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西哥金融危机

墨西哥金融危机

一、案例介绍

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墨西哥当局放宽了对外资进入的限制，全面开放金融证券市场，外资大量涌进墨西哥，至1994年达730亿美元，但其中70% ～80%属于有价证券投资。由于金融投资的特点是追逐高额利润，缺乏稳定性，具有很强的投机性，一有风吹草动，就会瞬间抽走，转移他国。1994年西方经济开始复苏，利率随之上扬，加上墨西哥政局不稳，一些外国投资者便开始大量抽走资金，结果造成外国资金大量外流，在这种情况下，墨西哥政府不得不动用国际储备干预外汇市场。当1994年12月1日，墨西哥新总统塞迪略就职时，外汇储备所剩无几，已无法维持本国经济的正常运转。因此，墨西哥当局决定通过比索一次性适度贬值来促进出口，减少进口，阻止资金外流，稳定外汇市场，并于1994年12月19日深夜突然宣布比索贬值15%。在国内外金融界事先对此一无所知的情况下，这一消息引起了社会极大的恐慌，人们纷纷抢购美元，比索汇率急剧下降。中央银行一天之内抛售几十亿美元，仍无法抑制比索汇价跌势，金融市场出现混乱。次日政府又宣布中央银行不再干预外汇市场，比索与美元实行汇率自由浮动，结果不可收拾。

12月2日外汇市场收盘时1美元兑换3.987比索，跌到12月27日的1美元兑换5.75比索，1995年3月9日，美元兑换比索已跌破1：8.9。比索大幅度贬值导致股市行情狂跌。12月20日一天之内墨西哥股票交易所的收盘价下跌6.26%，至1995年1月10日,股票市场价格按美元计算下跌50%。外国资本纷纷外逃，国际储备大量流失，由1994年11月的170亿美元陡然下降到1995年1月6日的55.46亿美元，月余时间减少100多亿美元。因比索贬值与物价上涨互相攀升，市场商品价格大幅度上涨，银行利率不断上场，大批企业陷入资金困难。1995年1月上旬，全国加工工业协会的8万家企业中的2万余家因资金困难陷入瘫痪。一些靠进口零件进行生产的工厂，由于比索贬值引起成本上升而被迫停产，造成职工大批失业。通货膨胀与失业扩大并存把大批低收入居民推向极端贫困之中，金融危机演变成了全面的经济危机。

墨西哥这次金融危机造成的后果不亚于80年代债务危机所带来的灾难。第一，国家外汇储备由1993年底的234亿美元猛降到1995年1月初的55.46亿美元,对外支付能力严重下降.第二,国库告急.墨政府发行的280亿美元的短期债券中的40%为外国投资者持有,货币危机发生后,外国投资者大量抛售这种短期债券，使墨财政陷入困境。第三，外债负担加重。1995年底，墨西哥外债余额高达1009亿美元，比1994年增加18.1%,外债余额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从1994年年32.7%上升到1995年40.7%。第四，资本外逃。动荡不安的金融局势，令国内外经济界人士对墨西哥经济形势失望，外商纷纷停止对墨西哥的投资或抽逃已投入的资金。至1995年5月，墨西哥固定收益的有价证券市场上的外资从危机前的211亿美元下降降到122.2亿美元，股市上的外资从344亿美元下降到219.5亿美元。全年私人投资减少29.5%，公共投资减少8.7%。第五，经济增长速度下降。为了实行紧急经济计划，墨西哥政府紧缩信贷，提高利率。危机初期，银行利率平均每天上扬15%～20%，企业承受着资金不足和成本提高的双重压力，生产全面下降，全年国内生产总值下降7%。

1996年6月墨财政部一份报告宣布，这场危机使国家付出了420亿美元的代价。第六，加剧社会矛盾。由于墨西哥在商品供应方面严重依赖进口，比索的贬值使全年通货膨胀率高达50%，比1994年上升44个百分点。工薪阶层的收入多数下降60%，失业率创造了记录，35%的人生活陷入极端贫困，从而进一步加剧了经济、社会的不稳定性。第七，经济上的主权和独立受到削弱。美国历来把墨西哥视作自己的后院，墨是其刻意树立的发展中国家实行贸易自由化的样板，美、墨之间有着特殊的政治经济利益。为了帮助墨西哥渡过难关，美国政府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金融机构提供了500多亿美元贷款，支持墨西哥的稳定计划。但这些贷款是有条件的，有的条件还相当苛刻。包括墨西哥以石油出口收入作为担保，并

