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子的_食色性也_与先秦儒家的人性论

告子的“食色性也”与先秦儒家的人性论王福湘［摘要］多年来坊间流行把告子的名言“食色性也”说成孟子的话，这一张冠李戴的错误必须认真纠正。与孟子

的性善论对立，告子提出“性无善无不善”论，其基本观点之一就是“生之谓性”，“食、色，性也。”就人性论而言，告子的“性本无善恶”比较接近孔子的原意，孟子的性善论与荀子的性恶论均于孔子无征。应该恢复中国第一位真正人性论者告子在思想文化史上的地位。［关键词］食色性也；孔子；孟子；告子；荀子；人性论；性善论；性恶论

中图分类号：B2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3926（2012）01—0050—05

作者简介：王福湘（1946－），男，湖南长沙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南国商学院中文系教授，研究方向：中国文学与文化。广东广州510545

上世纪末湖北荆门郭店楚墓竹简出土，其中《性自命出》一篇与告子言说多有相符，对告子的研究已经引起学界注意。而随着告子的哲理名言“食色性也”日益普及和深入人心，多年来把这句话张冠李戴归属孟子的错误也越来越流行，甚至写进了北京大学校长许智宏院士任编审委员会主任、温儒敏教授任执行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的“大学素质教育通识课系列教材”。［1］（P.29）我觉得这种知识性的错误不应该将错就错“约定俗成”，必须下大力澄清以肃清影响。特别是在人们侈谈中国传统文化，却少读古代文化典籍的虚浮风气之下，认真纠正这一错误就更有必要。否则误导读者，更误人子弟，传到国外也误导外国人。在纠错之后，我们再讨论和比较先秦儒家各派对人性问题的几种说法，从而认识提出“食色性也”的告子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应有地位。一告子与孟子是同时代的人，在先秦诸子百家中应该也算一家，可惜告子思想早已失传，只在《孟子》书里（《告子上》、《公孙丑上》）记录了他的片言只语，而且都是作为被反驳的对象得以保存下来的。连告子是何许人也不得而知，只是汉代赵岐在给《孟子·告子上》作的注中说：“告子者，告，姓也，子，男子之通称也，名不害。兼治儒墨之道者。尝学于孟子，而不能纯彻性命之理。论语曰：‘子罕言命，’谓性命之难言也。以告子能执弟子之问，故以题篇。”［2］（P.430－431）清代经学家毛奇龄和焦循以为赵注人名有误。近人杨伯峻根据《墨子·公孟篇》曾议论到告子，认为告子“似曾受教于墨子”①。他引梁启超《墨子年代考》云：“案《孟

子》本文，无以证明告子为孟子弟子，恐是孟子前辈耳。墨子卒下距孟子生不过十余年，告子弱冠

得见墨子晚年，告子老宿得见孟子中年。”［3］（P.85）

清人所言只是推测，并无史实根据，梁启超和杨伯峻的考证有理。从《墨子》和《孟子》书中有关告子的记载看，告子确实是先秦“兼治儒墨之道”的

一位学者，不过并非同时兼治两家，而是师从墨子在前，逃墨归儒在后。告子在先秦诸子中可谓自成一派，其寥寥数语亦不失为中国乃至人类思想史的珍贵遗产，也显示了春秋战国时代诸子思想

的独立自由与博大精深。与孟子的性善论对立，告子提出“性无善无不善”论，其基本观点是（括号内采用杨伯峻的译文）：第一，“生之谓性”、“食、色，性也”［4］（P.434）。

（天生的资质叫做性。饮食男女，这是人的本

性。［4］（P.243））第二，“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人性之无分于善不善也，犹水之无分于东西也。”［4］（P.434）（人性好比急流水，从东方开个缺口便向东流，从西方开个缺口便向西流。人之所以没有善与不善的定性，正同水之没有东流西流的定向一样。［4］（P.242））第三，“仁，内也，非外也。义，外也，非内也。”［4］（P.434）“性，犹杞柳也。义，犹桮棬也。以人性为仁义，犹以杞柳为桮棬。”［4］（P.433）（仁是发自内心的东西，不是从外面来的；义是外来的东西，不是发自内心的。［4］（P.243）人的本性好比杞柳树，义理好比杯盘，以人的本性去行仁义，正好比用杞柳树来制成杯盘一样。［4］（P.242））第四，“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得于心，勿求于气。”［4］（P.387）（假若不能在言语上得到胜利，便不必求助于思想；假若不能在思想上得到胜利，便不必求助于意气。［4］（P.163））这些记录是否真实准确，固然有可疑之处（如对“仁”的言说就不够严密），但后人已无法考证，只能以此为据来看告孟之争了。赵岐所谓告子“不能纯彻性命之理”，指不能精纯透彻地接受并践行孟子的“性命之理”。“性”是人性，即人与生俱来的本性；“命”是天命，即人从非自身的不可知的伟大神秘的自然力所禀受的生死祸福、吉凶穷达、贫富贵贱、成败得失等运数。二者都是人类自古迄今亟想知道而仍未解决的哲学根本问题。然而孟子所述告子的话并没有谈命的成分，只有那句“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得于心，勿求于气”，与“命”勉强可以扯上一点关系，其他都是谈性的。其实，孟子在书中大谈其性，创建了一个相对完整且影响深远的性善论体系，却很少谈命。他强调自我道德修养，劝国君行仁政，并引诗书为证：“永言配命，自求多福”［4］（P.410）。“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4］（P.411）。自身的追求与努力比天命更重要。可见孟子的“性命之理”与儒家老祖宗孔子是有所不同的。“子罕言利，与命与仁。”［4］（P.329）仁是孔子的核心论题之一，《论语》中直接言仁的就有三十余处，有的观点还反复申说。孟子正是继承并发展了孔子的仁的思想，这成为《孟子》中最精华最有光彩的部分。可是，对孔子的“性命之理”，孟子却根据自己的思考进行了改造。对于“命”，孔子素怀敬畏之心，说君子要知天命、“畏天命”［4］（P.360）———“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4］（P.372）、“获罪于天，无所祷也”［4］（P.310）。孔子自称“五十而知天命”，［4］（P.306）他的弟子子夏说：“商闻之矣：死生有命，富贵在天”［4］（P.341），很可能就闻之于孔子。孟子则似乎少有敬畏天命之心，更多的是主张志在人为，虽然他并不否认天命。对于“性”，孔子谈得更少，简直是避而不谈，以致他的学生子贡感到遗憾：“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4］（P.316）但不言并非不思，孔子对人性是作了仔细观察、深入思考，获得了客观认识的，他认为人的本性是大致相同或相近的，而且没有轻易作出人性善恶的道德判断。《论语》中就有一句耳熟能详的名言：“性相近

