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学的美学之维_论叶广芩的生态文学创作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３８６３（２００８）０２－０００９－０４生态文学是以生态利益为最高价值尺度的文学，它从生态整体的视角看待人与自然的普遍联系，以文学和美学的角度表现和反思生态问题，体现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度理解。叶广芩的生态文学摆脱了将自然客观化的叙事方式，以动物生命尊严和道德伦理为表现的中心，把自然情感化，开辟出生态文学新的审美空间。在新的生态叙述话语下，以生态整体论的高度把人类置于生物的大环境加以内省，在与动物的平等的生存场域中审视人类精神的传承和迷失，反思人类发展的进步和遗憾，将中国的生态文学写作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一、生态视角的“动物叙事”生态文学是一种“危机写作”，体现人类发展与自然保护之间不和谐产生的后果。然而，不同于以往生态文学作品对自然客体化的分析，叶广芩的生态文学把动物主体化，情感化，在生命尊严的意义上对人与动物进行表现，这是一种生态视角的具体展现。在欧美生态文学思潮的影响下，中国的生态文学作品经历了２０多年的发展历程，然而长期以来停留在社会发展批判的程度，并未深入到文化意识层面。１９４９年，美国作家亨利・戴维・梭罗的《瓦尔登湖》在中国出版，将生态环境的观念带入了中国文学。１９６２年美国作家卡森的《寂静的春天》一书出版再次引起中国作家对环境问题的关注。此后，中国作家也开始关注中国当下的生态现实。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出现了一批以自然为表现客体的作品。徐刚的《伐木者，醒来》通过一系列事实批判了人类不正确的发展观导致的生态破坏，发出向自然深深的忏悔之情。１９９５年，苇岸的《大地上的事情》散文集则用温情的笔法写出动物的常态生活，体现一种生态性的自然观和人生观。１９９９年，马军的《中国水危机》让刚刚遭遇过洪水的中国痛定思痛。之后又出现了一系列环境报告类型的生态作品，如郑义的《中国之毁灭》，陈桂棣的《淮河的警告》，等等。这些作品通过大量事实揭示了中国生态环境恶化的现状，发出振聋发聩的呼喊。然而这些作品多是在材料搜集与分析的基础上得出的生态报告性的文本，从科学性的角度为生态意识觉醒大声疾呼。从事实依据出发，展现了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的严重性以及治理的紧迫性，具有社会批判的意味，而很少上升到哲学的高度，缺少对生态问题所蕴含的文化因素、人性因素做深入的挖掘。对于生态文学来说，更重要的是对生态现象做人文化的反思，用生态整体观的视角以文学的审美反应日益严峻的生态现实。既是生态的，又是文学审美的。叶广芩将生态问题放入文学

的审美视野，重视自然的在场，将自然放在文学场域进行审视并主观化，这是对旧有的权利话语的调整。不同于以往生态文学触目惊心的震撼，叶广

收稿日期：２００７－１２－０６作者简介：李艳妮（１９８３－），女，陕西西安人，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生态文学的美学之维———论叶广芩的生态文学创作

摘要：从生态美学的角度对叶广芩的生态文学创作进行解读，认为其生态文学运用生态整体观对人与

自然的关系进行了重新审视，从生态的视角对人类社会进步做出了人文主义的内省，对于生态道德的建立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关键词：生态文学；动物叙事；伦理反思；生态道德

中图分类号：Ｉ２０７．４文献标识码：Ａ

李艳妮（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陕西西安６１００６２）

第卷第期年月１０２

２００８４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ＨＥＮＹＡＮＧＣＯＬＬＥＧＥＯＦ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沈阳教育学院学报Ｖｏｌ．１０Ｎｏ．２

