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遥的文学成就与创作经验

收稿日期：2010－03－05作者简介：詹歆睿（1975—），男，四川大邑人，渭南师范学院学报编辑部编辑，文学硕士。基金项目：渭南师范学院专项科研计划项目（10YKI033）。

路遥的文学成就与创作经验詹歆睿（渭南师范学院学报编辑部，陕西渭南714000）

摘要：路遥创造了“城乡交叉地带”的书写特色，其作品主人公的奋斗精神带给读者温暖和鼓励，爱情描写真切朴实，路遥的小说真实地记录了社会变迁，加上自我形象的成功塑造和大众媒体的充分运用，使得路遥以为数不多的并不完美的作品拥有较大的读者群体。关键词：路遥；文学创作；城乡交叉地带；社会变迁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8－3871（2010）03－0054－04

在当代文学史上，路遥是一位比较特殊的作家。他的文学成就主要集中在小说创作上，散文、诗歌、剧本主要是作家早期的作品。从作品的数量看，路遥因为生命早逝，其小说作品并不很多，短篇、中篇、长篇一共有22篇小说（2000年版《路遥全集》只收录20篇，未收入《不会作诗的人》和《在新生活面前》），产生较大影响的只有《人生》、《平凡的世界》、《惊心动魄的一幕》、《在困难的日子里》等有限的几篇（部）；从创作时间看，自1973年作者公开发表了第一篇小说《优胜红旗》，到1992年去世，创作生涯共20年时间，相对于其他作家来说并不长。但是，从产生的影响和读者的接受层面来看，却是不得不提及的重要作家。中国20世纪80年代出生的读者人人皆知刘巧珍和高加林，关于他们的讨论与研究今天仍然在继续。路遥在短暂的一生中，凭借着为数不多的作品在读者中享有较高声誉，在文学史上也占有自己的位置。路遥更因其对文学的献身精神得到读者的追忆与思念。但是，路遥也受到了一些质疑与否定。时至今日，作家英年早逝的伤痛已渐渐平静，那些沉痛的往事也日益尘封，研究者开始以学术的、理性的目光评价路遥的生平与创作，得出了很多真知灼见。读者和研究者对路遥之所以有褒有贬，有扬有抑，是因为路遥在创作上有极其成功的一面，也有掩盖不住的缺点。本文讨论路遥文学创作的成功经验，另文专门论述路遥文学创作的不足与局限。一、开创了城乡交叉地带的书写特色“城乡交叉地带”是路遥生活与徘徊的场所，也

是他创作的核心词汇，更是研究路遥的关键词汇。路遥是成长在农村的作家，他的思想意识与行为方式具有很大的传统性、乡土性。路遥又受到过现代的高等教育，他一步步从延川走向延安，继而生活工作在省会城市西安。一边是原有的熟悉的精神家园，一边是五光十色的都市洪流。作家在这两者之间常常处于无法协调、无法认同的焦虑之中。正如路遥所言：“当历史要求我们拔腿走向新生活的彼岸时，我们对生活过的‘老土地’是珍惜地告别还是无情地斩断？这是俄罗斯作家拉斯普京的命题，也是我的命题。”［1］（P66）石天强也认为，城乡交叉地带“是作家边缘化身份的空间表达，是作家没有心理

归属感的文化符号；它暗示着路遥心理世界中的边缘化心理空间，还有这个心理空间中特有的尴尬与焦虑”［2］（P37）。写个人的经历，同时也是写中国千千万万由乡村走向城市的青年的经历，成为路遥的首要选择，也是必然选择。“城乡交叉地带”的书写在中国具有典型意义，他是中国20世纪七八十年代社会发展的缩影。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农业大国，在近代以前，中国少有现代化的机器大生产，乡村社会成为中国最庞大、最基本、最典型的社会结构形态。新中国成立后，又

