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语言文化

一．关于平话的语言特征以及文化特点。

广西平话是中国广西、广东、湖南、云南部分地区的若干类方言的笼统称谓。分南部平话（桂南平话）和北部平话（桂北平话）两大类。桂南平话内部比较一致，具有粤语的典型特征，传统上归入粤语。桂北平话与桂南平话迥异，且桂北平话内部各方言之间差异也很大，不是一种单一的方言。桂北平话具有某些湘语特征。但在1987年中国社会科学把平话列为一个不属于粤语的汉语方言。与此相关的讨论散见于各种学术平台，至今未达成统一的意见。

关于使用平话的人口，《中国语言地图集》A2“中国汉语方言图”文字说明，以及B14图的文字说明都说使用平话的人口大约二百多万人。

桂南平话主要使用于宾阳、邕宁、横县、贵港、上林、马山等县和南宁市郊区以及左、右江流域的一些集镇和部分村庄中。

桂北平话主要使用于桂林市郊区和临桂、灵川、永福、龙胜、富川、钟山、贺县、融安、融水、罗城、柳江、柳城等地的集镇和村庄中。

各地平话有一个共同的语音特点，即古全浊声母清化后塞音塞擦音大多不送气，和全清声母合流。以灵川三街话（桂北平话）和南宁心圩话（桂南平话）。各地平话有或大或小的差别。桂北平话内部分歧较大，桂南平话内部一致性较高。以南宁市亭子平话为代表的桂南平话语音系统声母22个，韵母43个。根据研究人员发表于学术刊物上的材料，平话的特点主要有以下几项：

保留入声（塞音韵尾）分尖团

中古汉语中先、萧等三等韵的主元音作细音，齐、痕等韵作洪音

歌、寒、唐等韵的主元音作a

全浊（浊塞音、浊塞擦音）清化，不分平仄，一律不送气

阳入分上下

其中后三项常被引作平话独立于粤语的证明。但又有学者指出，若干粤语次方言也具有全浊不送气的特点，而阳入分上下在平话内部也不统一，相对于为数众多的粤（标准粤语，广州话）平两语的共同点来说，平话的特点尚不足以支持其成为独立的方言。

平话人文化特点：

1.经济特点：居住农村的平话人多以传统种植业为生, 其中比较有特点的是种甘蔗和种菜。桂南部分平话人又有蔗园人、菜园人之称, 名称的来由大概缘于历史上这部分平话人擅长种蔗、种菜。

2.居住建筑的连屋形式

所谓连屋, 是一个家族或大家庭的人的房子比邻几进大屋建立一起, 四周用建廊房或起围墙的形式把房子环抱连在一起。这类连屋建筑是平话人所保留的汉族传统居式特点。这种连屋建筑还集中反映了平话人的家族制度、祖宗神灵崇拜礼俗等

3.宗族制与家族宗族活动，平话地区家族力量强大, 重修谱、建祠堂、家庙, 重春秋社祭和联宗祭祖, 每个姓氏都有族谱, 几乎村村有祠堂、社庙, 家位神台。

4.平话山歌等民间文化比一般汉族地区发达、盛行。各地的平话山歌丰富多彩, 平话山

歌、歌圩及由此而产生的习俗十分风趣动人, 是一块民间文化瑰宝。平话土俗字在部分地区使用, 为记录平话山歌、平话经文等民间文化起了重要作用

二．六书的阐释。

象形

属于“独体造字法”。用文字的线条或笔画，把要表达物体的外形特征，具体地勾画出来。例如“月”字像一弯明月的形状，“龟”字像一只龟的侧面形状，“马”字就是一匹有马鬣、有四腿的马，“鱼”是一尾有鱼头、鱼身、鱼尾的游鱼，“艹”（草的本字）是两束草，“门”字就是左右两扇门的形状。而“日”字就像一个圆形，中间有一点，很像我们在直视太阳时，所看到的形态。象形字来自于图画文字，但是图画性质减弱，象征性质增强，它是一种最原始的造字方法。它的局限性很大，因为有些事物是画不出来的。

