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弃和取同”：苏联失败原因的深层次解读

“弃和取同”：苏联失败原因的深层次解读作者：刘洪文来源：《党史文苑》2008年第24期［摘要］苏联政治领域的高度集中、单一的计划经济体制、思想文化领域的清除异端以及对各加盟共和国自主发展权的限制，实际上就是“弃和取同”，以“同”即单一性来铸造整个社会。

由于“同”背离了事物存在和发展的基本法则，因而它促使苏联一步步地走向衰竭，并成为其失败的根本原因。

［关键词］“弃和取同” 苏联失败原因西周幽王时，郑桓公问史伯（伯阳父）周王室的气数如何，史伯明确地告诉他，周王室将要灭亡了，因为幽王实行的政策是“去和而取同”，“以同裨同，尽乃弃矣”，故“同则不继”［1］。

果然，没过多久，幽王便国破身亡了。

為什么史伯能够对周王室的命运预测得那么准呢？因为，他看到了一个基本的政治和社会发展规律，那就是“同则不继”。

史伯是古代中国探讨“和”与“同”这对政治哲学命题的第一人。

他认为，“和”就是“以他平他”，即各种不同事物的配合与协调，这是宇宙万物存在和发展的根本规律。

所谓“同”，是指事物的单一性，但凡单一的东西是不能长久的，因为这违背了事物生存的基本法则。

当我们根据史伯的论述来考察苏联70多年的历史进程时，便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苏联之败，其根本的原因正在于它一贯实行了高度的“同”，排斥、扼杀“和”即多样性，使整个社会呈现突出的单一性特征。

下面，我们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和民族关系等方面分析苏联所实行的“同”及其严重后果。

一、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使政治领域死水一潭众所周知，高度集中是苏联政治体制的根本原则和特征。

这种政治体制所具有的“同”即单一性是非常明显的：第一，在政党问题上，苏联实行的是一党独存、一党专政。

十月革命胜利之初，苏俄也存在过多党并存的局面。

随着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斗争和决裂，从1922年起，布尔什维克（1922年底后为苏联共产党）一党独存、一党专政的政治体制就很快确立了下来。

1936年，当苏联宣布消灭了阶级、胜利建成社会主义时，斯大林更是从理论上肯定了一党独存、一党专政的政体。

他说，在苏联只有工农两个“相互友爱的阶级”，因而，“也就没有几个政党存在的基础，也就是说没有这些政党自由的基础。

在苏联只有一个党，即共产党存在的基础”。

［2］P408苏联在政党问题上的单一性，不仅导致了政治迅速走向僵化，而且为以后一系列全局性、根本性政治错误的发生开启了大门。

第二，在党政关系上，实际的情况是党政不分、以党代政。

政党与政府的性质不同，功能各异，在政治领域中发挥的作用也是不一样的，它们各司其职，相互配合，正是政治多样性的重要体现。

由于斯大林片面强调党的领导作用以及在党的领导下整个国家和社会的高度一致性，在实际政治生活中便形成了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单一性政治局面。

在苏联，党几乎包揽了国家的一切，“像制定国民经济计划、批准国家预算等本应属于最高权力机关职权的，都由联共（布）包揽了。

人们甚至可以在苏共的决议汇编中看到党中央领导机关对什么作物施用什么肥料、施用量多少，货运、客运机车用什么牌号等纯属技术性问题的具体规定”。

［3］P278在苏联这种单一性的党政关系中，政府和苏维埃基本上处于完全被动的地位，没有起码的主动性和自主权，使苏联共产党的错误得不到及时的制止和纠正，也造成了严重的官僚主义。

