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远生

一、走向独立职业：近代一位弃绝功名的名记者

相对于王韬、梁启超、章太炎等一大批著名的报刊政论家，方汉奇先生称黄远生是“中国新闻史上第一位名记者”，宁树藩先生视之为“首批以新闻闻名于世的记者中最负盛名者”，这种评价是很有道理的，体现了黄作为“记者”与前代“政论家”的差别，在“报刊从业者”的系统内部对黄远生作出了界定。但从更广大的视角来看，中国“报刊从业者”历来被认为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部分，黄远生在近代知识阶层由“传统士大夫”向“现代型知识分子”的转变过程中，应处于何种地位之上或者说他所持的观念更倾向于哪一端呢？这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现代知识分子与传统士大夫的本质差别就在于，前者“并不能被垄断教化，他们来自各个阶级，虽然他们依然可能和政治有密切的关系，但他们中的大多数可以在以往‘学而优则仕途’的正途之外获得生存，他们以知识、思想和文化的生产和传播作为职业。”前代的报人多因科举不第或不顺而被迫离开传统体制另谋生计，他们被视为“落拓文人”，其职业“不为世所重，高才之辈莫肯俯就”，虽然其身份也开始向现代型知识分子转变，但报纸在他们心中实际上是实现原有“传统士大夫”理想的工具和途径。

而黄远生则有所不同，他在这个转变过程中是更为自觉和主动的，是一位主动弃绝功名而选择独立职业的先驱者。他年方21岁便高中了光绪甲辰进士,成为清末最后一批进士中最年轻的一个，然而他却绝意仕进,以新进士的资格东渡日本留学；回国后他被授予邮传部员外郎等职，他又不甘于“以极可爱之青年之光阴，而潦倒与京曹”，便经常为京、沪报刊撰写国际时事述评，辛亥革命后，他弃官而全身心的从事新闻工作，从1902年创办和主编《少年中国》周刊开始，直至1915年遇害。

黄远生的选择不是一时意气，他选择记者职业首先在于他对“独立职业”的推崇，这种认识是基于他对中国现实的清醒认识和对西方文明思想的相当了解而产生的，可以从他的《官迷病》、《国民之公毒》等文中得到佐证。他将全国上下争夺“官权”、“官利”之现象视为“社会心理病之一”，“全国职业，劳少利大而威武最盛者，即莫如官”，而国内“政治腐败令官吏为一种特别阶级能多取不义之财而淫威以逞”，他呼吁“有心之人”应去此心理，文明立宪之国应使“一国之人皆有人格，此人格各又独立平等之价值，而各以劳力于社会上受相当之报酬耳。”（《官迷病》）他还指出当时“国民之公毒”乃“思想界之笼统”，导致了“专制、武断、尚形式、沉滞、腐败”，因此国人“不讲分业之理，以为国内得有智识得享权利者，惟士，其他农工商等，皆以役于人，绝无可发达”，“中国之读书则以笼统为主，一人欲无所不知即必一无所知”，而今日世界之文明，“曰科学之分科、曰社会之分业、曰个性之解放、曰人格之独立，重理论、重界限、重分化、重独立自尊，一言蔽之，皆于笼统主义为公敌而已”。（《国民之公毒》）从中我们可以看出，黄远生认为社会的不同职业，只是有其分工不同，应据其所供给社会之劳力获取相当报酬并获得独立、平等的地位，而不应该“惟士”“惟官”，死读毒害世人的“笼统”之学说。

谈及“新闻职业化”（或曰“专业化”）必先考察“职业化”（professionalisation）,再说“新闻职业化”的特殊意涵；而考察“职业化”又应当先说“职业”（occupation），黄远生对“新闻职业化”的贡献首先就在于上述他对于“职业”敏锐与深刻的认识。由于中西之间“笼统”与“明画”这一思想传统的不同，带来两种文化对于社会分工的态度迥异，中国几千年来受专制、科举毒害，“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黄远生对于“职业”之平等、独立的呼吁，也就在中国“新闻职业化”的历史进程中具有了重要的意义，这一点鲜有人论及，故此处赘言之。

黄远生早在日本留学攻读法律的时候，就对新闻时政极有兴趣，注意研究，回国后他一直十分关心时政。归国那一年，北洋五大臣之一李盛铎也从欧洲考察回来，他对远生说：“吾见

欧士之谙近世掌故者，多为新闻撰述家。以君之方闻博涉，必为名记者”，这对远生下决心做新闻记者也是起了很大作用的。

作为一个自觉的转型者，黄远生不再把新闻职业视为“宣扬国威、义切勤王”的工具，也不把它当成政治运动的言论工具，从他对新闻记者与“平民”、“政党”、“政府”三组关系的勾勒中，我们可以较为清晰地看到其中不乏与西方的新闻专业主义相吻合的成份。

