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用学和中国语用学思想

□　“中国语用学研究”课题组语用学和中国语用学思想

一、语用学:符号学的重要分支

(一)语形学、语义学和语用学

莫里斯(Morris,C.)突出的功绩之一是对符号学的三分法,即把符号学分为语形学(sy ntac-tics)、语义学(semantics)、语用学(p r agmatics)三个部分。他在1938年《符号理论基础》一书中是这样定义三个术语的:语用学研究“符号和解释者之间的关系”,语义学研究“符号和其所指示的对象之间的关系”,而语形学研究“符号相互间的形式关系”。

卡尔纳普(Carnap,R.)积极地支持莫里斯关于符号学的三分法。他清晰地表述说:“如果在一个研究中明白地涉及了说话者,或者换一个更为普遍的说法,涉及了语言的使用者,那么我们就把这个研究归入语用学的领域中。如果我们不考虑语言的使用者而只分析表达式和它们的所指谓,我们就是从事语义学领域内的工作。最后,如果我们也不考虑所指谓,而只分析表达式之间的关系,我们就是从事(逻辑的)语形学的工作。” 对于语用学的研究,卡尔纳普特别强调逻辑语用学,认为纯语义学已有充分发展,着手建立语用学系统的条件已经成熟。他还认为,纯语义学和纯语形学并不依赖于语用学,但就描述语义学或描述语形学而言,它们都是依赖于语用学的。假定我们要想研究先前从未考察过的爱斯基摩语的语义和语形性质,除了首先观察这种语言使用者的讲话习惯,别无他途。例如爱斯基摩语“igloo”这个词,我们正是从爱斯基摩人的使用习惯中合理地得出:它意谓“用硬雪块砌成的圆顶小屋”这个语义陈述,以及它“是个谓词”这个语形陈述。这语义和语形知识,显然来自先前的语用知识。

语用学作为符号学的一个分支,它同语形学的区别是鲜明的;然而问题在于:究竟怎样鲜明地把语用学同语义学区别开来。有关的争论中存在三个不同的观点:(1)语义原则,把语用学归入语义学;(2)语用原则,把语义学归入语用学;

(3)互补原则,认为语义学和语用学是互不相同但又相互补充的研究领域。英国语言学家利奇(L eech,G.)赞同互补的观点。他认为语义学和语用学虽然都研究意义,但是语义学研究的是“sense”(字义),是语言片断的抽象和字面的意义;语用学研究的是“f orce”(用意),是语言片断在特定场合中的意义。前者为:X的意思是Y;后者为:通过X,S的意思是Y。

(二)形式语用学和描述语用学

形式语用学是语用学的形式理论,亦称逻辑语用学。莫里斯关注普遍意义的语用学,即他的目标不在任何特定语言的语用学,他倾向于这样的一般语用学系统:运用于交际过程中的符号没有任何语形结构的特殊性。他比较喜欢让语用学成为公理系统,这公理系统有“x接受A”这样的初始表达式。为建立形式语用学作出最卓越贡献的是蒙太格(Montague,B.)。他在《语用学和内涵逻辑》的著名论文中认为:“语用学是个在开始时要效法语义学或它的现代形式——模型论,这种理论最早地探讨真理性和满足性(在一个模型中或一个解释下)的概念。然后,语用学使用类似的概念。不过我们在这里谈到真理性和满足性时,不仅涉及到一种解释,而且涉及到使用的语境。” 蒙太格的语用学理论是塔尔斯基的外延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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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中华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释结构和克里普克的内涵解释结构的概括。其最重要的成果是:至少部分地解决了索引表达式问题,把内涵语义学并入语用学,在语用框架中建立非标准逻辑系统。

描述语用学是语用学的描写理论,它描写人们来自经验的有关自然语言的应用原则,分析如何同语境相联系。描述语用学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得到迅速地发展,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奥斯汀(A ustin,J.)、塞尔(S ear l,J.)和格莱斯(Grice,H.)这三位语言哲学家的影响。根据莱文森(L cvinson,S.)在1983年出版的《语用学》一书的归纳,描述语用学主要有五个方面的内容:

(1)索引词。英语使用“index icals”或“deix is”,区别在于前者是哲学、逻辑学概念,后者是语言学概念。索引词的研究,可以是形式的,如蒙太格的研究;也可以是描述的,如利奇和莱文森的研究。在莱文森那里,索引词分为人称索引词、时间索引词、地点索引词、话语索引词和社会索引词五类。

(2)会话含义。指越出字面意义而得出的言外之义。根据格莱斯的理论,会话含义可以按照一定的模式推导出来。

(3)预设。交际中说话人知道并且听话人也知道或相信的那些讯息。预设有语义预设、语用预设之分。前者是真值条件下的预设;后者涉及语言的使用者和语境,是恰当性的满足条件。由于语义预设遇到困难,预设的研究逐渐转向语用预设。

(4)言语行为。由奥斯汀提出、塞尔发展的言语行为理论认为,言语交际的基本单位不是词和句,而是完成一定的行为,包括语谓行为、语旨行为和语效行为。

(5)会话结构。会话结构分析是由一群社会学家开创的。这一理论认为,会话的特征是轮番说话,基本单位是话轮。分析会话结构,必须研究语言使用者进行言语交际时所遵循的格式,如预示语列、对答语列、插入语列、修正语列等。

描述语用学是相对形式语用学而言的,然而它同形式语用学之间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例如1985年,塞尔就用形式语言构造了一个语旨逻辑体系。

(三)逻辑学的语用学和语言学的语用学

语用学在研究方法上有形式语用学和描述语用学的区别;如果就研究方向说,则有逻辑学的语用学和语言学的语用学的不同。由于语用学还处在初创阶段,哲学家、逻辑学家、语言学家们都给予了很多的关注,形成了不同领域语用学研究的汇流趋势。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逻辑学方向和语言学方向渐趋明显。从源流上看,前者源于皮尔斯传统,后者源于索绪尔传统。逻辑学的语用学和语言学的语用学存在许多共同的研究课题,甚至某些具体内容也是相同或相近的。这种现象,以致于在当前甚至难以区分逻辑学的语用学和语言学的语用学为两个不同的学科。

然而,逻辑学和语言学毕竟学科的性质不同,二者在研究方向上必然有所区别。语言学的语用学以特定情景中的话语为研究对象,兴趣在于语言表达的方式,思想的语言外壳。语言学的语用学主要是描述语用学,而不是形式语用学。莱文森1983年出版的《语用学》一书,详细地讨论了迄今为止描述语用学研究的几乎全部的重要内容,可以说是当前语言学的语用学的代表作。R?劳伦斯评价这本书的出版时说:“语用学有了一部比它的‘母学科’语义学现有的任何类似课本都优越的教科书”。逻辑学的语用学虽然也研究人们用以交际的话语,但其主要兴趣却在于透过语言表达式,研究人们的思维和思想形式。比如揭示语句的真值条件,这是逻辑学家所津津乐道的,但语言学家们对此却没有多大的兴趣。语用学的形式化更是逻辑学家努力追寻的目标,而语言学家甚至把它们排斥在视野之外。

从上述的比较中已经看到了逻辑学的语用学和语言学的语用学的某些区别,但二者最根本的的区别还在于逻辑学的语用学着眼于语用推理的研究。这是逻辑学的本质所决定的。因为自古以来逻辑都被看成关于推理的学说,逻辑的语用学自然要研究语用推理及其相关问题。所谓语用推理,是指话语在特定语境中的具体意义的推理。这种推理通常考虑到这样一些因素:(1)话语的表面意义;(2)说话人的话语意图;(3)说话的时空特点;(4)相关的背景材料;(5)听话人可能的理解程度,如此等等。凡具有其中一个或一个以上因素的推理,都可以看成语用推理。语用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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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可以说是包括表达式的使用者使用语境的推理。即使是纯形式的语用学,在谈到真理性和满足性时,也必须涉及某些解释和使用语境。

