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树生论文。

简析曾树生形象指导老师：梁保健摘要：巴金《寒夜》中的女主人公曾树生是个耐人寻味的多维形象。

巴金以犀利的笔触，刻画了一位挣扎于精神与物质、现代与传统、理想与现实种种矛盾交织之中的时代女性曾树生，体现了社会黑暗与光明、朽烂与变革交战特定时代中国女性的特定形象，具有深广的内涵和永恒的艺术魅力。

关键词：《寒夜》、曾树生、论析。

五四文学中出现了一大批新女性形象，其“新”的表现之一就是她们改变了女性几千年的生活定势，纷纷与旧家庭决裂，出走社会，而且走得非常坚定，变现出强烈的叛逆精神和个性解放追求。

对于曾树生，除却文化和道德关照外，还应该从现实处境出发，更多从心理和情感角度予以关照，发现曾树生对亲情和真情的依恋与向往。

一有血有肉的复杂的新女性形象在封建社会中，妇女的地位是极其低下。

在充满着如此封建伦理道德的氛围中，妇女毫无人格可言，她们的自我意识彻底丧失了，生活对她们来说是一种负担，一种逆来顺受，不再是一种对生命的的追求，幸福的体验，享乐的获得！苦难对她们来说仿佛是合理的，不容置疑的！“五四”运动竖起了反封建礼教的大旗，人性觉醒，个性解放，压抑了几千年的女性意识也生机焕发，突出的表现之一是，她们大胆地、热烈地追求纯真的爱情。

曾树生不同于几千年封建社会之那一代又一代的旧式妇女，她是“五四”以后自我意识觉醒了的、追求个性解放特别是恋爱自由、婚姻自主的新女性。

曾树生既追求婚恋自主，又绝不仅止于单纯地追求婚恋自主。

鲁迅的《伤逝》是“五四”时期表现婚恋自由主题最深刻的小说，而子君则是这类女性中最著名的人物形象。

她勇敢地到道出：“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力！”这铿锵有力的爱的宣言何其震撼人心！然而。

子君是爱情至上主义者，爱就是她的生命，她的一切，她的爱是盲目的，依赖的，没有独立的爱情人格，最后在经济的压力下，在无爱中死去。

比之于子君，曾树生颇为不同：她与汪文宣的相爱不是盲目的爱，不是为爱而爱，而曾经是建立在共同献身于中学教育的理想，具有丰富的社会内容，也可以说颇有事业心。

她懂得“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她在银行供职，名为职员，实为“花瓶”。

她为此感到羞辱，不甘心“让人家欺辱”，但为了自己与家庭生活。

不得不忍耐。

她敢于捍卫自己的尊严和权利。

汪母骂她是儿子的姘头，她昂然回答：“你管不着，那是我们自己的事,”“我老实告诉你：现在是民国三十三年，不是光绪、宣统时代了。

”田仲济、孙昌熙主编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在将曾树生与“五四”以来的另一些新知识女性形象比较时指出：“早在五四时期庐隐笔下露莎（《海滨故人》）身上，我们看到过她的身影：在‘左联’十年丁玲笔下的莎菲（《莎菲女士的日记》）身上，我们看到过她的发展：就是作为一个职业妇女的苦恼，我们也从茅盾《第一个半天的工作》、《夏夜一点钟》的女主人公身上看到过她的某些影子。

”是的，曾树生与这些新知识女性的确有某些相似之处，但她毕竟已处于抗战胜利前后，她的性格必然带有鲜明的时代与社会特征，她身上既有“智情不调和”，在“游戏人间”的愿望破灭后“漂泊天涯”的露莎的影子，又不能不必露莎更现实地更脚踏实地地生活在人间。

她既在某些程度上有些类似于“心灵上负着时代的苦闷的创伤的青年女性叛逆的绝叫者”莎菲的那种要求“享有我生的一切”的心理，又不同于她那样多愁善感，那样狂狷倨傲。

她既有茅盾的短篇小说《第一个半天的工作》与《夏夜一点钟》所反映的城市职业女性找不到真正的出路，徒然成为供人玩弄的“花瓶”的苦恼，又没有前一篇小说中的主人公初居“花瓶”地位，显得迷惘、无所适从的尴尬，没有后一篇小说的主人公那种玩弄后被遗弃的愤愤不平和自嘲心理，而具备熟练地周旋与职场并利用自己的美貌维护自己的能力。