首先，他认为记者应该“为民生社会请命”，他对真假“平民”的分析是一针见血、力透纸背的，体现了他真正为公众服务的理想。他深怀忧患地指出，“今日中国无平民，其能自称平民，争权利争自由者，则贵族而已，农工商困苦无辜，供租税以养国家者，所谓真平民也，则奴隶而已。”（《平民之奴隶奴隶之平民》）全国高奉而享乐之人不过百万，“而三万万九千九百万之国民则呻吟憔悴、困苦流连”，“非舆论机关之所屑为代表呼吁”，他警告那些仅有百万数的“贵族”，“多行不义必自毙”，“记者之流，亦能造作文字遇事生风，然何尝稍益于衣食我而恩厚我之同胞。今若有人创意曰，此少数者皆可杀，则记者必先自服上刑矣。”在前代，梁启超等人说“向导国民”、革命党人说“以平民为职志”，但他们更多地流露出精英意识，民众在他们心中或是智识未开的愚民，或是需用革命思想教化动员的群众，他们很少深切地为了解民众切实的生活状况与需要，在这一个意义上说黄远的“真平民”意识就显得尤为可贵。他在为《亚细亚报》创刊一周年写的纪念文章《祝之欤诅之欤》中指出那些不揭露社会黑幕、不为人民讲话，“取大猾豪右之唾余而以为养而以游食四方，以社会耳目口舌美誉自赞的报人，比起那些手足胼胝，终日劳碌不得温饱的农夫，实在是刍狗之辈。”

同时，他坚决与党派划开界限，他指出，“政客中因亦有志洁行芳不受贿者，然所标种种政论，所拥护种种之势力，今日宁代深论。”（《忏悔录》）他虽然曾与各党有过疏密有别的关系，但他的文章丝毫“没有偏袒哪一党的意思”,所用的是“不存成见公平评论的态度”。他对党派的言论纷争是深恶痛绝的，他认为既成一党，就会为党派的人隐恶扬善，辛亥革命以前，还有清廷这一舆论公敌，现在公敌没了，各党争权夺利，导致口舌斗争、清浊不分、丧尽廉耻，于国于民有百害而无一利，记者应该“超然不党、主持清议，予以忠告，无所偏倚”，“记者诚非其人，特有志焉而已”（《不党之言》）。在民国二年他登报自绝于党会，说他的名字誓于一切党会断绝连贯的关系。

另外，他还强调办报要“指斥权贵”，监督政府。他在《少年中国之自白》中，力主办报要“主持政论公理，以廓清腐秽，而养国家之元气”。他还重点说了对袁总统这一最有权利者的态度应是“以公明之正义督责之”、议院、言论界各司其职，“秉公劝告”，不惜牺牲。他既反对有的人一时拥戴一时谩骂，视国家为儿戏，也反对有的人“绝对的依赖”以致“神圣之”，抱奴隶之心，他认为这源于国人两种不同的心理，既当人“未近权势”之时就“倨慢以凌之”，“既近权势”就“牺牲一切以媚之”，这是亡国之祸。在他许多通讯中，上至总统袁世凯，下至各级官僚，他都敢指斥揭露，他把袁世凯当权的中央统治集团描绘为“百鬼昼行，万恶皆聚，私蠹阗塞，危亡在前，而不为动”这在当时黑暗的报界和严厉的压制下无疑是需要极大的勇气。

民国初年各党派为各自利益争吵不休，互相攻讦，不惜假造新闻，人身攻击互揭老底，一些报纸和报人为政府或其他利益集团收买，黄远生痛心于“报馆之呼号为大总统之私或为政府之私或为官僚之私，或为党会之私，或为豪疆雄桀奸商著猾之私”，力图以上述努力坚持报纸的公共性，超越现实政治，避免使舆论成为私人的工具。他认为中国优秀分子应分为两派，一派为实际躬亲政治及社会之事业者，一派则应屏绝因缘、脱离偏倚，主持公论公理，很显然，他把自己归于后一类。他再三强调所办的《庸言》杂志为“共同辩论之机关”，“极力保持言论独立之精神，与一切个人关系及党派无涉”。这与西方新闻工作专业主义的一些基本原则，如传媒具有社会公器的职能，新闻工作必须服务于公众利益，而不仅限于服务政治或经济利益集团，不是政治、经济利益冲突的参与者或鼓动者，也不是某一利益集团的宣传员

