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章学诚的“以史明道”观念
文史见道——章学诚“六经皆史”论
On Zhang Xuecheng＇s View on History 作者： 王庆
作者机构： 西华大学人文学院,四川成都610039
出版物刊名： 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页码： 90-96页
年卷期： 2010年 第4期
主题词： 章学诚 《文史通义》 文史见道 六经皆史
摘要：章学诚与其说是一位史学家、文论家,不如说是一位思想家。
乾嘉学者为考据而考据,章学诚却在思考学术的意义何在。
他提出＂六经皆史也＂与传统经学之＂经学即理学＂相抗衡。
他认为＂六经皆器＂,只不过是＂先王之政典＂,因此经学训诂不足以明道,而通过文史却可以见道。
由＂文史见道＂,章学诚将文、史、哲都结合到了一起,指向了最基本的社会生活,使文与史都有了哲学意义,也使哲学不流于空泛。
因此,他站在＂道＂的高度论文议史,直指文心史意,见前人及时人所未见之处。
浅析章学诚“新史学”的理论基础及其意图
浅析章学诚“新史学”的理论基础及其意图章学诚生活在乾嘉盛世逐渐走向没落的时代，并在《文史通义》中充分表现出面对社会政教危机的忧患意识。
本文试图通过分析章学诚著名的“六经皆史”命题，理清他改革旧史学、重新为传统知识谱系奠基的逻辑理路和为帝王政教树立规范的总体意图。
标签：章学诚；文史通义；道器合一；六经皆史；新史学“文史通义”不由让人想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那样的大手笔。
后者敢言“普通”，前者敢言“通义”，足见抱负之大。
《释通》篇云：“《易》曰：‘惟君子为能通天下之志。
’”章学诚盛推《史记》那样的通史撰述，而“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便是他的理想。
钱穆先生认为，《原道》三篇最显章氏史学精义，[1]论证抽象，形而上学的味道很浓。
我认为《原道》可以算作《文史通义》一书的思想基础。
因为如果没有“道器不分”的命题，“六经皆史”的论断就没有根基。
章学诚认为，道是事物及秩序所以生成的原因，但“道”本身却不可见，甚至是就其本身而言不可认识的：“道者，万事万物之所以然，而非万事万物之当然也。
人可得而见者，则其当然而已矣。
”甚至不可言说：“然而不知道而道存，见谓道而道亡。
”不由让人想起康德先验感性论的基本观点：物自体不可被认识，我们只能凭感性认识事物的显像，用知性把握其表象。
在章学诚那里，道自身呈现在一种逐渐向人们显现的过程中：“法积美备，至唐、虞而尽善焉，殷因夏监，至成周而无憾焉。
”再具体讲，“一阴一阳，道也”可见“述而不作”就是后世圣人继承先王政典的最佳态度。
可是问题来了，既然道不能被认识而只能從阴阳之迹推求，作者或圣人们又何以信誓旦旦地认为“道”一定存在？章学诚给了一个很模糊的回答：“或各司其事，或番易其班，所谓不得不然之势也，而均平秩序之义出矣。
又恐交委而互争焉，则必推年之长者持其平，亦不得不然之势也，而长幼尊尊之别形矣……”“不得不然之势”说明作者感受到了几千年的历史中有某些一成不变的东西，似乎成为必然，那就是“道”。
《文史通义》中的师道与文道
《文史通义》中的师道与文道《文史通义》中的师道与文道李子山【摘要】在清代乾嘉考据学风靡一时之际，书院教师章学诚逆风而行，写了一本令当时学坛振聋发聩的巨著《文史通义》。
章学诚天赋鲁钝，但自小学习勤奋，23岁问鼎科场，七试不第，直到40岁才考上举人，次年中进士。
先后在多地书院事教谋生。
《文史通义》是一部有着120余篇文章的文史论集，从中显示了他的师道和文道。
