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文文献翻译

土地流转对农民阶层分化的影响

——基于湖北省京山县调研的分析

内容提要：农民在不同时期进行土地流转的动机和目的有所不同。本文在湖北省京山县调研的基础上，认为农村土地流转的具体形式有主动长期限流转、被动长期限流转、短期限流转三种。土地流转对农民的阶层分化有着重要影响。当前，土地制度安排忽视了举家务工阶层和村庄贫弱阶层的利益，因此，他们对土地制度的态度与“中农阶层”不同。基于实证分析结论，本文提出了保护贫弱农户地权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土地流转阶层分化土地制度安排

土地流转是当前农村土地制度变迁争论的焦点，许多学者对此展开了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土地流转的形式、成因、影响及规范土地流转的对策、措施等方面，关注土地流转对农业结构调整、农业产业化、土地规模经营、农村劳动力转移、农民增收等方面的作用。这些研究成果很少涉及土地流转对当代农村阶层结构变迁的影响。陈成文、罗忠勇（2006）着眼于农村整体结构，关注了土地流转对农村社会结构重构的影响。一些学者虽然认为土地流转放开会导致农民两极分化（例如温铁军，2008；李昌平，2008），但只是宏观判断，缺乏微观上的事实依据。中国是一个大国，各地农村发展很不平衡，农民分层并不奇怪，我们更需要在农民的微观生活领域考察其阶层分化的情况。

在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中，土地占有状况是阶级和阶层分化的重要依据。

20 世纪 30 年代，陈翰笙等人就是从土地入手，科学地证明农村阶级关系以封建因素为主导，农村社会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1982；1991）也将土地占有状况作为阶级和阶层分化的重要依据，为全面认识当时中国的阶级状况、为论证土地革命的必要性起了关键性作用。新中国土地改革之后，土地对农村阶层结构分化的影响不再显著，所以，学者对农村阶层结构的讨论主要依据的是职业分化（陆学艺，2002）。取消农业税之后，农业耕作有了可观的收入，土地流转对农村社会分层和农民阶层分化的重要影响重新凸显出来。2008 年9月，笔者在粮食主产区湖北省京山县两镇 10 村展开调查，在质性访谈和量性统计的基础上，本文讨论土地流转对农民阶层分化的影响。

一、土地流转的复杂现实

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党和国家政策在强调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前提下，始终允许和鼓励承包期内土地使用权的流转。中央一直希望按照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实现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从而有效保护农民权益。但是，现实情况却非常复杂，农民在不同时期流转土地的动机、目的和具体方式有所不同，不同地区农村的具体情况也不相同。湖北京山的土地流转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就有农民进行土地流转，主动进城务工经商。与中西部农村相比，京山农村市场经济起步较早，因此，土地流转也较早发生。

第二阶段，从 20 世纪 80 年代末期开始，由于农民负担日渐加重，许多农民不堪重负，只好将土地流转或撂荒，被迫进城打工，撂荒的土地则在村集体的组织下进行流转。这种情形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到 2004 年取消农业税前更普遍。

第三阶段，2004 年取消农业税后，国家不但不再向农民收取任何费用，反而还向农民发放各种补贴，种田逐渐变得有利可图，之前撂荒的土地顿时变得抢手，土地流转的形态和具体状况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此时，一方面，农民流转土地的愿望普遍降低，土地流转的比例下降；另一方面，一些农户却因土地太少、种地不划算而不得不流转土地。

由于面对不同的境况，农民进行土地流转的现实形态有所不同，具体包括三种情形：

1.主动长期限流转土地

这主要是指农民在城镇立足后放弃村里承包地，或事先预计可以在城镇立足而主动流转承包地。这种情形从 20 世纪 80 年代到取消农业税后都存在。在曹镇龚村，60 户大面积流转土地的村民中，有13 户属于这种情形。其中有 6户属于“半边户”进城（夫妻一方在城里有稳定的工作）或制度性“农转非”进城（民办教师或“临时工”获得了“转正”的机会）。

