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学史讲义05封建史学的成熟——隋唐五代史学

第五章封建史学的成熟——隋唐五代史学隋唐时期，史学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发展的基础上，进入了封建史学的成熟时期，这表现在以下方面，第一，是私人修史受到了限制，皇家加强了对修史的控制，并设立了专门的修史机构——史馆，完善了相应的史官制度，管修实数成绩斐然。

第二，是史学在思想文化领域中逐步摆脱了经学的羁绊而卓然自立的地位得到了社会的承认，这反映在文献整理和科举考试方面尤为突出。

第三，是出现了对史学进行总结的专书，史学批评趋于成熟，标志着史学的发展进入了更加自觉的阶段。

第四，是在编年体和纪传体史书长期发展的基础上，出现了典志体实数这一新的表现形式，表明制度史的撰述受到了史学家的重视，从而丰富了史学的内涵，扩大了历史撰述的领域。

第五，是通史撰述出现了复兴的趋势和历史笔记开始发展起来。

史学发展中这些新的内容，从不同的方面反映出这个时期的历史特点和史学特点，反映出历史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和史家自觉意识的增强，对后来的史学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

第一节、唐初史馆的确立和官修史书的成就一、唐朝史馆的设立1、隋禁私修国史和唐初设立史馆隋唐时期，统治集团的历史意识进一步增强，这在历史撰述和历史思想上都有明显表示。

隋文帝时期，大量收集和整理典籍史料，为唐朝官修前史打下了基础。

为了加强对史学的控制，开皇十三年下诏：“人间有撰国史，臧否人物者，皆令禁绝。

”（《隋书、文帝纪》）从此，任何人未经朝廷允许都不能擅自撰修国史，这一方面限制了隋朝史学的发展，另一方面也推动了唐出史馆制度的确立。

自东汉到隋朝，虽已出现了官方修史的形式或机构，但始终未能形成定制。

贞观三年，，唐太宗因武德年间萧禹等人修史未成，认为很有必要加强史馆领导，建立史馆制度，并由宰相监修，“贞观三年闰十二月，始移史馆于禁中，在门下省北，宰相监修国史。

”（《旧唐书.职官二》）从此，这种官修形式成为定制，历代相沿，直至清朝，无一例外。

2、唐初设馆修史的原因（1）、政治统一。

自汉末到隋统一前，中国长期处于军阀混战，封建割据的分裂局面，至隋唐才重新统一起来。

随着政治统一，需要加强中央集权，思想意识也须高度统一，才能巩固统一局面。

唐处统治者深谙此理，因此设立史馆，组织史官编修前代史和国史，以求统一人们的历史认识，清除分裂割据的历史影响，适应统一政权的需要。

（2）社会经济发展。

从贞观到开元百余年间，唐代的经济空前繁荣，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富强的封建国家。

经济的繁荣，必定推动意识形态领域的发展，史学也不例外地得到发展。

（3）封建统治者重视。

唐初最高统治者保持了比较清醒的头脑，深知要巩固一统政权，还必须时时“以古为镜”。

加强对前朝兴亡治乱历史的研究，特别注意吸取隋亡的教训。

因此，高度重视修史工作，加强组织管理，将史馆由过去的秘书省所属移置到皇帝直接控制的门下省，并提高史官的地位，“馆宇华丽，酒馔丰厚，得厕其流者，实一时之美事”。

唐太宗还亲自参与《晋书》的史论撰写。

3、唐朝史馆的成绩唐朝史馆成立后，史官们编修了《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晋书》、《南史》、《北史》等纪传体史书，还编修了本朝大量的起居注、实录和国史。

在《隋书、经籍志》中明确将群书分为经史子集四部，并以纪传体史书为“正史”，列于史部之首，这说明当时官修正史已制度化和明确化，对魏晋南北朝历史作了一次系统全面的总结。

二、起居注、实录、国史的修撰唐朝史馆的人物，既修前朝史又修本朝史。

史官包括专职和兼职两种，名称为修撰、直馆。

专职史官人数很少。

但“如有修撰大事，则用他官兼之，事毕日停”（《旧唐书.职官二》）兼职史官主要承担前朝史的修撰，事成职罢，专职史官负责修本朝史。

1、起居注和时政记起居注是“录天子法度”（《新唐书.百官志二》），设起居郎和起居舍人在君主上朝时立于阶下，“人主有命，则逼阶延首而听之，退而编录，以为起居注”（《史通.史官建置》）是记录君主言行法令的第一手原始资料，也是编修实录的重要依据。

