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诞的极致倒影现实——论余华《第七天》中的虚构与现实

内容提要：余华从早期的先锋小说代表作《十八岁出门远行》，到标志着其创作转型的作品《活着》《许三观卖血》，再到现在的《第七天》，作品中一贯包含了死亡、苦难、荒诞和温情元素。

《第七天》采用“鬼眼观人”亡灵的视角，平静地叙述了社会现实中荒诞离奇的事件，底层人们生活的苦难和无助，凸显了社会的扭曲和现实的荒诞。

在荒诞的社会之外，余华创立了一个“死无葬身之地”，在这亡灵们生活平等、祥和，没有了贫富、阶层的差距，消融了仇恨和隔膜。

作者通过虚幻世界的描写来折射当下社会的真实。

在残酷的现实背后，看到家庭的温情，破碎的婚姻和爱情背后的真爱，书写人们对温情的追求，抚慰荒诞现实下人性和人情。

关键词：余华《第七天》荒诞现实余华作为一位当代中国文坛的知名作者，他的小说受众广泛，具有很高的接受度，他及其作品也一直备受评论界的关注。

余华的作品始终以近乎残忍的方式呈现着人们生活所经历的各种形式的苦难[1]。

他的作品《第七天》，延续了苦难、荒诞和温情的元素。

小说以杨飞亡灵的死亡视角，为读者讲述了一个个社会底层小人物的悲苦命运和一件件荒诞离奇的社会事件。

作者虚构了一个和现实世界并行的平和、温暖的“死无葬身之地”。

两个世界在小说中被相互对照，美与丑颠倒、真实与荒诞既相互对立又难分界限。

余华是站在现实的倒影下，从现实出发，抵达了荒诞和不可理喻[2]。

本文将分析《第七天》的荒诞和现实的关系，下面主要从“死亡视角”的亡灵叙事、两个对立的世界下的荒诞表现和荒诞现实中心灵的温情三方面进行论述。

一、“死亡视角”的亡灵叙事营造荒诞感亡灵叙事是一种以亡灵的灵魂为视角展开文本叙述的叙事方式[3]。

亡灵叙事方式在中外文学史上早有流传。

我国的唐传奇、清代《聊斋志异》都有过鬼魂的叙事，而在国外文学中胡安·鲁尔福的《佩德罗·巴拉莫》是使用灵魂叙事作品的杰出代表。

现实中我们听惯了别人讲述他们自己的故事，魂灵讲述自己的故事还是少见。

这种艺术创作上的陌生感和离奇性，可以产生很好的荒诞效果。

[1]祁静：《苦难意识在余华作品中的呈现》，《短篇小说：原创版》，2015年第14期。

[2]周明全：《以荒诞击穿荒诞》，《当代作家评论》，2013年第6期。

[3]雷达：《亡灵叙事与深度文化反思》，《文学报》，2012年第9期。

（一）亡灵叙事的“鬼眼观人”《第七天》在叙事的角度上，使用杨飞的亡魂作为小说的叙述者，以有限的视角，以鬼观人，用鬼写鬼，具有特有的荒诞感，形成独特的表达效果。

《第七天》采用“死亡视角”，余华通过亡灵叙事为读者建立的人间社会、亡灵世界和回忆空间三个纬度空间，这样就可以多空间的跨越描写人物的生前经历和身后状况，有助于小说情节开展和故事的推进。