这 6户放弃土地的做法较为稳当，现在生活也不错。另有 7户放弃土地是建立在对自己进入城镇的乐观判断的基础之上，其中 6户现在城镇安家能够维持生活，另有 1户重返农村，不过他没有回到老家，而是在邻镇的一

个村子里买了房子和土地。在城镇安家的这 6户中有 4户过着较为富裕的生活，另 2户的生活相对不宽裕，但也不算贫穷。这两户，一户在镇上买了瓦房，以卖豆腐维持生活；另一户以理发维持生活。当农户主动长期限流转土地时，受让方当然地按照预期长期获得土地。

2.被动长期限流转土地

从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开始到 2003 年税费改革前，农民负担越来越重，而粮食价格却持续偏低，农民种田不赚钱，很多农民将土地流转出去。这种流转不但没有报酬，有时还要倒给“补贴”，“补贴”最高时达到了每亩 300 元。由于土地承担着各种税费，土地抛荒就意味着税费无所着落，基层政府便不允许撂荒，农户即使不耕种也得交税费，这就是李昌平（2002）所描述的“农民想不种地还不成”的情形。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农户将房子和土地一起流转给外来的山区移民；一些农户想方设法将全家的户口迁走，甚至成为“黑人”；另外更多的农户干脆横下一条心，不管不问，将土地一扔，外出务工经商，土地因此出现大面积抛荒。有的村民外出时虽然交代了庄邻代耕，但短时间内土地便易手或撂荒。将土地撂荒而外出务工经商，乡村组织也不可能再指望收到税费，因此只得想各种办法将抛荒土地流转出去。

乡村两级所能想到的方法包括划片承包、低价承包、改变土地用途等。划片承包是指村集体为了解决耕作和灌溉问题，将田分片重分，同一农户的田集中在一个片内，以方便修建堰塘、小机台等小水利设施（贺雪峰等，2003），这可以稍微提高农民接手承包地的积极性。低价承包就是村集体以比常规税费负担低的价格将抛荒土地流转出去。这种情况下村干部往往抱着“能拿一分钱的税费是一分，有总比没有好”的态度。改变土地用途就是通过改变耕地用途，吸引村民承包，例如，岗田可以承包用来种植速生杨，低洼田则挖鱼池养鱼。总之，在村集体的主持和村干部挖空心思下，抛荒农民流转出了土地，其他农民获得了土地。

1997 年，第一轮土地承包期满，中央要求各省进行第二轮承包。由于种田税费负担太重，农民对二轮承包没有积极性。于是，包括湖北京山在内许多地方的干部也只好顺水推舟，让第二轮承包走了过场。2004 年取消农业税后，种田有利可图，很多村民回村要地，就与在村种田的村民发生了

矛盾。回村农民在法律上拥有农地承包权，而在村农户手中则有与村委会签定的合同。面对互不相让且各自有理的矛盾双方，乡村干部想不出有效办法。这种情况下，2004 年 11 月，湖北省出台了《关于完善农村土地二轮延包若干意见》，对农村土地进行了“确权确地”。文件以当时土地占有状况为基础，采取灵活措施，在维持土地占有现状又不严重违背法律的情况下，为妥协解决土地纠纷提供了可能。

在实践中，京山县乡政府的处理方式是，以当时的土地占有状况为基础进行“确权确地”，但要求种田大户匀出少量土地，给取消农业税前抛荒的农户每户 2亩口粮田。当时矛盾非常激烈，那时镇干部每天都驻村处理土地问题。即便如此，曹镇 2005 年还是发生了 29 批次 83 人次针对土地的上访。至今为止，一些得到土地确权的村民还未能实际拿到土地。这样，2005 年没有及时回村要地的村民被迫长期流出了全部土地，及时回村要地的村民也被迫长期流出了大部分土地（京山县人均 2 亩土地，户均 10 亩左右）。在龚村 60 户大规模流转土地的村民中，有 47 户属于这种情形；他们中的24 户现在成了非城郊村的“失地农民”，其中 3户因将房子和土地一起卖给了外来移民而丧失“确权确地”资格成为“失地农民”；另外 23 户村民全家仅有 2亩口粮田。与此相应的是，当时获得土地的农民因政策和情境变动意外长期限地获得了土地承包权。