指事

属于“独体造字法”。与象形的主要分别，是指事字含有绘画等较抽象中的东西。例如“刃”字是在“刀”的锋利处加上一点，以作标示；“凶”字则是在陷阱处加上交叉符号；“上”、“下”二字则是在主体“一”的上方或下方画上标示符号；“三”则由三横来表示。这些字的勾画，都有较抽象的部分。

形声

属于“合体造字法”。形声字由两部分组成：形旁(又称“义符”)和声旁(又称“音符”)。形旁是指示字的意思或类属，声旁则表示字的相同或相近发音。例如“樱”字，形旁是“木”，表示它是一种树木，声旁是“婴”，表示它的发音与“婴”字一样；“篮”字形旁是“竹”，表示它是竹制物品，声旁是“监”，表示它的发音与“监”字相近；“齿”字的下方是形旁，画出了牙齿的形状，上方的“止”是声旁，表示这个字的相近读音。

会意

属于“合体造字法”。会意字由两个或多个独体字组成，以所组成的字形或字义，合并起来，表达此字的意思。例如“酒”字，以酿酒的瓦瓶“酉”和液体“水”合起来，表达字义；“解”字的剖拆字义，是以用“刀”把“牛”和“角”分开来字达；“鸣”指鸟的叫声，于是用“口”和“鸟”组成而成。

转注

属于“用字法”。不同地区因为发音有不同，以及地域上的隔阂，以至对同样的事物会有不同的称呼。当这两个字是用来表达相同的东西，词义一样时，它们会有相同的部首或部件。例如“考”、“老”二字，本义都是长者；“颠”、“顶”二字，本义都是头顶；“窍”、“空”二字，本义都是孔。这些字有着相同的部首(或部件)及解析，读音上也是有音转的关系。

假借

假借就是同音替代。口语里有的词，没有相应的文字对应。于是就找一个和它发音相同的同音字来表示他的含义。例如“自”本来是“鼻”的象形字，后来用作“自己”的“自”。

三．诗经是如何体现西周时期的礼乐文化？

《诗经》的体制分为“风雅颂”三部分，“风”，是指地方乐调，所以又称为“国风”，大部分是各地的民间歌谣，共有十五国风160篇。“雅”是周王朝中央所在地的乐调，即周王朝直接统治地区的音乐。共105篇，含小雅：74篇；大雅：31篇。“颂”是用于宗庙祭祀而兼有舞容的乐歌，也就是祭祀（祭祖或祭神）时用的歌舞曲。共40篇。

《诗经》内容分为祭祀与史诗、农事诗、燕飨诗、怨刺诗、征役诗、婚恋诗、以及其他内容（寓言诗、伤亲诗、思乡诗等）

从体制到内容我们都可以看出，诗经与西周的礼乐文化密不可分。

“颂”是宗庙祭祀的乐歌和史诗，内容多是歌颂祖先的功业的。《毛诗序》中说：“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这是颂的含义和用途。《颂》诗主要是《周颂》，这是周王室的宗庙祭祀诗，

《周颂》31篇全部为祭祀诗，其中大部分为祭祖诗歌。这些祭祖诗歌的作用主要是：1.宣扬祖先功绩，表达对祖先的尊敬。如《清庙》不遗余力地表达了对文王德行的赞美：“秉文之德，对越在天。骏奔走在庙，不显不承，无射与人斯。”

2.寻求祖先的保佑。逝去祖先的宗教权威和其子孙的世俗权威是一体的，天子通过祭祀自己的祖先来表明自己继承政权及统一天下的合法性。“肆于时夏，允王保之。——《时迈》”。３.以祖先德行自勉。虽然周朝取得了天下，但新生的政权并不稳定。所以统治者并不敢大意，而是战战兢兢地勤于政务。周王朝通过对祭祀礼仪的严格规定来进一步强化社会等级制度。