接受美国提出的出售国有铁路系统和提高利率，紧缩银根等衰退性调整方案。

墨西哥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也产生冲击作用。由于阿根廷、巴西、智利等其他拉美国家经济结构与墨西哥相似，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债务沉重、贸易逆差、币值高估等经济问题，墨西哥金融危机爆发首当其冲受影响的是这些国家。由于外国投资者害怕墨西哥金融危机扩展到全拉美国家，纷纷抛售这些国家的股票，引发拉美股市猛跌。在墨货币危机发生的当天，拉美国家的股票指数同墨股票指数一起下滑。其中巴西股票指数下降11.8%，阿根廷下降5.0%，智利下降3.4%。1995年1月10日股价指数与1月初相比，巴西圣保罗和里约热内卢的证券交易所分别下跌9.8%和9.1%，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证券交易所下跌15%，秘鲁利马证券交易所下跌8.42%，智利证券交易所下跌3.8%。同时拉美国家发行的各种债券价格也出现暴跌。在股市暴跌中，投资者从阿根廷抽走资金16亿美元，从巴西抽走资金12.26亿美元，相当于外资在巴西投资总额的10%，整个拉美证券市场损失89亿美元。

受墨西哥金融危机影响，1995年1月欧洲股市指数下跌1%，远东指数下跌6.5%，世界股市指数下降1.7%。作为墨西哥邻国的美国受到巨大冲击，美国在墨的200亿美元股票就损失了70亿美元，加上比索贬值，损失近100亿美元。

二、原因分析

（一）对外资管理不力是墨西哥金融危机爆发的重要原因之一。在拉丁美洲，墨西哥按其领土面积和人口属第三大国，在1968--1988年间，有4届总统因经济危机而倒台。1988年卡洛斯·萨利纳斯总统上台执政，为刺激经济的增长，加速了国有资产的私有化进程，而私有化的实施需要大量的资金，为此墨政府放宽了对外资进入的限制。但是在大量引进外资的同时，没有对外资加以正确引导和管理，埋下了危机的隐患。隐患之一，引进外资规模失控。多年来墨西哥当局没有立足于内部资金积累和增加本国投资比重，而是把本国的经济发展维系在外国资本上，这样，就使本国经济对外资的依赖性过大，造成了墨西哥经济发展的脆弱性。如1989年，墨西哥吸引的外资仅为10亿美元，而1990年猛增到84亿美元，至1994年底共引进外资730亿美元，而本国的储蓄率仅13.7%，私人储蓄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从1988年的18.8%降至1994年的9.15%，低于工业发达国家，更低于一般发展中国家。

（二）贸易自由化进程过快是墨西哥金融危机爆发的重要原因之二。1988年墨西哥政府实行进口开放政策，取消了外汇管制和进口限制，到1994年平均关税已低于10%，致使消费品和奢侈品的进口急剧增加，而资本品和原材料在进口中所占的比重不断下降，贸易逆差逐步增加。1988年贸易逆差38亿美元，1992年和1993年分别为238亿和234亿美元，1994年高达295亿美元。贸易逆差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急剧上升，从1988年的2.2%上升到1994年的8%，进口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也大幅度上升，从1987年的9.4%上升到1994年的31%。墨西哥外贸逆差迅速扩大的主要原因是它过快地实行贸易自由化政策。1994年1月1日，北美自由贸易区正式启动，墨西哥国内市场完全对美、加开放。墨西哥早先指望北美自由贸易区给自己带来好处，如扩大对美出口，增加就业，获得资金和技术等，使其快速跨入发达国家的行列。

其实美国对建立自由贸易区另有所图，一方面看中了墨西哥廉价劳动力和市场，另一方面想通过建立一个北起阿拉斯加南至火地岛的自由贸易区来控制西半球市场，以对付来自欧洲和日本的竞争。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生效后的1994年，美国对墨西哥出口近500亿美元，而从墨西哥进口不到300亿美元，美墨贸易额占墨西哥总贸易额的60%以上，当年墨西哥的295亿美元的贸易逆差大部分来自美国，与富邻居的自由贸易给墨西哥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贸易危机。看来墨西哥按美国法则加入自由贸易区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所预言的自由贸易的工业多样化局面根本没有出现，反而给墨西哥带来了巨额的贸易赤字，经济结构更加不合理，国内市场有相当部分丢失，抑制了本国生产，一些被迫参与竞争的中小企业频临破产，第一产业长期处于停滞甚至倒退的状态。