等等，都有很多相近的地方。民国初年报格的下降与专业主义产生之初美国经历的政党报刊黑暗时期以及大众黄色新闻的泛滥时期，从性质上是有共通之处的，所以黄远生这时的新闻职业化思想的萌芽可谓是在中国特殊语境下的一种自由主义职业思想。

黄远生从末代进士而主动弃绝功名加入新闻职业，立志做“纯粹洁白自食其力之一种精神上之工人”，这不仅是他的个人选择，也是中国近代知识分子角色转型的一个剪影，是近代中国社会走向职业选择多元化的一个缩影。他作为“中国新闻史上第一位名记者”虽只有短暂的四五年的新闻经历，但他的通讯、政论、丰富的采访经验和独特的办报主张，却是在历史上掷地有声的。“新闻记者”在当时作为一个中国历史舞台上出现不久的崭新职业角色，尚未成型，拥有被定义的较大张力和多种可能性，那些被证明为最成功的、最为人们广泛接受的规范迟早会成为一种标准。而黄远生就对新闻职业赋予了自己的理解，并作为一位“成名”的人士将对后来者产生巨大的影响。

然而，这位具有职业化萌芽思想的记者，虽意识到新闻工作应摆脱政府和党派的限制，“为民生社会请命”，但毕竟“社会抵抗力不厚”，再加之经济无法独立，还是一度被迫陷入政治漩涡，在“既不能为真小人，亦不能为真君子”（《忏悔录》）的矛盾、两难之间死去了，成了“近代中国新闻史上第一个被党派暗枪所制裁的被狙杀者”。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忽视了他在历史上的意义和价值，下文笔者将从他的一些具体实践和思想来看他对新闻职业行为准则的摸索之路。

（二）对新闻职业行为准则的摸索：从反思政论和创立新闻通讯谈起

这里从黄远生的政论和通讯这两种文体谈起，是因为人们常忽略了黄远生政论的特色，而对于他的通讯，许多人常是对其内容、语言、风格做一番描述，未能深入地探讨其历史背景和成因，以及对新闻观念和新闻实践的影响，须知文体的变化所反映的是一种特殊历史语境的需要与个人创造性行为的结合，不简单是一种形式而已，某种文体的结构和特质所能反映出的内涵往往是特定时代话语的浓缩。

人们通常强调黄远生的采访、通讯，认为这些是他别于前人、开风气之先的，却常常忽略他也是一个大政论家，他对政论的发展和反思其实也是开风气之先的。相比梁启超“以极端之议论出之”、“笔锋常带感情”的政论，黄远生的政论则少了“策士文学”的浮泛气，是基于“正确的材料”、“采取合法的态度”、“分析清楚，研究精细”、“列举统计数字”，黄认为“新闻记者，需尊重彼此之人格，叙述一事，要能恰如其分，调查研究须有种种素养。”他决不肯信口开河，也反对“凭恃理想发挥空论”。如果说，梁启超等的“时务文体”“报章文体”还只是他根据时势需要而“应用”的古文，未从根本上做一番改革的工夫，不能成为职业化报刊专门文体的话，黄远生的政论则因其对事实的尊重和对“恰如其分”态度的追求，客观上在寻求职业化行为模式的道路上迈出了一大步，尽管对此他并不自觉。西方新闻专业主义强调，无论是报道新闻（记载）还是发表言论（主张）都不应受到个人私利和情绪的影响，也就是要做到“无我”。黄远生虽然无法做到“无我”，但他反对“见事未明，修行未到，轻谈大事，自命不凡”，（《致甲寅记者》），这也体现了他十分可贵的职业化追求。

另外，我们应该注意到，黄远生与前代的政治家报人不同，他成为“中国新闻史上第一位名记者”、“中国现代通讯的奠基人”。虽然他与前代报人一样都非常关心政治，但正如林志钧在序言中所说，黄远生“不是政客，也不是政治家或者政治学者，只为他作了新闻记者才不能不谈政治”。他常以“新闻记者”自称来关注政治事件，报道政治进程；而梁启超、于右任等人带着政治家与报人的双重身份来评点政治，甚至急功近利地做政治宣传，两者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其根本的区别就在于前者注重的是向民众传达重要的新闻事实，而后者注重的是某种政治目标的实现。因此，黄远生不仅开创了一个崭新的通讯时代，而且成为了拉开“新闻本位”时代序幕的第一人，尽管在他的新闻报道中仍有“强烈的政论色彩”，无法像西方