唐朝规定。

起居注每季一卷，季末录送史馆。

起居注始于汉朝，汉武帝有《禁中起居注》，东汉明德马皇后撰有《明帝起居注》，以后，历代相沿。

唐朝著名的起居注有温大雅的《大唐创业起居注》和《开元起居注》，流传至今仅存《大唐创业起居注》三卷。

此外，唐朝还有一种由宰相专职的原始记录资料，名曰《时政记》，是对起居注的一种补充，始于武则天长寿二年宰相姚（王寿）之手。

《旧唐书》本传载：“自永徽以后，左右史虽得对仗承旨，仗下后谋议，皆不预闻，寿以为帝王谟训，不可(zhan)无记述，若不宣自皇帝，史官无从得书。

乃表请仗下所言军国政要，宰相一人专知撰录，号为《时政记》，每月封送史馆。

宰相之撰《时政记》，自寿始也。

”由此可知，《时政记》也是唐朝史馆的重要资料来源之一。

为了广泛详尽地收集史料，唐朝还制定了《诸司应送史官条例》，规定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有关部门都要按期向史馆送报详细材料，从而建立了一套完整系统的史料搜集制度。

2、实录实录是封建帝王的大事记，起源于南朝，梁人周兴嗣修撰《梁武帝实录》3卷。

唐时，新君即位后，即令史官修撰先帝实录，并成定例，一直沿袭到清朝。

唐朝历代皇帝都有实录，可惜流传至今者，仅存《顺宗实录》5卷，因保存在《韩昌黎外集》中而未散失。

3、国史据史书记载，唐朝先后八次修撰国史，为后晋修唐史提供了珍贵的史料。

三、八部“正史”的修撰1、唐修五代史唐高祖武德五年，就颁布了《命萧禹等修六代史诏》，但由于种种原因，未成而罢。

贞观三年，唐太宗下诏重修六代史，大家认为，北魏史已有魏收的《魏书》，于是决定只修梁、陈、北齐、周、隋五代史。

同时，任命宰相尚书左仆射房玄龄与魏征共同监修。

贞观十年，五代史的纪传部分全部修成，但当时并无表志，故又合称为“五代纪传”。

（1）《梁书》和《陈书》作者姚思廉，在其父姚察所撰梁、陈二史的基础上，奉诏撰成。

贞观十年完成，次年姚病逝。

二书由魏征“裁其总论，其笔削则皆思廉之功”（《旧唐书.姚思廉传》）《梁书》56卷，其中帝记6卷，列传50卷，记事起自梁武帝天监元年（502），迄于梁敬帝太平二年（557）共56年的历史。

梁武帝执政长达47年，因此《武帝纪》就占了3卷的篇幅。

《梁书》列传内容较丰富，以类传为主。

有的类传史料价值较高，如《诸夷传》详细记载了海南诸国的历史；《儒林传》立有梁代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范缜传》，并全文收录了他的代表作《神灭论》；《文学传》记载了文学家钟嵘、刘勰的生平事迹，还收录了他们的名著《诗品》和《文心雕龙》二书的序言。

这些都是很有参考价值的重要史料。

《陈书》36卷，其中帝记6卷，列传30卷，记事起于陈武帝永定元年（557），终于陈后主祯明三年（589年）共33年的历史，姚察曾任陈吏部尚书，所以，对陈统治者多有曲笔讳饰。

列传不记载少数民族与族外之事，涉及的社会面狭窄，十分之九的篇幅记载的都是王室贵族及诸臣，这样，《陈书》就好象一部帝王家谱了。

《梁》、《陈》二书出于姚氏父子，二人都先后经历过并任过职，所以内容充实，史料丰富。

另一特点是文风质朴，文字简练，崇尚两汉散文，一改六朝浮艳骈俪文风。

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认为：“世但知六朝之后古文自唐韩昌黎始，而岂知姚察父子已振于陈末唐初也哉。