2010年5月第20卷第3期榆林学院学报JOURNALOFYULINUNIVERSITYMay.2010Vol.20No.3历经了很多坎坷，到改革开放中国农村才逐渐走向温饱和富足。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开始以各种方式脱离土地，中国的城市人口开始急剧增长。不管是通过上学、招工、招干进入城市参加工作的，还是外出打工想要通过劳动改变生活状况的，他们离开原有的乡土社会进入都市生活，都会不同程度地感受到身份认同带来的精神焦虑，都会体验到自身原有的乡村血统在灯红酒绿中的不适应。“像个农民一样！”一段时间成为骂人的口头禅。农民，这些支撑中国社会几千年发展，以自己的耕作为城市提供给养的人们，却成为落后、愚昧、可笑的代名词。中国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使得农村远远落后于城市，这是当时社会经济条件下无奈的选择，正如高加林对刘巧珍和黄亚萍的选择一样，是当前环境的两难选择。因此，“城乡交叉地带”的生活是大多数读者熟悉的，即使没有这样的生活经历，像高加林、孙少平那样为生活而挣扎、而奋斗的感受是每个年轻人都体会过的。因此，路遥的作品有那么多的读者就不足为怪了，他是一代人甚至是几代人的集体记忆。二、小说文本带给读者以温暖和鼓励与高加林生活在同一时代的年轻人，有多少为跨越城乡门槛而奋斗着，在这奋斗的过程中，又会有多少人像高加林那样经历着成长的伤痛，感受着在社会潮流中的渺小与卑微。高加林的故事在很多读者中产生认同，是因为很多很多的人与他有相同的经历、相同的故事。一位比路遥小20岁的文学博士表达了阅读《人生》得到的情感体验：直到今天，重读《人生》，我仍然时不时为高加林那种痛楚的卑微感所灼伤。那种卑微的生活感觉，我曾经非常熟悉。我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完成了那种超越，但我知道，我身后还有很多人仍为那种卑微所压抑着，也许永世不得翻身。［3］（P84）比起高加林的盲目和冲动，孙少平对理想的追求显得更坚持、沉稳、内敛。孙少平没有更高的学历，也没有过人的才能，他是普通的一位农村青年，城乡差别的鸿沟使他即使跃过了也不能走得太远。但真正打动人的是孙少平在苦难生活中的坚持，以及在这坚持中始终不变的信仰，相信自己最终能通过自己的努力换来美好的生活。孙少平在追求理想的过程中，怀着对世界的赞美，怀着对他人的宽容，他在用发现美的眼睛来看待这个世界。就是在劳动最艰苦的时候，他每天都要看书、学习，补充心灵的养料；在别人需要他帮助时，他会慷慨解囊，挺身而出。孙少平追求理想的过程是艰辛的，却是明确的、坚定的。路遥时期以及路遥之后的许多人，都经历了诸如高加林、孙少平那样为理想而奋斗的时期，路遥小说在中国当前的社会背景下能找到很多的共鸣者和认同者，这是路遥作品被读者认同和接受的感情基础。文学带来什么？是精神与审美的愉悦，还是短暂的享乐后留下的精神空白？是个人的自我宣泄，还是带给读者精神的慰藉和前行的力量？李建军认为，路遥的写作是给予性的写作，而非占有性的写作。［4］（P1）给予性的写作带给读者以温暖的鼓励，使读者获得生活的经验和克服困难的勇气，而占有性的写作是把读者放在低于自己的地位上，自说自话，自我发泄，读者成为作家利用的工具。高加林的自觉与盲动，他对理想的追求与受到的伤痛；孙少安孙少平兄弟对生活的热爱以及奋斗精神；黄土地上的人民在困难的条件下人与人之前的关怀与真诚，感动了无数读者，从而内化为读者继续前行的精神力量。三、爱情描写真切朴实爱情是文学的经典素材和创作母题，也是世俗人生中每个人都会遇到的人生命题。高加林和刘巧珍的爱情悲剧，向我们展示了这一人生命题对于个体的难于选择。高加林在被辞回乡后的失意状态下碰到了巧珍，这个热情的农村姑娘大胆地追求爱情，主动向高加林表白。对高加林来说，无疑带来了很大的安慰，他这时无法拒绝巧珍的爱。对于大多数年轻人来说，谁能在拥有青春的同时正确把握人生把握爱情呢？在高加林的潜意识中，已慢慢地认可了自己未来可能的生活方式：与巧珍结婚，当一个普通的农民。如果真的是这样，得到巧珍的爱确实是非常幸福的，况且，巧珍曾说，“你在家里盛着，像国家干部一样工作七天休息一天”。然而，选择就意味着责任。当环境发生变化，高加林从一个青年农民变成一位国家干部时，何去何从就成为二难选择。读者也很难对高加林有一个明确的态度，是指责还