3.短期限流转土地

这种土地流转方式一直比较普遍。当事人之所以选择短期流转土地，往往是因为对土地存在较长远的预期，而对其它谋生方式预期不长或感到不安全。当前京山农村的土地流转中，绝大多数都是短期限流转，这些农户大多是在 2005 年“确权确地”中仅仅获得 2亩口粮田的。在龚村一组，现在有承包田的 18 户农户中，在家种地的只有 10 户，剩下 8户都仅有2亩耕地，于是短期限流转土地，举家外出打工。而在龚村三组，共有 25 户，全家外出打工的有 12 户，其中 5户将口粮田短期限流转，剩下 7户连口粮田也没有。这些举家外出打工的农户大多是取消农业税之前就外出了，也因此被动流转了土地，现在他们中的很大一部分人有着更多的土地需求，因此不会将土地长久流转，而存在回村种田的可能性。与此相应的是，土地流转的受让农民短期限获得了土地承包权。

二、土地占有状况与农民阶层分化

从上面的情形来看，存在多种不同的土地流转方式，这既与不同时期的“三农”政策相关，也与农民自身的不同处境相关。在不同时期和境遇下，农民对土地采取不同的流转方式；而土地流转对农民的当前处境有着很大影响。京山的村庄具有较强的开放性，不断有村民离开村庄，外来村民则可以通过土地流转进入村庄。笔者以户籍在村的家庭为基础，根据所收集的 3个村庄农民的经济状况和就业状况的详细数据，来分析村庄内的阶层分化。大体说来，京山农民可以分为 5个阶层：外出经商阶层、半工半农阶层、小农兼业阶层、举家务工阶层、村庄贫弱阶层。具体见表 1。

1.外出经商阶层

这个阶层的农民长期在外做生意，目前对农村土地几乎没有依赖，他们游离于村庄，但户籍在村里，属于村里的上层阶层。从 3 个村的总计数据来看，占总户数 10.4%的家庭属于这个阶层。外出经商阶层的年收入一般在 3万元以上，银行存款至少有 10 万元。龚村 2户最富有的经商者，存款达到了 100 万元。外出经商的 15 户村民，有 13 户在城镇有房子，其中有 6户在镇上买了房子或建有房子，7 户在县城或其它县（市）买了房子。除此之外，他们中的一些人在村里还有旧房子，一般由老人居住。当然，虽说外出经商阶层处于村庄中的上层，其中的大部分人已经稳定地实现了“城镇化”，最成功者甚至可以进入大城市，然而，也有极少数人在城镇化过程中遇到了障碍，重新返回村庄，或要求重新返回村庄。例如，龚村的邓某 20 世纪 90 年代在武汉卖米，后因生意不好回村。他们因前期有些积累，回到村里后经济状况尚可。取消农业税之后，土地上的利益结构更加刚性化，外出经商农民不太可能再回到村里。例如，龚村的邓得义，现在 60 多岁，他 20 世纪 90 年代初搬到镇上做小生意，当时将户口从村里迁出但未迁入其他地方落户，“确权确地”时因没有户口而未能得到承包地。他现在收入不多，虽然想搬回村里，但因没有土地而不可能。总体而言，这个阶层中的大部分人在外经商收入较多，并不关心土地。

表1 调查村农民阶层分化情况

数据来源：与村干部质性访谈时，笔者与村干部共同做出的统计。

2.半工半农阶层

这个阶层长期在外务工，同时也从事农业，对农村土地有所依赖，他们属于村庄中的富裕阶层，备受村民羡慕。从 3 个村的总计数据来看，有 23.1%的农户属于这个阶层。半工半农阶层一般都有 10 多亩土地，种地收入 1年可达 1万元，打工收入约 2万元左右，总收入 1年有 3万元左右。这个阶层的半工半农状态，是通过吕德文（2008）所说的“不完全家庭模式”实现的。年轻夫妻一起外出打工，老人在家照顾小孩并继续从事耕作成为常态。在京山县，70 岁以上的高龄老人还从事耕作是普遍现象，帮儿子耕作也是普遍现象。在打工经济的背景下，外出打工是比种田更重要的选择。这样，“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格局，就变成了“老年人主内，年轻人主外”的代际分工和接力格局。这种格局实际上是以打工为主，以农业耕作为辅的，因此，它是“半工半农，以工为先” 的，他们常常只是将农地收入看作一项触手可及的收入。