也，习相远也。”［4］（P.362）言简意赅，一语中的，认识到善恶并非人天生的本性，人性的差异是后天在社会生活中环境作用下逐渐形成的。西汉人所编的《礼记·礼运篇》载有一段意思比较完整的论述：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贫苦，人之大恶存焉。故欲恶者，心之大端也。人藏其心，不可测度也。美恶皆在其心，不见其色也，欲一以穷之，舍礼何以哉？［5］（P.371）

虽因先秦典籍被秦火焚毁而无法完全确证，但《礼记》早已列入“五经”，两千年来经学家大都相信此话出自孔子答学生问，是通过弟子或再传、三传弟子回忆记录，西汉戴氏整理编辑流传下来的。《论语》里有与此相类的言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4］（P.312）可以与上引《礼记》互证。孔子对世风颓丧反复发出的感慨：“已矣乎！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4］（P.331，356），也证明好色之心是普遍存在的、人人相近的性，而好德则不然。把孔孟的言说进行比较，显而易见，告子的“食色性也”和孔子的“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在思想认识和话语方式上都很相似，告子的性无善恶论颇为接近孔子的人性观。告子虽曾“兼治儒墨之道”，但基本上是一位儒者，他的思想是与孔子一脉相承的。正因为孔子对人性问题语焉不详，尤其对人本性的善恶似乎没有明确态度，就为后世儒家留下了充分的发挥、发展空间，以致形成孟子的性善论和荀子的性恶论这样对立的两派。从总的思想体系来说，孟子是儒家的正统传人，不愧“亚圣”的称号；荀子则集儒法于一身，从儒入法，且教育出法家的实行家李斯和理论家韩非；惜告子无著作传世，仅从《墨子》、《孟子》中议论告子的话，可知告子思想的主要内容是探讨和实行“仁义”，虽与孟子有异议，仍可大体划归孔孟一系。但就人性论而言，“性本无善恶”才符合孔子的原意，性善与性恶均于孔子无征。早在上世纪40年代，傅斯年就提出：“告子之说，与孔子‘性相近

15哲学研究也，习相远也’之说合，孟子则离孔子说远矣。”［6］（P.35）此言极是。二告子虽应不曾当过孟子的弟子，但孟子对告子确是比较重视的。当公孙丑问他：“夫子加齐之卿相，得行道焉，虽由此霸王，不异矣。如此则动心否乎？”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动心。”接着又说“是不难”，并坦率地说：“告子先我不动心。”［4］（P.386）然而，孟子像孔子“四十而不惑”一样，到四十岁才具备敢于面对一切的坚定意志和巨大勇气，告子则先已达到这种境界，又岂能说“不难”？对告子的有些观点，似乎孟子也是认可的，如“仁，内也，非外也”，“不得于心，勿求于气”，但两人对“性”、“仁”、“心”、“气”这些概念的理解并不完全相同。我这里不作概念的辨析，只想指出他们两种“人性论”的根本区别，即：告子所持的是以感性欲求为基础的生命本体论，孟子所持的则是以内圣外王为目的的道德本体论。孟子虽然承认“生亦我所欲”，“死亦我所恶”，［4］（P.437）承认“人悦之，好色，富，贵”都是“人之所欲”，［4］（P.422）承认“口之于味也，有同耆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4］（P.436）。但他强调这些基于感性的东西都属于“小体”，惟能“思”的“心之官”才是“大体”，同样是人，“从其大体，为大人。从其小体，为小人”［4］（P.438）。他认为，“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4］（P.449）。“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4］（P.436）。故“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即仁义礼智四端“人皆有之”，是人所固有的善的本性，然而这四端“求则得之，舍则失之”，［4］（P.435）贤者“知皆扩而充之”，［4］（P.390）小人则“失其本心”，［4］（P.437）所以要专心致志地学习修养，而“养心莫善于寡欲”，［4］（P.460）生命与理义不可得兼，乃“舍生而取义”。［4］（P.437）于是，一方面，“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4］（P.403）“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4］（P.447）等等。孟子所宣传的这些尽心知性修身立命的原则和理想，两千多年来已经成为中华民族代代相传的道德格言，在一定程度上对培养知识分子的良好人格起着有益的作用；另一方面，这种先验的伦理主义的人性哲学，被宋代的道学家发展演化成“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又极大地束缚着中国人的身心解放，阻碍着人性的健康发展和整个民族的进步，其利弊至今都仍不可低估。而在学理层面上，孟子的性善论在逻辑上显然不能成立。他的立论起点是“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唯一证据是“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4］（P.389）说“人皆有”，乃是以己度人，偏于主观武断，即使“人皆有之”，而孟子“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