《诗经》中的宴饮诗，本是燕礼，乡饮酒礼等礼仪上的乐用之诗，出自周代贵族之手，体现周代贵族的思想价值取向。周代是宗法制社会，宗族关系是维系社会稳定的重要纽带，周代统治者重视宗法关系，借助宴饮来凝聚亲族管子。这种具有政治目的的宴饮有着严格的利益仪式，体现了礼乐制度对宗法等级的严格界定和人的道德规范。《小雅·鹿鸣》就是一首代表作。这首诗体现了礼乐制度对当时的宗法制的维护和促进作用。虽然是热闹的宴饮场合，臣子可以和君主进行沟通和交流，但是君臣关系、尊卑秩序仍然受礼乐制度的约束，不可逾越。

再如《诗经》中的爱情诗，它们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周代的礼乐文化。《诗经》首篇的《国风·周南·关雎》就是一首反映爱情婚恋的诗，《关雎》承认男女之爱是自然而正常的感情，歌颂美好纯洁的爱情。同时，《关雎》又要求对这种感情加以克制，使其符合当时社会的美德。孔子在《论语·八佾》一篇评价这首诗：“《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诗经所发挥的礼乐功能就是教化民众来遵守礼，这也有利于周朝的统治。

四．《茶经》《七碗茶经》如何体现中国古代茶文化？

《茶经》，中国第一部茶学专着。唐代陆羽(733年-804年)撰。书中论述了茶的性状、品质、产地、采制和烹饮方法及用具等。《茶经》是一部关于茶叶生产的历史、源流、现状、生产技术以及饮茶技艺，茶道原理的综合性论作，不仅是一部精辟的农学著作又是一本阐述茶文化的书。它将普通茶事升格为一种美妙的文化艺能，推动了中国茶文化的发展。

“和”是中国茶文化的核心，陆羽深受儒、道、佛的影响，融诸家思想于茶理中，最早确立茶德标准：“茶之为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茶经》中对有关茶的方方面面都做出了阐释，各个细节统一起来成就了入口的一杯茶，体现了自然和谐之美，“和”的思想。

如《茶经·一之源》，论述茶的起源、名称、品质，介绍茶树的形态特征、茶叶品质与土壤的关系，指出宜茶的土壤、茶地方位、地形，品种与鲜叶品质的关系，以及栽培方法，饮茶对人体的生理保健功能。“二之具”谈有关采茶叶的用具。详细介绍制作饼茶所需的19种工具名称、规格和使用方法。“三之造”陆羽详细介绍了茶叶采摘、制造、贮藏、蒸清茶饼所需的10多种工具、7道工序的生产流程及成品茶的鉴别方法，其要求极为严格。如“茶人负以采茶”，“凌露采焉，其日有雨不采，晴有云不采”。指出采茶的重要性和采茶的要求，提出了

适时采茶的理论。“四之器”写煮茶饮茶之器皿。详细叙述了28种煮茶、饮茶用具的名称、形状、用材、规格、制作方法、用途，以及器具对茶汤品质的影响。

《七碗茶诗》，全诗涉及唐代茶事如包装、形制、贡茶、采茶、制茶、煎茶、吃茶、茶政诸多方面，还体现了韩愈“忠孝生天性”的评价，亦即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中所说的卢仝“从一个人的穷苦，想到亿万苍生的辛苦”的思想。该诗实际是以诗注解《茶经》，并且创造性地继承了皎然等人的茶道思想。第一部分写孟谏议（谏议大夫）寄新茶，此至精至好之茶，价埒黄金之珍贵。卢仝煎茶思友，从茶之产地由来到感受一一道来。从中尚可知会卢仝“独品得神”的高远意境。“新年入山里”、“便到山人家”、“柴门反关”等，均表现卢仝首先有甘于清贫的清介之节而不受朱门熏染，有清寂高雅的精神生活追求。茶非俗客，即使“柴门反关”，也需“纱帽笼头”，衣观整洁，以此对洁净之茶礼敬，自尊、自重、自爱，保有一颗孤傲而高贵之心。游走于儒家思想和道家文化理想的卢仝，以那个时代背景与历史上所共同面临的饮茶、制茶到茶俗、茶的利用等问题，作为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揭示了那个年代品茶特点。