“逻辑学的语用学”并不等同于“逻辑语用学”,后者是形式语用学的别名。逻辑学的语用学,主张建立语用学的形式系统。蒙太格的形式语用学,就是建立形式化语用推理的范例。但是,逻辑学的语用学并不排斥描述语用学的研究,只不过它着眼于语用推理而已。这是因为形式语用学固然具有高度精确化的水平,但在实用性上受到限制,而语用学是强调实用性的。因此对语用学作某些描述的研究,应当说很有必要,而且在一般意义上说,这种描述研究可以看作形式研究的初阶。

(四)应用语用学

前述语用学分为形式语用学和描述语用学,二者又可以概括为理论语用学。相对于理论语用学而言,还有应用语用学。事实上,语用学本身就具有应用的性质,只是由于它们研究了语言应用的理论,不管是形式的或描述的,都成了理论语用学。如果把语用理论直接应用于言语交际的实践,比如谈话、演讲、辩论、写作等等领域,这就属于应用语用学。当然,应用语用学也具有理论性,诸如演讲学、论辩学、文章学等等之所以称之为“学”,就是具有一定的理论性。它们都可以看作应用语用学的分支。大体上可以这样说,理论语用学研究语用的一般理论;应用语用学研究具体的口语或书面语交际方式中的理论。值得注意的是,应用语用学又有别于语用实例。后者是指具体的某次谈话、某次演讲、某次辩论或某一著述,等等,它们可能为语用学理论提供很好的例证,但它们本身不能算是语用学。

二、中国的语用学思想

(一)中国古代的语用学思想

古代中国,自然不会有系统而完整的具有现代意义的语用学。然而远在先秦,特别是春秋战国时期,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语用学思想(当然不是系统而完整的具有现代意义的语用学)作为百家争鸣的工具应运而生,成为中国古代文化的一枝奇葩。先秦以后,语用学思想的研究亦未曾中断。中国是具有语用学悠久传统的国家之一。

“中国语用学思想”的研究对象,是中国从古至今的语用学思想,包括理论语用学研究和应用语用学研究,是中国语用学说史。它虽然也将提及语用实例,但语用实例不是研究的直接对象。此外,研究中国语用学思想,这里只是侧重于逻辑学的语用学,但不局限于此。

从史料上看,中国古代的语用学思想突出地表现为应用语用学;至于理论语用学,只有零星的或个别领域的研究。大体说来,中国古代语用学思想的主要内容如下:

(1)易经的语用推理

易经是中国文化上的一部奇书。它奇就奇在成书于三千年以前,一直被尊奉为神圣的经典,并且流传于全世界各主要国家。甚至直到今天,“易经热”又再度兴起,这在世界文化史上是少见的。它还奇在利用占筮的形式而赋以哲学的内容。然而在语用学家或逻辑学家看来,易经之奇就奇在它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符号系统,远远早于欧氏几何学和亚氏逻辑。

易经的符号性早为易学家们所关注,但从现代符号学或逻辑学的意义上考察易经的符号系统,还是近年来的事情。张家龙在《从数理逻辑观点看〈周易〉》一文中指出:“《周易》虽然不是一部逻辑专著,但却充满形式化的逻辑思想。” 文章还具体讨论了易经形式系统的初始符号、形成规则、公理、变形规则和定理的推演,以及易经形式系统的语义学。

众所周知,易经是一部占筮的书,而占筮的过程就是推理的过程。为了帮助人们进行占筮推理,先哲们写出了极富哲理的卦辞和爻辞。占筮者就是根据卦象和占辞,结合问卦者的背景知识,来预测事件的吉凶祸福。这种推理,实际上就是语用推理。因此说易经是人类最古老的一部关于语用推理的书,当无疑义。

(2)辩学

辩学是中国古代语用学研究的最高成就。特别是春秋战国时期,辩论之风盛极一时,雄辩家层出不穷,诸如邓析的“刑名之辩”、墨子与公输般的攻守之辩、儿说、公孙龙的“白马之辩”、惠子和庄子的“濠梁之辩”等精彩的辩论实例比比皆是,以论辩推理为主要内容的语用推理的研究不断深入,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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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理论。

