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城中的悲剧意识

《边城》中的悲剧意识

200204班宋贇

摘要沈从文的《边城》呈现出独特的悲剧美。一片山明水秀的天地之中，一群善良的山民们却上演了两出爱情悲剧，这其间表现出生命的悲剧、人性的悲剧，也就是生命的缺乏主体性和人性的简陋所造成的那些至纯至真的人们的悲剧；同时这悲剧中还寄托着作者文化选择的悲剧感，他难舍古老的农业文化，排斥鱼龙混杂的现代文化，但却阻挡不了后者替代和影响前者的历史进程，于是只能徒自伤悲。《边城》中呈现出的独特的悲剧意识内涵与沈从文特殊的人生经历有着必然的联系。正是他童年时代与大自然的贴近，青年时代辗转漂泊的军旅生活，之后身为“乡下人”在大都会的遭遇，以及一直以来远离西方文化的浸染、传统文化的濡养而与神秘浪漫的楚骚文化相亲和，再加上他本人的秉性即执着、敏感又真诚，才形成了他特殊的悲剧意识，呈现出既非悲壮也非悲哀的悲悯之美。

关键词边城悲剧意识内涵形成

一、前言：对悲剧意识的阐述

悲剧是体现人类价值的最高形式。悲剧是以一种极其严肃的态度探索人在现实世界生存和斗争的地位和意义的艺术形式，它以表现人与现实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及其悲惨结局以及在精神方面的超越为基本特点，它关注的是人的生存处境与精神存在状态。悲剧实际上是对人的一种精神价值肯定，是人的精神探索与历险。

人类似乎生来便具有一定程度的悲剧观念，这是很自然的现象。因为人处于宇宙、自然、世界之间，与它们的巨大对立是悲剧观念产生的基础。具有主体精神的人在宇宙、自然、世界的对立中，在与强大的对立力量的威逼与超越中产生出的悲剧感受和对这种悲剧感受的自觉认识和主动探索精神，就是悲剧意识。它是人的一种有价值的精神存在方式，是人对现实存在状态以及人类未来命运的理性沉思。作为人的个体，常常通过悲剧意识贯通人类的普通情感，从而跨越古今时代和文化背景的差异，完成与历史、现在和未来的对话。

由于种种因素存在，中国和西方的悲剧观念在内涵上存在着一定的差异。西方的思想传统是将宇宙、自然完全

看作是人的对立存在，人类面对着强大的对立物产生出的压抑和悲痛感深刻而强烈，悲剧在激烈的矛盾冲突和不可抗拒的毁灭结局中凸现出人在精神方面的意义和价值，从而完成人的精神的悲剧性张扬，使人的精神得到价值和意义的肯定，西方传统的典型悲剧一般称作“崇高型悲剧”或“超越型悲剧”。中国则不同，封闭自足的自然环境，丰衣足食发达的农耕生活以及安土重迁的传统习俗给予中国知识分子的是较少的悲剧性生活体验，即使是迁谪征戍，他们也心存有一日皇恩浩荡、命运突变的幻想，生活外在的悲剧性感受不强烈，主要的则是内在精神的悲剧性体验。中国文人秉承的是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他们认为人和宇宙、和自然是和谐统一的，所以在强大的宇宙和自然面前，他们不象西方人那样感到自身的卑微，感到对立物的强大和不可抗拒性，他们与宇宙、与自然之间缺少悲剧性的冲突。在中国古代，人类在与自然外物的抗争之中体会更多的是“天行健，君子当自强不息”的一种乐观感悟。同时，中国知识分子较之西方又缺少浓厚的宗教观念，缺少原罪意识和强烈的宗教救赎情感。缺少了悲剧性的生活体验，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观念主要是情感性的精神体悟，是一种表面和谐的深水暗流般的内在精神冲突。中国知识分子在与宇宙、自然、生命抗争的同时，更多的是去关怀宇宙、