第二部分是我们所说真正意义上《七碗茶歌》的重头戏。卢仝满怀感激之诚，集中表现出独自煎茶和痛饮七碗茶之畅快淋漓。“一碗喉吻润”，水润喉是为品茶之基本。“二碗破孤闷”，一语道破天机，直抒胸臆，茶乃醒世之物而非以酒解愁。“三碗搜枯肠，惟有文字三千卷”，与那些朱门“肥肠”相比之下的枯肠，唯以知识修养作为文人清高孤傲姿态的写照。但卢仝真正能够高人一畴的感觉还是要数第四碗——“四碗发轻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和风细雨般的轻松语言将诗人平生遭遇种种不快和心中郁结都已散发到九霄云外。何以解忧，唯茶是求。“五碗肌骨轻，六碗通仙灵，七碗吃不得也，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从第五碗到第七碗，则纯粹是卢仝由物质到精神的一种感受和升华，是一种心会和享受的过程。这一碗到七碗的精彩绝唱，从而把品茶的审美升华到精神领域。

第三部分是卢仝以悲悯之心对采茶人寄予深切的同情，表露出关爱茶农的一片赤子之心。卢仝除了着重强调品茶的审美、功能和愉悦外，更把品茶的境界放眼到饮水不忘挖井人的感恩与同情，放眼到天下百万茶农的艰辛劳作。这一著名的七碗茶诗不仅表达了口腹之欲的满足感受，还创造了一个广阔而奇妙的精神世界，使饮茶在文人雅士那里变成了一种物质与精神享受完美结合的盛事。五．中国文化的特点及其形成原因。

1.中国文化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

中国文化的强大生命力，表现在它的同化力、融合力、延续力和凝聚力等方面。

所谓同化力，是指外域文化进入中国后，大都逐步中国化，融入中国文化而成为其一部分。在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例子莫过于佛教文化的传入和中国化。佛教传播的结果，一部分变为中国式的佛教（如禅宗），一部分反而消融于宋明理学之中，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

所谓融合力，是指中国文化并非单纯的汉民族文化或黄河流域的文化，而是在汉民族文化的基础上有机地吸收中国境内各民族及不同地域的文化——如楚文化、吴文化、巴蜀文化、西域文化等，形成具有丰富内涵的中华文化。中华各民族文化，例如历史上的匈奴、鲜卑、羯、氐、羌、契丹、辽、金等民族的文化，都融汇于中国文化的血脉之中。没有这种融合，也就没有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这种强健的生命延续力的成因是多方面的。东亚大陆特殊地理环境提供了相对隔绝的状态，是其缘由之一。而中国文化长期以来以明显的先进性多次“同化”

以武力入主中原的北方游牧民族，反复演出“征服者被征服”的戏剧，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在漫长的历史年代，中国文化虽未受到远自欧洲、西亚、南亚而来的威胁，但也屡次遭到北方游牧民族的军事冲击，如，宋元时期契丹、女真、蒙古人接连南下，明末满族入关。这些勇猛剽悍的游牧人虽然在军事上大占上风，甚至多次建立起强有力的统治政权，但在文化方面，却总是自觉不自觉地被以华夏农耕文化为代表的先进的中原文化所同化。而在这一过程中，中国文化又多方面地吸收了新鲜养料，如游牧人的骑射技术，边疆地区的物产、技艺，从而增添了新的生命活力。

2.中国文化是一种重实际求稳定的农业文化。所谓农业文化，并非说构成这种文化的物态成分中没有其他产业的产品，而是说整个文化的物质基础的主导方面和支配力量是在自然经济轨道上运行的农业。

原因是：几千年来，中国人的主体——农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躬耕田畴，世世代代、年复一年地从事简单再生产，成为国家服役的基本承担者。这就铸定了中国古代文化的农业型物态特征，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独具一格的“实用—经验理性”，如重农、尚农、的社会共识，重实际而罢玄想的务实精神，安土乐天的生活情趣，包含循环与恒久的变易观念，等等农耕经济的持续发展保证了中华文化的一种重农特征。

3.中国文化是一种以家族为本位的宗法集体主义文化。中国的发展脉络是由家族走向国家，以血缘纽带维系奴隶制度，形成一种“家国一体”的格局。这样，氏族社会的解体在我国完成得很不充分，因而氏族社会的宗法制度及其意识形态的残余大量积淀下来，几千年中，全社会并未长期存在如同古代印度和欧洲中世纪那样森严的等级制度，社会组织主要是在父子、君臣、夫妇之间的宗法原则指导下建立起来。

