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洛文化与丝绸之路

龙源期刊网 http://www.qikan.com.cn 河洛文化与丝绸之路 作者：张留见 来源：《中州学刊》2009年第01期

摘 要：丝绸之路开通后，河洛地区不仅成为华夏文化传播中心，而且成为中外文化交汇中心，先进的河洛文化通过丝绸之路，不仅传到了西域影响了世界，而且河洛文化在传播的同时也不断吸收世界先进文化，河洛文化之所以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经久不衰，正是因为它以自己博大的胸怀，在创造自己先进文化的同时不断吸收外来文化，不断发展、壮大自己，使河洛文化始终保持旺盛生命力。

关键词：河洛文化；丝绸之路；河洛地区 中图分类号：K20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09)01—0186—03

丝绸之路开通后，河洛地区不仅成为华夏文化传播中心，而且成为中外文化交汇中心，河洛文化以海纳百川的气度吸收外来文化的营养，并推动了河洛文化发展。

丝绸之路分狭义广义两种。狭义的丝绸之路是指西汉时由张骞出使西域开辟的以长安为起点，经甘肃、新疆，到中亚、西亚，并联结地中海各国的陆上通道。广义的丝绸之路，不但包括张骞开辟的经过甘肃、新疆，通往欧、亚大陆以及非洲的陆上丝绸之路，同时包括中国与日本、朝鲜以及印度、非洲联系的海上丝绸之路，是亚洲、欧洲、非洲各国经济文化交流的友谊之路。

丝绸之路开通后，先进的河洛文化像磁石一样，吸引着西域以及世界各国不断派出使者，经过丝绸之路到洛阳朝贡，学习先进的中国文化。西域各国与洛阳虽然早有往来，而但对后世产生较大影响的是东汉、曹魏、北魏、隋唐时期。光武帝建武二十一年（45），“鄯善王、车师王等十六国遣子入侍奉献，愿请都护”；和帝永元二年（90），车师“前后王各遣子入侍”；顺帝永建二年（127），“（疏勒国王）臣磐谴使奉献”；阳嘉二年（134），“臣磐复献狮子、封牛”；章和元年（87），安息国（今伊朗）“谴使献狮子、符拔”；延熹九年（166），“大秦（罗马帝国）王安敦谴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玳瑁”。①

曹魏建立后，洛阳与西域的关系继续发展，《三国志·东夷传》载：“魏兴，西域虽不能尽至，其大国龟兹、于阗、康居、乌孙、疏勒、月氏、鄯善、车师之属，无岁不奉朝贡。”据《三国志·明帝纪》载：太和元年（227），“焉耆王谴使入侍”；太和三年“大月氏王波调遣使龙源期刊网 http://www.qikan.com.cn 奉献”；黄初元年（220），司马炎在洛阳即皇帝位，“设坛于南郊，四夷会者数万人”；泰始六年（270），“大宛献血汗马，焉耆来贡方物”；太康三年（282），“鄯善王遣子入侍，假其王归义侯”；太康五年，“林邑，大秦国各遣使来献”；太康六年，“焉耆遣子入侍”；太康八年，“南夷、扶南、西域康居国各遣子来献”。②咸宁四年（278）“朝廷百辟同升辟雍之际，这里已有相当数量的四夷学子就学于其间”③。随着魏晋政府“与西域地区社会往来的加深，西域诸多民族，已将学习中原文化视为各民族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④。1909年在新疆发现的李柏文书残卷说明，当时西域诸国“必然通晓汉族的语言与文字”⑤。这是河洛文化在西域传播的有力证据。

439年，北魏统一北方，西域的龟兹、疏勒、乌孙、鄯善、焉耆、车师等国谴使朝贡。孝文帝迁都洛阳后，西域诸国不仅岁岁朝贡，甚至月月朝献。正光年间，高昌国王“谴使奉表，自以边疆，不习典诰，求借五经、诸史，并请国子助教刘燮以为博士”⑥。孝明帝批准了高昌国请求。从此以后，高昌“有《毛诗》《论语》《孝经》，置学官弟子，以相教授”，“文字亦华夏”，不仅“风俗政令，与华夏略同”，而且刑法、风俗、婚姻丧葬与华夏“小异而大同”。⑦由于河洛文化的吸引，“自葱岭以西，至于大秦，百国千城，莫不欢服，乐中国土风，因而宅者，不可胜数。是以付化之民，万有余家，门巷修整，阖闾填列，青槐荫陌，绿树垂庭，天下难得之货，咸悉在焉”。为了安置西域及其他来洛阳的外国使者和商人，北魏政府专门设置四夷馆供他们居住。

隋唐时期，洛阳既是全国政治、经济中心，又是文化传播中心，其文明程度远远超出当时世界各国。因此世界各地的人们，有的是政府官员，有的是文人学者，有的是能工巧匠，纷纷来到洛阳，他们中的一些人，由于仰慕中华文明，就乐不思蜀的长期定居下来。

从东汉到隋唐，西域各国与洛阳这种几乎是单向的“奉献”“朝贡”，除了商业贸易之外，更多的是他们向往先进的河洛文化，否则不会千里迢迢，年年朝贡，甚至是一年数次朝贡。先进的河洛文化的确也对西域各国以及世界产生了重大影响。中国的四大发明，对人类的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东汉时期蔡伦在洛阳改进造纸术，造纸术曾为中国古代科技领先于世界作出了巨大贡献，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纸制品开始在西域以及更远的地方出现。中国古代印刷术是沿着丝绸之路西传的技术之一，唐朝时期印刷术已经传到西域。