自然和生命，用一种不同于西方的独特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悲剧意识和精神超越。中国的悲剧主要是作为人格、情感和精神层面上的悲剧。因此，有人把中国古代的传统悲剧称为“忍耐型悲剧”。

然而，当我们分析沈从文小说中的悲剧时，却难于将其归入这二类之中。他的悲剧总是萦绕着一种外在和谐的抒情氛围，总是以一种悲悯的情怀对人的生存和命运进行着思考和关怀，对人的生存状态和现存文化形态做着理性的思考。这既不同于视宇宙、自然为完全对立物从而生发压抑与悲痛，并于激烈的矛盾冲突中凸现人在精神方面的意义与价值的“超越型悲剧”，又不同于与宇宙、自然和谐共存，在抗争之中表现为精神层面内在冲突的“忍耐型悲剧”，而是属于“无事的悲剧”，既没有人与外在事物的对抗，也没有人精神世界自我的对抗。沈从文小说的悲剧意识，表现为一种贯穿作品始终的悲悯情怀，自然而然化入叙述和情节的哀惋情调，以及整体呈现出诗意抒情的悲悯美。

二、《边城》中悲剧意识的内涵

沈从文小说整体上表现为一种独特的悲剧类型，以这种观点来观照《边城》，可以看到其中的悲剧意识主要体现

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爱情的悲剧，二是生命的悲剧，三是人性的悲剧，四是文化的悲剧。

（一）爱情悲剧的演绎

曾经一度文坛有许多人都认为沈从文是在《边城》中唱一曲现代的牧歌，在这样一个理想化的世界里是没有悲剧的。其实细细读来却不尽如此。从最表层的故事中都有着两段爱情悲剧，一是翠翠的母亲，一是翠翠。

翠翠父母的故事从未正面讲到，而是在许多人的口中一点点呈现在读者面前的。翠翠母亲爱上了一个当兵的，当兵的让她一起远走高飞，而她又不能，当兵的忠于职守自杀了，她也在生下女儿翠翠之后殉情了。两人相爱却不能在一起，难道不是悲剧？

如果说母亲的故事因未正面大篇幅讲述容易使人忽视的话，那么翠翠所演绎的故事就不容不思考了。

关于翠翠，文中有一段经典的叙述，“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故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清山绿水，故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长养她且教育她，故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人又那么乖，如山头黄麂一样，从不想到残忍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平时在渡船上遇陌生人对她有所注意时，便把光光的眼睛瞅着那陌生人，作成随时皆可举步逃入深山的神气，但明白了人无机心后，就

又从从容容的在水边玩耍了。”[1]然而就这样一个美好的生命却得不到她应得的爱情。老祖父、天保、傩送，三个深爱着翠翠的男人却最终让她孤零零地守着渡船，守着那份“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2]的希望。悲剧究竟是如何产生的呢？而这样的悲剧又旨在告诉人们什么深层次的问题？

（二）生命的悲剧

沈从文的小说中体现着强烈的生命关怀意识和对生命重造的理性探索。他的小说中的生命悲剧意识，一方面体现在对湘西人自由生命的浑然不觉，麻木无知，生命缺少主体性的悲剧的反思；另一方面体现在他对都市人生命萎缩，生命力丧失，生命被异化的悲剧性观照。《边城》作为湘西题材小说之一，体现的主要是前者。

在湘西这样一个汉文化道德并不发达的地方，感情是至上的，而且连妓女都不被人蔑视，一个女子爱上一个男子并且怀孕并非一件令人不齿的事情。然而翠翠的父母却的确先后自杀了。前者为的是军纪后者为的是伦理之情。当兵的不可能留在此地，而翠翠的母亲又因为父亲的留恋和阻挠以及自身的不舍而不能随他一起出逃，情人自杀了，生下翠翠之后母亲也殉情了。

很显然，他们二人生命的本能都受到了来自外界的压

抑，如果人仅存天性，那么相爱相守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当兵的万万不必因忠于职守而提议出逃，而翠翠的母亲也不必考虑老船夫的阻挠和牵挂而难于和有情人相守终生。尽管是世外桃源般的边城，人的天性和生命还是会受到压抑，然而这些事物本身又不能说是错误的，这也就构成了《边城》悲剧性的独特。