对当时及之后的语文教学有着深远的影响力：一、阐述的读书之道对于语文教学具有指导意义；二、行文处理之法度颇有益于写作教学；三、他的语言风格，有助于后人借鉴。
章学诚的深厚学力和丰富教学经验，不仅仅囿于《文史通义》，他的许多著作，主要如《清漳书院留别条训》《论课蒙学文法》等，对中国的语文教育乃至“浙派语文”的影响，亦是至伟至深，十分难能可贵。
【关键词】章学诚文史通义师道文道深厚学力在清代乾嘉考据学独霸学坛风靡一时之际，有一位困顿不堪的书院教师逆风而行，写了一本令当时学坛振聋发聩的巨著——《文史通义》。
这位教师就是卓然独立的著名史学家章学诚。
这在“浙派语文”研究视野里是应当大书一笔的。
章学诚( 1738～1801)，字实斋，号少岩，浙江会稽人。
父亲章镳于乾隆四年( 1739)从上虞县迁家至绍兴府城会稽县善法弄居住。
不久，移家于山阴县塔山之阴辛弄（今故居开放，供人参观）。
章镳，系乾隆七年( 1739)进士。
乾隆十七年任湖北应城知县，四年后因断案手软被罢官，贫不能归，遂侨居应城，主讲天门、应城等书院，维持一家生计。
章学诚则随父读书。
26岁肄业国子监。
28岁在京师事大学士朱筠，得以尽览其丰富藏书，并与往来朱门名流学者研讨学术源流及异同，学业遂大进。
乾隆四十二年(1777)应乡试中举，翌年中进士。
增援授国子监典籍，自称“自以迂疏，不敢入仕”，乃弃去，终身未官。
章学诚天赋鲁钝且体弱多病，但学习勤奋，倍于他人。
父亲虽历经坎坷，但对儿子的成长竭尽心力，尤其注意培养儿子独立思考的能力。
六经皆史：章学诚史学变革的两难之境讲解
六经皆史：章学诚史学变革的两难之境“六经皆史”是章学诚史学思想体系中的一个重要命题，他在《文史通义》开篇第一句就提出“六经皆史也”的论断。
在书中的很多地方，他又一再申论“六经皆史”的观点。
可见，“六经皆史”实为把握章氏学术思想和史学思想的关键。
可是，对于章学诚的这一学术见解，学术界长期以来众说纷纭，歧见迭出。
对此，不少学者专门进行过辨析，并提出了自己对“六经皆史”的理解。
[1]我们说，章氏在封建社会后期史学发展的过程中提出“六经皆史”论，所包涵的内容异常丰富，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可能会有不同的理解，分歧与争议在所难免。
但是，我们要看到，章学诚一生致力于史学研究，并自负于此。
他撰《文史通义》，纵论史学，“为千古史学辟其蓁芜”。
[2]（P82）说明章学诚思考问题，都是紧紧围绕史学这一中心而进行的。
他还说：“吾于史学，盖有天授，自信发凡起例，多为后世开山。
”[1]（P92）说明章学诚研究史学，具有探索史学发展出路的特征，目的是为了变革史学。
他的“六经皆史”论，实际上是在为他的史学变革主张提供理论依据。
一吴怀祺先生在谈到“六经”与“史”的关系时曾指出，说“经”是“史”，或者说“经”是后世“史”的渊源，“这主要不是从历史编纂学上说，也不是着重从史料学上说，应当从历史意识上，从史学思想上来理解这个问题。
中国的史学思想的主要思潮，溯源探流，都可以追寻到《六经》那里。
”[3]（P15）这是极富启发的论断。
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论，首先就探讨了经与史在精神本质上的一致性。
章学诚论“六经皆史”，主要依据有：“六经皆史也，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
[2](P1)“古之所谓经，乃三代盛时，典章法度见于政教行事之实，而非圣人有意作为文字以传后世”。
[2](P8)“三代以前《诗》、《书》六艺，未尝不以教人，非如后世尊奉《六经》，别为儒学一门而声称为载道之书者”。
[2](P11)“三代学术，知有史而不知有经，切人事也”。
方案-章学诚的易学与史学