3.小农兼业阶层

这个阶层以从事农业为主，以在县城和镇上务工为兼业，对农村土地有着高度依赖，他们属于村庄中的“中农”阶层，是村民进行“面子”竞争和攀比的基本标准，是贫弱农户追求的目标。从 3个村的总计数据来看，有 46.4%的农户属于这个阶层。在京山，小农兼业阶层一般都有 10 多亩的土地，种地收入1年可达 1万多元，打工收入 1万～2元万左右，一年有 2万～3万元左右的总

收入。这个阶层频繁地在城乡之间流动，但城市工作不会改变他们的基本生活样态，而只是他们致富的手段。与半工半农阶层以打工经济为中心有所不同，小农兼业阶层是以农业生产为中心的。小农兼业阶层在心态上非常保守，他们有扩大土地的内在需求，却在行动上缩手缩脚。他们期望通过短期限土地流转获得土地。笔者在调研访谈中，这个阶层的农民都表现出对拥有几十亩土地的邻村“地主” 的妒忌，希望自己能够有更多的土地。其实，如果他们愿意，可以通过购买进城农民的房屋和土地来使自己变成“地主”。2008 年，两层四间砖混房屋加上 9亩地的价格总共才 2.1 万元。然而，本地的小农兼业阶层虽然有购买房屋和土地的经济实力，却鲜有去实现“地主梦”的，进城农民的房屋和土地往往被外来山区的农户买走。小农兼业阶层更倾向于通过短期限土地流转获得一户两亩左右的少量土地。

4.举家务工阶层

这个阶层以外出务工为主，目前对农村土地没有依赖，他们属于村庄外的“流浪者”，他们往往只在春节时回一趟家。有的举家务工者甚至干脆在城镇买了房子，除了户口还留在村里外，已经与农村和农业脱离了联系。从 3 个村的总计数据来看，有 10.7%的农户属于这个阶层。在京山，举家务工阶层一般有 2005 年“确权确地”时所确定的 2亩口粮田，有的甚至连口粮田也没有。他们在家种田既不现实也不经济，因此一般都是将土地流转而举家外出打工。他们一年打工收入有 2万元左右，这是他们的家庭总收入。也有少量农户有 10 亩左右的耕地，但不愿意守着耕地而举家外出打工，能有 2万元以上的收入。举家务工阶层的农民对土地有着特别的要求，这种要求不是马上种地的要求，而是期望能够重新分地，将土地“确权”给自己，然后他们会转手流转出去，继续在外打工。举家务工阶层一般是取消农业税之前抛荒外出的农民，因此被动长期限流转土地，成了非城郊村的“失地农民”。他们对未来充满忧虑，无论现在打工收入有多高，对未来都没有安全感。他们担心自己年龄大了，或突然生病，不能继续打工，生活将难以进行下去。他们是村庄中较为弱势的群体，因长年在外，很难有效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2005 年“确权确地”时，他们陆续返回村庄声称土地权利，但轻易地被“各个击破”，最终只获得 2亩口粮田。

5.村庄贫弱阶层

贫弱阶层是村庄的最底层。这个阶层主要有两类：一是因病致贫的农户，

二是土地少而又无法脱身外出打工的农户。两种情形都存在的，则是最贫穷的农户。这个阶层以从事农业为主，因缺少劳动力而无法兼业，他们对土地有着高度依赖。他们属于村庄中的“贫农”阶层，小农兼业阶层是他们的攀比标准和追求目标。从 3个村的总计数据来看，有 8.8%的农户属于这个阶层。因病致贫的农户如果拥有 10 多亩的土地，种地收入 1年也可以达到 1万元，就不会是村里最穷的人。如果他的耕地并不多，就可能变成村里最穷的人。那些只有 2亩口粮田的农户，如果受条件限制不能外出打工，或者不能通过其他副业致富，就会变成村里较为贫穷的人。这些条件限制常常是因为小孩需要照顾，而老人身体不好或已不在世，无法以“不完全家庭模式”维持半工半农结构或小农兼业结构。龚村的龚二平就属于这种情况，他的妻子 2007 年因患癌症去世，剩下龚二平种着 5亩地，带着上高中的儿子。在访谈中，他对自己处于贫穷阶层深感忧虑，但又无可奈何。