实际上，墨西哥的发达程度尚不如韩国、马来西来和阿根廷等发展中国家，与经济发展水平高得多的美国、加拿大相比更处于不平等竞争的地位，就如同不同重量级的举重选手参加同等级别的举重比赛。墨西哥家业落后，也无像样的技术先进的支柱产业，无法与美加竞争。它不顾自身经济能力，过快过份开放市场，最终导致国际收支逆差逐年扩大，外汇储备一降再降，动摇国内外投资者的信心，引发金融危机。

当代世界经济发展的事实证明，一个国家要加快自己的经济发展，推进贸易自由化是一个正确的政策选择，但它应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战后发达国家平均关税水平从40%以上降到目前的4%左右，用了近50年的时间，在此过程中，它们是随着本国产业的逐渐成熟和竞争能力的不断增强，逐步降低关税和开放市场的。发达国家尚且如此，发展中国家何能一蹴而就？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要想实行自由贸易，必须考虑到本国的国情，根据自身的经济发展水平，市场成熟程度、出口产品的竞争力等情况，逐步放宽对进出口贸易的限制，否则，国门大开，必然带来一系更严重的后果。墨西哥金融危机的事实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隐患之二引资结构不合理，国际投机资本大量进入。在引进的巨额资本之中，有价证券的投资占70%-80%，而直接投资仅占20%左右。1993年引进外资333亿美元，证券投资达284亿美元，占85%。直接投资约50亿美元，占15%。而且在引进的外资中，美国互助基金一类的短期投资比重很大。这种资金虽较易获得，但其投机性大，较难形成长期资本。一旦出现投资信心问题，就会立即转移，1994年西方经济复苏，利率随之上扬，加上墨西哥政局动荡，一些外国投资者便开始抽走资金，结果造成180亿美元外国资金流出，从而引发了危机。危机爆发后，至1995年5月，墨西哥证券市场资金又净流出170多亿美元，1995年全年净流出200多亿美元。隐患之三，外资使用效益差。外来资金主要用于弥补财政赤字和非生产性社会项目开支，相当一部分还用于进口高档的外国消费品，用于生产性投资和扶植国内企业发展的占少数，1994年50%的企业由于资金不足和外来竞争而破产，69%的上市企业无清偿能力。

（三）金融调控不力是墨西金融危机曝发的重要原因之三。墨西哥在1994年下半年相当彻底开放了金融市场，外国金融机构,包括外国银行、证券公司和融资租赁公司等均可在墨开设分支机构。1994年底止，已批准外资金融机构58家，其中外资银行18家，金融集团5家，证券机构16家，保险公司12家，融资租赁公司1家。据统计，1992年底，8家主要外国金融机构拥有股票5525亿比索，占墨西哥金融市场股票总额的86.4%。墨证券市场在监管规则很不完善的情况下，由于外资的大量参与而膨胀。从1990年底到1994年底，墨西哥股市的上市股票市值从几百亿美元上升到2000多亿美元，其中外国投资从40亿美元增加到344亿美元，增幅达835%。

墨西哥一方面过快地开放了金融市场，另一方面政府的金融宏观调控又很不及时，也不得力。由于墨西哥的巨额贸易赤字主要靠外资弥初，当外资停止流入甚至撤资时，政府就不得不动用外汇储备来填补亏空，因而造成外汇储备急剧减少。墨西哥90年代初实行比索对美元的固定汇率，而90年代前5年累计下来的通货膨胀达53%，外贸逆差1001亿美元，在外汇比价没有反映上述情况的条件下，比索贬值是必然的。1993年初墨西哥一些官员曾经提出为适应国际金融市场的变化，及早对比索实行20%的竞争性贬值，但任期将满的萨利纳斯总统出于竞选考虑，没有对汇率进行适时的调整，致使货币政策调整和汇制改革贻误了时机，给这场危机埋下了祸根。不仅如此，墨政府还靠消耗外汇储备强硬支撑比索，直至储备下降到危险水平，经济无法运转时，才被迫决定比索贬值和对美元汇价自由。

（四）把搞活经济的基点放在私有化上也是墨西哥危机爆发的重要原因之一。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认为：国有企业实行私有化，政府可以减少对经济效益不好的和亏损的企业的补贴，把节省下来的资金用于社会公共部门，调整失调的经济结构。同时，私有化还能够使企业资金来源多样化，吸收一大批国内外投资者参与企业的经营活动。因而极力主张发展中国家把私有化作为搞活本国经济的契机。墨西哥总统萨利纳斯信奉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他1988年上台以后，加速了国有财产私有化的进程，把私有化作为搞活企业，改善结构、摆脱经济困境的出路。1988年墨西哥拥有国有企业618家，5年后仅剩下258家。然