章学诚的易学与史学'\r\n 《文史通义》开卷的《易教》上、中、下三篇，是章学诚史学理论的基础；另外，在全书一些重要的章节中，章学诚以易理阐发对史学的认识，对历史的见解，这些认识与见解也是章学诚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因此，要从深层次上认识章学诚史学的特点，应当讨论章学诚的易学认识。
\xa0章学诚的易学见解\xa0《四库全书总目》的作者，把中国两千余年的易学变化，概括为两派六宗。
象数与义理两派经历一系列变化。
古代易学到两汉，发生了变化，“一变而为京（房）焦（延寿），入于＠①详；再变而为陈（抟）邵（雍）；务穷造化，《易》遂不切于民用。
王弼尽黜象数，说以老庄；一变而胡瑗、程（颐）子，始阐明儒理。
再变而李光、杨万里，又参证史事。
易遂启其论端，此两派六宗，已互相攻驳。
”[1]在这两派六宗中，李光、杨万里言易理参证史事，他的《诚斋易传》以史事言穷通变化，在易学诸家中显示出自己的特点。
但是我们应该看到，《易》的形成，本来与古代史官的活动结下了不解之缘，《易》的经与传的思想，与古代史家对自然、对认识，又是密切不可分的。
因此，无论哪一派、哪一宗，在解《易》时，都不可能没有一点历史的影子，都不可能完全脱离历史解《易》。
即使从现象上看，宋代家程颐重经轻史，但他的《程氏易传》，言《易》理，谈社会变革问题，提出要“顺理而治”时，同样是与历史思考结合在一起，这是其一。
其二，杨万里在易学史上的特点，是“参证史事”言《易》理，而真正地以易学的通变思想，对历史盛衰变化提出精到的深邃认识，在西汉是司马迁，在明清之际是王夫之。
不能把他们归之于象数派，但说他们是义理派也不很贴切。
这不是两派六宗所能概括得了的。
章学诚提出他的史学观点往往与易理的阐释结合在一起，是他史学理论的重要特色。
他提出很多重要的易学见解，在易学史上应当有一定的地位。
章学诚的易学见解，主要的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
第一，肯定三《易》之法，以论说古代典制不相沿袭。
历史与社会实践意识：章学诚的经学思想(1).
历史与社会实践意识：章学诚的经学思想(1)引言：时代“学术风尚”与“边缘思想家” 如果我们要在“乾嘉盛世”的“正统”学术之中，举出一位“非正统”的学术人物，章学诚（字实斋，号少岩，1738年－1801年），无疑算得上是具有代表性的。
乾嘉时代的正统性学术，是用“实证”方法对儒家“经典”进行重新研究的“考据学”。
它往往被看成是“汉学”的复兴，[1]因它的笃实和质朴无华，又以“朴学”见称。
对考据学家们来说，“道”和“真理”都蕴藏在最具权威性的儒家经典之中，他们以“痴迷性”的执著，试图通过对其进行音韵、训诂和考订等一系列“文献实证性”研究，以发现“道”和真理。
幼年多病、先天禀赋不高、无惊人记忆力、一生为生活所困并多赖师长、朋友相助的章学诚，似乎一开始就对这种学术风尚缺乏认同感，他主动地疏离和批评这种风尚。
[2]风尚和权威往往会扼杀那些不合时尚或向权威挑战的人。
章学诚这位从小就对“史学”产生了浓厚兴趣、后并以“吾于史学，盖有天授”这种自信的口吻要求别开学术“新生面”的人物，也不得不对时代学术风尚有所顾忌。
他在给钱大昕的信中这样说：“学诚从事于文史校雠，盖将有所发明，然辨论之间，颇乖时人好恶，故不欲多为人知，所上敝帚，乞勿为外人道也。
夫……世俗风尚，必有所偏。
达人显贵之所主持，聪明才俊之所奔赴，其中流弊，必不在小。
载笔之士，不思挽救，无为贵著述矣。
苟欲有所救挽，则必逆于时趋。
时趋可畏，甚于刑曹之法令也。
”[3]但是，“成一家之言”的学术使命感，[4]使章学诚最终作出了与时代学术风尚相对抗的惊人选择，即颠覆和解构乾嘉文献考据性的经学“学风”。
他这样做，同时也意味着选择了不被时代学术风尚所认可的“孤立性”和“边缘性”道路，他注定要成为一位“独自性”的“边缘思想家”。
