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迪厄的文化理论透视

布迪厄的文化理论透视○王岳川 [内容提要]　本文通过对当代西方著名的社会理论家和文化理论家布迪厄思想的分析,展示了布迪厄理论的学术图景,分析了场域理论和文化习性理论,揭示了文化资本和象征资本的新的思想维度,考察了学术人的反思性品格,进而对身体视域和诗学精神的独特关系作出了阐释。[作者简介]　王岳川,1955年生。北京,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邮政编码:100871。

一、理论空间与学术图景布迪厄(PierreBourdieu1930～　)是当代法国著名的思想家、社会学家和文化理论批评家。作为一位横跨众多领域的学者,布迪厄写了二十几部书,其中较重要的著作有:《实践理论概要》、《实践的逻辑》、《反思社会学的理论》、《自由交流》、《特性:对审美判断的社会判断》、《语言与象征力》、《学术人》、《教育、社会、文化的再生产》、《语言与符号力量》,等等。总体上说,布迪厄打破了学科界限,从跨学科的角度入手,对人类学、社会学、教育学、语言学、哲学、政治学、史学、美学、文学等都有所研究,并提出了一系列独到的思想范畴,建构了相当新颖的学术框架。从对“普遍的文化理论”的反思到“文化实践理论”,布迪厄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学术品格,并努力克服那些“巴黎时兴的唯理论主义者的表现癖”和各种各样的“理论登场表演”。他力图超越传统对立关系的二分法,超越主观论与客观论的二元对立,拒斥那种形而上学式的解决各种问题的“宏大理论”和“宏伟话语”,从而使得文化与社会、结构与行为等普遍存在的文化理论的对立得以消除。这样,布迪厄就提出了关于知识、实践和社会理论结构及其学术途径的轮廓,从而扬弃了社会物理学与社会现象学的二元对立,以及个人和社会的二元对立,并以理论生成性使自己超越了那种非此即彼的偏窄的理论思维和基本命题,从而能够反思自身,甚至能够跳出自身而反观自己,使得自己在不断打破思想封闭中走向自我精神的敞开。布迪厄正如维特根斯坦所说的“从炼金术的思维方式过渡到化学的思维方式”一样,力图以一种全新的方式来透视或思考一系列旧的问题和旧的框架,形成一种思维的飞跃。在这种全新的思维方式中,旧的问题得以消解,因为旧的问题是与我们的思维方式和言说方式相始终的,一旦我们用一种新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观点,旧的问题就会同旧的语言外套一起被抛弃。—93—

教学与研究　1998年第2期如何在理论上抛弃总体性的形而上学理论,同时在实践上也以一种反体制、反中心话语、反理论与经验脱节的进入问题的方式,抛弃理论论坛上的结构与能动作用的对立,即微观分析与宏观分析的对立,进而明确地将那些对他人理论进行说明的分析者的活动也纳入到自身的研究范围之中,成为布迪厄思考的重要问题。这些流动变化的问题,使得布迪厄的著作内容始终在不断地发展演变,并在不断的螺旋式的思维时间和空间中展开。他在修正自己理论的同时,重审那些困难的问题和对象,并深入剖析它们。对独断论和绝对论的抛弃,使布迪厄更注重社会关系论。就社会学而言,他强调个人与社会之间的一种“转换生成性关系”,而反对那种绝对论的模式。他既抛弃了方法论上的个体主义,又拒斥了方法论上的整体主义,以及以“方法论上的情境主义”(methodologicalsituationalism)形式所出现的对二者的虚假超越。这构成了他的社会学立场的中心视角。正因为这种理论的自觉和视点的超越,使得布迪厄可以抛弃个人自发性和社会约束性、自由和必然、选择和责任之类的虚假问题,进而避免了在个人与结构、微观与宏观分析之间的非此即彼的选择。他倡导并实践方法论上的多元论,这种多元论既不同于费耶阿本德的认识论的无政府主义,也不同于达达主义的所谓“怎么都行”,而是将实践向度恢复为知识的对象,重新将理论的实践方面看作一种知识的生产活动,使自己与概念的关系具有一种实用主义的关系,即将这些概念仅仅作为一种帮助自己解决问题的实用工具。布迪厄的理论意向,使当今文化理论界不仅有可能克服德里达所张扬的后现代解构所体现的“虚无相对主义”,而且又可以重新审视哈贝马斯所捍卫的现代理性的唯科学主义的绝对论,从而建立一种可以调和解构与普遍性、理性与相对性的历史的理性主义。他剥离了哈贝马斯理论的意识或语言中的“元叙事”结构,并在削平德里达的虚无主义以后,又赞同德里达和福柯的“知识必须被解构”、“各种范畴都是具有偶然性的社会衍生物”、“都是拥有某种建构效力的符号权力工具”等观点,从而使自己得以在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之间保持一种稳健的社会实践主义立场。布迪厄张扬理性,把理性看成是历史的产物,并强调真正的知识分子必得独立于各种世俗权力,独立于经济和政治权威的干预,而且知识分子必须确保这种独立自主,即要以各种制度化的有序性对话阵地的存在为自身存在的前提。他坚决反对知识界中的地方主义和宗派主义,坚持要开辟一个自由平等的空间,在这个空间中,既排斥那些互相吹捧的小集团,又坚决取缔那些虚假问题在整个文化世界的以讹传讹。真正的知识分子以解放思想为己任,摆脱其职业性的弊端和为自己权力本位而争斗的狭隘性,从而成为一种集体性的对抗符号权力的力量。也就是说,既注意自己在社会化进程中的职责,又要独立于官方的政治;既自由解放,又具有价值关怀;