上述不同阶层存在着转化的可能性。半工半农阶层的经济形态需要“不完全家庭模式”的支持，如果缺乏这种支持（例如家里的老人实在无法再从事耕作），他们既可能变成小农兼业阶层，更可能变成举家务工阶层。在无法维持半工半农的生产方式时，只要家庭没有特别情况（例如需要在家里照顾孩子），大多数农民会选择全家外出务工并将土地流转，放弃农业收入。

显然，在京山农村，土地占有状况对农民的阶层分化有着较为重要的影响。虽然一些农民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进入城市，一些农户则因为疾病或其他原因而落入村庄贫穷阶层，但从总体上讲，土地占有状况与农民阶层分化有着密切的关系。有一些农户会在理性思考下主动放弃土地，但当前土地的占有状况主要是由收取农业税费负担、取消农业税、“确权确地”等政策性因素造成的。土地占有状况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的阶层状况。占有土地多的农户可以轻松成为半工半农阶层或小农兼业阶层，进入村庄的“中间阶层”；而占有土地少的农户只能成为举家务工阶层，如果境遇恶化，则可能落入村庄贫穷阶层；只有少数农户的阶层状况与土地占有状况无关，他们可以凭借努力获得成功。三、不同阶层农民对土地制度的态度

显然，不同阶层的农民对待土地有着截然不同的态度。可以成功进入城市的农户主要集中在外出经商阶层，他们是进城务工经商者中的最成功者。应该说，成功进入城市的人在数量上不少，但占农村总人口的比例只有 10.4%。这部分

人放弃农村土地大多出于自愿，是主动长期限流转土地。不过，外出经商阶层中也有少量不成功者，他们是主动长期限流转土地，但他们放弃土地的策略并不成功，现在回到村庄必须寻找新的出路。从整体上而言，这个阶层并不关心土地制度，只有当他们中的少数人无法在城镇立足时，才会对土地重新有需求。半工半农阶层和小农兼业阶层都是城市和农村的“两栖动物”。不过，

半工半农阶层以城市为中心安排生产，通过“不完全家庭”来实现；而小农兼业阶层则以农村为中心安排生产，通过日常生活的半农半工来实现。他们财富的很大一部分来源于土地，他们是现有土地制度的既得利益者。在取消农业税之前，农业负担严重时，他们没有放弃土地，或者短暂放弃后又重拾土地，因此，二轮延包和“确权确地”没有使他们被动长期限将土地流转出去，甚至还意外长期限获得了土地。这部分人对自己的土地占有状况较为满意，对现有的土地政策非常拥护。这两个阶层占农民总数的 69.5%，是农村的“中间阶层”。正是由于存在庞大的“中间阶层”，虽然当前土地占有状况不均，农民却对土地制度异议并不大。

举家务工阶层看起来似乎与农村联系不大，但他们实际上必须依赖农村进行生活安排。他们工作在城市，生活却在农村，在农村完成劳动力的再生产，他们通过劳动力的输出带来资金（贺雪峰， 2007）。这个阶层虽然向往城市生活，却没有能力在城市立足。这个阶层的农民不一定热爱土地，他们却需要土地。他们需要土地，却不是马上需要土地来养家糊口。他们之所以对土地有所需求，是因为他们对城市生活感到不安全。这个阶层中的一部分人是主动放弃土地进入城市的。但大部分人却是在税费负担严重时被动地长期限流转了土地。当举家务工阶层因为家庭境遇变化（例如老龄化）或经济环境变化（例如当前的经济萧条）想返回农村时，他们却没有了退路。显然，现有的土地制度安排限制了他们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的“迁徙自由”。