新闻职业化理念中强调的那样做到事实与意见的分离，但相对于中国报界长期以来“文人论政”的传统，黄远生还是以自己对事实的重视在中国新闻职业化的道路上做出了有益尝试。黄远生的开创性是与当时的时代特征紧密相连的。过去维新变法，虽给全国局势带来了很大冲击，但毕竟采取的是和平的方式。而辛亥革命前后，全国武装斗争风起云涌，社会的变革动荡迅速加剧，再加上民国成立后的帝制复辟、二次革命、军阀统治、与帝国列强的纠葛不清，这一切剧烈的社会变动都必然带来人们对新闻报道需求的急速增长（而不仅仅是需要政论），再加上通讯设备和印刷技术的改进，社会经济的进步，同时还有《申报》、《新闻报》等在实业化浪潮中先后实现企业化，开始面向市场和读者，欲以新闻的优势争取读者，重视记者队伍建设，这一切的一切都为在辛亥革命后投身新闻业的黄远生提供了种种条件和机遇。

同时，黄远生自身种种破旧立新的观念和经历也使他最终成为拉开“新闻本位”时代的序幕的第一人。他学于日本，游于欧洲，受到西方近代科学精神的影响较大，对新文艺很有研究。他认为希腊艺术科学的精神是“不拘泥于习惯，凡百事物，以实验为主，从实验所得之推论，以发见事物之真理是也……希腊思想之特色，在认一切为自然之径路，而非其终极，凡人当以忠实之心，研究此径路所存，故其精神，在实验不在虚定，在研究不在武断”，他在1915年《东方杂志》上发表的《新旧思想之冲突》，无疑是五四革命前对“科学”精神倡导的一次创举，在当时的文艺界一片暮气沉沉的气氛中虽未引起反响，但却丝毫不损其创新的价值。他还认为，政治上应“由演绎而入于归纳、由武断而入于怀疑、由抽象而入于具证、由理论而入于研究”（《消极之乐观》），他反对“空想”和“不负责任”的言论。黄远生的文艺信仰是合自然主义和写实主义为一的。他认为“文艺第一义在大胆，第二义在诚实不欺。”（《朱芷青君身后征赋序》）上述这些根本性的思想观念对他的具体行为，包括新闻实践都有深刻的影响，成为他重视事实、强调采访，追求新闻真实、客观、全面、公正的思想基础。当然，本文第一部分所说的民国初期报界的种种不良现象也是激发他这种追求的重要原因。这些追求从其内容和思想基础上，与西方新闻职业化思想都是有所印合的。

具体说来，他提倡新闻写作要做到“诚实无欺”，要“归纳”、要“具证”，那就需要注重事实，一一收集材料，第一手材料最可靠，能和事主对证明白，这样很自然，采访就成了必要的手段，正如黄旦老师在文中所引“采访的运用绝不是一种技巧,而是报刊职业化的标志”，它意味着记者和报纸地位的一种变化,展示了人类关系的一种新模式。于是,不偏不倚、代表民意,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他们最好的职业模式。黄远生中过进士，留过学，又在前清做过大官，对国际时事和国内政界十分熟悉，借此便利，他得以经常周旋于总统、国务卿和总长、部门长之间，消息特别灵通，他写新闻通讯的材料，大都是亲自采访获得的，在没有充分的事实根据之前，他决不“逞意悬谈”，一旦发现先前报道的事实或发表的意见有误，便及时更正。

1914年黄远生接替梁启超任《庸言》编辑人，在《本报之新生命》一文中，系统地阐发了他对新闻真实、客观、全面、公正的理解，“吾曹此后将力变其主观的态度而为客观”，对政局时事乃至一切事物，本期所信发挥自以为正确的主张，但决不以自己为唯一主张，或以一种主张排斥他者，而是综合事实来判断，反对“凭恃理想发挥空论”。事实不足以作判断时，就仅仅提出事实，供社会参考，不急于妄发主张。黄认为“演绎的理论不如归纳的事实”，“理论的根据在于事实”应讲究研究讨论，不能“逞意悬谈，腾其口说”。他把社会历史看作一个大机轴，指出造言纪事不能偏于政治一方，而应“深察物群、周知利病”，由上两点他推出“事实一面求其精确，一面求其有系统”。同时，他认为不能以言论机关为私物，而应综辑各方意见感想，使报纸成为“共同论辩之机关”。

