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钱业公会研究(1917-1937)
19世纪后半期中国钱庄的买办化
19世纪后半期中国钱庄的买办化钱庄是中国封建社会金融业的主要组成部分。
在鸦片战争以前，它和另一种信用机构—票号，在调拨资金上为商品流通起着促进的作用。
一般地说，钱庄和票号的业务内容和活动地区是有区别的。
钱庄的主要业务是对商人办理存放款项，间或经营地区之间的商业汇兑，所以，和商业的联系比较密切。
票号是以汇兑为专业的；有放款，也只贷给钱庄而不贷给一般商人。
钱庄的主要活动地区在长江流域和东南各省，而以上海为其活动的中心，票号则以黄河流域和华北各省为其主要的活动区域。
当然，这样的区分是极其粗略的，仅仅就其侧重点而言的。
事实上，上海和汉口都曾经是票号在东南地区的据点，而华北各省也有钱庄在活动。
鸦片战争以后，外国侵略势力从广州北移，以上海为盘踞的中心。
于是，上海的钱庄便逐渐与外国势力发生了联系。
在50年代，当太平天国革命形势蓬勃发展的时期，票号锐意经营汇解饷需、协款和丁银，与清政府发生了极其密切的关系。
因而一切商业上资金周转的业务几乎完全落到了钱庄的手中。
在这种条件下，当外国势力进一步向中国腹地伸展时，钱庄就成为它必加利@用的工具了。
本文的目的就在于着重论述19世纪后半期钱庄职能的买办作用。
不过钱庄和票号的活动有时是很难截然分开的，因此，不可避免地也要涉及票号。
经过两次鸦片战争，外国侵略者从清政府手里取得了许多入一侵中国的条约特权。
但是，条约特权本身不能把外国制成品送到中国人民的手里。
外国侵略者必须通过买办人物之手和各种商品流通的渠道，才能深入中国的内地市场。
自从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买办人物就已经日益活跃起来，而中国原有的各种商品流通渠道也日益买办化。
在这一过程中，为商品流通服务的中国钱庄的职能也随着发生了变化。
钱庄是商品货币经济的产物，具备着调拨资金的职能。
到了鸦片战争前夕，钱庄在商品流通中已经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例如在上海，钱庄的庄票早就起着支付手段和流通手段的作用。
商人在买卖豆、麦、花、布时，不仅可以用钱庄庄票支付货价，而且见当时钱庄庄票的可以“到期转换”，也可以“收划银钱”，可用途已经很广。
两次世界大战间的中国银行业
两次世界大战间的中国银行业朱荫贵两次世界大战间尤其是1927年至1937年,是中国银行业快速发展的重要时期。
银行制度的演变、银行业法规的建设、银行家队伍的成长以及近代中国银行业经营运作理念和方式的变化等等,是这期间银行业快速发展的内因条件。
从数据变化和内在因素出发进行分析,不仅可以了解中国银行业的整体状况,还可以看出,中国银行业的快速发展,是多种因素特别是内在因素发挥作用及金融界、政界、理论界人士共同努力的结果。
关键词 两次大战间 中国银行业 内在因素 发展作者朱荫贵,1950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1918年至1937年,即两次世界大战间的这段时期,在近代中国历史上占有特殊地位。
许多影响此后中国历史的制度和因素,都可以在这段时期找到源头。
在经济方面,它不仅留下了近代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最快的一段记录,也留下了外来经济组织和制度在中国土地上成长的独特轨迹。
这份遗产,很值得我们去认真地分析和研究。
本文通过对这段时期特别是1927年至1937年中国银行业的考察①,探讨这种外来金融组织在中国成长的状况和特点,并对导致其发展的因素和条件提出一些个人看法。
一、两次大战间中国银行业的发展趋势学术界在涉及此期中国银行业的发展演变时,一般都用速度较快来形容,但其“较快”的具体内涵以及银行业的整体状况,在已有的研究成果中,鲜见有全面的反映。
因此,笔者首先整理了以下统计表,希望通过这些统计表,对这期间中国银行业的演变全貌,有一个较为明确的数量概念。
首先从银行设立的数量上进行观察。
为有一个具体比较,现将中国出现首家银行的1896年至1937年40余年间各年设立和停业的银行数目列表如下(见表1)。
从统计表看,在这40余年中国银行业的发展过程中,晚清时期华资银行的数量不足10家,总体说来无足轻重。
两次大战间有两段时期是银行创立的高峰期,即1917年至1923年和1928年至1935年。
前一段时期显然受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即与一次大战从外部给中国资本主义发①1927—1937年的中国银行业,与此前相比,发展变化的特点更为典型和丰富,因此本文将分析重点置于此时期。
