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元济全集的出版价值及研究价值-张元济图书馆

《张元济全集》的出版价值及研究价值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孙鲁燕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张元济全集》（以下简称《全集》）是一套洋洋十卷本的张元济先生的个人文献，自然也是先生一生留下的最全面的宝贵文字。

这项大的工程经过多年的努力，第一卷于2007年9月出版，第十卷于2010年11月出版，已全部出齐。

《全集》主要是由张元济先生的孙辈张人凤先生收集、整理，按体裁分类编辑，包括书信、诗、文、日记以及古籍研究五类。

其中第一、二、三卷是书信，四、五卷是诗、文，六、七卷是日记，八、九、十卷是古籍研究著作。

第十卷后面还包括了篇幅不少、份量很重，有较高研究及参考价值的附录。

任何一部个人《全集》的出版都应是非常严肃和重要的大事。

作为一位在近现代出版史上成就卓著，有极高声望的大出版家，有着深厚学术功底的大学者，社会知名人士，《全集》的出版无疑对出版界及学术界（特别是古籍整理研究）有重要的意义，也是研究近现代出版业及社会发展的宝贵资料。

在此主要从出版价值及研究价值对《全集》的重要内容进行梳理。

从比较深入的角度对《全集》进行探讨，是出于对出版历史、出版业发展以及出版研究的重要借鉴价值。

一、出版价值（一）全面体现了商务印书馆发展及张元济先生一生的成就张元济先生是中国的大出版家，1902年8月应商务印书馆创办人之一夏瑞芳的邀请开始为商务筹办编译所，1903年2月正式加入商务印书馆，历任编译所所长、经理、监理、董事长等职，几乎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商务印书馆及出版事业，使商务印书馆从一个小印刷作坊发展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出版企业，被称为商务的灵魂人物。

因此，先生的著作既是个人的文献，也是商务印书馆发展历程的全面体现乃至近现代出版业、社会发展历程的重要见证，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这可能也是出版者出版《全集》的目的所在。

张元济先生的著作以前也有很多出版，如1957年顾廷龙收集《四部丛刊》等古籍序跋编成的《涉园序跋集录》，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张元济书札》、《张元济日记》、《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张元济诗文》、《张元济书札》（增订本）、《张元济古籍书目序跋汇编》、《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记》等，但基于记录张元济先生完整的个人成就以及全面体现商务印书馆的发展历史，出版《全集》还是有着无法估量的重要意义及价值。

因此，商务印书馆2003年决定编辑出版《张元济全集》，让读者领略先生文献的全貌。

这也是当时商务的老领导陈原先生先出单行本，积累到一定规模再出版全集的目标。

（二）书信及日记、诗文等体现了极为珍贵的史料及文献价值由于收集、整理者张人凤先生的特殊身份及严谨认真的态度，《全集》在保留完整文献、展现作者一生成就以及不放过任何珍贵史料等方面体现得相当充分，比起以往出过的单行本更是上了一个层次。

以书信和日记为例，张元济先生的书信尽管散失率极高，但在留下的文字中仍占相当大比例，反映了先生务实、勤勉的一生。

《全集》增加了原来出版物中未收入的书信，篇幅达到4 753件（包括第一至第三卷收入的4 475件及第一至第五卷截稿后，又发现的收入第十卷末补遗的278件）。

先生1926年辞去商务印书馆监理职务退休，任董事会主席，但依然勤奋敬业，笔耕不辍，留下了每年一册的生活日记，涉及了退休后的工作、学术研究以及社会交往等各个方面，直到1949年中风为止，一共有20多册。

但这部分生活日记“文革”中被造反派撕为碎片，只保留了家属抢救出的1937年日记的一些残页，编入了《全集》中的1937年日记残本。

非常难得的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张元济先生应邀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两册赴会日记，记录了先生追求进步、向往光明，为新中国的建立欢欣鼓舞的心路历程。