母亲的悲剧显然来自外界事物对生命本真的压抑以及生命内部的矛盾，而翠翠的悲剧则主要因为生命缺少主体性。

因为翠翠母亲的缘故，老祖父对孙女是很迁就的，每次媒人来说媒他都要问过翠翠，按这样的道理来讲，翠翠应当是可以与自己的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然而却没有，原因何在？

尽管翠翠知道自己所爱的人是二老傩送，然而她只是一个原始人，她不知道怎么理解爱，也不知道怎么去表达爱。她始终生活在一个懵懂的世界中，对于生命中一部分的爱情不知如何操纵。作品中有几次翠翠与傩送的相遇。一次是集会翠翠晚上回不去家的时候，傩送要送她回去，她却以为是请她去妓院。一次是摆渡，傩送希望翠翠来为他摆渡，而这个小姑娘却惊慌失措，面对爱人逃走了。更重要的是傩送兄弟夜里唱歌的事情，翠翠尽管在梦里听到

了歌声，灵魂也为它浮了起来，“仿佛轻轻的各处飘着，上了白塔，下了菜园，到了船上，又复飞窜过对山悬崖半腰——去作什么呢？摘虎耳草！”[3]梦是甜蜜而美丽的，然而翠翠却始终找不到归属感，她醒来了便说“得到了虎耳草，我可不知道把这个东西交给谁去了。”[4]三个深爱她的男人们煞费苦心地安排着又是“车路”，又是“马路”的竞争，但她却没有明显的反应。她其实一切全像她的母亲，是奔放、豪迈、野性的，然而她生命的能量却未打开，面对爱情，她一直活在沉默和压抑中，这使得她接受不到二老爱的信息，也表达不出自己爱的语言。

（三）人性的悲剧

人性，是沈从文一直重于考察的主题。在他的湘西世界中他表现了淳朴、自然、美丽、善良的人性，然而这种本真的人性却也是简陋的，他们缺乏对人性本能的自我完善和超越意识。而在都市生活的表现中，对人性的考察则在否定被现代文明吞食和扭曲的虚伪丑恶的人性。在湘西题材的小说中，对完善人性的赞美与对其简陋一面的批判构成了其小说的人性悲剧。譬如《萧萧》就是如此。萧萧是个十二岁的懵懂少女时，便已嫁作他人妇了，丈夫是一个还不到三岁的孩子。年幼无知的萧萧被比自己大的花狗哄骗着，“把心窍子唱开，变成个妇人了”[5]，怀上了花狗

孩子的萧萧，按照当地的习俗要被卖掉或沉潭的。但由于生下的是一个“团头大耳，声响洪壮”[6]的儿子，被婆家留了下来。当萧萧与自己的小丈夫正式成亲时，和花狗生的孩子牛儿已经有十岁了。在这里，萧萧的命运似乎有了转机，当我们正暗自庆幸萧萧身边的人性善良时，小说却给人一个耐人寻味的结尾：在儿子牛儿接童养媳的时候，“萧萧抱了自己新生的毛毛，在屋前榆腊树篱笆间看热闹，同十年前抱丈夫一个样子”[7]。小说中的冲突更多来自善良本身。在人们美好善良人性的背后，人的生命是一代又一代极其相似却又无奈的毫无意义的循环，这造成了生命价值的丧失和意义缺损，在沈从文看来，这正是湘西因为人性的简陋才衍生出来的善良的难以抗拒的悲剧。人性的简陋使其需要复杂化，但不适当的复杂却也会造成悲剧，这便是《边城》中的悲剧。