从黄远生的政论和通讯说起，结合时代背景和他的学术思想来看，他对这两种文体的发展，对采访的重视，对新闻真实、客观、全面、公正的追求，综观起来，是他对新闻职业的行为

模式与准则的摸索，虽然他未必是“有意的”，但已在很大程度上接近了新闻职业化的要求。（三）强调职业化素质和职业自律精神的觉醒

黄远生指出，“新闻记者须有四能：一、脑筋能想；二、腿脚能奔走；三、耳能听；四、手能写。调查研究，有种种素养，是谓能想；交游肆应，能深知各方面势力之所存，以时访接，是谓能奔走；闻一知十，闻此知彼，由显达隐，由旁得通，是谓能听；刻画叙述，不溢不漏，尊重彼此之人格，力守绅士之态度，是谓能写。”很多新闻史的书都提到了这“四能”，认为这是黄远生对新闻记者提出的业务要求，但思考黄远生对“四能”的具体阐释，并与前人相比较，笔者认为这“四能”决不仅仅是业务要求，而是一种职业化的素质要求。

早期王韬对报人爱国、公正、博学等的要求更多的是他将自己对文人、传统士大夫的要求向报人加以嫁接，而资产阶级维新派与革命党人则倾向于将是否有先进的政治主张和强大的政治鼓动能力作为报人应有的资格，他们体现出的是文人办报、政治家办报的固有思路。直到辛亥革命特别是民初时期，报人们才开始从新闻工作本身的特殊需要出发来认识这个问题，郑贯公提出过“记者应有学问”，但“黄远生所强调的记者素养已不同于政论报刊时代的凡记者须有学问的笼统之论，而是转变成广泛接触社会，深人调查采访，客观公正写作等专业化素养。”从道德学识的要求到政治素质、宣传技巧的提倡，再到黄远生提出的新闻记者的“四能”资格，反映出的不仅仅是业务要求的变化，还体现了新闻职业逐渐从文学、政治中独立出来，寻求其职业自身独特的行为模式及要求。

另外，很多书上也认为“四能”是黄远生从事新闻工作的经验和特长，是他成为民初新闻记者巨擘的重要原因，却往往忽略了黄远生是在“忏悔”中提出“四能”的。黄远生认为自己并没有做到那四点——“余无一于此，何能为新闻记者！余自问为记者若干年，亦一大作孽之事也。”这其中固然有他自谦的成分，但笔者认为这更体现了他心中的矛盾和阵痛，即一方面他意识到了新闻这一行事关重大，从业者需具备相应资格才能胜任；另一方面他又尚未找到提升整个社会报人素质的可行之道，无法改变一些人“凭臆造论，吠影吠声，破坏国家大事”的现状。

黄远生深刻的忏悔是因为他意识到记者职业的神圣使命，要为社会耳目喉舌的“难能”，为民生请命的不易，与社会抵抗的“力量薄弱”，因此即使他终日游弋于社会政要名流之间，为社会普通民众所敬仰崇拜，他依然认为自己为记者是“一作孽之事”，这不是他的虚伪自谦，而是面对神圣独立的职业精神，他强烈的自律精神和自我拷问勇气的体现。“继自今，提倡个人修养，提倡独立自尊，提倡神圣职业，提倡人格主义……”（《忏悔录》）

以往的报人虽感叹过报业人才不济，或缺乏记者人格，但很少有人自问能否以自身之才力完成所倡导的报业之职责，梁启超曾说过自己过去的“庸漏愚谬”，但他最终又回到归咎于民众素质低下的立场，像黄远生这样深刻的职业自律和拷问是没有过的。正如民国黄天鹏所编《中国新闻事业》一书中所说，“记者社会地位之高尚，是由于他负的责任重大的缘故”，“明达的记者，并不以社会上为人推崇而自夸自满，反而各外的谦恭，忠实的，公平的，努力的对他的职责负起责任”。

这里我还想引述一下许纪霖对黄远生《忏悔录》的精辟分析，他对黄远生的忏悔和矛盾的根本原因做出了精辟的解释。他指出，近代知识分子面临着两大传统的困境:其一,文化结构的半独立性。其二,意识形态结构的半自由化。这样,一方面是取得了一定的职业和经济自主,另一方面却享受不到独立于政治的实际保障;一方面是精神和心灵的自由解放,另一方面却遭受外界环境的残酷压抑。黄远生写《忏悔录》不久就被暗杀了，他所体现的新闻职业自律精神的觉醒，以及对知识分子人格的反省却是极具前瞻性、独特性的，值得我们仔细思考和研究。

黄旦老师曾在《五四前后新闻思想的再认识》中说，一外国学者认为民初以后，报人试图为自身建立职业化模式，实际上所建构的只是一种类似观念的东西，此人把专业性的客观中立观念追溯到了黄远生。对于这一论断，黄旦老师表示质疑，指出转变的是否就是客观中立观念？个中渊源是黄远生还是可以追溯到更远？客观中立能否符合中国报刊的发展实际，成为衡量中国报刊职业化的唯一标准？中国报刊的职业化转变是否仅仅停留在观念上，而不是在实践中有所反映和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