这段经历很多已成为业界和社会各界的美谈，影响深远，至今都可见到大量的文献，甚至是一些与出版业距离较远的时尚类刊物（如《1949年，张元济的梦想》，彭治国，《优品》2009年10月）都对此非常感兴趣，既有些出乎意料，又在情理之中。

这些已出版或没出版过的书信和日记，在《全集》中完整地呈现给了读者。

《全集》中还有诗（包括少量词、联合题辞）330首、文386篇（第一至五卷截稿后又发现17篇，收入第十卷末的全书补遗）。

先生虽然不是诗人，谈不上华丽的辞藻和佳句，以及雕琢的技巧，但以记事为主的诗，是了解人物生平、历史以及工作、生活、社会活动的重要方面。

由于先生的勤勉，以及不仅是出版家，也是同各界交往密切的社会知名人士的身份（先生一生见过光绪皇帝、孙中山、袁世凯、蒋介石、毛泽东五位中国第一号人物，在历史上极为罕见），《全集》中的诗文，涉及了出版工作、学术研究、思想理念（特别是教育理念）、社会交往等方方面面，是了解近现代中国社会变迁、学术研究、出版业起步及发展，甚至是现代经营管理萌芽及成就不可多得的宝贵文献。

如果没有《全集》的出版，这些资料虽然以前零星出版过，但没有完整的体系及整体的全貌。

对于这样的出版大家及知名人士如果没有集中的展现，是会非常遗憾的。

从行业及社会发展角度来说，《全集》的出版对出版界和社会各界也是有很大功德的。

（三）科学、规范的编纂体例及严谨、求实的工作态度是当今编辑工作极好的实例教材《全集》在编纂体例及严谨、求实的工作态度上也让人感慨颇深，对当今正处在转型期的编辑人员学习怎样编辑书稿，特别是一些学术书稿等方面有极好的启示作用，恰好是难得的实例教材。

由于社会环境的变化以及向市场经济的转型，目前的编辑工作遇到了许多令人困惑的问题，编辑的工作态度、书稿的编辑质量以及技术层面的书稿加工处理等方面也令业界非常担忧。

《全集》正是在书稿的编辑加工、体例编排，以及严谨求实的工作态度上对编辑人员业务的提高有很大帮助。

编辑人员只要是留心、用心，都会从《全集》的编辑加工中学到很多有用的知识，获益匪浅。

在书籍的编排上，《全集》非常严谨，努力做到了科学、求实、规范。

如张元济先生那一代人写书信习惯不标注年份，收录的书信中商谈商务印书馆馆务的信件大多署年份，其他大多没有，不少诗文和古籍序跋也没有署撰写日期。

先生的孙辈张人凤先生花了非常大的精力进行查找补充，使第一至第三卷4 475件书信中，1 001件确定了年份，占22.3%，无法考订的只剩下241件；绝大部分诗文、古籍序跋的时间也考订出来；编排体例上，书信按中国人、外国人、单位团体顺序编排；诗文卷中编排格式按创作时间先后排，不再按格律分类，无法考订时间的排在类别的后面；整个文集尽可能找到原文原稿，对已出版过的能找到原件的都作了核对，补正了被删改的文字，对后来结集出版过的诗文中的歧误也作了改正、时间考订并注明考订依据；原稿有题均沿用原题，没有则由编者拟一题并加注说明；空缺或无法辨识的字以□表示等等。

这些看似简单的技术处理，其实正是不简单的编辑工作的主要内容、方法以及技巧，正是今天的编辑需要学习和掌握的不简单的实实在在的东西。

还应该提到的是今天的编辑非常应该注意的责任心问题。

编纂一部这样有价值的《全集》，把分散在许多地方的资料收集起来，集中在一起，流传下去，是一件有关中国近代文化、出版、教育史非常有意义的工作，也是编纂者历史责任感的体现。

