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绅诗歌艺术特征

李绅诗歌艺术特征李绅(772—846)，是中唐元和时期元白诗派的重要诗人之一。

他少有大志，早有诗名，曾与元稹、李德裕同在禁署，号称“三俊”。

但他仕途坎坷，到晚年才渐趋平稳，并步步高升文宗开成三年(838)，他作《追昔游集》，追忆了往昔仕途经历及所见所闻，抒发了自己老之已至、物是人非的感慨。

他的诗，早年和晚年的都无从查考，只存《追昔游集》三卷，杂诗一卷。

《全唐诗》卷480---483收其诗4卷，一百零一首；后从其它典籍中又寻出3O首，共131首。

今人王旋伯《李绅诗注》均加以收录。

李绅的诗歌，过去除《悯农》常被鉴赏外，其它的作品则几乎无人评论；对其总的艺术特色，典籍所载亦只片言只语，笼统言之，缺乏全面细致的评价。

或日：“饰志矜能，夸荣殉势，……然纪游踪，俯仰感慨，一洗唐人小赋柔靡风气”(明·毛晋《五唐人集·追昔游集》跋)；或日：“音节咩缓，似不能与同时人角争强弱。

然舂容恬雅，无雕琢细碎之习；其格究在晚唐诸人刻划纤巧之上也。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追昔游》)。

总的看来，李绅的诗似有硬朗、“舂容恬雅”的特点，而无“雕琢细碎之习”，但又有“音节咩缓”之弊。

至于“似不能与同时人角争强弱”的评价，既嫌笼统，又觉不够公允。

李绅的有些诗还是可与元、白诗相比较的，如《悲善才》之与《琵琶行》，《莺莺歌》之于《莺莺传》。

《新唐书·李绅传》说他“于诗最有名”，“苏州刺史韦夏卿数称之”。

而御史吕温在读了他的“春种一粒粟”和“锄禾Et当午”后称许道：“斯人必为卿相。

”后来果如其言。

自居易在编成自己的15卷诗后，题诗《戏赠元九李二十》日：“一篇长恨有风情，十首秦吟近正声。

每被老元偷格律，苦教短李伏歌行……”(因李绅身材短小精悍，人称“短李”)，可见李绅的歌行还是有可与元白相提并论之处的。

到底如何评价李绅的诗，自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我这里只想从李绅诗的体制、叙事传情、意境等方面，谈谈我的看法。

不拘一格，体制多样李绅在《<追昔游集>自序》中说，他的诗“或长句，或五言，或杂言，或歌或吟，或乐府齐梁，不一其词，乃由牵思所属耳。

”这里说得很明白，他的诗“不一其词”，不拘一格，皆“由牵思所属”。

这种不拘一格，即指体制多样。

这可能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他诗歌的内容主要是“追昔游”，因记录自己的辗转踪迹及所见所感，用一种诗体肯定难以尽述，所以要用多种体式；另一方面，是他生处中唐时期，受新乐府和元和体兴盛的影响，故多叙事和长律。