《第七天》以杨飞的视角借助他的所见所闻写出当下社会的概貌。

小说前三天的叙事视角采用的是杨飞的视角，讲述了“我”及养父、李青等身边人的生前身后事情。

第四五六七天叙述的视角由每个亡灵交替，“我”作为一个旁观者，描写了每个亡灵他们各自在现实社会中的生活遭遇及其所见所闻。

（二）陌生感和离奇性凸显荒诞效果余华认为“荒诞的叙述在我们的文学里源远流长，已经是最为重要的叙述品质之一了”[4]。

荒诞效果往往是利用常人所未知和好奇的事物来营造一种陌生和不可思议，凸显出荒诞性的效果。

西方著名作家卡夫卡的作品《变形记》中同样采用了荒诞的表达，小职员意外变成了甲虫，小说的叙事视角便是采用了甲虫的视角。

这种超出正常意识和思维的跨度和落差，凸显了作品的荒诞感。

《第七天》中杨飞被通知去殡仪馆参加自己九点半的火化，亡魂行走在城市里，并自述遭遇――这无疑有悖于常理，是荒诞的。

“我”死后的外貌描写“我感到鼻子旁边好像挂着什么，下巴下面也好像挂着什么，我伸手去摸，发现鼻子旁边的就是鼻子，下巴下面的就是下巴，它们在我的脸上转移了”[5]。

现实中这样的外貌在正常人身上是不存在的，也被认为丑陋的，同时死人仍然可以自行穿梭于城市之间看到不同人物的遭遇，这显然对常人来说是新奇陌生的。

在“死无葬身之地”的亡灵外貌：有些是骷髅人，有些是有肉人。

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注定在外貌上没有差别，都变成骷髅人。

亡灵的世界却也依旧存在待遇的等级之分。

在火化场的等待区分为贵宾区和[4]余华：《我们生活在巨大的差距里》，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5年，第79页至第83页。

[5]余华：《第七天》，北京：新星出版社，2013年，第4页。

普通区，贵宾区的座位和普通区存在差别，人们穿的衣着、谈论的话题，都无不折射出在现实世界中他们曾经的地位和差距。

这些都映射出社会中阶层分化，贫富差距的真实。

这些离奇的细节的描写，让我们看到原来人死后的世界一样存在阶级和富贵贫贱之分，这种超越想象理解的不可思议，给读者阅读上的体验冲击，突出了表达的荒诞性效果。

同时，把亡灵眼中的人死后的世界和亡灵形象鲜活地展现在读者眼前。

二、“人间社会”和“亡灵世界”的对立倒影《第七天》叙述上使用的基本二重结构，创立两个对立的世界[6]。

于是，读者在作品中看到了“人间社会”和“亡灵世界”两个对立又并行的世界。

“人间社会”中充满了荒诞离奇的故事、无厘头般的现实，贫富阶层分化严重，一边是上层人的富贵和骄横，一边是底层人们生活悲苦、艰辛。

“亡灵世界”中权贵等上层人物依旧拥有近乎原来的富足生活；而那些底层的人们没有墓地，无处息身，游荡在生死之界。

但在“死无葬身之地”却一片平和、安静；亡灵之间平等和睦、互助友爱。

两个世界既是时空和概念上的对立，又是现实表现上相互的投影。

死后世界像人间社会的倒影一样被艺术呈现。

（一）荒诞情节的设置和真实细节的描写荒诞情节的设置刻画底层人们生活的苦难。

在《第七天》的腰封上，印有余华的一句话“与现实的荒诞相比，小说的荒诞真是小巫见大巫”[7]。

小说中的底层人物的命运遭遇充满了荒诞离奇，他们艰难的生活现实和自己的愿望却严重矛盾背离。

作为社会中的普通人，他们想要追求幸福，现实中却被幸福抛弃，出人意料的生命终结。

他们个人的命运，在社会现实的裹挟中被注定般偏离了主观愿望的方向。

郑晓敏的父母本想努力培养孩子，给她自己一个美好的未来，然而突然的暴力强拆使得家园变成废墟，家人两个世界阴阳相隔。

最后看到的只有那个坐在废墟上等待父母回家的小女孩的孤单身影。

特定社会环境下的官商关系，一种是以谭家为代表的小商业者，他们一直遭受着办事人员的吃拿卡要，机关单位的欠债不还；这就不难理解谭家菜[6]李蓉：《<第七天>：死亡的诗意》，《小说评论》，2013年第6期。

[7]余华：《活着》，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年，腰封。

馆火灾中他们堵门收钱的出位之举，最后身葬火海的可悲。

另一种就是以李青为代表的利益输送，贿赂寻租。

李青自己做了高官的情人，成就了自己事业上的成绩，却因此身患性病。

这种对比中我们看到的是现实中底层商业者的艰难和无奈，以及社会本应的正常秩序成为罕见。

还有社会底层青年的爱情，却要被物质衡量和检验。

爱情不再是彼此真挚真诚的情感表达，需要用物质金钱来计算和衡量。

鼠妹因为假苹果手机而轻生自杀；一个青年为了挽回爱情去卖肾置办彩礼；爱情被物质等量化了。

最后鼠妹用轻生检验爱情，自己守着真爱却要去找寻真爱的物质证明，最终现世的相爱却只能来世再把真爱重来。

这些情节的设置既是荒诞的写实，也是人性的可悲。

真实细节的描写反映社会贫富阶层的分化。

作者在小说的第一天中，通过“我”在殡仪馆候烧大厅中的见闻，揭露了人死后的世界贫富依旧，阶层明显。

在侯烧厅中，富人仍然富有，享受沙发、纸花的贵宾专区待遇，穿着华丽寿衣，进口炉子专炉优先烧，拥有豪华墓地安息；而穷人却只能坐塑料凳子上，排队等待火花，没有像样的寿衣，有些甚至没有安息的墓地，等待他们的只有进入“死无葬身之地”。