洛阳不仅是中华文化向外传播的中心，也是吸收外来文化的中心。外来文化对中国影响最大的是佛教。东汉初年，佛教正式传入洛阳，永平七年（64），汉明帝派遣中郎将蔡喑、秦景、博士王尊等18人去西域访求佛法。蔡喑等于大月氏遇沙门迦叶摩腾、竺法兰两人与之东归。永平十年回到洛阳，并将所得佛教经卷，用白马驮回，汉明帝建精舍供他们居住，这就是中国最早的寺院洛阳白马寺。迦叶摩腾、竺法兰在白马寺翻译的《四十二章经》，是中国最早的佛教经典。

魏晋时期，佛教传播进一步发展，不断有西域僧人来洛阳翻译佛经，宣传佛法。嘉平二年（250）天竺僧人昙摩迦罗来洛阳翻译《僧祗戒心经》，并创建受戒度僧制度。嘉平四年，康龙源期刊网 http://www.qikan.com.cn 居僧人僧铠来洛阳翻译佛经。正光元年（254），安西僧人昙无棣来洛阳白马寺翻译佛经。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曹魏时期中国汉人开始出家，颖川人朱士行于嘉平二年在洛阳受戒出家，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出家的和尚。朱士行在洛阳讲《小品般若》，由于感到经文艰涩，决定西行寻求正本，他西渡流沙，到于阗（今新疆和田）求得梵本《大品般若》九十章，60余万言。

北魏时期，佛教在中国传播达到全盛，仅洛阳就有佛教寺庙1367所。在这众多的佛寺中，有些则是西域人所建，还有大批西域高僧来洛阳传经讲学。洛阳不仅聚集了大批沿丝绸之路来中国讲经解法的西域高僧，北魏政府也派出大量僧人由洛阳去西域取经。其中，最著名的是居住在洛阳的宋云和惠生，他们奉孝明帝之命，于神龟元年（518）从洛阳出发，沿丝绸之路经于阗、波斯等20余国（城），到正光三年回到洛阳。据《洛阳伽蓝记》载：宋云、惠生西行“凡得（佛经）一百七十部，皆是大乘妙奠”。

隋唐时期，在佛教传播方面作出突出贡献的是洛阳人玄奘。他通过丝绸之路到印度取经，进一步沟通了中国与中亚、印度的联系。他于唐朝初年到印度取经，贞观十九年(645)回国后，在洛阳仪鸾殿受到唐太宗接见。唐太宗“因广问彼事，自雪岭以西，印度之境，并博望之所不传，班、马无得而载”⑧。玄奘对答如流，太宗高兴地说：“佛国遐远，灵迹法教，前史不能委详。师既亲睹，宜修一传，以示未闻。”⑨玄奘最终撰成《大唐西域记》一书。《大唐西域记》的问世，不但使中国人了解了印度，而且进一步加强了中国与印度及西域各国的联系。除了佛教在洛阳广泛传播外，拜火教、摩尼教和景教也通过丝绸之路在洛阳得到传播。

随着国外文化在洛阳传播，许多外国商人学者也沿着丝绸之路到洛阳定居，他们把异域的风俗习惯和服饰器物带到了洛阳，对洛阳人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汉灵帝时，洛阳出现了“胡化”热潮，《续后汉书·五行志》载：“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空侯、胡笛、胡舞，京都贵戚皆竞为之。”曹魏时期，西域的雕塑、绘画、建筑、音乐、文学、医学、气功、武术等也传到了洛阳。隋唐时期，西域文化给洛阳人的社会生活注入了异族情调，通过丝绸之路传到洛阳的胡族乐舞影响更大，王建《凉州行》诗云：“洛阳家家学胡乐。”⑩元稹《法曲》诗云：“自从胡骑起烟尘，毛毳腥膻满咸洛。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胡音胡骑与胡妆，五十年来竞纷泊。”(11)

先进的河洛文化通过丝绸之路，不仅传到了西域影响了世界，而且河洛文化在传播的同时也不断吸收世界先进文化。河洛文化之所以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经久不衰，正是因为它以自己博大的胸怀，在创造自己先进文化的同时不断吸收外来文化，不断发展、壮大自己，使河洛文化始终保持旺盛生命力。根据国家、地区、民族之间经济、文化发展规律，在经济文化交流中，贯穿着一条由高势位向低势位交流的原则，即水平较高的经济文化总是更多地影响水平较低的经济文化，而任何国家、地区和民族的经济文化，终将会趋于学习和接纳先进的经济文化。河洛地区先进的经济文化影响着周围地区的文化，同时也选择并吸纳其他地区文化与自身龙源期刊网 http://www.qikan.com.cn 所处的社会环境相适应的部分，而成为文化交流中心。自以为是，固步自封，拒绝接受先进文化，即使当时再先进的也会随着时间推移，而走向衰落。

注释 ①《后汉书》卷八八，《西域传》，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年。 ②《晋书》卷三，《武帝纪》，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年。 ③④⑤洛阳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洛阳——丝绸之路的起点》，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272页。

⑥《魏书》卷一〇一，《高昌传》，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年。 ⑦《北史》卷九七，《西域传》，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年。 ⑧⑨《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六，中华书局，2000年。 ⑩(11)《全唐诗》卷二九八、四一九，上海古籍出版社，1886年。 责任编辑：何 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