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与前瞻_对协商民主的理论阐释_章仁彪

收稿日期：2010-02-22

作者简介：章仁彪（1965-），男，上海人，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张金亮（1984-），男，山东东营人，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硕士研究生。

反思与前瞻：对协商民主的理论阐释章仁彪，张金亮（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上海200092）

摘要：作为一种时代产物，协商民主是为应对传统选举民主的各种缺陷而产生的一种新型民主模式。它以高度发达的经济、完善的法制、高素质的公民为依托，以参政主体的绝对平等和公共利益为核心价值，旨在解决人类通过现有途径无法很好应对的政治困境。就当前看来，协商民主作为选举民主的一种有益补充，在完善现有政治模式中发挥了显著作用。中国在长期政治生活中形成的多级政治协商制度和以民主恳谈会为代表形式的基层民主实践，作为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协商，一定程度上是对协商民主理论的可贵探索。这不仅丰富了现有政治资源，也使得中国能够把协商民主与选举民主的优势结合起来，从而避免西方民主实践中出现的种种误区。

关键词：协商民主；多元文化；选举民主；民主协商中图分类号：D6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4225（2010）04-0035-05

民主作为一种合理的治理模式，千百年来一直被人类不倦地追求着，直到今天它仍然是人们最为关心的话题之一。也许真正完美的民主政治是不复存在的，但人们不断努力、不断受挫的民主实践却极富有意义，它促使更加成熟的民主模式和更加理性的参政主体的产生，协商民主便是人类在现代化和民主政治不断深入的过程中探索出来的一种新的民主模式。一、协商民主的概念及意义总的来说，协商民主理论始于对传统选举民主规范实践的批判。最早从学术意义上提出和使用协商民主的学者是美国克莱蒙特大学政治学教授约瑟夫·毕赛特。1980年，他在《协商民主：共和政府的多数原则》一文中首次使用了deliberativedemocracy（翻译为“协商民主”），而真正赋予协商理论以动力的是伯纳德·曼宁和乔亚舒·科恩。协商民主理论到20世纪90年代得到了长足发展，一大批著名学者，如罗尔斯、吉登斯、哈贝马斯等都积极支持协商民主，并纷纷著书立说，掀起了一股重要的民主新思潮。［1］国内学者对协商民主的研究起步较晚。目前还主要集中在理论介绍方面，对协商民主的创新主要体现在联系中国实际方面。协商民主一经产生便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对它的研究也逐渐呈现出多角度、复杂化的现象。就像费伦所说:如果你要给协商民主下定义，就会陷入应该怎样准确理解的争论中。［2］对协商民主的界定比较有代表性的主要有以下几种：

梅维·库克认为，如果用最简单的术语来表达，协商民主指的是为政治生活中理性讨论提供基本空间的民主政府。［3］科恩也认为,协商民主是一种事务受其成员的公共协商所支配的团体。［4］

米勒认为，当一种民主体制的决策是通过公开讨论———每个参与者能够自由表达，同样愿意倾听并考虑相反的观点而做出的，那么，这种民主体

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第２６卷第４期SHANTOUUNIVERSITYJOURNAL（HUMANITIES＆SOCIALSCIENCESBIMONTHLY）Vol.26.No.42010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26卷2010年）

制就是协商的。［5］亨德里克斯则认为，在政治协商民主模式中，民主决策是平等公民之间理性公共讨论的结果。正是通过追求实现理解的交流来寻求合理的替代，并做出合法决策。［6］而瓦拉德斯认为，协商民主是一种有着巨大潜力的民主治理形式。它能够有效回应多元文化之间的对话，促进不同政治话语的相互理解，尤其强调对于公共利益的责任，支持那些重视所有人的利益与需求的公共政策。［7］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协商民主进行了界定。国内外学者对协商民主之所以如此重视是因为协商民主对于现实政治实践有着重要意义。首先，随着社会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多元政治、多元文化、多元价值以及利益多元化现象逐渐成为人们无法回避的问题。在此背景下，自由、民主、多元等价值理念几乎成为了一种共识，当财富积累和物欲发展不再是唯一的时代主题时，竞争式的选举民主逐渐式微并暴露出许多问题，于是人们开始以一种尊重、妥协、宽容、共生的价值观对待身边的政治经济事务，协商民主的时代意义日益明显。其次，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民族—国家政治也在不断完善。在尊重多元化的基础上寻求共识成为了全球合作的基本方向，许多全球性政治、经济、环境问题的解决已不能单纯依靠选票和武力，类似稀缺性资源的分配、全球环境的治理、世界性流行疾病的应对等问题只能通过协商合作才能得到有效解决。另外，在人权意识不断增强的国际背景下，由于现代选战金钱投入的日趋巨大和信息不对称现象的日益严重，使得选举民主往往会成为精英或大国主导的一种民主。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少数人或者弱小国家的利益不能得到关注并且不能形成一种有效机制进行疏导，那么少数或弱势群体通过一种极端的方式来抗拒多数或精英的合法性便会成为一种常态。最后，就中国本身而言，长期的封建专制和独裁统治形成了国人“莫谈国事”的传统习惯。而“文革”之后，深受政治生活失序之苦的国人更是把“政治冷漠”当作一种行为准则来遵守。在重提政治民主和政治文明建设的今天，我们对协商民主这种参与式民主的积极探讨能够有效地促进公民政治人格的养成，重新鼓励人们关心政治、参与国是，从而使人们逐渐走出政治冷漠并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真正发挥出大众政治的优势。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协商民主便具有了空前的生命力。