4.中国文化是种尊君重民的政治文化。因为这种土壤中生长起来的极度分散的社会，需要高高在上的集权政治加以统合，以抗御外敌合自然灾害，而人格化的统合力量则来自专制君主。另一方面，农业宗法社会的正常运转，又要仰赖以农民为主体的民众的安居乐业，家国方得以保全，否则便有覆灭崩溃的危险。因此，“民为邦本”的思想传统也是农业宗法社会的必然产物。“尊君”和“重民”相反而又相成，共同构成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一体两翼。中国农业社会由千百个彼此雷同、极端分散的村落和城镇组成。但是，对外抗御游牧人的侵袭，对内维持社会安定又是这个农业社会的全民性需要（天候地理、治理黄河、赈灾恤邻），这就又建立统一的、权威巨大的帝国的必要。

六．全球化和传统文化的关系。

在全球化背景下，以西方资本主义价值观为主导的全球化导致了全球文化的西方化、商业化，致使东方的中国文化逐步被全球性商业文化所吞蚀和严重边缘化。当代中国文化面临着全球文化同质化和民族文化本土化的尖锐矛盾。在此先分析全球化对中国文化的积极影响。

首先，全球化为中国文化实现现代化和自我更新提供了丰富的世界文化资源和参照系统。中国文化是一个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结构完整的独立文化系统。在当今全球化时代，全球化把整个世界变成了密切相连的地球村，这为中国文化实现自我创造性转化提供了丰富的世界文化资源和参照系统，尤其为我们吸收和借鉴西方文化的优秀成果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其次，全球化为中国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与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和空前广阔的空间，为中国文化走向世界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随着以交通、通信和互联网技术为基础的现代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中国文化正在以崭新的面貌走向世界。例如少林寺的禅宗和武术、民族音乐、民族服装、汉语、春节、中国文学和中国哲学等都开始在世界范围内形成热潮。

再者，全球化引发的种种弊端也为中国文化的发展提供了现实必要性和肥沃的土壤。在全球化的进程中，随着科技和信息产业的飞速发展，唯科学主义迷信导致的弊端也越来越突出。在高度世俗化、工业化、工具化的现代社会里，人变成了机器的附庸和金钱的奴隶。人们无可奈何地以道德的沉沦、信仰的瓦解和生态环境的破坏为代价去换取经济的起飞与社会的发展。面对这种现实处境，中国文化所蕴涵的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念、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和追求自由放达的超越意识可以为现代人指出一条通向自由王国的康庄大道，纠正现代工业文明对人性与大自然的摧残和压迫，挽救、制衡和警醒迷失于物欲横流的拜物教中的现代人。全球化对中国文化的负面影响

在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全球化对中国文化形成了巨大的冲击和挑战，并产生了深刻的负面影响。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在价值观领域，现代西方文明充斥着拜金主义、虚无主义、享乐主义、消费主义的世俗化价值观念和弱肉强食、惟利是图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价值观。随着全球化浪潮的泛滥，这些西方流行的现代价值观念都在世界范围内广泛流行，并对非西方的传统价值观产生了十分巨大的挑战和冲击。与中国儒家、道教、佛教所追求的克己、寡欲、仁爱、淡泊、圣洁、俭朴、利他的人生境界大相径庭。在现代社会，与人类的物质文明和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相伴随的并不是理性主义自由王国的自动降临，相反，却是人类社会日益陷入了空前的精神危机和价值混乱之中。人们看到的是资本主义的残酷无情，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傲慢狂妄，以及拜金主义、虚无主义、享乐主义、消费主义在生活中的四处弥漫，以及由此引发的信仰危机、道德堕落、精神颓废、革命风暴、种族歧视、文明冲突、

2. 在文化观念领域，英美等国兴起的新保守主义思潮公然鼓吹用西方文化征服全世界的文化帝国主义，对一贯主张和平共处、和谐发展的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极具破坏性的消极影响。