钱庄的前世今生
钱庄的前世今生钱庄，在辛亥前一年这场牵动清朝气数的金融风暴里扮演了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
在细观钱庄与股票风波之间的种种关联之前，我们还是先要回头来看一看，钱庄究竟是什么个东西。
简单说，钱庄是中国土生土长的一种金融信用机构，主要分布在上海、南京、杭州、宁波、福州等经济发达地区。
而在北京、天津、沈阳、济南、广州等地与它性质相近的机构则称为银号。
早期的钱庄，大多为独资或合伙组织，都是私营企业。
但经营得当、发展经年的，也会有一定的规模。
这些大钱庄，除了能办理存款、贷款业务外，还可以发庄票、银钱票，凭票兑换货币。
基本上，这是一种银行的雏形。
鸦片战争以后，洋商虽然争得了一些通商口岸，也设立了一些银行，但如果要把商品推销到内陆，并且要在内陆得到生产原料，则必须利用原有的金融机构调拨资金，钱庄便成为了他们首选的工具，从而成为了中外商人之间以及上海与内陆之间调拨资金的媒介。
据1858年的《北华捷报》记载，当时上海城内和租界里大概有钱庄120家，其中较大的钱庄都以10天或20天的期票对经营棉织品等的批发商和鸦片掮客给予资金周转方面的融通。
当太平天国的战火烧到东南各省以后，各地的地主、官僚都背着钱袋往上海租界里赶，这些内陆资金的集中使上海钱庄的发展成长具备了有利的条件，同时，原来在上海南市的钱庄中心也逐渐转移到了租界里的北市。
甲午之役后，中国的民族资本有了一定程度发展，盛宣怀的中国通商银行成立了，之后上海租界又开设了10家本国银行。
但是钱庄依靠洋商的支持，依靠发行远期庄票扩大信用和掌握汇划制度依旧保持了资金的主动调拨。
同华资银行比较，钱庄还处于优势地位。
华资银行早期的业务开展还不广泛，有些银行会聘请钱庄经理为经协理，还往往把多余资金提供给钱庄运用，毕竟钱庄多年的人脉基础在那边，资金的流动渠道自然也多一些，周转起来也更活络一些。
通商银行在成立后的几年中，交给各钱庄代为放贷的款项最高时有200多万两。
这么看来，钱庄和华资银行总算是同根生，并没有相煎太急，反而是携手同心，相互扶持，总算平平安安地来到了辛亥前这一年。
战后上海卷烟工业同业公会研究
［基金项目］本文为江苏省２０１１年度普通高校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项目“辉煌与困顿：战后上海卷烟业发 展研究（１９４５～１９４９）”（ＣＸＺＺｌｌ＿００２３）阶段性成果。 ［收稿日期］２０１２－－０４．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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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方数据
海作为全国经济中心，日本侵略者极其重视，他们利用原有的公会组织者重新组织公会，有的由傀 儡担任公会领导，有的直接由日本人参与控制。日军占领上海后，首先组织当地日商烟业成立了 “上海日本烟草卷纸同业组合同业会”。为垄断国内烟草市场和卷烟行业，日本先后建立起“中支 叶烟草株式会社”、“华中烟草配给组合”、“中华烟草株式会社”、“东亚烟草株式会社”（后并入“中 华烟草株式会社”）等四个大型烟业组织。特别是“华中烟草配给组合”成立后，日本强制上海中外 烟厂一律加入，凡各厂产品均交“组合”配给，不得自行销售。④在１３伪的压迫和敲诈面前，上海的卷 烟厂同业公会设立“华商卷烟联合发行所”，应付各方强买卷烟，与敌伪周旋。１９４２年４月，公会决 定成立“华商烟草组”，后来在敌伪的压力下不得不加入“中支那卷烟配给组合”（后并入“华中烟 草配给组合”）。总体上讲，在“八一三”事变后，上海原有的烟业组织卷烟厂同业公会会务基本陷 于停顿。
十次之多（见表１）。
表１ 卷烟工业同业公会１９４６—１９４７年向政府部门反映情况表
时间
形式
反映情况
所提要求
１９４６．９．５
向上海货物税局、财 生产成本无法确保，营业方针 将调整税额由３个月改为每６个月调
政部税务署呈文
无法确定
整一次
１９４６．９．２４
向上海货物税局、行 政院请愿
沪市卷烟业陷于濒临破产之 境地
二、战后上海卷烟工业同业公会重要活动
