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自然观比较初探_以_龙宫传奇_为例
中日佛寺建筑及自然观比较
中日佛寺建筑及自然观比较研究——中国南北朝时期与日本飞鸟时期佛寺建筑与自然的关系不仅体现在宗教、建筑、自然三者之间，还体现在人类情感与自然的融合、宗教意识与审美情趣相结合等方面。
中国南北朝时期以佛教为载体，向日本传播高度发展的中国文化与技术，日本飞鸟时期传承了中国南北朝先进的文化。
了解南北朝时期的建筑与自然的关系，尤其是佛寺园林，也就把握住飞鸟时期佛寺建筑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而且为研究中国乃至东亚地区佛寺景观发展提供历史参考。
同时日本飞鸟佛寺，特别是法隆寺也给南北朝时期的建筑与自然关系的研究提供旁证。
但是两国在佛寺建筑与自然的关系上也有各自的特点。
关于“中日两国佛寺建筑与自然的关系”这个话题，不少前辈已经做了大量细致深刻的研究。
例如刘晓路先生所著的《中日文化研究文库-日本美术史纲本》[1]、王剑先生所著的《日本传统艺术-宗教建筑》[2]以及日本的久野键先生、仕惟雄先生、永井信一先生所编写的《日本美术简史》[3]等著作。
本文抱着学习的态度，在前辈已经铺好的道路上继续探讨此话题。
一、中国南北朝时期与日本飞鸟时期佛教发展简况中国南北朝时期是两晋以后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分裂时期，从公元420年开始，到公元589年结束。
但在文化上却是个发展的高峰时期，尤其是佛教文化的传播与发展。
印度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后，逐渐地中国化，发展到南北朝时期，佛教盛极一时，许多帝王贵族都信奉佛教，且广建寺塔，当时南朝古都到处都是佛教寺院。
从唐朝诗人杜牧《江南春》一诗中：“南朝四百八十寺”，就可知当时的盛况。
当中国古代文化得到高度发展后，随之而来的就是以邻国为主要对象的对外传播。
邻国各地文化皆以中国为基调，表现出相当的同一性，同时又各具特色。
日本飞鸟时期，是指从钦明天皇7年(公元538年)朝鲜半岛的百济向日本朝廷献上佛像、佛经等开始到和铜3年(公元710年)迁都平城京这段历史时期。
这个时期正好是中国文化开始大规模传入日本的时期，此时，中国文化的传播便以经过汉化的佛教为载体。
《2024年汉日谚语对比研究——以关于动物、自然、人的谚语为例》范文
《汉日谚语对比研究——以关于动物、自然、人的谚语为例》篇一一、引言谚语作为语言的瑰宝，既包含了丰富的人生哲理，也展现了各个民族文化的独特性。
中国和日本在文化传统和语言表达上虽存在诸多差异，但在关于动物、自然、人的主题上，汉日谚语中也有不少共通之处和独特的表达。
本文旨在通过对比研究汉日谚语，进一步探讨其文化内涵与表达方式的异同。
二、关于动物的谚语对比（一）共通之处无论是中国还是日本，人们都将动物作为重要的比喻工具，体现在各自的谚语中。
例如，“蚂蚁搬家，蛇出洞”和“秋を老さして知らない鼠”，两句话都传达了预兆性的事件。
其中，“蚂蚁搬家”在中文里是“将有变化”的征兆，“鼠不知道秋天老”在日语中则是暗示了时间的流逝。
（二）差异之处然而，汉日谚语在关于动物的表达上也有明显的差异。
如“虎落平阳被犬欺”反映了中国对老虎的敬畏，而日本则没有类似的表达。
而日本的“鹿の姿に歩む”则表达了从容不迫的姿态，这在中文谚语中并不常见。
三、关于自然的谚语对比（一）共通之处汉日谚语中，自然主题也是重要的一部分。
无论是中国的“风大吹折了门头柳”，还是日本的“雨はまどの花を吹く”，都反映了人们对自然力量的敬畏和观察自然变化所获得的经验。
（二）差异之处汉日谚语在表达自然主题时，也各具特色。
如中国的“天有不测风云”强调了自然的不可预测性，而日本则有“天は晴れども雲が移る”来表达同样的意思。
此外，中国谚语中常以山川河流为背景，如“山高皇帝远”，而日本则更注重季节变化和植物生长的规律。