3. 第三，在生活方式上，主要是唯科学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对中国文化的冲击。全球化是以现代交通、通信和互联网技术为基础发展起来的，科学技术对现代人们的物质和精神生活都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因而，现代科学成为现代人真正相信的最具有影响力的宗教。因而，主张科学技术万能的唯科学主义思潮正在变成现代世界的共同信仰和主流意识形态。在这个崇尚科学万能和无神论信仰的时代，中国传统文化的信仰和价值观在整体上常常被看作是过时、落后、愚昧、封建和迷信的反科学的东西，因而也就会处处被限制、压制、甚至处于被消灭的地位。

七．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

传统文化与现代化是历史发展进程中形成的两个环节,既相互衔接又相互矛盾。传统文化是昨天文化创造活动的积淀,是能影响后人的文化成果。现代化则是当前历史进程的目标,两者既有区别,又有必然的联系。对待传统文化采取国粹主义的态度或民族虚无主义的态度都是偏颇的。

传统文化，广义上讲，它是指人类在改造世界的社会实践中所获得的物质、精神生产的能力及其所创造的财富的总和，包括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狭义的文化主要是指精神生产能力和精神产品。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民族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所积淀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文化遗产，也是民族特有的思维方式的精神体现。传统文化既有精华，又有糟粕，所以，对传统文化既不能一概否定，也不能全部的吸收，只有站在时代高度，通过实践检验。汲取精华，清除糟粕，才是正确地发挥作用。

传统文化是不能抹杀的。人类文化没有继承就发展不了。我们每个人都在一定的传统文化中生活、成长。每一个人都是在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哺育下成长的,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无不受传统文化的影响。所获得的知识和能力,以及形成的思维和工作方式,也都会打上传统文化的烙印。在当今世界,已涌现出传统文化和现代化结合得很好的例证,这表明了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并不是截然对立的。日本、新加坡、韩国比我们更现代化,却比我们更尊重传统文化的作用。日本把儒家思想化为相互协作的群体意识,取得了惊人的进展。众所周知,人类历史是不断发展的。传统只能反映过去,一旦成为传统,它就凝固起来,偏离开日益发展的新生活,有时还会和新生活发生严重的冲突。所以,传统具有巨大的惰性。不管传统文化多么悠久,多么丰富却往往会成为民族进步的沉重负担。传统是旧生活的反照,不是新时代放射的光芒。我们对此应有冷静和清醒的认识,既要尊重传统文化,又要摆脱惰性制约。否定传统文化，就是否定历史。

一个国家走向现代化，总要有建立在一定的经济、政治之上的文化，否定传统文化，也是否定历史，否定民族精神。人为地割断自己的“根”。美国文化哲学家怀特说过：“文化是一个连续的统一体，文化发展的每个阶段都产生于更早的文化环境”，“现在的文化决定于过去的文化，而未来的文化仅仅是现在文化潮流的”。可以说，一个国家民族的发展史，也就是发展和丰富传统的历史。同样，作为凝聚和激励人民重要力量的民族精神也是传统文化长期熏陶与培育的结果，是传统文化的结晶。一个民族陷入任何困境都不可怕，可怕的是失去民族精神支柱，精神上无所依托。所以，如何对待传统文化问题，决不单纯是个文化问题，而是一个关系民族命运发展的问题。许多历史事实证明，一个国家走上民族振兴，走向现代化，无不是从弘扬民族精神做起。民族精神是民族之魂。否定传统文化，必然抹煞民族精神。那种认为中国现代化只能从异质文化中汲取力量，企图以文化就是以西方文化模式代替中国传统文化模式的过程称为西化派是错误的。

传统文化和现代化是历史发展的两个环节,应理智地把握其区别和衔接。对于传统中阴暗、消极的东西,如专制主义、个人迷信、封建家长制、闭关锁国、践踏知识与人权等,应视为糟粕摒弃。现代化需要发展民主、科学、法制等,这正是传统文化中所缺少的。因此,在肯定传统文化中精华的同时,要清醒地认识其中的糟粕,这样,我们才不会感情用事,才不会丧失鉴别能力,从而在发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促进祖国的现代化建设。