老祖父带着对女儿的愧疚，对孙女的婚事格外慎重，于是他“指挥”着天保、傩送兄弟又是车路，又是马路地忙个不休。在人性的自然之中，因为夹杂着心机，于是他绕来绕去，不把话说清楚，一会儿对翠翠讲“假若那个人还有个兄弟，想走马路，为你来唱歌，向你攀交情，你将怎么说？”[8]使得本来就懵懂的翠翠更搞不清那将她浮起来的美妙歌声来自哪个。一会儿又对傩送说“听人说那碾坊

将来是归你的！归了你，派我去守碾子，行不行？”[9]完全相反的表达让傩送也不知如何是好。于是在一个淳朴自然的世界里，在一群率真直爽的人中突然有了这么一点心机，使得大家都沟通困难了。或许仅凭两个能说出“老伯伯，你翠翠长得真标致，像个观音样子”[10]、“伯伯，你翠翠像个大人了，长得很好看！”[11]的年青人，早就向翠翠表白了。然而在这点心机之下，兄弟俩开始了一种有地方民族特色的文明的竞争方法——赛歌。或许这样也是可以的，但弟弟的代唱使得一场严肃的爱变成了不严肃的游戏，而这一切使得翠翠总是云里雾里，做不出回应。就这样三个爱着翠翠的男人因为那一点点心机，让这个女孩子收获不了爱情。

如果抛开生命的不自由而言，在这场亲情和爱情的“设计”中，翠翠是完全没有过失的，如前文所说，翠翠是自然“长养”和“教育”出来的自然之子，她所做的一切都是“非人为”的，而在这个非人为的过程之中，她碰到了人为的机巧。从神话原型的角度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这一点：一个天地未分的浑沌却被南北二帝好心为他人为地凿了“七窍”，结果浑沌就死了。这个故事就是要告诉我们：自然的东西是不能去开窍的，它只是按照天地的规律运行，人为的机巧一参予，便会出问题。

这个悲剧在现实中也便成了翠翠的爱情悲剧，但上升到哲学高度来讲，就成了自然和人为的大冲突，而这一冲突在未来的社会中会愈演愈烈。

（四）文化的悲剧

沈从文的湘西世界是虚拟的，是一座“边城”，它承载的是作家独特的人生和审美的理想。“‘湘西世界’不是一种真实的客观性存在，而是一种主观叙事。有意无意间，沈从文在文本中构制出一个超越了一般文学形象世界意域的意义和价值世界，‘湘西世界’亦演变成一种文学化的具有象征意义的文化存在。”[12]沈从文在对生命和人性的悲剧性体验中，将日常世态上升到精神、道德、文化层面进行观照。在对生命及人性进行悲剧性沉思之后，进而是对文化价值选择的悲剧性探索。最终“边城文化”价值体系不得不在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面前解体，湘西在惶恐之中不得不遭受现代文明的入侵，迎接着命运未卜的未来，因为与世隔绝的桃花源只能存在于陶潜的文章中，更何况我们也难以预料那个外人进入过的桃花源以后的生活又会如何。作家面对着“现代文明”和“现代文化”对人们的控制，终生进行着对文化的选择和悲剧性体验。

“边城文化”是一种中国自然形式的农业文化，它不是正统的儒家文化，而是湘西在楚骚传统与民族杂居过程中

形成的一种相对自足的文化原型。它的内涵代表了人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一种存在状态和生存方式，对现代文明有着天然的抗拒和排斥。

《边城》便是沈从文“边城文化”理想的文学阐释。故事发生在茶峒这样一个地方，这里风景优美，风俗淳朴，人情和善。老船工古道热肠，撑船数十年，从不收取别人钱财，而过往行人却总是要“把钱”，即使是妓女也是“那么浑厚”，遇到相熟客人，“钱便在可有可无之间了”[13]。这样的环境中所“长养”的人更美，人情也真挚美好。在这样一种田园牧歌的氛围中，作家要表述的是自己生活、生命和文化的湘西理想。然而，这里也是中国乡村封闭的缩影。翠翠生活在渡口这样一个五方杂会的地方，然而最远却只到过小镇，生活中的乐趣便是小黄狗和看划龙舟。同时，她的生命是不自觉的，爱情只是内心隐约的骚动，而不懂得去追求和接受爱情。整个边城之中，可以看作文明和外力进入的只有爷爷的那点小机巧和渡口往来的商旅人群了，前者造成了悲剧，但之后似乎又有些归于平静了，而后者则丝毫不曾在这个世界中掀起涟漪，湘西世界依然在以自己的方式繁衍更替着，一切在混沌自足中最终归于沉寂。翠翠最终依旧懵懂而纯洁，在渡口做着那个无法醒来的梦守侯着那份没有结果的希望。翠翠的怅惘其实是沈