·55·詹歆睿：路遥的文学成就与创作经验是同情？孙少平和田晓霞的爱情则更显得悲壮。作为农家子弟，孙少平身上有着男子汉的近乎完美的人格：勤劳朴实、好学上进、多才多艺，体育文艺等方面具有特长，在郝红梅偷手绢事件中更显现出了英雄般的气概。这些品质吸引了出身优越的干部子弟田晓霞。随着两人感情的逐渐深入，城乡和出身的差别成为孙少平内心的隐忧。尽管田晓霞还深爱着他这个“掏炭男人”，但孙少平内心无法逾越这道现实和心中都存在的“鸿沟”。作家路遥内心也存在矛盾，是让他们结合，还是因为现实的差别而分离？如果走向结合，作家路遥认为在中国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是不可能的；走向分离，似乎与他们两情相悦的感情相违背。最终，田晓霞死在洪水中，路遥只能以这样的方式结束他们的感情。田润叶和孙少安的感情则令人惋惜和伤感。两小无猜青梅竹马的青年人，有更多的理由走到一起。可是，明知润叶是真心的孙少安毅然选择了回避与退缩。孙少安心里清楚，田润叶是国家正式职工，而自己的身份是一位农民，现实原因使他无法选择润叶而选择同为农村人的贺秀莲。得知少安成婚，润叶内心的忧伤无法表达，只能在各种因素的作用下无奈地选择李向前，过着无爱无性的婚姻生活。正如小说中反复出现的陕北信天游一样，润叶和少安的爱情故事充满了忧伤与叹息。其他小说中描写的爱情故事，或是真挚，或是朴实，在爱情的选择中，显示了黄土地上儿女对生活、对黄土地的爱。路遥所描写的爱情，不是城市青年的那种轰轰烈烈式的，也不是才子佳人缠绵悱恻式的。路遥笔下的情感世界是陕北人民那种内敛而坚韧性格的外化，这些爱情故事是朴素的、纯情的、真切的，感情基调是忧郁的、哀伤的，却不是颓废的、消极的。四、真实地记录了社会变迁路遥描写个体的追求与理想、爱情与亲情，却并不仅仅局限于此，而是放在社会大背景下进行描写，力图在“平凡的生活里面，平凡的人里面，发现一些真正值得记住的，带有历史意义的，或者是带有时代意义的事情”。［5］路遥描写的故事与他的经历基本同步。从1973年至1992年，中国经历了很多大的变革。首先是文化大革命结束，继而拨乱反正，改革开放。路遥的作品也有记录文革岁月的，但大部分还是描写农村或是城乡结合部的生活。1978年至1985年这段时间，文学的主流是反思文学与伤痕文学，对于新生活的歌颂和对旧时代的告别是这一时期的主题。而路遥没有简单地将自己归为他们的行列，因为个人浓厚的政治情结，他对社会生活和国家政策有着特殊的敏感，因而他小说中的理想与失落、现实与奋斗、爱情与泪水无不与当时的社会背景相联系。薛峰（《你怎么也想不到》）为了留在大城市，与爱人郑小芳分手；康庄为了厨师的工作而甘愿舍弃爱人冯玉琴（《风雪腊梅》）；高加林为了自己的前程忍痛与巧珍分手（《人生》）；孙少安因为城乡差别拒绝与田润叶两小无猜的感情（《平凡的世界》）；路遥的小说成为我们了解并解读这一时期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一份史料。卡车司机、供销社主任、单位采购这些在当时令人羡慕的职业，自行车、收音机、手表、点心、三接头皮鞋，这些代表生活富足的物质符号，无不是当时社会的真实写照。而《在困难的日子里》马建强感受到的刻骨铭心的饥饿以及农村子弟求学的精神压力，《我和五叔的六次相遇》中五叔在不同时代的身份变化，田福堂孙玉亭这些“乡村政治家”的风光与失意，都是那个时代的集体记忆。在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新农村建设成果卓著。越来越多的人生于城市，长于城市，即使是乡村成长的人，与城市的交往与认同也在增加。新成长起来的80后、90后们，听着安徒生和杰克逊、吃着肯德基和必胜客，在都市的、西化的背景下成长。各种媒体表现的生活也是富足的、小资的，似乎中国每个家庭拥有三室二厅和私家小车。我们承认这是一种社会的进步，在世的人们都在享受着这样的小康，这样的幸福，但是，在这种环境成长起来的读者能否了解父辈的生活，知道黄土地上发生的这些故事？即使知道与了解，是否发自内心地尊重和认同他们的理想与追求？新长成起来的作家们，描写的是《来来往往》《蜗居》《上海宝贝》等都市人的奋斗与情感，而真正身处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