Ａｐｒ．２００８，沈阳教育学院学报第卷１０

芩的生态文学更给人一种灵魂的震撼。在小说中，她打破了以人的视角评判自然的窠臼，将动物作为自主表达和生存的个体具有了生活的场域和生动表达的自由，它们的生存伦理和精神意识更能唤起一种人性的反思。情感不是人类独有的天赋，动物同样具有值得敬畏的生命和值得钦佩的品格。叶广芩的动物主体叙事与传统的动物叙事相比更具有生态内涵，以生命为核心的动物主体叙事赋予动物更丰富的道德意义和情感内涵。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的动物书写多是表现出生命意识的需要，渗入民族心灵现代建构的过程［１］。鲁迅先生笔下的猫和狗，寄托着人对生命微不足道的惋惜和哀怨，也各自代表了一种形象，意在启迪生命意识的觉醒；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韩少功的《飞上蓝天》，对动物的怜悯和感动表于其间；苇岸的《大地的事情》中动物生存感性的一面跃然纸上；张炜的《鱼的故事》，现实与梦相结合的创作手法表现出自然的不可抗拒的神秘力量。然而这些作品都表现出传统的寄情色彩，用人的情感比拟动物，同时也从自然之中寻找情感的对应物。《飞上蓝天》中主人公有一个动物的名字“麻雀”，鸽子却有个美丽的名字“晶晶”。显然作者在这里有种情感暗示。鸽子千里迢迢的飞回却意外的死在了主人的枪下。作者在此表达的怜惜之情，是一种私人情感的表达。然而，悲悯情怀仍然是一种人类中心主义的姿态，在生命平等的意义上人类并没有悲悯的资格。叶广芩生态文学的“生态的平行视角”赋予动物生存与人的平等性，它意味着人类放弃了强力话语的权利，在自然的生物场中进行生命平等意义上的言说，意味着彻底摒弃了工具化的、功利化的叙述方式，关注和表现“动物的尊严”，生命的平等观和敬畏感在她的笔下化做悲壮的力量警示现实。动物主体叙事是叶广芩生态文学的一个重要表现策略。作品不再单纯以人的眼光去看自然，感受动物的怜悯，而是赋予动物主体性的感受，摆脱了以往用人的道德和理性去评判动物行为的窠臼，展现出动物丰富的内心世界。在《猴子村长》中，被捉的猴群拒绝凌辱而自杀，母猴喂完小猴含泪举起投降的双手。在这里，我们看到的不再是单纯的同情，而是生命伦理的震撼，是人类中心主义的崩溃。在《黑鱼千岁》《老虎大福》中，我们同样可以看到动物带给我们的震撼，自然的力量是巨大的，同时也是饱含温情的。叶广芩的动物叙事展现了动物种群的情感内涵，更重要的还在于它在众生平等的意义上使动物有了主体性言说的能力，以一个相对独立的价值整体与人进行着对话，在此，动物作为叙事主体自行言说和表达生命情感，从而突破了工具价值的“天赋价值”，突出其道德伦理价值［２］１２６，这也就在

人和动物共同体中，在人的生存理性与动物伦理的理解和对抗中体现了道德的反观，为重新审视人对自然的行为提供了可能。

二、生命伦理下的人性反思生态文学展现的其实是同一生态场域中不同群类之间的关系。人类与动物之间始终存在着对立统一，从人类中心主义的角度来看，动物具有工具性的价值，而从生命本体的角度来看，动物同样具有和人类相通的族群伦理。叶广芩的生态文学正是以动物伦理的展示，表达出人与自然沟通的渴望以及存在的情感现实障碍。在众生平等的意义上反思人类发展过程中人性的得失，在普遍的道德感基础上反思人类唯意志论，唯发展论带来的诸多异化。叶广芩的生态文学展现了动物群体丰富的精神世界。从动物主体的角度，在生命和道德的基调上发掘动物所具有的情感深度。在《猴子村长》中，猴群的伦理与人性存在着隐喻性。猴子具有类似于人的伦理，他们有血缘种族，有责任意识，和亲情感。长社父亲在为自己的父亲重新建坟时回忆起父亲去世当天晚上遍山的猴子哀鸣为其送行的情景，不禁叹到猴子“是多么仁义的东西啊！”［３］６８《黑鱼千岁》中，展现的是自然力的难以抗拒。与其说是人与鱼的搏斗，不如说是两个生命意志的较量。在自然面前，人总是自负的，然而其结果是人与自然的双重毁灭。《老虎大福》为我们展示的是一个凄凉而充满情感的故事。最后一只华南虎在人们先验的意识形态中被认为是危害人类生存的祸害而被杀了，然而村民也都知道，只要人类不去伤害它就会相安无事，即使是在“我”与华南虎狭路相逢的时刻。村民对于杀死老虎似乎有正当的理由，因为它侵犯了人类的财产，危害到人的生存，所以人们出于对自身的保护实施了杀戮行为。从老虎的角度来看，它对自己的死因是茫然的。“在那刻的停顿中，人们清楚的看到了大福那双清纯的，不解的，满是迷茫的眼睛”［４］。然而，华南虎