从文对湘西文化自然解体、沉落的痛惜和哀叹。

《边城》美丽不变的山水和人事，重复单调的生活，尤其是那个美丽、纯洁的翠翠，以及那艘往来于河流两岸的渡船和船上的摆渡老人，山上耸立千年见证茶峒变迁的白塔，是沈从文朴实、自足、和谐、自尊、保守的文化理想的象征。然而最终老人厮守一生的渡船被一场无情的大水冲走了，老人也在一个雷雨交加的夜晚平静地死去了，茶峒矗立千年的白塔也在暴风雨中倒塌了，沈从文的理想之梦也无奈地幻灭了。爷爷的死，白塔的倒塌，象征着原始、古老的“边城文化”的终结。翠翠渡口的等待，白塔的重建，只是作者的湘西情结在最后失落与解体的夕阳中面带微笑的痛苦回眸，那山那水那景似乎依旧，但却真的不同了。《边城》体现的正是沈从文文化理想的追求到解体的悲剧过程。

事实上，沈从文的“边城文化”并不仅仅是自我感情的寄托，而且也是对中国文化建设新路的一种探索。他不同于鲁迅的先破后立，而是在回顾的目光中捕捉民族传统的诗性美德和淳朴人性，以便汲取并创造超越西方文化和中国旧知识阶级僵死文化的充满青春活力的民族新文化。然而，这种文化怀旧是在都市西方文化的驳杂影响下对中国文化民族性的保持和坚守，在中国现代生活的冲击下，在

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冲击中，难免以一种悲剧性的结局而告终.作家何以产生如此丰富而独特的悲剧意识呢？这与他的生活经历和文化背景不无相关。

三、沈从文悲剧意识的形成

（一）对生命的悲剧性体验

沈从文生活在湘西凤凰，这是一个汉族和苗族、土家族、瑶族等少数民族的杂居地。这里山清水秀，从历史上看，它是一座边疆僻地的孤城；从地理上看，它又是川、黔、湘交界的水陆交通枢纽。边地的闭塞使得这里民风古朴纯洁，往来的商旅又“诱惑”着年轻人离乡背井。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小城里”[14]，沈从文“将近十五岁时方离开”[15]。

童年的沈从文并非一个循规蹈矩的孩子，他总是想方设法去逃学，“逃避那些书本同一切自然相亲近”[16]。令他感兴趣的不是四书五经，而是针铺、伞铺，打豆腐的作坊，屠夫的肉案，冥器花轿铺子，白面无常鬼和蓝面阎罗王。“我就欢喜看那些东西，一面看一面明白了许多事情。”[17]“我生活中充满了疑问，都得我自己去找寻解答。我要知道的太多，所知道的又太少，有时便有点发愁。”[18]“在我面前

的世界已够宽大了，但我似乎就还得一个更宽大的世界。我得用这方面得到的知识证明那方面的疑问，我得从比较中知道谁好谁坏。我得看许多业已由于好询问别人，以及好自己幻想所感受到的世界上的新鲜事情新鲜东西。结果能逃学时我逃学，不能逃学我就只好做梦。”[19]就是这样一种特殊的童年经历，使沈从文对生活的理解不是来自书本和历史，而是更多来自他在生活中对湘西民间生活和文化的体验和感悟，就是这些童年的生活，“形成了我一生性格与感情的基础。”[20]沈从文性格中柔中有刚、热情幻想的一面以及对自然的崇敬和对美丽事物的倾心都源于童年生活的体验和感悟的积淀。同时，对自然的亲近形成了他敏感、重视生命体验和感悟的思维方式，书本外的生活也使他具备了复杂的民间生活体验，耳闻目睹了生命的无常和人生的百态。