而，墨西哥私有化实践的结果并未出现新自由主义者描述的美好局面。相反，国有资产大量流失，国家经济实力和调控能力受到消弱；宏观经济结构没有得到根本改善，旧的失衡没有解决，新的失衡却已出现。主要表现在：由于在金融服务领域具有优势的外资大量进入，第三产业，特别是商业、服务业和金融业膨胀过快，并被外资所控制，据统计，到1992年，21个跨国金融集团及其所属76家企业的注册资产总额达6390亿比索，相当于墨西哥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63.8%；第一产业长期处于停滞甚至倒退状态，粮食产量不足，每年要用大量的外汇进口粮食，拖了经济发展的后腿；而第二产业，除了出口加工业发展相对较快外，基本上是处于低增长状态，传统工业特别是轻纺工业处境艰难，纷纷破产，1993年有5000家中小企业倒闭。相当一部分已私有化的企业经营管理差，效益低。据墨西哥官方统计，1994年墨西哥国内上市企业清偿能力下降幅度达87%；同时，约50%的小企业因资金不足而倒闭。这说明墨西哥经济十分脆弱，一环脱节，难免导致全面崩溃。

（五）社会分配不公和两极分化导致政局动荡是墨西哥金融危机爆发的重要原因。墨西哥在危机前6年的改革中，造就了24个被列入世界巨富名单中的超级富翁和4000万穷人（全国人口8400万）。这些富翁拥有的资产达220亿美元，平均每个拥有9亿多美元。这些富翁的财富，主要是在私有化过程中通过低价购买然后拍卖国有企业攫取的。在4000万穷人中，有1700万人处在贫困线以下，月收入低于140美元。另外，因中小企业破产和国有企业私有化以后大量裁员，失业人数越来越多，危机前公开失业人数达350万，半失业人数几乎占经济自立人口的一半。

再者，由于农业的持续衰退、政府对农业的补贴减少和外国农产品大量进口，造成数百万农民破产，并大批流入城市，使全国近1/4的人口聚集在首都墨西哥城。这一系列分配不公现象增加了人民群众的不满情绪，成为社会不安定的因素，直接后果是1994年1月恰帕斯州农民发动武装暴动。该州农民暴动未平，萨帕塔民族解放军又向政府宣战，封锁公路，攻占了38个城镇。1994年又发生了墨西哥执政党革命制度党的总统候选人科洛西奥和总书记鲁伊斯先后遇刺身亡事件。凡此种种动乱事件的发生，不仅破坏了社会安定，搞乱了社会政治、经济生活正常秩序，而且动摇了外国投资者对墨西哥经济前景的信心，他们纷纷把资金转移他处，造成墨西哥外汇资金大量外流使墨西哥当局不得不动用国际储备填补亏空。应该说，这是引发墨西哥金融危机的助燃剂。

又由于墨政府是在矛盾已经变得相当尖税的时候采取突然的一次性大幅度贬值的简单做法，广大民众、企业界和外国投资者对此毫无心理准备，结果比索一次性贬值不仅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反而引起了社会对比索的不信任，加速了危机的爆发。此外，由于萨利纳斯总统上台后面临的首要任务是治理通货膨胀，为此不得不保持较高的利率，以增加国内储蓄。同时，墨为了吸引外资以支持经济的发展，也被迫实行高利率政策。1990-1992年，墨国内的实际利率高达20%以上，1993年略有下降，但仍在13.6%左右。企业贷款利率实际比这还高。由于投资环境差，多数企业生产率低下，经济效益较差，产品在国内外市场缺乏竞争力；又由于企业无法承受高利息成本而无力归还银行贷款，造成银行坏帐问题严重；为了对外支付高利率，又导致国际收支恶化，货币贬值压力大，以至最终发生危机。这说明利率政策的不当也是墨西哥金融危机发生的一个促成因素。

三、启示

有人认为，我国加入WTO后，金融市场对外开放，游资大量进入可能发生墨西哥式的金融危机。这种担心缺乏根据。就上述促成墨西哥金融危机爆发的五个方面的社会经济条件来看，中国与墨西哥有很大差别。首先，就引进外资的情况看，虽然我国的引资规模很大。外债规模与墨西哥不相上下，在引资结构、外资使用效益等方面也存在不少问题，但在几个硬指标上，都大大的优于墨西哥。