我们不该把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对立起来，传统文化并非一潭死水，而是一个动态系统。人类在自己的社会实践中创造传统文化，并在实践中革新与丰富传统。否则，就不会变为现实的文化传统。其实，任何现代化只能从现实传统文化出发，否则便成为无本之木。一旦毁灭了传统，文明也随之消失。所以对传统文化决不能采取一概否定的态度，而必须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实践中加以检验，清除那些过时的东西。

我们应该克服文化优越感和自我中心的文化本位主义，通过对外开放，吸收外来先进文化的过程来建设符合中国国情的现代新文化。这对长期以来以文化悠久，有文化优越感的中国文化尤有必要。当然，适应的过程也是一个批判继承与综合创新的过程。

八．“天人合一”思想的当代价值

“天人合一”哲学命题作为中国传统哲学的基本问题，留下了几千年以来许多哲人的思想智慧的结晶。到今天看来它还充满着智慧的光芒，仍然有其现实的意义和历史价值。

（1）中国天人合一观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促成了中国特有的环境意识的早熟，并且对当下生态保护具有指导意义。在天人合一观思维的路径下，中国先民很早就形成了遵循自然规律，保护自然环境，节约自然资源，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保护意识。他们相信人是自然的一部分，而自然也像人一样是有灵性有生命的。

进入近代以来，生产力得到迅速发展，于是人类自以是自然的主宰者把自己和自然对立起来，疯狂地去“征服”大自然。人类本想“征服”自然，没有想竟然受到大自然的严酷惩罚。于是人们不得不重新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认识到再也不能与大自然对立起来，共存共荣才是长久之道，否则便是毁灭下一代人的生存依据。而要树立这种新观念，从中国传统哲学的“天下合一”中应该得到些许启示。

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思想，强调人与自然的统一，人的行为与自然的协调，道德理性与自然理性的一致，充分显示了中国古代思想家对于主客体之间、主观能动性和客观规律之间关系的辩证思考。根据这种思想，人不能违背自然规律，不能超越自然界的承受力去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破坏自然，而只能在顺从自然规律的条件下去利用自然、调整自然，使之更符合人类的需要，也使自然界的万物都能生长发展。另一方面，自然界也不是主宰人其社会的神秘力量，而是可以认识、可以为我所用的客观对象。这种思想长期实践的结果，是达到自然界与人的统一，人的精神、行为与外在自然的统一，自我身心平衡与自然环境平衡的统一，以及由于这些统一而达到的天道与人道的统一，从而实现完满和谐的精神追求。中国文化的天人合一思想，对于解决当今世界由于工业化和无限制地征服自然而带来的自然环境被污染、生态平衡遭破坏等问题，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对于我们今天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更有着防患于未然的重大现实意义。

（2）中国天人合一观把认识世界与认识自我联系起来，这种哲学思维方式可以进行现代转换，而这种转换对现在哲学也有裨益。中国人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与自然成为朋友，这一点看，把中国传统哲学的思考方式进行现代转化并非不可能的。

（3）中国的天人合一观具有注重价值理性的特点，这对于遏制现代科技理性的过度膨胀将发挥制衡作用。在人类获得的巨大科学技术面前，自然界以其沉默的反抗告戒人类。中国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与自然和谐相处、人与自然共同发展的思维模式，使中国人在注重科学技术给人类带来福祉的同时，还注重科学技术给人类带来的负面影响。当从中国古代哲学家注重价值理性的传统入手，从人的问题契入哲学问题，重新构建符合时代又符合人类价值理性的原则。

（4）中国的天人合一观注重人的自省、自律，这对于当今人的自我修养无疑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很注重人的自省、自律，形成了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这种注重自体修养的最高人生理想，在今天对人的修身养性的确是具有极大的启示作用。

（5）中国天人合一思想造就了中国人异于西方的艺术品味和艺术风格。中国的艺术形式，特别是书法、绘画、诗文以及园林建筑都放射着“天人合一”古老智慧的神韵。

九．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首先，佛教自传入中国，对中国文化有很大的影响，总的来说有以下几方面：