第三，在行使权力的过程中，形成了个人专断的局面。

苏联政治的集中不是一般性的，而是高度集中，高到国家的一切最终权力完全集中到斯大林一个人的手里，形成了个人专断的局面。

在苏联，从20年代末开始，国家的大政方针都是斯大林根据自己个人的判断和意志来进行决定的。

“在全盘农业集体化运动中，提出从限制富农向消灭富农过渡这样一个有历史转折意义的政策转变的，不是党的代表大会，也不是中央全会或政治局，而是斯大林个人；在基洛夫被刺之后，斯大林竟未经政治局集体讨论便发出了在全国进行大清洗的如此重要的文件；斯大林甚至以个人的名义发出召开十八大的通知”。

［4］P284像斯大林这样个人垄断了党和国家的所有大权，是权力运行单一性的极端体现。

更为严重是，它会进一步导致对整个政治和社会高度单一性的极力追求，从而造成笼罩一切、让人窒息的单一性。

自30年代以来，苏联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家长制、一言堂盛行，容不得不同的意见和声音。

凡是与斯大林个人意志不符合的，都会受到严厉的打击和清洗，数以百万计的人被迫害致死。

在高度单一性的重碾之下，整个国家无不顺从于最高领导人的个人意志，民主的气氛荡然无存，政治生活归于一潭死水，人治取代了法治，权力不受制约，以致于腐败丛生，病入膏肓而失败。

二、单一的计划经济体制窒息了经济的生机与活力苏联政治的单一性是以经济的单一性为基础的。

苏联经济的单一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单一的所有制结构。

在新经济政策时期，苏联的所有制结构还具有多样性的特点。

但是，随着1929年开始的全面“大转变”，非公有制的经济成分迅速受到排斥和消灭。

“到1932年，工商业中的中小私有企业即被完全消灭。

到30年代中期，与外资的合营经济基本上消灭了”。

［4］P361根据1936年苏联颁布的宪法，只有两种所有制形式即国家所有制（全民所有制）和合作社——集体农庄所有制为法律所承认。

这样，苏联的所有制结构就呈现出突出的单一性特征，即清一色的公有制形式。

第二，无所不包的计划体制。

在单一所有制结构的基础上，苏联建立了一套无所不包的、具有法律效力的指令性计划体制，作为经济运行的基本方式。

所有的经济活动、甚至文化科学等活动，都被置于严格的计划控制之下。

“在我们的计划制度中，我们已经走得这样远，这样深，以至我们确实没有任何经济、文化或科学研究部门还在计划之外和在计划工作范围之外”。

［4］P354严格的计划体制，必然形成单一的经济管理方式。

在苏联，整个经济的运转，主要是靠各种各样的行政指令和指示来进行的，形式多样的经济调节方式基本上受到排斥。

苏联这种以单一性为特征的所有制结构和经济运行方式，不仅与它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不相适应，而且违背了经济运行的基本规律，因而必然极大地窒息经济的生机与活力，促使其走向衰竭。

同样严重的是，它还造成了根深蒂固的官僚主义，给苏联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发展戴上了沉重的枷锁。

三、不断清除“异端”造成了思想文化领域“万马齐喑”的局面苏联之所以能够在政治、经济领域确立高度单一性的体制模式，是以斯大林绝对的个人权威和主宰一切的个人权力为基础的。

同样的道理，若要这种体制模式能够巩固下来，那就必须以斯大林个人的意志和权威不能受到任何的怀疑和挑战为前提。

所以，1929年开始的“大转折”就不可避免地要席卷整个思想文化领域。

为了在思想文化领域树立斯大林个人的绝对权威，苏联首先在哲学领域展开了对“德波林学派”的彻底批判和清算。

斯大林明确地指示从事意识形态领域围剿工作的米丁等人：“你们现在的任务是全面展开批判。

展开攻击是主要问题。

向各个方面展开攻击，在没有攻击过的地方展开攻击”。

［3］P368“必须彻底审查机械论者德波林分子和其他修正主义者所做的一切，审查他们的全部著作，批判他们所写的、所做的、所说的一切”。

［5］P166这种狂飙式的批判和围攻，所要达到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树立斯大林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泰斗地位，在整个思想文化领域树立对斯大林个人的绝对崇拜，以斯大林的理论为唯一的理论，所有的研究都必须绝对地与斯大林的理论一致。