之后的流浪士兵生涯，也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他的性格与价值观。辗转征戍的经历，扩大了沈从文的生活空间和观察视野，增加了读人生这本大书的内容，使得他得以有和农民、游商、土匪、船工、妓女、巫婆等各等社会底层人物接近的机会，让他更加深刻认识了湘西民间各式各样的生命形式和人生形态。军旅生活尽管清苦，但为沈从文日后的创作积累下了丰富的素材，培养了他素朴的情感世

界，获得了常人难以具备的独特的人生感受和生命体验。

沈从文这些独特的经历，使他过早地接触到湘西下层民众生命的苦难和生活的艰难，这些源自真实生活和鲜活生命本身的体验，在年轻的沈从文头脑中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形成了他敏感、情绪化、重视体验和感悟的思维方式，造成他心理上的早熟，在内心的潜意识深处，充满了对湘西下层芸芸众生的关爱和同情，也使得沈从文更多从悲剧的角度，用悲悯的心态来观照和理解湘西平常人事中的悲哀。他敏感、自尊而又多愁善感的性格和早年生活所沉淀下来的湘西情结，成为沈从文小说创作的一个基点——体验和思考湘西带有原始本真的生命和人性。

（二）具体的生存困境

沈从文是一个性情敏感、不满足现状，有着同情心和正义感的人。长期的军旅生活，使他目睹了太多践踏生命的场景。1922年，在湘西生活了二十年的沈从文为了寻找理想，读点书，试图“自己来支配一下自己”[21]，怀着对新生活的憧憬只身来到了北京，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开始进入到一个使我永远无从毕业的学校，来学那课永远学不尽的人生了。”[22]

作为一个山地边民，沈从文初到北京，闯入当时文化、思想冲击最为强烈的这个大都会，他的人生出现了困境：

惯有的乡下人思维方式无法及时接纳都市的人事，加之生活艰难，手上没有文凭，坐不进大学的课堂，囊中空无一物，甚至付不起房租。一心向往大城市，充满新生活理想和期待的沈从文，却没想到在大城市里四处碰壁，处处是人情冷漠，道德沦丧，人性扭曲。在生活的重逼下，在军队中从事过几年文书工作的沈从文只好以卖文维持生计。在当时“像沈从文这样，把文学创作作为自己谋生的唯一手段，都是极为鲜见的，他没有其他职业，写文章投稿，以稿酬作为自己的生活来源，写作就成了他的职业，严峻的生活现实一下子就把他逼到了职业作家的位置。”[23]沈从文是在没有任何知识和观念准备的前提下进入文学创作的，文学创作成为他求生的本能，这使沈从文一开始文学创作就和同时代其他作家的创作不一致，他能够更多地按照自己的兴趣和方式去进行写作，一心潜入自己童年的记忆和理想的湘西生活中去，对都市的人事表现出轻鄙和嘲讽，他没有进入左翼作家的行列，担当起文学革命的大旗。沈从文选择文学道路是需要勇气和胆识的，他多次谈到初到北京的艰难，生活中常过冬没有火炉，腹中也常空空的，甚至连写作上最基本的对于标点符号的使用也极不熟悉。他几次想放弃文学回到军营，但最终还是坚持下来了。他在都市里的生活困境强化了他的悲剧性生活感受，使他从