市长的火花享受最高级别待遇，来时要交通管制，暂停焚烧，为市长专炉服务。

这些死后世界的细节描写内容显然是人间等级结构和命运逻辑的延续。

死亡世界和活人世界的阶层、贫富并无差异，给读者用一种荒诞的方式呈现，但背后却映射出的是现实世界中的贫富阶层的分化和不平等。

（二）生的“绝望”和死的“荒诞”生命对于每个生命个体都是唯一且弥足珍贵的。

对生命的珍惜，对生活希望的追求是人的生命延续和社会进步的源泉动力。

余华在《第七天》中却描写了一个个底层小人物在现实社会中的苦难遭遇和绝望无助。

正如鲁迅先生描述的那几位熟睡在密闭铁房子里的人一样，当他们醒过来，看到的是不久的死亡是没有生的希望。

在《第七天》中不同人物身上都展现出了对生的绝望。

作为小商贩代表的谭家，官僚腐败和大吃大喝带给他们的是生活的难以为继。

谭家菜馆在机关单位年复一年的欠账中一天天萧条。

饭馆是谭家人全家生计的依靠，但在权力面前他们只能选择忍气吞声，眼睁睁看着菜馆的败落却无能为力。

而作为农村进城劳动者的代表的蚁族，生活中扭曲的观念习俗和物质攀比则在他们的生活和理想之间筑起了一道难以逾越的藩篱。

其中在卖肾人中有一个青年，他选择卖肾的目的是为了筹备和心爱姑娘订婚的彩礼，原因是打工不知道需要多少年才能凑够彩礼，即使等到打工凑够钱时，但那姑娘怕是早已为人妻为人母了。

在这些小人物的生活里，生活给他们关闭了门，却忘记了打开那扇窗。

一切的问题都走进了死循环，没有问题解决的办法和可能。

鼠妹和吴超这对鼠族的生活一样充满了悲情，在生活的压力下，鼠妹甚至都产生了去坐台挣钱的想法；舍弃了自我的尊严而换取金钱，是一种绝望下的自我求生，也是一种生活的无奈。

由此可见，这种现实中没有希望的“活着”毫无疑问是令人“绝望”的生命存在。

《第七天》延续了对死亡的描写，正如余华的作品《活着》中富贵及其家人的遭遇，富贵的家人一个个离他而去，他目睹这一切悲情在身边的发生。

死亡是一切生命的最终归宿。

死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是回避不了的[8]。

《第七天》小说中的人物的死亡大多是源于非命。

其中一种是底层小人物的死亡。

他们有的死于暴力拆迁，有的是死于意外车祸，有的是葬身火海，有的是吃毒奶毒米而死。

这些人的死亡充满了荒诞离奇，超出想象，又在身边不断重复上演。

现实中很多小人物的死亡并不被外人所知，即便有新闻报道的也因虚报造假被掩盖，或仅仅被一个数字或名字代表。

另一种就是权贵等上层人物的死亡。

他们本身的死亡并不离奇，但是关于他们死亡背后的原因的猜测却充满了荒诞色彩。

例如：市长的死亡，官方新闻报道说是因工作劳疾而死，然而民间的传说则是嫖娼而死，且被描绘得生动传奇。

还有李青的死亡报道，在浴缸自杀，引起了民间的众多猜测。

人们对上层人物的死亡充满了好奇和谈资，而对身边的底层人物的生死漠不关心，甚至视而不见。

《第七天》中余华书写的视角面向整个社会，在这个社会中有命运辛酸悲苦的底层人们；有社会中生活富足的上层人物，有人前尊贵人后龌龊的权贵……，这其中作者重笔浓墨刻画了底层社会小人物的辛苦凄楚的遭遇和悲剧辛酸的命运，在小说中读者能够真切地感触到普通而渺小的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