[5]当然，这不是说章学诚的学术工作，当时未赢得任何人的支持和理解。
实际上，他的好友朱筠、邵晋涵、钱大昕等人，都对他的学术追求作出了鼓励和肯定。
钱大昕恰恰又是清代考据学的大家之一。
章学诚史学史观中的“史意说”
第32卷第2期温州大学学报（社 会 科 学 版）2019年3月V ol 32, No 2 Journal of Wenzhou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Mar, 2019 章学诚史学史观中的“史意说”崔 壮(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上海200241)摘要：章学诚基于对“古人之遗意”的理解和体会，对史学演进的历史进行梳理和解释。
具体来说，他揭示了“六经”到“三史”的演进历程，指明了继承“诸子之遗意”的“一家之言”史学的发展阶段和特点，阐述了“后史失班史之意”的内容与后果。
总之，章学诚强调“古人之遗意”在史学传承中的核心位置，其有关史学演进的论述，展现了“言史意”的治学追求和特点。
关键词：章学诚；古人之遗意；史学演进中图分类号：K09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3555(2019)02-0102-08DOI：10.3875/j.issn.1674-3555.2019.02.013 本文的PDF文件可以从/获得章学诚论史标榜“史意”，他提出的“刘知幾得史法而不得史意”[1]887，以及“刘言史法，吾言史意”[1]817等论断已经成为中国史学史研究领域的经典文本。
所谓“得史意”与“言史意”，主要是针对古人的撰述行为来说的，所“得”与“言”者也大多指“古人之意”，即古人著书的旨趣①。
《〈和州志·志隅〉自序》文中说：“诚得如刘知幾、曾巩、郑樵其人而与之，由识以进之学，由学而通乎法，庶几神明于古人之意焉。
”[1]887围绕“古人之意”，章学诚文本中有许多可供讨论的话题，例如古人之“初意”“深意”与“微意”“遗意”，“知其意”“得其意”与“无其意”“失其意”，“经世之意”“谨严之意”“褒贬之意”，《尚书》之意、官礼之意、《春秋》之意，等等。
其中，对“古人之遗意”的体察是章学诚讨论史学的重要方面，亦为一独特切入视角，体现了其浓重的史学史意识[2]。
从《文史通义·浙东学术》看章学诚的经世思想
从《文史通义·浙东学术》看章学诚的经世思想
章学诚是明朝时期的一位重要学者，他的经世思想影响深远，与此相关的一些观点可
以从《文史通义·浙东学术》这部著作中得到一定的展现。
首先，章学诚认为“为政者必以人民为本”，这一思想体现了他的人民立场和民本思想，强调政治的目的在于造福人民，政治的本质是服务于人民。
在章学诚看来，良政之所
以能够为人民所接受，得到支持，关键是要注重人民的切身利益，尊重人民的需求和期望，关心他们的疾苦和困境，使人民能够在政治体制之中获得公正、平等的待遇和对待。
其次，章学诚主张致力于实际的治理，淡化学术研究和理论抽象，他认为政治学的重
要任务在于实践性的问题解决，而不是分析性和理论性的奇思妙想。
这也有助于与人民进
行沟通和理解。
此外，章学诚主张在治理中注重当地方案和民情，反对行政决策的统一标准和模式化，他认为在政治制定中应照顾地方实情，使政策轻松平稳地符合当地情况，就算是在统一的
国家框架下，也应该支持允许地方政府制定适合自身的方案，以使政策能够更好地落实和
执行。
最后，章学诚还强调讲求规矩和道德，认为政治家和官员要具有高尚的品质和道德，
才能够有效地执掌政权，使国家和人民发展得更好。
他认为政治家和官员应该诚实、守信
和爱国，以行动和言语保持清廉和公正，确保责任和权力受到密切监督和督促。
总的来说，章学诚的经世思想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和现实性，他注重实践和民生，关注