四、关于人的谚语对比（一）共通之处在关于人的主题上，汉日谚语也有许多相似之处。
如“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和“人間の思いは遠くにあるものを思ぶのと共通でし”（人都爱憧憬遥远的东西），两句话都表达了人们有远见卓识的重要性。
（二）差异之处尽管如此，在关于人的主题上，汉日谚语的表达仍有所不同。
例如，中国有“不打不相识”，而日本则有“争いの仲間が親しくなる”（争执的朋友更亲近）。
有关中日的分析
在20世纪70年代以来即对东海能源与海洋资源的控制，以及政治、军事等方面带来重大影响的钓鱼列岛主权归属问题上，虽然目前日本政府及舆论均坚持对钓鱼列岛拥有主权，但包括钓鱼列岛以及其南方170千米处的宫古、石垣在内的整个先岛群岛，除宫古岛上设有日空军的雷达站之外，几乎处于无防御状态。
钓鱼列岛对中国的军事价值一旦中国以军事力量控制了钓鱼列岛（日称尖阁列岛，以下均译作钓鱼列岛――译者注），即可获得东海南部的情报优势与制海制空权，进而可以切实控制能源及各种海洋资源。
对中国而言，钓鱼列岛的军事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如果在钓鱼岛等5个岛屿上部署雷达、无线电监听装置等有人/无人传感器，将可对冲绳、先岛群岛及台湾岛东部等广阔地区实施有效的警戒监视。
特别是地基传感器，可以不分昼夜、全天候地实时获取和传递多样且精确的数据，是较之侦察卫星更为稳定的情报搜集手段。
各岛屿将进一步成为巡航导弹及弹道导弹的发射阵地，火力打击范围可覆盖冲绳、先岛群岛以及台湾。
其次，钓鱼岛与黄尾屿（日本称久场岛，以下均译作黄尾屿――译者注）倾斜度大，地表遍布岩石与植被，可供直升机降落，并可建设直升机起降场。
同时，各岛屿的沿岸地带遍布适合渔船、登陆艇、巡逻艇靠岸的地点。
钓鱼岛整体形似水饺，面积与横田空军基地相近。
即使较其面积略小的黄尾屿、北小岛、南小岛等，也远大于面积仅相当于日比谷公园的竹岛，完全有在岛上部署兵员、装备的余地，而且岛上的水源可为小规模部队提供生存手段，据估计足以保障1个步兵营规模的部队驻守。
届时，钓鱼列岛的驻军将可凭借火力控制周边海域，从而为东海海域的资源开发提供掩护。
第三，钓鱼列岛还可作为解放军从东部正面进攻台湾时的战略中继点。
从浙江省出发的主力部队将在部署于钓鱼列岛的传感器、导弹、直升机及舟艇等的掩护下南进，首先占领先岛群岛，然后以之为跳板向台湾本岛进攻。
这一行动将与从福建省出发、渡海峡向台岛西海岸发起的主攻协同，以保障顺利攻占台湾本岛。
论桃花源与龙宫城的文化意象差异
论桃花源与龙宫城的文化意象差异
王熙宁
【期刊名称】《长春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年(卷),期】2016(035)004
【摘要】日本的浦岛太郎龙宫奇遇与中国的刘晨、阮肇山中遇仙的民间故事在内容及象征意义上有很多相似之处。
通过对龙宫城、桃花源等具有文化意向意义的要素分析，寻找这些物象的不同寓象意义，从文化意向视角出发，对中日文化的差异性作出合理的解释。
【总页数】3页(P193-195)
【作者】王熙宁
【作者单位】吉林大学外国语学院，吉林长春130012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G04
【相关文献】
1.中西诗学意象差异的文化辨析——意象与自然环境 [J], 张晶莹
2.“龙”意象在中英文中的文化差异 [J], 曹桂花;
3.“龙”意象在中英文中的文化差异 [J], 曹桂花
4.论桃花源与龙宫城的文化意象差异 [J], 王熙宁;
5.异化翻译策略与文化意象的构建——以"龙"的翻译策略与文化意象为例 [J], 徐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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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日本人的自然观