既入世而关注现实,又不屈服于任何正统话语的教条。说到底,知识分子在塑造社会的同时,也在塑造自己,而他在塑造自己的同时也在塑造这个世界。

二、场域理论与文化习性总体上看,布迪厄的文化社会理论的基本构架是建立在三块基石上的,即“场域”、“习性”和“资本”。这三块基石直接承担了其反思社会学、观照现实各个领域和人生社会的基本指南,值得深入探讨。在布迪厄看来,社会科学的真正对象并不是研究单纯的个体,而是研究由无数个体所构筑的一种“场域”,以及无数场域构筑的一种更大的场域的综合性结构。因此,场域是社会科学研究的中心,而个体则是作为场域中最活跃的、为社会建构的、不断更新自己的一些要素。从场域的角度思考,就是从社会总体关系角度进行思考,也就是说,要对社会世界的整个日常见解进行转换。布迪厄将场域看作是一个网络,一个不断建构的结构,在这个网络中,存在着占有者、行动者和体制性的多重权力结构。这样,

就可以将那种简单地把社会分成阶级的社会分析方法,更细致地变成话语空间的再划分,即用微型化的分析方法,将场域的观点转化为一种圈层的逻辑。—04—整个场域又可分成艺术场、宗教场、经济场、学术场、法律场、宗教场等。进一步说,每一个场域都是一个独特的空间,一个独特的圈层,同样也是一个具有各自不同规则的游戏,这种游戏使得艺术场和经济场以及法律场具有完全不同的游戏方式。但是,它们又因为资本种类的相通而具有相对统一的关系。场域的游戏性和游戏的规则性,使得“场域”更加准确而生动地把握了社会存在状态的千变万化和它的自身内部圈层的大小、兼并占有和区分。场域所具有的原动力原则存在于其结构的形式之中,尤其存在于各种势力、各种要素彼此冲突的力量之间的距离、差距的不对称当中。任何力量、任何权力,如果不在场域内,与场域的其他要素不发生关系,那么它就不能存在,也没有任何作用。在这种活跃变化的场域空间当中,那些权力的占有者通过获取资本权力来控制场域的生产与再生产,而其中的受控者或行动者的策略也取决于他们在场域中的地位。不妨说,场域概念既不同于机能主义和机体论,又不同于一般的制度性理论,场域是权力关系的场所,是不断变化的、具有连贯性的、在冲突和竞争中产生的新领域。在这个领域中,场域不断改变着自己的性格和自己的形态,具有自己全新的逻辑规则。每一个场域都构成一个敞开的游戏空间,其力量的此起彼伏、权力的犬牙交错和游戏者的谋划策略,随时随地改变着场域的某些形态。更重要的是,所有的场域都包含在权力场之内,都与权力场有着控制与被控制、制约与反抗之间的关系。场域具有一种普遍性的特征,也就是说处于一个特殊的场域的行动者,如知识分子、艺术家、政客等,并非直接承受外部的一些压抑,相反,所有外部权力的渗入,只有通过场域的独特形式的特征调解之后,才会间接地影响到行为者的身上。从这个角度看,场域具有了一种自主性,它的自我重构的特殊逻辑,使其对场域圈层具有特殊的历史积累性影响。同时,场域是一系列关系的系统,是各种不同关系之和。某一艺术家或哲学家之所以是以这样的方式思考,以这样的行为或这样的言说方式作为其存在的表征,是因为存在着一个知识分子场域,而场域的逻辑制约着圈层内的学者和艺术家的思维方式。“场域”概念的确立,其主要功绩在于创立了一个必须重新思考的区分模式,并使我们可以这样提出问题:被考察的世界的局限性是什么?世界是如何被连接的?与什么连接?在何种程度上进行连接?这样,就可以从实证主义、经验主义的理论真空中和理论主义的话语真空中逃逸出来,而获得自身的理论的完满性。场域是一种“资本”的垄断。在艺术场域中,资本的垄断是文化权威;在科学场中,资本的垄断是科学权威;在宗教场中,资本的垄断是主教。改变了不同资本形式的分布及其相对的分量,也就改变了这一场域的结构。在这个意义上,场域又像一种“角斗场”,是一种权力、地位、力量的较量。“习性”,即人的社会生态性,它既具有先天的因素,又不完全是先天的,而是在社会化的个人境遇中逐渐习得,并逐渐演变的“第二天性”。这一问题在哲学上可以表述为“个体与社会”关系的问题。个体的遗传或者个体本身所带来的东西,只是其生命发展中的一个基本要素,而不是其全部密码。人适应或塑造社会环境,人也被社会环境所塑造。人通过教育的提升,不断地改造着外部社会,同时也积淀而生成自己的新的天性。所以,人既是历史和社会的结果,又是历史和社会的原因;既是社会的客体,又是社会的主体,二者统一于人的实践活动中。“实践性”是人的社会属性的集中体现。因为实践发于主体,在创造更新客体世界的同时,又创造更新着主体自身。当人不断地通过实践改变外部社会时,人本身的天性也随着实践活动而不断地发展和完善。社会环境决定人,人也决定环境,人的发展受到环境的制约又决定环境的发展。而这一环境或社会始终是历史的、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多重关系的,直接从这多重关系去看人自身的习性,

才有可能真正发现人性的奥秘。“习性”是一种结构形塑机制(structuringmecha2nism),其运作来自行动者自身内部。习性既不完全是个人性的,其本身也不是行为的全部因素,习性是生成的而不是一成不变的。如果个体与社会的互动—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