当地实情，并且强调政治家和官员应具备良好的品质和道德，这些观点凝聚在一起，可以
对当今的政治治理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和借鉴，促进国家和社会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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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学术史上，历代学者对“道”作了各种探索，不断赋予它新的含义，使之具备了非常丰富的内涵。
且不说先秦诸子“各道其所道”的阐发，仅以汉代以后最主要的思潮而论，就有唐宋古文学家提出的“文以载道”，宋明理学家提出的“义理明道”和清代朴学家提出的“训诂明道”等不同命题。
《六经》为“道”之载体，所以求“道”必于经学入手，这大概是汉代以后历代儒家的共识。
到清代乾嘉时期，浙东学派史家章学诚主张“《六经》皆史”，明确提出“以史明道”的思想。
对于章学诚的“以史明道”观念，前贤亦有研究，但大多认为仅仅是针对清儒“训诂明道”观念而发。
钱穆指出：“经学家最大理论，莫若谓道在《六经》，通经所以明道，此自亭林唱‘经学即理学’之说以来，迄东原无变，实斋始对此持异议。
”[1](p421)余英时也认为：“我们试以实斋之‘道’与当时考证家由分疏六经中之名物、制度、字义等所得之‘道’作一比较，即可见两者不但迥异，抑且适处于相反的地位。
……综观实斋‘六经皆史’之说，实为针对东原‘道在六经’的基本假定而发，同时也是对顾亭林以来所谓‘经学即理学’的中心理论作一种最有系统的反挑战。
”[2](p56-59)这种看法当然不错，但是如果我们全面考察章学诚“以史明道”观念，就会发现他不仅不完全赞同清代经学家标榜“训诂明道”的观念，而且也反对唐宋古文学家片面强调“文以载道”的观念，更反对宋明理学家枵腹侈谈“义理明道”的观念，其“以史明道”的内涵表现为根绝辞章、义理和考证三者纷争，避免三家各执一端而矜炫得“道”的弊端，具有独特的明“道”方法与观念。
一章学诚认为，宋明理学家主张“义理明道”具有很大的局限性，最终架空了经学致用的功能。
按照传统儒家的看法，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以来所传的道统，至孔子删述《六经》而见诸文字，是以后人求“道”必于《六经》，汉唐诸儒皆如此。
至唐宋以后，理学兴起，学者开始离开具体的历史事实而纷纷深究《六经》的义理和孔子的微言大义，试图找到超越特定时代和具体事物而永恒存在的“道”。
其实，孔子未尝离事而言理，更没有为后世空悬《六经》之道。
章学诚指出：“夫子曰：我观夏道，杞不足征，吾得夏时焉。
我观殷道，宋不足征，吾得乾坤焉。
夫夏时，《夏正》书也；乾坤，《易》类也。
夫子憾夏商之文献无所征矣，而乾坤乃与《夏正》之书同为观于夏商之所得，则其所以厚民生与利民用者，盖与治历明时同为一代之法宪，而非圣人一己之心思，离事物而特著一书，以谓明道也。
”[3]（《易教上》）既然孔子没有以《六经》存“道”的意识，那么后人盲目推崇《六经》，以为“道”尽在此，导致空言说经论道的空疏学风。
章学诚指出：“道不离器，犹影不离形。
后世服夫子之教者自《六经》，以谓《六经》载道之书也，而不知《六经》皆器也。
……而儒家者流，守其六籍，以为是特载道之书耳。
夫天下岂有离器言道，离形存影者哉？彼舍天下事物、人伦日用，而守六籍以言道，则固不可与言夫道矣。
”[3]（《原道中》）倘若轻视学问文章、经济事功与人伦日用，汲汲于探求儒家义理，以为只此可以明“道”，乃是舍本逐末之举。