村庄贫弱阶层是村里最底层的阶层，他们无法离开村庄，主要依赖农业为生，但他们却常常是最缺乏土地的，因此对土地有着迫切的需求。因病致贫的农户，似乎很难在短时期内摆脱困境；而因土地少而又无法脱身打工的农户则可能通过从事其他副业来摆脱困境。但如果从事副业失败，他们的境遇就会雪上加霜。龚村的龚三平以前外出打工，现在身体不好，只好回家来，他只有兄弟给的2

亩田。为了赶上村庄“中农阶层”的生活，他将这 2亩田用来喂鸭子，结果 2007 年养鸭行情不好，他没有挣钱，反倒亏了几万元。这是失败的例子，不排除也有成功的个案，但关键是村庄贫弱农户是失败不起的，一旦失败，他们再要“翻身”几乎不可能。正因此，这个阶层对土地有着最急切的需求，他们期望能够通过拥有更多的土地来摆脱贫困。但是，他们既没有足够的资金通过购买房屋获得长期限流转的土地，也没有足够的社会关系通过土地的短期限流转来获得足够土地。

显然，举家务工阶层和村庄贫弱阶层都对生活充满焦虑，前者的焦虑指向未来，后者的焦虑指向当下。他们都对现有的土地制度有着变革的要求，但要求的具体方向不同。举家务工阶层认为现有的土地占有格局起点不公平，期望重新按照人口“确权确地”，这样，他们有了土地承包权，当下可以流转，未来有所保障。村庄贫弱阶层则期望返回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的土地制度，期望能够不花成本地从村集体得到与村庄“中农阶层”一样多的土地，进而过上“中农”的生活。

由此看来，其实即使在中西部农村内部，不同阶层的农民对现行土地制度的态度也是不相同的。因此，决策部门在进行土地制度设计时，不能简单地说保护农民的利益，而是要看哪个阶层农民的利益受到了保障，哪个阶层农民的利益没有受到保障。应该说，现有的土地制度安排在保护广大“中农阶层”的利益上是颇为有力的，但难以符合保障村庄贫弱阶层利益的需求，难以满足外出经商阶层失败时的利益需要，也难以保障举家务工阶层因家庭境遇变化或经济环境变化而回迁农村的“迁徙自由”。

有学者从村庄内农民普遍平等和降低农业生产成本的角度出发，主张维持第一轮承包时以集体所有制为基础，对农民土地承包权实行债权保护的农地承包权制度（陈柏峰，2006）。这意味着农民的土地承包权与户籍、人口明确联系起来；当人口因生老病死、婚丧嫁娶出现变动时，土地相应作出调整；村集体享有较大的土地调配权，村民的土地承包权较为平等。这虽然符合农民的平等观念，但制度的运作成本过高。这是因为土地频繁调整会使乡村干部和农民投入大量精力，带来各种矛盾，基层政府也要花很大精力调解相关纠纷。而且，土地调整也可能给村干部腐败带来制度性机会。也许正因此，第二轮承包时农村土地制度逐渐变成了以集体所有制为基础，对农民土地承包权实行物权保护的农地承包

权制度。《土地管理法》和《农村土地承包法》都规定“赋予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农地使用权”，“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如前所述，这种制度能够保护广大“中农阶层”的利益，但并不能平等保护所有农民阶层的利益。

应该说，现有农地制度安排是折衷的产物。从社会效果来说，已经有一部分农民对之提出了质疑。外出经商阶层中的少量不成功者和举家务工阶层基于回迁农村的“迁徙自由”对之有了改革的呼声，村庄贫弱阶层也基于平等对之提出了改革的要求。尤其是最近由于宏观经济不景气，这种呼声有增高的趋势。但是，这两种呼声并不能被高估，因为他们所涉及的问题还不严重，人群也不够广泛，不到农户总数的 20%。

