皇明祖训》中注明的，“(宦官)不得兼外臣文武衔，不得御外臣官服，官无过四品”。所以，狗儿最终没有出现在朱棣对靖难功臣的封赏名单中，郑和率领水师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远航，对其的表彰也不过是加封内使监太监而已，所以明朝的宦官们即使如何威风跋扈，也不及唐朝李辅国死后追赠太傅，仇士良追赠扬州大都督等风光场面，计较起来，李辅国、仇士良都是在宫廷的政治斗争中发迹，论起对社稷的实际贡献远不及狗儿、郑和等人。

宦官的任职始终不能冲破内廷体系也是明朝政治的一个特征，这也决定了无论内廷在职能和机构上如何扩大，宦官集团始终被朝廷主流的文官集团压制着，内廷和外廷相互独立没有交叉的现象是我们理解明朝宦官政治的重要前提。

我们习惯性的因为狗儿等宦官在靖难之役中出众的表现而将明朝宦官政治的肇始归结于朱棣在内战中对宦官的滥用，当然朱棣其一生对任用宦官的热衷人尽皆知，如果将这种偏好与他人生的第一次巅峰相联系也没有任何不妥。但如果我们坚持秉持这个观点，就很容易忽略历史记载中关于建文帝一方失败原因的相关阐述。

建文帝失败的原因有着各种复杂而详尽的解释，不过在其通往失败的道路上，两次发生在关键时刻的背叛无疑加剧了失败的进程。一次是在燕王朱棣的军队围攻南京城时，驻守金川门的前任大都督李隆基和宗室谷王朱橞开门投敌，而相比这大势已去中对覆巢的倒戈一击，在建文三年，南北尚处于相持阶段，建文帝宫中宦官的告密通敌则给与了中央政府致命一击。“时燕王起兵三年，所得止永平、大宁、保定，旋得旋弃，战死者甚多。南军分布颇盛，时时告捷，廷议多谓燕出没劳苦，军少不足虑。帝又御内臣甚严，皆怨望，遂密谋戴燕王，告以金陵空虚，宜乘间疾进。”(《明史纪事本末·卷十六·燕王起兵》)

译文如下：此时，燕王朱棣已经与中央政府进行了长达三年的战争，但是占领的地方仅有永平、大宁和保定，其他的地方虽然攻占下来但是很快就会放弃，军人战死者也很多。而南军占据的地域广泛，人数众多，又经常取得对燕王军队作战的胜利，所以朝廷中都说燕军每一战都要付出极大的辛劳，而且军队人数又少，根本不值得担忧。建文帝管理宦官十分严格，宦官对他都心生不满，所以都暗自商量拥戴燕王，向燕王泄漏南京防守空虚的消息，希望燕王乘着朝廷兵力的分散快速进军，直捣南京。

而《明史》中也有南京宦官献计的描述，大致意思与《明史纪事本末》中的记载相差无几，不过点明了宦官的身份，“中官被黜者来奔，具言京师空虚可取状。”(《明史·本纪第五·成祖一》)由被建文帝罢黜的宦官前来投奔朱棣，并带来了南京防务空虚的消息。

不过这则消息的重要性往往被世人高估，如果我们将宦官的背叛视为建文帝及其政府被推翻的直接原因，则未免夸大了留言的作用。南北双方在无谓的地方进行了长达三年的反复争夺而对眼前直接的漏洞视而不见，显然轻视朱棣和朱允炆两人及其幕僚们的智力水平。

造成当时金陵守备空虚的原因不是布置上的失当，而是在告密发生的前两个月，朱棣率军歼灭了大同守将房昭和辽东守将杨文所统帅的南军有生力量，解除了南军在其根据地东西两侧的威胁。

而此时南军将领梅殷还陈兵在南下之路的要冲淮安，号称有四十万之众，全力抗拒燕兵。即使是燕王朱棣决定率军南下直捣金陵后，还在徐州、淝河、大店数场恶战，在北坂之战中朱棣几乎被南军将领平安伤及，幸亏被归顺的异族将领王骐救出，而在齐眉山之战后北军将领甚至心生懈怠厌战之心。直到在灵璧之战后全歼南军在长江以北的精锐才真正达到了金陵防务空虚的效果，而此时建文帝则派遣大臣前往各地募兵勤王。即使如此，燕王军中仍然有向西南取凤阳和回师东北攻淮安的议论，最后由朱棣确定直取扬州、金陵。

即使如后来形势所进展的北军在攻占南京的过程中并没有遭遇太大的抵抗，也是因为南军江防都督佥事陈瑄率领长江水师叛变投奔朱棣，放弃长江天险之守，以及谷王朱橞、李景隆等人在金川门的开门应纳才让朱棣的进军显得相对顺利。

总而言之，前建文帝宫中宦官的告密，对靖难之役的大局并没有产生出决定性的影响，而这件事更值得关注的则是这个或者这些转投朱棣行为本身中，促使其立场发生变更的缘由。

建文帝朱允炆享国时短，政治活动主要围绕削藩和靖难开展，同时明朝初期也不是宦官政治活跃的时代。所以史料中对建文年间宦官活动的记载并不多，《明史·恭闵帝本纪》中涉及到宦官活动的仅有两处，第一处是“建文元年二月，……更定内外大小官制。”(《明史·本纪第四·恭闵帝》)这次官制更定是建文帝根据幕僚方孝孺的建议，按照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典籍《周官》中的记载，更易了朱元璋时代所确定的明朝官员制度。朱棣评价这次官制改革是“坏祖宗法，乱政经”(《明史纪事本末·卷十六·燕王起兵》)，在靖难之役后全部废除，恢复朱元璋时期的旧制。总体来说，这一次官制改革对内廷的影响并不大，成熟的内廷机构作为大一统帝国的创造，在产生于封疆建国的上古时代的政治典籍中并没有留下具有可操作性的记载。