对辩学作出突出贡献的是名墨两家,他们可以称之为辩者派。温公颐认为,辩者派的基本特点“是立足于逻辑本身来讲逻辑”。 也就是说,他们的研究已经达到纯逻辑或接近纯逻辑的高度。李先火昆进一步认为,名家“实际上就是今天所说的符号学家”,“公孙龙著作中包含有丰富的符号学内容,其价值并不亚于古希腊的一些符号学家的著作”。 墨家是辩学研究的集大成者。《墨经》是公认的中国古代最重要的逻辑学专著,是辩学的经典,晋代鲁胜称之为“墨辩”。在辩学的讨论中,墨家甚至涉及言语行为以及真理性条件等问题。

当然,并非只有名墨二家才讨论辩学,儒、道、法等各家也有自己的辩学理论。道家的老子认为“大辩者讷”,又说“善者不辩,辩者不善”。庄子主张“大辩不言”,认为“辩有不辩”、“辩有不胜”,唯有“止辩”。法家韩非也认为“辩无用”,反对“辩士繁说”。儒家孟子有“好辩”之称,但他却说“不得已”而辩。荀子明确地主张“君子必辩”,发展了“辩说”的推理和论证的理论。纵横家苏秦、张仪之流游说列国,大展辩才。《鬼谷子》一书是辩学的纵横术的理论概括。

先秦以后,辩学研究仍有发展。例如汉末王符主张辩“以明真”,徐干“求服人心,非屈人口”,刘劭强调“诘难攻强”,以“正白黑”为胜。及至晋代鲁胜,更对先秦辩学进行总结,并著《墨辩注》一书。此后,以名实问题为内容的“名辩学”,取得了一些进步,陈亮、叶适、程智、傅山等人多有建树。民间的辩论和辩论研究之风也很活跃。据《武林旧事》记载,南宋都城临安成立“雄辩社”,大家“谈古论今,舌辩滔滔”,当年的盛况可以想见。

(3)名学

名学乃研究名、实(形)关系的学说。名实关系,亦即符号与所指对象之间的关系,明显地属于符号学的语义学理论,但由于“名”又是同“言”相联系的,因而又具有语用学的性质。

春秋战国时期,“名实相怨”,“处士横议”,一场名实关系的大讨论热闹非凡。儒家是正名说的代表。正名理论发轫于孔子,继之以孟子,完成于战国晚期的荀子。孔子主张以名正实,提出了著名的“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的名言思想。孟子把孔子的“正名”进一步发挥为“正人心”、“放淫辞”,并自认为“知言”。荀子主张“名实相持”,“循名实而定是非”,反对“擅作名以乱正名”。《正名篇》为荀子的名学专论,是儒家正名思想的总结。法家韩非主张“审名以定位,明分以辩类”,“名正物定,名倚物徙”,也属于正名派。

然而名学也为儒法两家以外的其他各家关注,只是在理论上有所不同。老子说“始制有名”,庄子说“名者,实之宾也”,都认为名是从属于实的。名家正是以研究“刑(形)名”之学而得名的。邓析子主张“循名责实”,“按实定名”,开了名实之争的先河。公孙龙认为“名者,实谓也”,强调“审其名实,慎其所谓”,《名实论》是他的名学代表作。墨家也为名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墨经》说“以名举实”,“所以谓,名也;所谓,实也;名实耦,合也”,认为名是反映实的,名实必须相符。关于名的种类以及正名的要求、方法等,墨家都有许多论述。

先秦诸子中,名墨二家的名实理论比较先进。除他们对名实关系讨论比较深入外,从符号学的观点看,他们都属于指称论。也就是说,名指称事物,名称和对象之间存在一种对应关系。荀子也有专文讨论名实问题,但是拘泥于“正名”的观点,而不及名墨两家理论的纯粹性。先秦以后,由于中国特定的历史原因,传统思想中,例如宋明理学,还是儒家的正名思想占有优势。

就名学和辩学的关系而言,它们实际上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各家在名实关系的大讨论中为了论证自己的观点并反驳对方的观点,于是发展了辩的理论和方法,产生了辩学。所以,在这场大讨论中诞生的名学和辩学,也可以合称为名辩学。