”（2）、《北齐书》作者李百药，其父李德林，历仕北齐、北周、隋三朝。

北齐时奉诏撰《齐书》，未成而卒。

其子在此基础上撰成《齐书》50卷，其中本纪8卷，列传42卷。

记事起于高欢（496年），终于幼主高恒承光元年（577），包括东魏和北齐两朝历史。

《北齐书》的价值在于，一是保存了一代史料，二是内容完整，不仅写了北齐，而且写了东魏。

（3）、《周书》作者令狐德芬，他是建议唐高祖修撰前代史的第一人。

参与者有岑文本、崔仁师。

《周书》50卷，其中帝记8卷，列传42卷，记事起于宇文泰（505），止于北周静帝大定元年（581）包括西魏和北周两朝历史。

《北齐书》和《周书》都曾在宋代残缺，是后人复原不足的。

（4）、《隋书》《隋书》85卷，其中帝纪5卷，列传50卷，志30卷。

纪传和十志分两次完成。

纪传由魏征主编，于贞观十年（636）完成，志由长孙无忌领衔，于高宗显庆元年（656）完成。

《隋书》记事起于隋文帝开皇元年（581），止于恭帝义宁元年（618），共记隋朝38年的历史。

《隋书》主要有以下特点：第一、“以古为镜”、“以隋为鉴”的修史目的明确，将修史与借鉴紧密结合，故大多能据实直书。

隋朝是个短命王朝，其兴亡直接给唐初统治者提供了深刻教训。

《隋书》注意总结分析隋亡的原因，对隋帝王的胡作非为作了深刻的揭露和严厉的谴责。

统记述了各类人物，广泛反映了社会各方面的情况，保存了许多重要史料。

第二、文字简洁，受到后代史家好评。

2、五代史志五代史只有纪传而没有志。

贞观十七年（643），唐太宗诏褚遂良监修。

永徽元年（650）。

高宗复命令狐德棼监修，至显庆元年（656）成书，长孙无忌奏进。

《五代史志》综叙梁、陈、齐、周、隋五朝典章制度，与“五代史”纪传相配合。

亦称《隋志》，在史学发展上，它是自《史记》的八书和《汉书》的十志以来最重要的史志著作。

首先，它综合并囊括了除前史符瑞志以外的全部内容，是“正史”书志撰述以来的一次总结性成果。

其次，它反映出撰述者对于天道、人事在认识上的逻辑发展。

《五代史志》前五志即礼仪、音乐、律历、天文、五行，是以天道为中心，讲尊天敬神、天人感应，这是为君权神授和现实的上下长幼之序制造理论根据和神秘的面纱。

跟这个认识体系相对应的是它的后五志，即食货、刑法、百官、地理、经籍等志，记述了五个朝代的经济制度、法律制度、官吏制度、区域建置和唐初皇家所藏隋朝以前历代典籍存亡及学术流变。

这是按经济、政治、文化的逻辑建立起来的又一认识体系。

这个认识体系虽然还不能完全摆脱“天道”的影响，但在具体认识上已经把天道撇在一边而着重于人事的分析了。

这种还不得不讲天道，但把天道和人事分别开来看待的历史认识，在历史观上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第三，《五代史志》中的《经籍志》，是以目录书出现的学术史专篇。

它精练地概括了唐初以前的文化典籍和学术流变，是继刘向、刘歆之后一次更大规模的历史文献整理之总结性成果。

按经、史、子、集四部分分类著录历史文献，以道、佛作为附录，这就奠定了古代文献分类的基础，影响所及，直至明清。

《五代史志》在撰述思想上不止是有兼容南北的明确要求，而且有上承两汉的自觉意识，显示出一种细致爬梳和宏大气度相结合的格局。

《五代史志》的多方面成就，是“正史”书志发展的新阶段，也为独立的典制体史书的问世，提供了思想上和撰述上的条件。

三、新修《晋书》和《南史》、《北史》1、《晋书》的编修两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26种晋史著述，唐太宗对此都不满意，贞观二十年下达《修晋书诏》，以房玄龄、褚遂良为监修。

贞观二十二年修成，包括帝纪10卷、志20卷、列传70卷、载记30卷，叙例、目录各1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