在他的130余首诗中。

律诗占有较大的比例，一般为七言，而几十韵长律则都是五言。

如《趋翰苑遭诬构四十六韵》、《过吴门二十四韵》、《登禹庙回降雪五言二十韵》、《题法华寺五言二十韵》、《到汴州三十韵》等。

这些长律确有“乐府齐梁”的特点，铺陈叙事，多写自己的所历所见所感，可谓“揽笔写兴”(明·胡震亨《唐音癸签》卷七)，挥洒自如。

在杂诗一卷中，则古诗和绝句较多，且多为七绝，如《答章孝标》、《赠韦金吾》等。

在贬去端州的路上和贬地，他也写了一些七绝，如《朱槿花》、《至潭州闻猿》、《江亭》、《红蕉花》、《忆汉月》、《端州江亭得家书二首》、《闻猿》等等。

其中《江亭》诗：瘴江昏雾连天合，欲作家书更断肠。

今日病身悲状候，岂能埋骨向炎荒。

写出了诗人处境的艰苦和心境的悲伤。

又如《忆汉月》：花开花落无时节，春去春来有底凭。

燕子不藏雷不蛰，烛烟昏雾暗腾腾。

诗中则既写出了南方边远地区与中原和北方大不相同的气候特征，又抒发了诗人身处异乡思念故土的心情。

诗人晚年回无锡老家闲居①，写了《过梅里》(七首)，主要是乐府歌行体。

这些诗或为三三五加五言句，或三三七加七言句，或通篇五言、七言句。

如《上家山》(作者少居梅里，于惠山寺肄业，旧室犹在，所以称惠山为“家山”。

梅里位于无锡东南三十里处)诗开头为：“上家山，家山依旧好。

昔去松桂长，今来容颜老。

上家山，临古道。

”f以下均为五言句)。

《早梅桥》是三三七句：“早梅花，满枝发，东风报春春未彻，紫萼迎风玉珠裂。

”对这种句式，陈寅恪先生曾论述过。

他说：“关于新乐府之句律，李公垂之原作不可见，未知如何。

恐与微之(元稹)之作无所差异，即以七字之句为其常则是也。

至乐天之作，则多以重叠两三字句，后接以七字句，或三字后接以七字句。

”D(O23)他又说：“考三三七之体，虽古乐府中已不乏其例，即如杜工部《兵车行》，亦复如是。

但乐天新乐府多用此体，必别有其故。

”经过比较分析后，他得出结论说：“实则乐天之作，乃以改良当日民间口头流行之俗曲为职志。

与陈(子昂)、李(白)辈等之改革齐梁以来士大夫在纸上摹写之诗句为标榜者，大相悬殊。

其价值及影响，或更较为高远也。

”…(这段评价应是比较恰当的。

虽然主要是评价白居易和元稹，但首先就提到李绅，可见李绅是元白诗派的重要成员。

他们新乐府创作上的共同特点，是被人肯定的。

陈寅恪先生又在《元白诗笺证稿》“附论”中专论了“元和体”。

据《旧唐书·元稹传》)所述：“稹聪警绝人，年少有才名。

与太原白居易友善。

工为诗，善状咏风态物色。

当时言诗者，称元白焉。

自衣冠士子，至闾阎下俚，悉传讽之，号为元和体。

”《全唐诗》卷十六《白居易》卷二三《余思未尽加为六韵重寄微之》诗云：“诗到元和体变新”，又自注曰：“众称元、白为千字律诗，或号元和格。

”“元和格”即“元和体”。

“诗到元和体变新”，这虽然主要是指诗的形式变化，但形式的变化也是因内容变化引起的。

李绅为元白诗派的重要诗人，其诗自然会有“元和体”的特征。

据白居易所言，“元和体”多为律诗，且多长律；又如元稹所言，“驱驾文字，穷极声韵”(《和李校书<新题乐府>十二首并序》)，这样才便于铺陈叙事，反映现实生活内容。

元白诗派的重要成就是推动新乐府创作的兴盛，以至后人将其看作一场文学运动。

新乐府诗的共同特点就是“病时”，而且是从李绅的《乐府新题》“病时尤急者”引发而来的。

李绅是元、白的好朋友，他们经常一起唱和。

首先是李绅作《乐府新题》二十首赠元稹，元稹便“取其病时尤急者，列而和之”，得十二首；白居易以此为发端，作《新乐府》五十首。

从此中唐的新乐府蔚为大观。

李绅的新乐府诗无从查考。

但存诗中也有些诗作浅切通俗，风格尤近白居易。

如《闻里谣效古歌》：乡里儿，桑麻郁郁禾黍肥。

冬有褴襦夏有缔，兄锄弟耨妻在机。

夜犬不吠开蓬扉。

乡里儿，醉还饱，浊醪初熟劝翁媪。

鸣鸩拂羽知年好，齐和杨花踏青草。

劝年少，乐耕桑，使君为我剪荆棘，使君为我驱豺狼。

……乡里儿，终尔词。

我无工巧唯无私，举手一挥临路歧。

全诗仿乡里歌谣而作，多用口语，明白如话；旬式则用典型的乐府歌行体三七或三三七。

至于《悯农》：“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

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采用古风体，语言纯朴通俗，言简意赅，令人回昧，更是千百年来人们传颂的佳作。