(4)表达和释义理论

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名实之辩进一步发展为言意之辩,或曰言、意、象关系的论争。言是言语,意是意思,象为“形于外者”。人们一般地认为语言是表达思想的,墨家、荀子诸人都持“言尽意”的观点。但是易经就说“言不尽意”,“立象以尽意”。庄子也说意“不可言传”,主张“得意忘言”。到了魏晋,荀粲认为言不尽意,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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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认为象也不能尽意,王弼则主张“得意忘象忘言”。稍后的欧阳建则针锋相对地著《言尽意论》,反对“言不尽意”之说。此后仍有许多争论。

言意之辩涉及交际中的表达和理解问题,属于语用学研究的重要内容。汉魏以来,佛教在中国传播,并逐渐形成以禅宗为代表的中国化的佛教。禅宗就有“禅不可说”之说,佛学家们普遍认为禅悟是逻辑的反面,可以说是“言不尽意”论的极端。所谓禅悟之谜,实际上是个表达和理解的语用学问题。

言意之辩也贯串于中国古代文论和诗话之中。一般说来,修辞和写作均属于表达,阅读属于理解。表达从意到言,有一个推理过程;理解从言到意,也离不开推理,因此在古代文论和诗话中也存在许多饶有趣味的语用学问题。

训诂学是中国传统的研究语义的学科,是一种理解古文义的释义学。释义即是推理,由于释词解句离不开语境,所以训诂就是一种语用推理。辩析古书异例,更需要应用一系列的推理。训诂学也是中国语用学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

(5)谬误论

谬语论属于语用学。即使语形谬误、语义谬误,由于都是应用中的逻辑错误,所以也具有语用的性质。

中国古代谬误论的研究,先秦时期以墨家最突出。谬误或诡辩在墨经中称之为“过”,为“悖”,为“罔”;又叫它“狂举”、“不当”、“不可”。例如“过名也,说在实”,“以言为尽悖,悖,说在其言”,“非诽者悖,说在弗非”,“狂举不可以知异,说在有不可”,等等。荀子的“三惑”(用名以乱名者,用实以乱名者,用名以乱实者),是讨论“乱正名”的诡辩的三种谬误。韩非子的“矛盾”说,直到今天仍为人们所乐道。

佛教传入中国,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佛家逻辑——因明,十分重视谬误的研究。因明“八门”中就有似能立、似能破、似现量、似比量四门专讲谬误,讲到的“过”多达数十种。

训诂学、文论、诗话中也经常讲到谬误问题。“训诂十弊”,讲的就是训诂中“穿凿附会”、“增字解经”、“随意破字”等十种谬误。《文心雕龙》也曾指出批评家“吹毛求疵”、“信伪迷真”、“贵古贱今”等多种谬误。

(6)政治、伦理、法律的应用语用学

先秦百家的语用学理论以名家最为纯粹。例如公孙龙的“白马非马”论,就是一个纯逻辑或纯符号学问题,只是象黑格尔所说,“古代的哲学家喜欢使思想上的困难穿上一层感官表象的外衣”。《墨经》也比较纯粹,只是略带有应用语用学的色彩。例如《小取》开篇:“夫辩者,将以明是非之分,审治乱之纪,明同异之处,察名实之理,处利害,决嫌疑。”这“审治乱之纪”,明显地是为墨家治天下的政治目的服务的。儒家的“正名”是为了“正政”,即恢复周礼的名分等级制度和伦理道德规范。法家的逻辑学说可以说是法术的应用逻辑或应用语用学。先秦以后,除东渐的因明和西方逻辑以外,理论语用学研究甚少,而更多的是应用的语用学。

纵观历史,中国古代在逻辑形式或语形学的研究上,虽然比不上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和斯多噶的命题逻辑,但是有着鲜明的语用学特征,体现了大逻辑的传统。中国语用学思想史料是一个丰富的宝藏。