从曾树生的自我意识觉醒后对于几千年旧式妇女的超越，及其比之于子君、露莎、莎菲等所具有的历史性的进步，可以看出，她是上承“五四”人性觉醒、个性解放传统，又由于生活在三、四十年代的国统区，因而带有这个时空影响下的某些特征的新女性。

凡“五四”以后属于”个性解放“范畴的新女性，无论是从时代对人物性格的影响审视，还是就人物性格的二重组合原理着眼，抑或兼顾二者进行考察，她们都不可能是完完全全的“正面人物”，更不会是绝对的“反面人物”，她们的性格是复杂的。

曾树生的性格当然也是如此。

她一方面曾经热心于中学教育事业的理想：另一方面却早已不得不将它付诸东流。

她一方面对丈夫还有感情：另一方面越来越仅只怜悯其贫病交加的处境。

她一方面怜悯你丈夫贫病交加的处境：另一方面时而产生尽快离开的念头。

她一方面在到兰州以后不久即决绝地向丈夫宣布与他离婚：另一方面仍然诚挚地关心他的健康，按时寄钱给他治病，维持全家的生活。

她另一方面对婆母的顽固守旧、嘲讽侮辱不退让，另一方面又有几分可怜她。

她一方面对陈主任的求爱、亲吻感到害羞、痛苦：另一反面又“兴奋”，“仿佛站在十字路口，打不定主意要往什么地方去”。

她一方面问“我为什么不能牺牲自己”：另一方面又想“我还能有什么幸福吗？我应该得到幸福吗”。

她一方面耻于在银行当“花瓶”：另一方面为了家庭生活与个人享乐，曲意迎合顶头上司，终于离夫弃子，跟随陈主任远走兰州。

她一方面与陈主任打得火热：另一方面“露天感情的诱惑之下，尚能洁身自持”。

曾树生就是这样一个是非曲直交织于一身的人物，既不能如有的论者所说，她已经“走向了深渊”，她没有那么坏：也不能认为她是“新型现代女性道德”的范例，她没有这么先进。

二逃离与回来曾树生的逃离时无奈的。

一方面她愿与家人厮守在一起。

暗恋她的陈主任再三劝她走，汪文宣也认为她走是目前最好的办法，“对大家都好”，而曾树生说“我不能这样做”，“我不走。

要走大家一起走”!她选择留下主要源于做人的良知与责任。

但另一方面这种家庭责任感又往往与她追求个人幸福的愿望相冲撞，当她下不了决心时，占领她心灵最多的是：“没有温暖的家，善良而懦弱的患病的丈夫，极端自私而又顽固、保守的婆婆，争吵和仇恨、寂寞和贫穷，在战争中消失了清楚，自己追求幸福的白白的努力，灰色的前途”另外她当时的处境是：不离开家就意味着要离开自己工作并赖以生存养家的大川银行，而“离开了那个银行，她一时找不到别的职业，而且她还借支了薪金”。

其实她已没有了退路。

她最终跟着陈主任离家去兰州，是对个人美好生活的寻求，也的确是“对大家都好，”曾树生到兰州后寄钱养家的事实也说明了她离家实属明智的选择。

如果我们不再盲目赞美“饿死也要在一起”的无谓牺牲的话，那么曾树生为了寻求自己及全家的生存而“出走”也是我们能够理解的。

即行时的不舍和殷殷叮嘱，分别时“我一定要回来”的承诺，无不透出对家的牵挂与家及亲人绵长的情义。

这样处理既符合她的身份角色又表现出她人性的复杂与美好，她善良、重情义、有家庭责任感的人性内容与她的现代自我意识同样力透纸背，同时又为她最终的“回来”做好了浓重的铺垫。

分别不到一年的诗句，抗战一胜利她就迫不及待地回到了重庆。

对于她的“回来”不能看做是对承诺的兑现，因为她去兰州后已写信与汪文宣解除了婚姻关系，她完全可以不对一个已不是丈夫的人履行承诺了；同时也不能完全归结于她的善良和责任感，我认为她的“回来”更是出自于深层的精神动因，即出自一种本能的情感需要，情感满足是她“回来”的内驱力。