宋明理学求“道”的局限，恰恰是以为上古圣人之“道”超然于人类社会之外而独立存在，最终陷入理障。
章学诚认为：“世儒言道，不知即事物而求所以然，故诵法圣人之言，以谓圣人别有一道，在我辈日用事为之外耳。
故宋人讥韩昌黎氏，以谓因文见道，不知韩子未至于孔、孟者，义方敬直之功，存心养性之学，不能无间然耳。
若以因文见道为韩子之弊，是离学问文章以言道，恐韩子所不屑也。
”[4]（《与邵二云论学》）在章学诚看来，唐代韩愈所提倡的“因文见道”、“文以载道”之说在学理上有没有错误是一个问题，而韩愈能不能够达到明“道”的境界是另一个问题。
因为“文，虚器也；道，实指也。
文欲其工，犹弓矢欲其良也。
弓矢可以御寇，亦可以为寇，非关弓矢之良与不良也。
文可以明道，亦可以叛道，非关文之工与不工也。
……然则徒善文辞，而无当于道，譬彼舟车之良，洵便于乘者矣，适燕与粤，未可知也。
”[3]（《言公中》）由此可见，韩愈以文为载体而明“道”在学理上本不错，但是文章既可以使“道”显明，也可以使“道”隐晦，关键在于作者如何运用。
宋代理学家不探讨“文可以明道，亦可以叛道”之度的问题，而从学理上笼统反对“因文见道”、“文以载道”的观念，不但不能证明韩愈错误，反而暴露出自身思想与方法的贫乏和空疏。
章学诚极力反对宋明理学家标榜的只有通过探究天人性命之理才能明“道”的排他理论，阐明“道”无所不在，而天人性命之理不过是“道”体之一端，远不是“道”的全部内涵。
他说：“学问之事，非以为名，经经史纬，出入百家，途辙不同，同期于明道也。
道非必袭天人性命、诚正治平，如宋人之别以道学为名，始谓之道。
……学术无有大小，皆期于道，若区学术于道外，而别以道学为名，始谓之道，则是有道而无器矣。
”[4]（《与朱沧湄中翰论学书》）宋明理学“义理明道”的观念割裂了“道”“器”合一的关系，离开具体的事物而言“道”，只能是抽象空洞的“道”，而对学术与社会价值不大。
章学诚认为：“宋儒之学，自是三代以后讲求诚、正、治、平正路，第其流弊，则于学问文章、经济事功之外，别见有所谓道耳。
以道名学，而外轻经济事功，内轻学问文章，则守陋自是，枵腹空谈性天，无怪通儒耻言宋学矣。
”[4]（《家书五》）理学空言义理以明“道”的方法，造成了元明以来学术的空疏，逐渐受到世人鄙弃，也就不足为怪了。
章学诚一针见血地指出：“义理不可空言也，博学以实之，文章以达之，三者合于一，庶几哉周、孔之道虽远，不啻累译而通矣。
”[3]（《原道下》）所以，他提出“论理之文常欲使与叙事之文相间为之，则遣言不易，而虚理、实事得以互相证发，是又道不虚行之明验也。
”[4]（《跋香泉读书记》）这表明空谈义理的学问没有实用价值，不能达到对“道”的正确认识。
二章学诚认为，清代朴学家主张“训诂明道”具有很大的封闭性，最终淡化了经学致用的功能。
自晚明以来，学者鉴于宋明理学空疏不实学风给学术界带来的弊病，开始力矫其弊，治学逐渐转向征实的发展方向。
明末清初学者顾炎武提出“经学即理学”，开始把空疏玄虚的理学返归到通经服古的经学之路，形成了治学注重征实的实学思潮。
到清代的乾隆年间，邵晋涵、周永年“以宿望被荐，与休宁戴震等特征修四库书，授官翰林，一时学者称荣誉。
而戴以训诂治经，绍明绝学，世士疑信者半。
二君者皆以博洽贯通，为时推许。
于是四方才略之士，挟策来京师者，莫不斐然有天禄、石渠，勾《坟》抉《索》之思；而投卷于公卿间者，多易其诗赋举子艺业，而为名物考订，与夫声音文字之标，盖骎骎乎移风俗矣。
”[4]（《周书昌别传》）人们彻底厌弃宋明学者恃胸臆解经的风气，提倡通音韵训诂解释儒家经典，形成与宋明理学路数截然相反的“训诂明道”观念。
以音韵训诂通经释“道”，不失为理解儒家经典的一种有效的方法，然而一些人却不恰当地夸大这种方法，大言标榜明“道”只能通音韵训诂，舍此别无他途，陷入了很深的门户之见，并在很大程度上误导一些学者只顾埋头考据而不谈学术致用，把经学研究引上了自我封闭而最终走向死亡之路。