一是我国一直坚持自力更生为主，引进外资为辅的指导方针，我国的储蓄率一直保持在40%左右的高水平，而且我国引进的投资主要用于生产建设性投资，不是用于搞超前消费。

二是我国引进的外资有70%左右是国际直接投资，只有30%左右是间接投资。我国外债余额80%以上为中长期外债，短期外债1997年仅占13.9%。

三是我国1997年偿债率为7.3%，负债率63.2%，外债率15.5%，均大大低于国际通行的警界线，更低于墨西哥当时的数值。其次，在推进贸易自由化方面，我国一直采取渐进的政策，逐步扩大市场准入。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中，没有接受西方大国对我国提出的不切实际的苛刻条件，而是在恰当地估计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竞争实力的基础上提出不同的减税幅度和时间表，从而保证我国出口创汇能力的不断增强。

第四，就开放金融市场的情况看，一方面我国积极推进金融市场对外开放，允许外国银行和其他外国金融机构来华开展金融活动，至今批准30多家外国银行从事人民币业务；改革了汇率体制，实行了单一的统一汇率，实现了人民币经常项目的可兑换；1996年1月统一的银行同业拆借系统开始运行，拆放利率随之产生，2000年10月又放开了外汇大额存款利率，利率市场化改革正在推进。

另一方面在开放金融市场的同时加强了金融宏观调控，我国开放金融不是采取一步到位的办法，而是采取积极试点，逐步开放的策略，金融市场的每一重大改革举措，都是先在局部地区和对部分外资银行试行，待取得经验后再加以推广。这说明我国在开放金融市场时，始终没有放松对金融的宏观管理。此外，我国目前较充足的外汇储备，也为我国抵御国际金融风暴的袭击提供了一道保护堤坝。第四，就搞活经济的基点来看，改革以来，我国自始至终把改革和发展的基点放在搞活国有企业上，并且在产权改革、转换经营机制方面取得进步，涌现了一大批先进企业业，尽管目前国有企业在前进中还存在不少困难，但我们坚持了公有制的主体地位，稳定了国民经济的大局，为经济的进一步改革开放提供了基础。第五，就社会政治稳定来看，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始终注意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防止收入分配不公和贫富悬殊现象发生，在实行让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先富起来的政策时，把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基本特点之一加以目标化、构建了改革开放的民众基础。

以上分析说明，目前我国不存在爆发墨西哥式的金融危机的社会经济条件，而且把墨西哥金融危机发生的原因仅仅归结为其金融市场开放、国际游资冲击，进而认为我国开放金融市场和推进金融市场国际化就会使国际投机资本大举进入，以致发生金融危机的看法，是十分肤浅的。

我国目前虽然没有发生墨西哥式的金融危机的社会经济条件，但也应该看到，国际游资已经开始进入，其对我国金融稳定的负面影响已经有所表现。因此，在推进金融市场国际化的过程中，我们应对国际投机资本的进入及其可能引发的麻烦引起高度重视并采取有效的对策，防患于未然。

（一）对资本项目的管制只能逐步放松，不能一步到位。

目前我国放松了经常项目收支的管制，对资本项目收支仍实行较严格的管制。但金融市场国际化与资本项目的管制放松是联系在一起的。没有资本项目管制的松动，金融市场国际化就难以前进，根据我国金融市场国际化的稳步推进方针，资本项目的管制也只能是逐步放松。在我国证券市场开放初期，我们仍需要取行政手段（如开征惩罚性税收、规定外资停留时间等）限制短期资本的过量流入，但在两种手段的搭配上、行政手段分量应逐渐减少，经济手段的使用应逐渐加强。即使到了我国证券市场基本开放阶段，资本项目管制手段也不能绝对放弃。这一点在新兴工业化国家概莫如此，即便是西方发达国家，在取消所有外汇管制的过程中，也不是一步到位的，而且一旦出现货币危机可能危及国内经济的情况，它们也毫不犹豫地操起资本项目管制的法宝。

（二）完善国际收支统计，建立对短期资本流出入监测体系

在现有外汇中，有多少是追求利差和汇差而进入我国的短期国际游资，有多少进入我国证券市场从事投机活动，应有一定的数据统计。在未来的外汇储备增长中，将有多少游资可能进入，也应作出预测。只有掌握这些情况，才能制定相应的对策。因此，必须完善国际收支统计，特别是对短期资本流出入的监测