首先，曾树生孤独的处境决定了她可能回来。

曾树生在最艰难的日子里离开了家，到兰州后又写长信解除了他们之间的婚姻关系。

态度坚决，她希望自己不仅是在行动上，同时也在心灵上真正摆脱“家”的羁绊，获得真正的自由，实现“飞”的梦想。

然而在同一封信中她又坦诚表白自己有软弱的时候，找不到知己朋友，曾树生孤独的处境必定会加剧她的归属欲求与爱的渴望。

其实她从未在实质上割断与亲人的情感联系，即使在离婚时和离婚以后。

对汪文宣及家庭，她一方面是不爱，是厌弃，而另一方面是按月寄钱和写信，仍关心着汪文宣及儿子的健康，她的感情与理性天平是失衡的，她对汪文宣的关爱其实已经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妻子对丈夫的爱，更多的是同情，也是一个孤独者用以情感慰藉的手段，是爱的需要的满足。

抗战胜利后的“回来”则把她的情感欲求表现了极致。

三曾树生妻性与母性曾树生是一个追求个性解放的女性。

她通过自有恋爱与汪文宣结合，成立了“新家庭”。

然而，传统的伦理道德和秩序无处不在，在她强行越过一道道社会传统门槛后，又有另一个障碍摆在眼前。

在汪母眼中，儿媳只不过是“打扮的妖形怪状的花瓶”。

与儿子汪文宣十七年的婚姻，也没有明媒正娶，是儿子的“姘头”，“比娼妓还不如”。

尽管受到汪母百般凌辱，但面对患有肺结核的丈夫，曾树生还是履行了一个妻子应尽的义务，承担了应付的责任。

在战火烽飞、物价飞涨而丈夫收入窘迫的非常时期，她毅然承担起负责家庭经济开销的重担，以出卖她的“漂亮”和“能干”养活了这个已经完全失去劳动力的四口之家，尽了一个身为人妻的传统女性所应做的事反倒受到了婆婆的责难。

尽管婆媳关系非常不和谐，但从文本的字里行间我们可感觉到曾树生对丈夫汪文宣的那种浓情和关爱。

尤其是在去兰州问题上她是极不愿意离开汪文宣的。

因为汪文宣不仅是个极为难得的善良无私的好人，而且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真正关心疼爱、信任理解她的人。

在她的感情生活中，丈夫比重仍然超出了其他任何人，甚至于自己的亲骨肉。

逼曾树生离开的真正原因，正是汪母对她的极端仇恨和排斥，是那份“没有和解，也没有决裂”，“永远得不到结果”的绝望，以及摆脱这种痛苦，追求现实自救的强烈愿望。

可以说，曾树生的出走是一种无奈、一种逃避，也是一种调整、一种寻求，但绝不是什么“不忠”和“背弃”。

在《寒夜》里我们处处可以感受到身为妻子的曾树生对丈夫的殷殷之情和切切之意，看到曾树生较为丰润的妻性形象。

母性意识的两个支撑点，一是母爱了，一是母职。

在中国传统家庭中，“贤妻良母”作为一个审妻审母的标尺被确定下来。

在正统道德家那里，她们的深明大义、自我牺牲和理性精神被认可并高扬—如孟母择邻的明智、岳母刺字的忠贞、漂母施饭的仁义；在个人化的叙事抒情文本中，则凸显了她们日常伦理中的美好情感：圣洁、勤劳、慈爱、隐忍等。

在汪文宣看来，妻子曾树生“并不关心小宣，小宣也不关心她。

他们中间好像没有多大的感情似的。

”在她犹豫是否跟陈主任去兰州避难时，小宣那一张“带着成人表情的小孩脸”仅是在她眼前“忽然闪过”，而后便决绝地想到“他没有我，也可以活得很好。

他对我好像没有多大的感情，我以后仍旧可以帮助他，他不能够阻止我走我自己的路。

连宣也不能够。

”如果说她对儿子的“帮助”仅仅停留在金钱上，那么末句的“连宣也不能够”就可看出在曾树生心目中，丈夫的地位是胜于儿子的。

小说结尾曾树生返回旧居时，年轻母亲的唱给婴儿的催眠曲使她想起了自己的儿子。

作者这样写到：“可是她的小宣现在又在哪儿呢？那个孩子，他并不依恋她，她也没有对他充分地表示过母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