在社会飞速发展，生活方式和节奏发生重大变化的今天，不仅是在编辑工作中，责任感在社会各界都非常缺乏，有些被淡忘了。

而这一点，正是当今做编辑及其他任何工作所必须的。

我们应该从中很好思考。

二、研究价值（一）出版业深化体制改革及出版社转企改制的极好借鉴我国的出版业目前正处在深化体制改革以及出版社转企改制的关键时期，而《全集》中的很多内容，对目前出版业企业化转型以及行业的繁荣进步有着非常重要的借鉴价值，甚至可以说，有的就是其他地方无法找到的难得的教科书。

《全集》第一卷书信中工作的来往信件占有很大比例，与历任商务印书馆多部门职务的丁英桂的通信最多，达943件。

这些反映当时商务印书馆业务的资料都是研究当今出版业发展最好的资料。

而现代出版企业的管理观、人才观，出版业的经营管理之道都贯穿于《全集》。

100多年过去，商务印书馆从最初一个小小的印刷作坊，逐步发展成为现代中国首屈一指的出版和文化机构，成为编辑、印刷、发行于一体，真正意义的现代出版企业，达到现代出版空前的高度，标志着中国现代出版业的开始。

当时的商务印书馆不仅占据国内图书市场的半壁江山，还在国内外拥有数十家分馆。

这些成就的取得不是简单的。

其中的深层次原因，在《全集》中都能找到。

而《全集》的研究价值也在于一些珍贵及未曾发表过的商务馆史档案的问世。

为了《全集》的出版，商务印书馆领导层同意把馆藏股东会、董事会记录薄中的讲话、发言编入全集第四卷。

这些都是历经战祸与动乱得以幸存，且从未公开出版过的，也极具研究价值，特别是对当代出版业的企业化管理及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不可多得的活教材。

我们可以看到多篇股东会、股东常会、特别股东会、董事会的报告，还有组织机构设置、增股议案、拟裁减分馆、购地等文献。

如此科学规范的企业运作方式及经营管理制度，在今天看来都令人瞠目。

《文集》也是研究出版业图书、报刊、教科书等出版物以及出版流程的全面资料。

第五卷诗文中涉及了出版业务中的合同文本，如商务印书馆就出版严译《社会通诠》与严复所议立之合约，商务印书馆与日本金港堂终止合办合同，以及《北京大学月刊》出版合同等多种杂志的出版合同；涉及出版理念及思想，如体现教科书出版的《最新初等小学修身教科书》第一至十册编辑大意、《中国历史教科书》序，体现译介西学的严复议《原富》中西年表、译名表，《埃及近世史》序，《新译日本法规大全》序，《英译中国诗歌选》序，《德诗汉译》序，《美国不动产抵押放款之研究》序等，教科书和西学译介都是当时商务的拳头产品；重要图书的出版序、跋、编辑宗旨，如工具书《节本康熙字典》小引、《节本康熙字典》凡例、《中华民族的人格》；涉及杂志及报纸的《法学协会杂志》序、《外交报》试办章程五条；直接关系出版的对《版权律》、《出版条例》草稿意见书，其中有逐条的详细意见。

从各种出版载体到完整的出版环节，从出版理念到出版业务，这就是我们今天研究出版业体制改革及企业化转型最好的资料。

（二）张元济教育理念的深入体现教育可以说是张元济先生在出版之外关心和倾注最多的，也是与出版业密切相关及共同追求的。

“昌明教育平生愿，故向书林努力来”就是最好的写照。

《全集》很好体现了先生一生的教育理念与追求，是研究张元济教育思想的最完整的文献。

先生从在清政府任职开始就开始关注教育，曾任总理衙门章京时就撰写了《设立通艺学堂呈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文》。

《张菊生之教育谈》、《通艺学堂章程》、《中国教育会章程草案》、《贫困之教育》、《中华职业教育社宣言书》、《中国教育会章程草案》、《张元济氏扶助教育基金管理规则》、《我国现在和将来教育的职责》等文章都可看到先生对教育涉入之深，投入心血之多的殷殷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