心底里产生出对弱势群体的同情和悲悯，从悲剧的角度去审视现实生活中的人事、生命和人生。

在郁达夫、丁玲、胡也频的帮助下，沈从文一步步探索着文学之旅，敏感的心灵、热情的幻想、特殊的少数民族忧患意识、边民情绪让沈从文很快找到了创作的灵感，赢得了“文体作家”的美誉。三、四十年代沈从文进入了创作的高峰期，但同时各种非议也接踵而来。他先后在北京大学、青岛大学、西南联大任教，在一般的知识分子面前，他常自认为是个“乡下人”，习惯性情都属于内地乡村型，不易改变，尽管来到城市几十年了，但他仍不认为自己是城里人。中国数千年积淀起来的中原文化、精英意识对他的精神造成了极大的压力，他无法融入都市喧嚣的生活，无法融入学者名流的队伍。他的作品虽然受到读者的普遍热爱，但明显偏离当时的主流话语，无法融入革命时代的话语大潮中去。田园牧歌式的抒情在那样一个时代难免使人产生有粉饰太平嫌疑的想法。30年代的“京派”和“海派”的论争，40年代的“与抗战无关”论，使他遭受到一些无法辩解清楚的冤屈。在人际圈子里，沈从文被当时的学者名流所轻鄙。对于敏感自尊的沈从文而言，都市的人事种种对他在精神上的伤害是极深的。

原本对大都市充满美好期待的沈从文，得到的更多的

却是奚落和冷遇。从初到北京凄苦的生活遭遇，到后来都市里的人情冷漠，学者名流等的虚伪做作。人性扭曲，使沈从文更加深刻理解了人生的艰难和浮华都市中的人情世故，对于敏感而自尊的沈从文来说，这无疑进一步加深了他对都市生命的虚浮以及各等丑陋人生的厌恶，造成作家心理上的孤独和对都市的潜意识敌视，以求得心理的优势和内心的平衡。沈从文用怀念乡村来抵御对都市的隔离和厌恶感，来保持生活的尊严，这是身处恶势的人自然而然产生的一种心理抗拒和心理自卫方式。“乡下人”的都市困境深刻影响到沈从文小说的创作和价值选择，他也便越发地怀念乡村，怀念乡村中的古朴人性。

（三）楚骚文化的影响

湘西，处于一种特殊的文化地沿环境。这里，既有中原儒家文化的浸染，又有中国生命力极其绵延的少数民族文化作为底蕴，尤其是以屈原楚骚浪漫情怀为代表的湘楚地域文化的积淀，同时，湘西也或多或少地受到了一些现代社会的侵袭。在这三种生活和文化的冲突与交流中，起主导作用的还是带有文化原生态的楚骚湘楚地域文化传统。沈从文在相对闭塞的湘西生活了近二十年，与同时代的青年相比，西方文化在五四以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广泛侵袭，几乎对沈从文没有太大的影响。因此，在文化价值

的选择上，沈从文对西方文化有着天生的隔膜：高小毕业的沈从文在私塾中有限的学习经历和他的自由主义倾向，使他对四书五经等正统保守的封建伦理文化也持贬斥态度。在这种情况下，沈从文自然选择了自己热衷和熟悉的，代表着原始、浪漫、感伤，重情感内心体验，合乎自身性格和气质的楚骚湘楚地域文化作为自己的文化理想。这种选择既符合沈从文敏感自尊的内在气质，独立浪漫的人格特征，也构成了沈从文一生的文化追求与实践。

以屈宋一脉相承的楚骚湘楚地域文化，是一种以南方少数民族巫鬼文化为主体，融合中原文化影响而形成的楚苗地域文化。这种文化充满了神秘浪漫的气质，重视情感的内在体验，轻视理性和规范，在浪漫抒情的背后渗透着浓郁的悲剧意识。以屈原悲剧人格和悲剧精神为代表的楚骚悲剧传统，是沈从文思想和情感生长的土壤和空气，长期耳濡目染，楚骚湘楚地域文化对他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沈从文的悲剧意识主要来自于他对湘西自然和人事的体会和感悟，以及楚骚湘楚地域文化的历史传承和心理积淀所形成的独特的悲剧意识。

（四）自身的禀赋

但凡一切现象的发生除去客观方面的原因之外，必有当事者本身的原因。同样的湘楚之地，同样的漂泊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