《明史》关于建文帝时期宦官活动的第二处是“建文三年十二月，诏中官奉使侵暴吏民者，所在有司系治。”(《明史·本纪第四·恭闵帝》)建文帝下诏允许各地官员自行惩治在治地行为不端的宦官，即使这些宦官是奉皇帝的使命前往当地公干。这一条针对宦官的律令比较符合之前叙述中建文帝御内甚严的记述。在明朝的绝大多数时候中，针对恶行宦官的处置是必须交由皇帝或者高级宦官决定，宦官集团是独立于明朝主体律法之外的单位。显然建文帝的这条律令剥夺了宦官们的独立法权，允许对他们并无好感的文官集团管束其行为无疑是一条苛刻的诏令。

值得关注的是，这条诏令的发布时间是在建文三年的十二月，而在几乎同一时间但稍前的十一月底，发生了被罢黜的宦官投奔燕王的事件。两者在时间上的接近很难让人不对其中的联系产生质疑。从时间逻辑上说，很可能是因为一起宦官叛逃事件的发生促使建文帝要严格约束宦官的活动。建文帝下令约束宦官的活动作为对宦官集团忠诚度动摇的回应，起码说明了宦官们在这一时期的活动已经超出了朱元璋时代卑微仆从身份的定位。不过这种理解至少有两个疑点，首先是建文帝没有对个别宦官叛逃所暴露出的整个宦官集团的忠诚度加以怀疑，仅仅是要求各地政府严格管控宦官的行为，而不是召回这些在外地公干的宦官;其次就是这名宦官的地位或者其泄露的消息是否重要到需要建文帝对全国所有的宦官做出严厉的约束。

如果不能解答这几个疑问的话，我们可以从因果联系上倒置思考，是否是因为这名宦官其本身在某地不法行为过于恶劣，招致了建文帝要严格约束所有宦官，而他本人为了逃避责罚而叛逃至北平燕王朱棣处。毕竟《明史》说他是因罪被罢黜的宦官，而明朝对宦官的刑罚并没有罢黜一说，要么处以极刑，要么处以流放充配。即使是小过失也有更鼓房这样宫中安置有罪宦官的处所。这里的罢黜更像是朝廷对其为逃避罪责而叛逃后的一种说辞。这名宦官的具体罪行已经无从可知，不过这个严重到促使朝廷下令地方政府干预和惩治皇帝的私人代表，并且让一向享有司法豁免的宦官仓惶叛逃的罪行，显然也不是朱元璋时代宦官的活动所能导致的结果。

无论从何种角度出发，我们都能确定，建文帝时期宦官活动已经超越了朱元璋时期的仆从本分，提及对宦官的信任朱允炆丝毫不逊色于他的喜爱任用宦官的叔父朱棣。而不同的是，朱棣这一时期还是依赖精英宦官的表现，而朱允炆已经允许身边的宦官广泛的活跃在帝国的各个角落。然而可能在这一时期宦官刚从朱元璋时期的严格管束中脱身，还没有体会到纵权的乐趣，同时当时的国家还处在战争状态中，也没有条件供宦官们如后世般将官威凌架在文官之上，激起掌握舆论话语权的文官们的不满而留下对他们恶行的记录，因而最终只有一位叛逃的宦官因为提供了南京防备空虚这一介乎机密和常识之间的情报而被历史所记录，为我们在建文帝时期宦官活动记录的一片模糊中留下了一点线索。

无论建文帝将其私人的宦官集团发挥到了何种地步，我们最低限度的共识就是他并非如后世所认为的那样因为严酷地压制宦官的活动而遭到了他们的背叛。甚至建文帝的在内廷中的拥戴和威望并不低于他对外廷的影响，虽然我们已经没有办法确定宦官们对他的好感是基于建文帝朱允炆本人的人格魅力，还是对他允许他们在宫廷以外的政治领域活动的报答。当朱棣率军进入南京后，建文帝的政府班底仅有二十九人遭到了通缉，虽然他们及其家人被朱棣残酷的杀害和处置，但是如夏元吉等在建文帝时期就被重用的官员继续得到朱棣的信赖。与之相对的则是朱棣对建文帝内廷的无情清洗。这次清洗并不针对建文帝的家人，仅仅是对

女官和宦官的杀戮，《明史纪事本末·卷十六·燕王起兵》记载，朱棣命部下“清宫三日，诸宫人、女官、内官多诛死，惟得罪于建文者乃得留。”清宫三日和多诛死已经说明了绝大多数的宦官都被作为建文帝的同党而杀害，而朱棣并不是对宦官本身存有恶感，这从他保留了对建文帝不满的个别宦官可以看出。至于朱棣为何对建文帝的内廷如同他对建文帝心腹重臣齐泰、黄子澄等人一般深恶痛绝，是否是因为内廷作为建文帝的代理在靖难之役中为南军和中央政府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对于这一切我们只能猜测，真相如何已经无从考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