抗战胜利后，经过整理和改组，加上外商企业中规模最大之颐中、花旗加入，上海卷烟工业同业 公会的数量与规模迅速扩大，职能亦得到了扩展。战后“同业公会一直是重要的，它是个合作组 织，没有严格的规章，各有各的惯例与规矩，如果某一成员违反了它，公会中的其他成员，就不与他 合作，所以公会很有效率。”④在征收货物税、分配原料外汇方面，政府离不开同业公会的协助与配 合。如果说战前的上海卷烟业同业公会主要在加强同业团结共同对外，解决同行之间争议及维系 同业间公共福利方面发挥着重大作用，那么战后的同业公会则在呼吁政府改善税收，争取必需原料 外汇，调解业内工潮方面扮演了更为重要的角色。
民国上海国药业研究(1927年-1949年)
民国上海国药业研究（1927年-1949年）本文依据上海市档案馆的有关档案、上海地方志史料和部分民国报刊,以民国上海的国药行业及其群体为考察对象,通过国药业与西药业的对比研究,探索民国时期传统行业在新兴行业冲击下的应变与转型,分析国药业的发展轨迹、经营模式、贸易网络和行业群体的地缘特征等,探讨这些因素在行业发展乃至上海的行业经济中的作用。
本文尤其详细剖析了国药业这一传统行业在遭受西药业等新兴行业剧烈冲击后持续发展的状况及其原因,认为其中既包括战时药品需求旺盛、国药业有利可图的特殊历史背景,又包括国药业及时转型,采取各种新型销售策略和经营方式,还包括国药业同业公会对本行业的全力维护与支持,更包括资方群体在获利丰厚的情况下让利劳方,使得行业内部呈现相对稳定和睦的劳资关系。
通过对国药行业及其群体的研究,能够以小见大,一方面能够填补目前对国药行业研究不足的空白,另一方面也能够对民国上海经济史和社会史的研究起到拾遗补缺的作用。
中国近代银行
中国近代银行中国近代银行指鸦片战争至清朝末年(1840～1911)中国出现的银行。
目录指产生于19世纪末由中国人自办的专门从事金融活动的新型机构。
鸦片战争后，在中国从事金融活动的机构，主要是1845年起侵入中国的外国银行和本国原有的旧式金融机构钱庄、票号。
19世纪末中国人自办的银行出现后，前三种金融机构仍同时并存，居于主宰地位的仍是外国在华银行。
中国自己的银行在其后的发展过程中分化为官僚资本银行和民族资本银行两大部分。
发展概况中国人自办的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是由洋务派官僚盛宣怀创办的，成立于1897年 4月26日。
此后陆续成立的有户部银行（1905，于1908年改名为大清银行）、信成银行（1906）、浙江兴业银行（1907）、交通银行（1908）和四明商业储蓄银行（1908）等。
到1911年辛亥革命时止，全国各地开设的银行有17家，但资力均甚薄弱，存款吸收不多，属于初创阶段。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在民族工商业进一步发展的条件下，银行业也获得迅速发展。
1914～1921年的八年中，全国新设银行共达93家，著名的"南三行"、"北四行"多在这一时期设立或发展、巩固。
由于民族工商业的繁荣，银行的放款能够到期收回，没有或较少遭受呆帐损失，这对银行本身基础的巩固，利润的增厚，资本的积累提供了重要条件。
在这个时期，民族资本银行发展迅速，具有国家银行性质的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尽管发生过钞票停兑风潮，但存款总额仍在增加。
随着银行业的发展，代表他们利益的团体银行业同业公会也纷纷成立。
1917年上海创办了《银行周报》，1915年上海银行业公会正式成立。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民族工商业失去繁荣，但银行仍大批增设。
这种畸形发展是由于内地资金不断流向沿海城市，为银行吸收存款创造了有利条件。
1925年“五卅”运动后，有不少国人在外国银行的存款亦改存到本国银行。
同时所吸收的资金也有去路，购买政府发行的公债和租界中的房地产，在一个时期内收益甚为丰厚。
上海一两银币的简介及渊源
上海一两银币的简介上海一两银币，系1867年由上海工部局委托香港造币厂所铸。
正面主图是龙纹、四周环书“上海一两”汉字，背面主要为英国皇冠和国徽、四周环绕英文“上海一两”、铸地“香港”、银币成色与铸造年份。
这种银币的正面分有芒纹和无芒纹两种，并有光边和齿边的区别，存世以枚为计。
经十几年来的收集以及研究、学习、考证，上海一两无芒纹银币存在实重一两的样币(直径43毫米)以及实重一两的壹两型流通币（直径45毫米)和实重库平七钱二分的壹圆型流通银币(直径39毫米)两种版式。
两种版式银币的币面文字和图案设计风格相似，但也有明显的差别，真品皆存世珍罕。
以下分别介绍：1、1867年上海工部局壹两银币（无芒纹）样币。
银币直径：43mm，重量：36.64克，铸工精美，近未使用至完全未使用品。
详见如下银币图片：2、1867年上海工部局壹两银币（无芒纹）壹两型流通币。
银币直径：45mm，重量：37.10克，铸工精美，有流通痕迹，近未使用品。