1、佛教文化对中国文学语言的影响。佛教的传入，为中国文学语言增添了新的词汇。伴随

佛教的传入，佛经翻译也随之展开，佛教典籍中不少优美的典故和具有艺术美的新词语，被引进入我国。佛经的传入与翻译，佛教用语逐渐变成了汉语系的日常用语。如世界、实际、如实、相对、现象、唯心、比量等都来自于佛教典籍。它们极大的丰富了我国文学语言的宝库，使汉语言的表现力更为灵活。它们不仅方便了人们的思想交流，也极大的推进了中国的文学创作。

2、佛教文化对文学体裁的影响。佛教的传入推动了中国弹词、平话、戏曲、小说的产生与繁荣。自东晋佛经在中国翻译流传后，中国文学的内容形式和思想理念受到了深远的影响。首先，佛教对于中国诗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伴随着佛教而传入，印度的声明论被带入中国，导致南朝音韵学和诗歌格律的发明，从而推动了唐以来格律诗新体裁的开创。其次，对中国的戏曲和说唱艺术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佛教为了弘法的需要，自南北朝以来，开始推行经文的“转读”、“梵呗”的歌唱和“唱导”。这种说唱结合的传法形式，开创了佛教俗唱的风气，对于宋明时期弹词、平话、戏曲的产生和繁荣，产生了启迪、鼓舞和推动的作用。第三、推动了中国小说的产生与繁荣。佛教的许多经典，如《佛所行赞经》、《佛本行经》、《普曜经》等是佛教长篇故事，内容丰富，情节感人，人物构思缜密；《维摩诘所说经》、《思益梵天所问经》是半小说体、半戏剧体的作品；《须赖经》等本身就是小说体作品，这些形式、体裁在中国唐代以前基本上是没有的。它们的传入不仅开拓了中国文学家的视野和思想境界，也为明清白话小说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对后来一系列长篇小说的创作更是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3、佛教文化为文学创作提供了素材。佛教经典中有许多故事与传说，随着佛经的翻译传入中国，并且流传到民间，它们为中国文学的创作提供了大量素材。如：中国的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木兰辞》，就来自于《佛所行赞》中的故事。吴承恩的小说《西游记》，更是佛教故事影响的结果。它取材于民间流传的唐玄奘印度取经的故事。可以这样说，佛经故事为中国文学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4、佛教文化对中国文学思想的影响。佛教文化丰富了中国文人的想象世界，促进了中国文学观的多样化，更丰富了中国的文学思想。佛教传入前，中国传统的思想中只有今生今世，既无前世，也无来世。佛教传入之后，给中国带来了三世、因果、五道轮回以及三界的思想。这些思想一下子把中国文人的想象世界打开了。从而在中国的思想领域出现了心性观以及关于境界、形神、空与无常、象和象外等理念，极大地丰富了中国人的文学思想。

5、佛教文化对文学创作手法的影响。佛教传入之前，中国文学的体裁非常单纯。诗是诗，词是词，散文就是散文，韵文就是韵文，志是志，列传是列传。同时代的印度文学作品则不然，它们基本都是散韵交错、说唱融合，手法丰富多彩的文学作品。随着佛教的传入，这种文体和创作手法被带入中国，使中国产生了一种散韵、说唱交错的新文体。如：后世的弹词、平话就是这种创作手法传入的结果。这种创作方法对中国的小说创造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尤其是推动了当时的唐传奇的创作。他们的输入，对后世的小说、戏剧创作，都产生了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6.

佛教传入中国后，西域及印度的石窟艺术也跟着传入，这也大大丰富了中国的艺术界。众所周知，古印度的佛教艺术主要是石窟壁画和雕塑。所以佛教对中国后世的雕刻、壁画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如洛阳龙门之石佛、敦煌石窟之佛像与壁画，栩栩如生，诚属中国艺术界之无价珍品。

佛教之繁盛，而使中国国画获得极大的启示，佛教的动人故事常常成为艺术家们绘画的题材。曹不兴、顾恺之、吴道子等著名画家皆以擅长佛画而传世。

综述，佛教的传入对我国文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