１０第期２毕竟是死了，它与人类的沟通失败了。因此，叶广芩生态文学重要的一笔就在于表现出了自然与人的情感阻隔，从人性和情感的立场对生态问题作出新的审美展现。叶广芩的生态文学为我们展现了一种伦理的交织，其更深层意义还在于对人性的反思。动物族群伦理始终与人类的价值观念存在着相互对立和映照的一面。人与人、动物与人之间、甚至动物与动物之间，存在着伦理道德和生命尊严的不同理解。《猴子村长》中充满了人与人、人与动物、动物与动物之间的伦理，动物的情感能力深深的启发人对于人际情感和生态道德的反思。猴子之间存在着母爱，生命之爱。人与猴之间也存在着基于普遍生命之上的尊重。长社父亲是村里唯一不支持捕猴的，他披着从未穿过的猴皮大衣走向猴群去救它们，却被当作猴子打伤，当他意外的出现在捕猴现场，人与猴子的矛盾随即转化。这种转化归根到底是一种人与自然生态关系的错位，也是人与自然的情感错位。通过长社父亲这一“生态英雄”［５］的形象，作品传达出了尊重生命，维护生态和谐持久的讯号。看到了母猴喂完小猴用手遮住眼睛流出的眼泪，他永远地放下了猎枪。“我们不能对母亲开枪”［３］８２。这是一种朴素的生态意识，也是一种人性的反思，对生命的敬畏和对道德的尊崇。在《黑鱼千岁》中，虽然不存在单纯的动物群体中的道德理性，但是人鱼之间的较量使得这种生命意识更具有了悲剧的色彩。人类中心主义造成了人类在自然面前的自负，而人鱼的斗争不再是以人的胜利而告终，人的顽强精神不再成为一种高贵的理性被赞扬。在休戚相关的共同体中，动物更能给我们更多的反思。同样在《老虎大福》中，动物的生存与否取决于人的意图。人与虎并没有完全达成和解。虎的生存与人的过度防卫产生了矛盾。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更重要的途径还在于通过沟通达到一种理解。尊重生命是叶广芩生态文学的一个重要主题，只有在生命平等的立场上，人与自然才存在平等对话和情感沟通的可能。动物作为生命个体，它们的伦理道德和生命尊严与人类无异。这种深层生态学中所讲的“生物圈平等”的原则是一种新的生态意识，即通过沟通和理解，在人与自然之间实现一种“温柔的人际关系”［６］。这种关系更多的体现在人与自然的相互理解之中。在《猴子村长》中，长社父亲努力寻找与自然沟通的途径，代表了一种维护生态整体利益的行动能力。他试图化解人与猴子之间的矛盾，成为生态意识的实践者，体现出生命的情感和宽容。与物质追求者相比，恰恰体现了人类发展的大智慧。对于自然生命来说，“我们不应该虚伪地对待真诚”［７］。《老虎大福》更是将动物和人在生命的意义上联系在一起，大福和二福之间虽不存在血缘关系，但保存着生命之间的情感联系，人与动物共同承担了生命的意义。叶广芩生态文学更深层的意义就在于对人与自然内在联系的探询，对于人类精神家园的追寻。三、生态道德基础上的精神家园追寻用生态整体主义的眼光来看，人类不再是万物的尺度，自然的利益与人类是一致的。叶广芩的生态文学在生命的意义上将人与自然放于同等重要的地位，切身感悟自然的生命与人类的共通之处，寻求一种“合情合理”的沟通。因此，建构以人与自然和谐一体为基础的新的人文主义精神，重寻生态道德，对生态问题进行人文化的哲学反思。叶广芩生态文学的意义就在于通过对人性的反省寻求生态道德的价值观念。首先，自然不再是一个单纯受支配的工具性存在，而是与人类共同组成了一个生态整体，并寻求相互沟通。长期以来受理性主义的影响，人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成为人类文明的一个象征，自然成为一种资源处于受支配的工具性地位。然而“人类支配自然的结果是人类被支配，不仅一部分被物化为另一部分人支配的对象，而且人类整体上被逐出生命之流，在物质世界中随波逐流”［２］１１７。《猴子村长》中猴群伦理对于人类整体生命价值体系以及生态伦理的建立提供了一个反思的途径，提醒人们建立新型生态价值观念的必要性。自然不单纯指物化的自然，同时也包含着一个以生命为中心的价值实体，否则人类的生存是无根的。因此，人类既要有生态忧患意识，又要有生态责任意识，通过树立新型的生态道德观念重寻人的精神家园。在一定意义上来说作品具有了某种隐寓的性质，建坟其实也是寻根，寻求生命与生命的联系和对生命的敬畏。护猴也就是对生命无贵贱的肯定，维护人与自然的难以割舍的联系。在《黑鱼千岁》《老虎大福》等作品里，在人与动物在对立中隐含的还是一个沟通的话题，人性的隔膜，生命意识的疏离导致了整体的不和谐。生态整体高度上的生命观表现的其实是人的信仰，也是李艳妮：生态文学的美学之维———论叶广芩的生态文学创作１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