详见如下银币图片：3、实重库平七钱二分的壹圆型流通银币，银币规格：直径39mm,厚2.5mm,重26.5克~27克。
详见如下银币图片：1867年上海工部局壹两银币历史渊源早期中国没有自己的银元，因此外来通货充斥，输出银元成了列强的重大收入。
十九世纪中期起墨西哥银元虽逐渐取代本洋，但尚未完全站稳脚步，觊觎此市场大饼的英国自然也想趁势分杯羹。
而香港在南京条约后割让给英国，开埠以来并没有专用货币，一直沿用中国内陆流通的各式货币。
1859年港督罗便臣上任后，为推广香港贸易及取代来源不稳定的鹰洋，积极争取在香港发行货币。
经核准即制定条例，向英国购置机器于1866年5月7日正式开张。
香港造币厂在规划之初，原本是想以该厂制造的银元占地利之便来取代墨西哥银元，但港府错估情势：民众倾向使用熟悉的货币。
中国百姓的保守特性，对新制的香港银元并未立即接受，这座耗资四十五万元的造币厂开始营运后又逢景气低迷，月收入只有一万元。
近代上海外汇市场发展述略(1843-1937)
近代上海外汇市场发展述略(1843-1937)
宋佩玉
【期刊名称】《安徽史学》
【年(卷),期】2005(000)003
【摘要】上海外汇市场是随着上海对外贸易的发展应运而生的,而其发展亦随着贸易的渐趋发达而日益成熟.从上海开埠到抗战爆发,上海外汇市场从萌芽到形成、发展,经历了长达近一个世纪.到20世纪20年代末,外汇市场的交易以及运作仍主要是由外商洋行、银行操控.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随着华资银行开始涉及外汇业务,外商银行独霸的局面始得改观.30年代初,政府更多介入金融业的管理,随之而来的金贵银贱、白银风潮等金融动荡,使得国民政府通过中中交三行,颁行禁止外汇投机等法令,直接间接介入上海汇市的管理.而法币改革后,中国的货币制度改为外汇汇兑本位,控制汇市达到货币政策的正常运行,变得格外重要,这一时期,政府逐渐施行外汇市场的直接管理.
【总页数】6页(P47-52)
【作者】宋佩玉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历史系,上海,200433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K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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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近代上海银行联合准备制度述略 [J], 郑成林
2.近代上海出版人与上海社会生活关系研究述略 [J], 杨卫民
3.近代上海社会的嬗变（1843－1937） [J], 王志伟
4.外汇市场发展的"美丽新世界"--解读央行推动外汇市场发展新举措 [J],
5.改革开放以来外汇市场发展研讨会——优秀成员代表篇——践行外汇自律促进外汇业务合规发展 [J], 中国农业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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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钱业公会研究（1917-1937）
上海钱业行业组织具有悠久的历史，在乾隆年间即已建立上海钱业总公所。
上海开埠后，社会环境和钱庄业务发生了变化，在地域上曾一分为二，分为南公所和北会馆。
随着业务的发展，上海钱业对内、对外各种交涉事务日益增多，会馆、公所时代不定期“遇事召集”的集议方式已不能适应需要，在清末民初政府结社制度的影响下，1917年成立了上海钱业公会。
上海钱业公会成立后，组织制度不断变化，先后实行会长制、董事制和委员制，内部结构、运作方式及其会务制度不断规范化、制度化。
公会章程随之也不断进行修订，组织逐渐趋向完善。
1931年，上海钱业公会遵照政府工商同业法规的要求，改组为“上海市钱业同业公会”。
上海钱业公会作为上海钱业自主组织、自主管理的同业组织，以谋求金融之流通及交易之安全为目的，以维持增进同业之公共利益及矫正营业弊害为宗旨，联合在会同业研究业务及经济事项之进步，提倡合群，讲求信义，评议、调处入会同业之纠纷。
在加强同业管理的同时，为促进行业的发展，不断修改营业规则，改良营业方法，加强同业之间的团结和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