章学诚指出，清代朴学家矫正宋明理学离事而言理的明“道”理路，主张通过训诂历代名物度数和典章制度明“道”，是一种正本清源的举措。
他说：“先王道法，非有二也，卿士大夫能论其道，而府史仅守其法。
人之知识，有可使能与不可使能尔，非府史所守之外，别有先王之道也。
……故道不可以空诠，文不可以空著。
三代以前，未尝以道名教，而道无不存者，无空理也；三代以前，未尝以文为著作，而文为后世不可及者，无空言也。
”[3]（《史释》）既然三代时期是守掌故而以法存先王之“道”，那么通过训诂三代名物度数，考订三代典章制度而明“道”，当然就是非常恰当的途径。
章学诚评价戴震的学术，迥然超出同时代人的见解之上，并非仅仅简单地把他视作考据学者，认为其所著《原善》、《孟子字义疏证》诸篇空说义理，而是充分肯定其志存明“道”的功绩，同时也指出了这种主张的偏颇之处。
他说：“凡戴君所学，深通训诂，究于名物制度，而得其所以然，将以明道也。
……其自尊所业，以谓学者不究于此，无由闻道。
不知训诂名物，亦一端耳。
古人学于文辞，求于义理，不由其说。
如韩、欧、程、张诸儒，竟不许以闻道，则亦过矣。
”[4]（《书朱陆篇后》）他指出清儒出于门户之见而宣称不通训诂则无以明“道”，又从正确走向了错误，在学理上解释不通，因为学者研究音韵训诂只不过是学术的一个分支，而不是全部学术，既然如此，就不能排除音韵训诂之外还有其他明“道”途径。
他说：“近日言学问者，戴东原氏实为之最，以其实有见于古人大体，非徒矜考订而求博雅也。
然戴氏之言又有过者。
……马、班之史，韩、柳之文，其与于道，犹马、郑之训诂，贾、孔之疏义也，戴氏则谓彼皆艺而非道，此犹资舟楫以入都，而谓陆程非京路也。
”[4]（《又与正甫论文》）章学诚批评某些人认为训诂考订可以穷尽天下道理，是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今之学者，以谓天下之道在乎较量名数之异同，辨别音训之当否，如斯而已矣。
是何异观坐井之天，测坳堂之水，而遂欲穷六合之运度，量四海之波涛，以谓可尽哉！”[3]（《答客问下》）这种错误尽管在形式上和宋明理学空言义理明“道”有所不同，但在性质上却没有本质区别，都达不到对各种事物、学术乃至社会的正确认识。
章学诚说：“道之不明久矣，《六经》皆史也。
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
孔子之作《春秋》也，盖曰：我欲托之空言，不如见诸行事之深切著明。
然则典章事实，作者之所不敢忽，盖将即器而明道耳。
其书足以明道矣，笾豆之事，则有司存，君子不以是为琐琐也。
道不明而争于器，实不足而竞于文，其弊与空言制胜、华辨伤理者，相去不能以寸焉，而世之溺者不察焉。
”[3]（《答客问上》）章学诚由此进一步批评说：“近日学者多以考订为功，考订诚学问之要务，然于义理不甚求精，文辞置而不讲，天质有优有劣，所成不能无偏可也。
纷趋风气，相与贬义理而薄文辞，是知徇一时之名，而不知三者皆分于道。
”[4]（《与朱少白论文》）章学诚特别反对学者治学存在门户相争，指出这种态度无法求“道”。
他说：“学者之于术业，不难于辨异，而难于辨同中之异。
……惟同此术业，而同中有其殊异，为己身所未历，于此而能深信异之不害于同，斯可以见道矣。
盖登泰山绝顶，则知千万途径之所通也。
登者止择一径，而以他径谓非登山之道，人皆知其不可。
而学术之封己，往往似之。
”[4]（《与周次列举人论刻先集》）乾嘉朴学末流学者对主流学者的主张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既不能有创建丰富学术发展，又互争门户而加重了学术积弊，不但达不到对“道”的正确认识，而且治学故步自封，逐渐陷入僵化衰落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