二、协商民主与选举民主、民主协商的区别与联系

（一）协商民主与选举民主西方现代民主可以溯源于古希腊的城邦民主制，被伯里克利标榜为“全希腊的学校”的雅典选举（票）民主制曾经是西方政治史上最值得骄傲的一种创举。自资本主义启蒙时代以来，选举民主作为一种竞争性民主一直占据主导地位。直到今天，我们也不得不承认人类社会仍然处于一个选举（票）的时代。选举给了我们最好的合法性证明。由于这种合法性证明在全球政治实践中表现出了超强的稳定性和可操作性，从而使选举民主在各现代民主国家的制度构建中充当着极其重要的角色。从制度主义角度来看，竞争性民主的风起云涌和市场经济的发展阶段密切相关。选举民主一定程度上代表的是一种经济逻辑，竞争意味着优胜劣汰，它背后蕴藏的是效率最高和利益最大化原则。［8］具体到政治生活中，竞争就表现为政治系统内各利益相关体，以少数服从多数为基本原则，通过局部投票、公决等方式合法操纵政治。所以，选举民主作为一种竞争性民主，追求的是大多数人利益的实现和保护。

从运行机制上来看，选举民主本质上是各位具有资格的选举人从自己的“私域”立场出发，通过投票来决定“公域”事务，而与选举民主从私域出发在公域决策的单向运行机制不同，协商民主的运行经历了一个从私域到公域再到私域的双向的、互动的、可循环的过程。这便较好地克服了选举民主在实践中暴露出的诸如少数人利益被强制忽略、代表忽略选举人意见以及多数暴政等问题。选举民主一般是采用选举的方法来聚合民众的偏好,它强调公民享有平等的民主权利,强调聚合之后所达成的最终结果,但很少去关注聚合的具体过程。相反,协商民主关注的正是聚合的具体过程,强调公民在做出选择过程中的深思熟虑与审慎。［9］

由此可见，协商民主是在多元价值和共生理

36念中寻找到生存根源的，那么协商民主究竟是对选举民主的一种必要补充还是对现有民主模式的一种超越？从制度发展的角度讲，这两种关系并不是必然冲突的，因为历史上有很多新制度的产生就首先是作为对已有制度的补充和纠正出现的。随着社会的发展，旧的体制越来越不能推动社会的进步，于是作为弥补旧制度缺陷的种种改良或改革就往往会成为社会的一剂“强心剂”被确定下来。当然，这种“新制度”也有可能是旧制度与新元素相结合的产物。当前对协商民主的探讨及应用就必然表现出一种局部性和补充性。至于将来协商民主能不能完全替代选举民主，现在我们还不能简单地下一个历史性的结论，但两者的关系一定会随着政治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深入而发生变化。（二）协商民主与民主协商尽管协商民主作为一个现代政治学概念被提出是在西方，但它与国人熟悉的“民主协商”却有着不少类同的表征。究其实质而言，它们都是以扩大公民的民主参与为基本诉求的。因此，国内对“协商民主”的探讨就会常常涉及到与“民主协商”的对比。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同以民主恳谈会为代表形式的基层民主实践，都是我国民主政治实践中非常重要的创举，这也可以称为我国特色的一种民主协商。总的来看，协商民主与民主协商在制度内涵、运行模式上有着广泛的交叉，但制度表面上的相似性并不一定意味着本质上的趋近，区别两种政治制度的关键，是要看两种制度在运行过程中是否产生了一致的政治效果。国内学者关于协商民主与民主协商的讨论当然也不会忽略两者的区别，一般认为，协商民主是用协商定语民主，即一种协商式的民主，而民主协商则是用民主修饰协商，即一种民主式的协商。人们常常说，协商民主与民主协商区别在于前者是一种决策制度，而后者是一种协调制度。与西方的两院制不同，中国“两会”中的政协并非权力机构。中国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首先是要以确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前提的。同样，基层民主实践中的“民主恳谈会”、“听证会”等也必须要在党的正确领导下进行。所以，民主协商是在国家政治生活领域内，主体政治力量（执政党）与次主体政治力量（参政党及各界无党派民主人士）之间的合作、协商与联系。其参与主体地位的不同，决定了由民主协商提出或表达的政治提案、政治意见并不具有直接的法律效力和执行力，主要具有参考价值。然而，在理想的协商民主制度框架内，参与主体间必须是绝对平等的，并且由其产生的决策是应具有法律效力的。这就是有些学者反对将民主协商与协商民主等量齐观的主要理由。除此之外，理想的协商民主较之民主协商在主体范围、协商渠道、决策领域、民主内涵等方面也应更加多样和丰富。

尽管如此，中国在长期政治生活中形成的多级政治协商制度和基层民主实践（如民主恳谈会、听证会等），在某种程度上已经为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民主协商制度提供了具有积极意义的实践经验，可以说这也是对协商民主的一种可贵探索，从而也为协商民主在中国的借鉴和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政治资源。

三、协商民主在当代中国的发展优势

通过对协商民主、选举民主和民主协商三者关系的探讨，我们可以发现关注于公民政治参与权的协商民主在当代中国有着良好的发展前景。

（一）以政治协商制度为代表的民主协商传统为协商民主提供了丰富的政治资源“协商”作为一种人际沟通的重要手段，早已嵌入到了政治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实践中，一直就有着政治协商的传统，从抗日战争时期边区政府的“三三制”到新中国建立前后的“政治协商会议”，从更具稳定性的“人民政协制度”到更具灵活性的“基层民主恳谈会”，直至今天“构建和谐社会”的提出，这些既是中国共产党政治实践中的集体智慧，同时也体现了协商民主的精神实质。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政府更是把政治（民主）协商制度作为中国的一项特色制度用法律确定下来。近年来，民主协商不断发展健全，从组织实践到决策制定各项制度日渐完善，可以说今天的政治协商会议已成为中国政治运作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2007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