(二)中国当代的语用学研究

中国当代具有现代意义的语用学研究,肇端于周礼全的符号学和自然语言逻辑思想。早在20世纪40年代,周礼全就同来华讲学的莫里斯讨论过符号学问题。随后翻译了莫里斯的《指号理论基础》和《指号、语言和行为》以及沙夫的《语义学引论》,并陆续问世。如果说1961年《形式逻辑应尝试研究自然语言的具体意义》 一文,还只是周礼全提出语用学的主张的话,那么1978年《形式逻辑和自然语言》的讲演 ,则表达了他对语用学或自然语言逻辑经过深思熟虑的学术思想。80年代末期,周礼全主持《逻辑——正确思维和有效交际的理论》一书的写作。全书完整地包括了形式语用学、描述语用学以及应用语用学三个部分,具体地体现了他的语用学思想。在周礼全的倡导和影响下,中国大陆的语用学研究势头良好,内容也比较全面。

在此期间,台湾和香港也发展了语用学研究。台湾大学何秀煌于1965年出版了《记号学导论》一书,讨论了语用学及其相关的语意学和语法学。这应当算是中国第一部符号学专著。1989年,任教于香港中文大学的何秀煌赴大陆讲学,海峡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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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实现符号学理论的最初交流。

(1)形式语用学

中国由于数理逻辑的普及与发展相对地迟缓,形式语用学研究先天不足。80年代中期以前还局限于译介蒙太格等人的理论;80年代后期,作为形式语用学的研究成果,主要表现为一批博士和硕士论文。例如邹崇理博士论文《M ontague 语法及其在汉语语义分析方面的初步应用》,系统地讨论了蒙太格语法及其发展,并且构造了汉语部分语句系统。唐晓嘉硕士论文《形式语用学》,在蒙太格和他的学生的研究成果之上,给出了形式语言L*及其语义解释。蔡曙山博士论文《语力逻辑》,建立了语力命题逻辑形式系统,包括自然推理系统FP N和形式公理系统F P。英语illocu-tionary,蔡文译作“语力”,即前面所说的“语旨”。廖承文硕士论文《知道逻辑》和樊明亚硕士论文《祈使句逻辑》,都构造了相应的形式系统。这批年轻人外语阅读能力和数理逻辑基础都比较好,一般说来,他们的研究体现了逻辑语用学的方向。此外,《逻辑——正确思维和有效交际的理论》一书的第一部分,关于一些哲学逻辑的形式化讨论,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看作形式语用学。

(2)描述语用学

相对于形式语用学而言,中国当代描述语用学的成就更显著些。这主要因为周礼全对意义理论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他在1960年的论文中就提出研究自然语言的具体意义;在1978年的讲演中进一步把意义区分为指谓、意谓和意思三个层次;在《逻辑——正确思维和有效交际的理论》一书中对意义的层次理论作了充分的发挥,并设有专章讨论“意思”的语用性质。这本书以意义的层次理论为基础,系统地讨论了言语行为、预设、隐涵和修辞的理论,构成了本书的第二部分:描述语用学,体现了当代描述语用学研究的主要内容。

描述语用学固然比不上形式语用学那般严格和缜密,但它更具有直观性和实用性,似乎同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以及目前的现代逻辑普及程度颇相一致,因而在当代的中国占有一席之地。

(3)应用语用学

应用语用学更直接地服务于实践,研究交际中表达和理解的理论。《逻辑——正确思维和有效交际的理论》一书,顾名思义,言语交际理论是它的重要组成部分。书中第三部分,分章讨论了谈话、演讲、辩论三种主要交际方式。这些内容不是一般的谈话学、演讲学和论辩学,而是关于语用推理以及论证和反驳的理论。陈宗明1989年出版的《说话写文章中的逻辑》一书,讨论了口语和书面语两种交际方式的逻辑问题。谬误学也有专门著述。

中国当代的语用学研究方兴未艾,无论理论语用学抑或应用语用学,前景都是非常广阔的。

注释:

《语义学导论》英文版第9页。

《语用学与自然逻辑》中译本,第168—169页。

《哲学动态》1989年第11期。

《先秦逻辑史》第5页。

《哲学研究》1993年第6期。

见1961年6月5日《光明日报》。

《哲学研究》1993年第12期。

课题组负责人:陈宗明

成员:王维贤　李先火昆　黄华新

徐颂列　杨学渊　周武萍

责任编辑　刘　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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