感之以事。

动之以情我国古代诗歌多以抒情为主，而乐府诗则多为叙事，或叙事与抒情相结合。

李绅的诗多记生平经历，感叹物是人非，故有叙事兼抒情的特点。

这既与中唐的社会状况相关，也与元和体及新乐府的兴起相关。

李绅生活的中唐时期，藩镇林立，中央集权削弱；宦官染指朝政，朋党倾轧，酿成了政治黑暗，战祸频仍，土地集中，赋税沉重，灾荒持续，民不聊生的局面。

这样多灾多难的多事岁月，提供了叙事诗成长发展的土壤，李绅及元、白的叙事诗，大概就是这样应运而生的。

他的《追昔游集》本是“叹逝伤时，发于凄情而作”。

要表达自己的身世遭遇自然少不了叙事，而有身世浮沉经历的人，自然少不了感伤和感慨，少不了抒情。

正如自居易所言：“大凡人之感于事，则必动于情，然后兴于吟咏，而形于歌诗矣。

”(《策林》六十九)。

李绅追忆自己从元和十五年(820)迄大和九年(835)十五年间，在朝任职与遭诬构被贬斥的经历，而写成五言排律《趋翰苑遭诬构四十六韵》，主要叙述了自己如何受穆宗重用，召入翰林院，如何想“洁身酬雨露”以报答皇恩，却仍被李逢吉等“利口扇谗谀”加以陷害，贬逐南方；然后又写了贬地的荒僻艰苦，自己身心的伤痛、感念。

在这些遭遇的陈述过程中，作者委屈无奈的悲愤之情溢于言表。

在那“乱群逢害马，择肉纵狂貊”的境遇下，诗人“胆为隳肝竭，心因沥血枯。

”其满腹愤慨倾注笔端，真所谓“写事传情”。

在“谤兴金就铄，毁极玉生瘠”的情况下，被“谤”被“毁”者内心的感慨，正如骆宾王所言：“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予心?”悲伤大约莫过于此了。

作者晚年追忆这段悠长岁月，仍痛定思痛，况且昔日好友如元稹、庞严、蒋防等已相继辞世，这不能不使他黯然神伤。

所以，在诗的结尾，诗人的情绪由开始时的报国进取变得感时伤逝，叹老思归。

诗日：仿佛皆停马，悲欢尽隙驹。

旧交封宿草，衰髦重生刍。

万戟分梁苑，双旌寄鲁儒。

骏驳移岁月，冉冉近桑榆。

疲马愁千里，孤鸿念五湖。

终当赋归去，那更学杨朱。

诗人感叹人生如白驹过隙，故交好友已成隔世之人，衰老者更加珍重少年时结下的友谊。

如今自己弃文从武，担当宣武军节度使的重任。

年近桑榆，犹如一匹疲倦的老马，不想再往前奔，只想找一个歇息的地方。

终归要效陶潜罢官归去，或者要学学战国魏人杨朱的“重己”、“贵生”。

这首长律是李绅叙事细腻、抒情浓郁的出色代表。

李绅还有一些看似抒情的诗，也包含着叙事的成份。

如《江南春暮寄家》：洛阳城见梅迎雪，鱼口桥逢雪送梅。

剑水寺前芳草合，镜湖亭上野花开。

江鸿断续翻云去，海燕差池拂水回。

料得心知寒食近，潜听喜鹊望归来。

诗前四句看似写景，其实在纪程。

以几样特色景物纪时，“梅迎雪”、“雪送梅”、“芳草合”、“野花开”，从雪飞梅开的冬腊天到草长花开的春天，时间次序明显；随着时间的推移，地点也在持续变换：从“洛阳城”到“鱼口桥”、“剑水寺”，然后到了江南“镜湖亭”，诗人的行踪也很明朗。

全诗记事写景，简洁明快。

那么什么时候到家呢?诗后四句则有候鸟“江鸿”(雁)、“海燕”报时；喜鹊报归，寒食前后准到家。

此可谓写事传情的好诗。

这与杜甫的“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那种抒情诗不大相同，思想情感也有异：杜甫重在抒写国难之痛；李绅的诗重在叙写行踪和景物。

杜诗沉重，李诗轻快。

境界阔大，情感刚劲李绅的诗集既名《追昔游》，实多记行踪游历，且多为晚年仕途平稳、生活安定、官运亨通时的追忆，所以让人感到有些“饰志矜能，夸荣殉势。

”以至有人说他的诗不能与同时人角争强弱。

其实，这些评价有欠公允。

他的很多诗不仅情意真切，纯朴自然，而且意境阔大，格调刚劲，往往片言只语精采超人。

《过荆门》诗尾句：“惆怅忠贞徒自持，谁祭山头望夫石?”以典故“望夫石”即妻对夫的忠贞，喻自己对君主亦诚不二。

但有“谁祭”我呢?君是否会记着我?诗所流露出的是委屈怨恨的情绪，但不得不承认，此时此景用此典故，是贴切而自然的。

《答章孝标》诗：“假金方用真金镀，若是真金不镀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