四、政策意见与建议

最近一段时间，有学者提出继续削弱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的基础，延长土地承包期限到 70 年，加快土地承包权和宅基地使用权的流转，放开土地承包权和宅基地使用权的抵押融资等较为激进的建议，甚至提出了私有化或变相私有化的政策建议（厉以宁，2008；党国英，2008）。如果这种建议落实到政策和法律中，很可能造成不利后果。从土地流转对农民阶层分化的影响来看，农民在流转土地时，预期往往并不长，甚至都没有预期到自身生命周期的变化，而对进城务工经商过于乐观。事实上，虽然有不少人可以成功实现城镇化，但这些人所占比例其实很少。况且他们今天已经遭遇了当年“理性”的恶果，在现行土地政策下，失去了向农村回流的“迁徙自由”。一旦土地私有化或变相私有化，丧失这种迁徙自由的农民将会越来越多，可能会出现一些学者所预期的城市“贫民窟” （温铁军，2008；李昌平，2008）。而且，在当前的土地制度安排下，村庄贫弱阶层很难实现向上社会流动，他们有土地的需求。如果按照上述“改革”，这些无法实现向上社会流动的农民可能会越来越多。除非国家对他们进行巨额补助，否则他们很难实现“中农梦”。这样，党和国家“共同富裕” 的许诺就可能落空，政权执政的合法性也会降低。

与激进的土地制度改革建议相比，现行土地制度是一个稳健的制度安排。物权化的土地承包权制度所导致的阶层分化，以及不同阶层对土地的相关需求，目前不会导致严重的社会后果。而将来是否会导致严重的社会后果，这取决于中国宏观经济的发展。如果宏观经济发展势头良好，既有的小问题可以稳步加以解决；而如果宏观经济出现问题，必然有更多的外出经商阶层和举家务工阶层

回村要求土地，向土地要求“迁徙自由”。目前农民的普遍预期是第二轮承包的30 年期限届满后，土地占有格局会得到调整。事实上，10 多年后，土地占有格局是否需要调整，以及如何调整，取决于中国的整体发展状况。而一旦土地私有化或变相私有化，政府和村庄将在较长的时间内缺乏对土地占有状况足够的调控能力，这关系着党能否真正带领不同阶层的农民走向“共同富裕”。

基于目前农村土地占有状况和阶层分化的现实，笔者提出以下两点政策建议：

第一，坚守现有稳健的土地制度安排。这也是目前中央所坚持的，它决定了 10 多年后政府是否拥有根据宏观经济状况对农民阶层分化进行调整的正当性和合法权力。

第二，以合适的方式保障贫弱农户的地权。目前，有些乡镇政府和村庄对土地占有状况进行微调，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其主要方式是通过协商，让种田大户拿出一部分土地分配给贫弱阶层农民。另外，可以考虑赋予地方政府和村集体在土地流转市场中的“优先购买权”，让地方政府或村集体拿出一部分扶贫款，从土地流转市场中获得农地承包权，并以扶贫的方式分配给贫弱农户，这也许是一个可行的办法。

参考文献：

〔1〕陈成文、罗忠勇：《土地流转：一个农村阶层结构再构过程》，《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6 年第 4期。

〔2〕温铁军：《农村政策的底线是不搞土地私有化》，《中国市场》2008 年第 1 期。

〔3〕李昌平：《中国农村菲律宾道路化的危险》，《绿叶》2008 年第 10 期。〔4〕李昌平：《我向总理说实话》，光明日报出版社，2002 年。

〔6〕毛泽东：《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 年。

〔6〕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

〔7〕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年。

〔8〕贺雪峰、罗兴佐、陈涛、王习明：《乡村水利与农地制度创新》，《管理世界》2003 年第 9期。

〔9〕贺雪峰：《乡村的前途》，山东人民出版社，2007 年。

〔10〕吕德文：《不完全小农家庭、资源输入与村庄治理》，载于郑宝华（主编）：《环境健康新农村》，云南民族出版社，2008 年。

〔11〕陈柏峰：《对我国农地承包权物权化的反思》，《清华法律评论》2006 年第1期。

〔12〕厉以宁：《论城乡二元体制改革》，《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 年第 2期。

〔13〕党国英：《中国农村改革与发展模式的转变》，《社会科学战线》2008 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