在掀起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批判浪潮的同时，文学艺术领域也展开了对“拉普”全力围攻，经济学领域、甚至自然科学领域的批判活动同样是马不停蹄。

通过这一系列的批判和围剿，苏联思想文化领域多样发展的局面便宣告结束。

就文化艺术领域来看，“20年代以来存在的各文化艺术团体和流派都宣告解散，从组织上统一到全苏文艺协会中来；它们各种各样的文艺主张和纲领也被取消，统统给纳入了单一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艺理论和创作方法的轨道；它们各自出版的刊物也都被勒令停刊，改由其他刊物取而代之。

从此，苏联的文化艺术结束了20年代繁荣活跃的局面，进入了30—40年代大一統的单一化时期”。

不仅文学艺术领域成了如此局面，整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都迅速地走上了单一化的轨道。

“到30年代末，95.5%的人文社会科学团体，92.9%的文艺创作团体，69%的普通文化教育团体，48%的自然科学和技术学会，都停止了活动，而官方建立的社会文化和学术团体也大多走上了统一化、行政化和国家化的道路”。

［3］P368苏联在思想文化领域强制推行的这种单一化模式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后果。

它不仅导致马克思主义被简单化、教条化，丧失了认识和改造社会的功能，而且使整个思想界失去思考的能力和批判、创新的勇气。

科学理性的精神被个人迷信和崇拜所埋葬。

面对巨大的政治压力，没有人愿意去进行理论的创新和发展，没有人敢于去思考苏联存在的种种现实问题，没有人愿意站出来讲真话，人们麻木了，因循守旧之风笼罩着苏联。

一个国家的灭亡，必始于思想的死寂。

也就是说，一旦一个国家没有人愿意和敢于思考，那它离衰亡就不远了，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那样：“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

［6］P143四、实际上的单一制极大地削弱了苏联的凝聚力众所周知，沙俄曾是一个民族的大监狱。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其引发的革命浪潮的冲击下，随着沙皇政权的垮台，各个民族获得了解放，并在自己的土地上建立了独立的民族国家。

十月革命之后，建立了红色政权的独立的民族国家为了生存和恢复经济的需要，决定联合起来，组成一个联盟国家。

在苏联成立的问题上，列宁坚持各共和国都以平等的身份加入，并且有退出联盟的自由。

应该说，列宁的主张是正确的，因为这充分照顾到了各共和国政治、经济和历史文化的特殊性。

列宁去世后，随着斯大林个人掌握了绝对的权力，联盟中央与各共和国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在高度集中的政治和经济体制迅速形成的过程中，联盟中央对各共和国的控制越来越紧。

苏联成立时，联盟中央只设了5个全联盟部、5个联盟与加盟共和国联合部委。

然而，到了1936年，增加到12个全联盟部和13个联盟与加盟共和国联合部委。

不仅如此，联盟中央的管理和控制权还直接深入到各共和国的内部。

在经济管理方面，“联盟中央部门直接控制（各共和国）有关企业的人、财、物和产、供、销，厂长由中央部门委派，财政由中央统收统支，物资由中央统一调拨，企业的年度计划、季度计划都要报联盟中央有关部门审批。

至于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播种面积、品种布局、牲畜种类和头数，以及各种农艺措施等，也都由联盟中央自上而下地规定”［7］P241。

至于政治方面的控制，更是非常的严密。

这样，苏联名为联盟国家，实际上成了单一制国家，各加盟共和国的主权名存实亡。

苏联的这种变化，背离了苏联民族多元并存和发展的特点，因而必然损害各共和国的利益，制约它们的发展，加剧各加盟共和国与联盟中央的矛盾，使分裂倾向得到了强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