和分析，以便在短期资本流量较大时采取相应的调控措施，来减少短期投机资本对我国金融、经济的冲击。

（三）保持人民币币值稳定：防止大起大落

一旦货币币值出现大的波动，国际投机资本就会大规模转移。因此，保证汇率稳定应作为一件大事来抓。主要防范措施是进一步完善外汇管理体制，健全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具体说，第一，改变中央银行在外汇市场中扮演的角色，使之成为外汇公开市场业务的主动操作者，而不是目前这种银行结售汇余额的被动吸纳者。目前中央银行可以把现行各外汇指定银行的外汇周转头寸改为弹性额度，使其发挥调控资本流动和汇率的作用。具体做法是中央银行确定各外汇银行最低的持汇额度及其上浮幅度，然后根据调控的需要来调整各外汇银行可持有的浮动额度，从而改变中央银行在外汇市场上的被动调控地位。当短期资本大量进入时，为抽紧银根，中央银行可以考虑扩大外汇指定银行的持汇额度，减少自身外币买人和人民币投放，从而既可以减少本币升值的压力，又可以通过增加外汇银行的外汇头寸持有量，使其本币头寸相应减少，达到紧缩国内信贷的目的。第二，逐步放开二级外汇市场。增加外汇交易方式，开办远期、掉期、回购交易业务，中央银行可以用这些办法来抵消短期资本流入对本币币值稳定的不利影响，同时也有利于商业银行分散外汇风险。例如，中央银行可以进行外汇掉期交易来消除短期资本流入导致外汇储备增加所产生的对币值稳定的不利影响。

在这种交易中，中央银行在公开市场上向国内外金融机构卖出即期外汇，同时买入远期外汇，以达到既保留外汇储备稳定本币币值，又可在一定时期内减轻货币供应压力的目的。中央银行还可以同商业银行安排回购交易。中央银行只是暂时将外汇的所有权在有限的时间内转移给商业银行，这些资产中央银行仍有权收回。在这种业务中，中央银行将即期外汇卖给了商业银行，使得后者在中央银行的存款减少，从而在安排回购的期间，商业银行的放款能力也被削弱了。这些手段能避免短期资本流入对国内货币市场进而对国内经济的冲击。第三，中央银行可考虑与有关国家协商签订央行间的互惠信贷协议。目前，美国与20多个国家签订有这样的协议。互惠信货协议完全是一种互惠互利的协议，它可大大加强中央银行在外汇市场的短期干预能力，是对付投机性资本流入外汇市场的有效手段。

（四）改善宏观金融调控体系

1. 确立对内对外兼顾的宏观调控目标。1994年1月汇率并轨改革之前，虽然我国已设立了大量外商投资企业，国内企业与国际市场的接触已频繁发生，但是我国本币市场体系与国际货币市场仍然基本上是隔绝的，因此，宏观调控是以对内平衡的单一目标为基点。然而1994年以来，情况已经大不相同，由于对进出口企业实行银行结售汇制度，中央银行干与外汇市场，汇率并轨并走向自由浮动，实行在经常项目下人民币可兑换，这些改革措施在相当程度上已把国内货币流通体系直接与国际货币市场联系在一起了。随着我国金融市场的国际化程度提高，这种联系会更加紧密。因此，作为宏观调控枢纽的金融体系必须把调控目标从单一的对内平衡转换为兼顾对内外两个平衡目标上来，才能适应开放型经济的发展，同时才能制定合理有效的政策来应付和处理国内外金融市场交叉融合所产生的问题。

2．加快货币供应调控机制的转变。过去，我国货币供应基本上是通过现金投放计划和信货规模计划从中央银行到专业银行，再由专业银行分配到全社会。这种货币供应调控机制是建立在银行体系封闭与现金投放渠道单一的基础上的。1994年以来，由于外资大量流入，中央银行被动地增加外汇储备，货币供应从中央银行到外汇持有者，再由外汇持有者流转到全社会的比重大大增加。当年中央银行基础货币供应结构发生改变，外汇占款在中央银行资产净增额的比重由1993年7%上升到1994年75.1%。这种变化意味着人民币投放渠道不仅增加了，而且从行政计划指标控制转变为市场取向调节。因此，中央银行应尽快从传统的直接货币供应调控机制转变为间接货币供应调控机制。首先，货币政策的中间目标，真正转变为货币供应量，将M1作为短期监测指标，M2作为中期监测指标，监测的重点应放在M2上。通过统筹考虑国内信货和国外净资产规模，及时控制货币供应量。其次，积极培育间接调控工具，如存款准备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