3532014年9月下半月刊艺术文化交流日本是一个岛国，有着美丽的自然景观和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
日本人自古以来就在固定土地上从事农耕稻作，在春夏秋冬四季分明的环境中生活，养成了完全顺从自然、同化于自然的习惯，不会把大自然看做是人类的对手。
虽然有时候会受到台风、地震和火山的侵袭，但日本人只是对其感到恐惧和敬畏，丝毫没有萌发语气斗争的念头。
这些也对日本人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一、衣食住所表现出的自然观首先，日本和服多采用印花和色彩都很注意和自然的和谐，根据季节来选择和服的颜色和图案。
比如春天是绿意盎然、百花盛开的季节，嫩绿色和浅葱色就是和服的主色调，图案主要采用樱花等。
初夏，则选用棣棠色和藤色等，盛夏，穿着蓝色或绀色等颜色的单衣，图案多选用朝霞和百合等。
而且，和服采用了比较宽松的设计，和服的袖、襟、裾都能够自由开合，这一点真是为了适应适合日本这个典型的温暖湿润的海洋性气候。
除了和服之外，日本人的日常服装长期以来都是以棉麻类植物纤维作为服装的主要材料，比如说日本人平时穿的“浴衣”也是纯棉质地的。
其次，日本料理选用的材料也会注意根据季节来选用不同的食材。
春季吃鲷鱼，初夏吃松鱼，盛夏吃鳗鱼，初秋吃鲭花鱼，秋季吃刀鱼，深秋吃鲑鱼，冬天吃鲫鱼。
而且日本料理的烹饪特点：一是“生”，日本料理中很多菜以生吃为主，比如日本料理中的生鱼片。
二是少用调味料，重视食物本身的味道。
同时，做好的日本料理在装盘时也不会忘记自然。
它注重食物的自然颜色的搭配，配菜的装饰也突出季节的特点。
最后，在住的方面，和式住宅的设计风格上，喜欢自然形态、讲究自然情趣，不喜欢对抗自然的高大建筑，也不希望通过住宅来夸耀人的力量，来征服自然，而是要与自然协调，与大自然浑然一体。
和式的建筑也多以纯自然的木质材料为主从庭园到茶室，从神社到普通住宅，无不体现着这个原则。
传统的和式内部风格简洁，变化不多，色彩也较单纯。
在木材、纸张等天然材料所营造出的特殊的气息中，长方形的线条，自然的色调与植物柔和的色彩给人以自然的幽静和美的感觉。
关于中日园林对比的论述
关于中日园林对比的论述摘要：中日两国古典园林同属于区别于欧洲和西亚的东方园林体系，日本园林受中国园林影响很大，两者之间存在着许多相似之处。
但经过日本长期的历史过滤与消化，逐步形成了具有日本文化性格特征的园林艺术。
与中国园林在许多方面又有着区别。
关键词：中国园林日本园林相同点不同点中国园林和日本园林因为同属东方体系，其间的差别自然要小一些，但由于中日两个国家的地理环境的截然不同以及两个民族的性格差异，使中日虽然同种同文，却有着趣意相异的文化。
中国文化输入日本始于汉代，在唐代达到高潮，气候的宋、明两代也都间有输入，因而可以说日本是在不断吸取中国文化的先进成分才逐渐形成自身的文化。
首先，中日两国园林按类型所属，都可分为皇家园林、私家园林和宗教园林。
中国偏重于皇家和私家园林，宗教园林最弱；而日本偏重于寺院和私家园林。
中国皇家园林，如现存的西苑、颐和园和承德避暑山庄，一般地处中原或北方，位高权重，显得庄重典雅、华贵大方。
面积规模大，山体高耸，水面开阔，轴线明显，建筑呈现北方风格，屋角起翘小，屋面琉璃瓦多，木构彩画多。
私家园林的特点是面积小，文人意味浓厚，山体矮小，水面狭窄，建筑体量小，屋角起翘大。
中国的宗教园林个性最不明显，多为佛家的寺院园林和道家的道观园林。
在表达上，较少体现宗教意义，更多地与儒家结合，形成以儒、道、佛结合的特征。
江南的寺观园林更多地表现文人的诗情画意，只是通过宗教建筑、香火、香客以及宗教活动来突出其宗教性质。
而日本的宗教园林独立于皇家和私家园林，风格明显，讲究禅思枯意，佛意浓厚。
靠园林本身塑造宗教园林的形象和气氛，不同于中国的宗教园林。
第二，从布局形式看，中日两国园林都是自然山水园。
但中国园林偏重山性，而日本园林偏向水性。
中国园必有山，园可无岛，而日本园必有岛。
从园林的构图看，中日园林皆以向心式构图与西方园林规则式形成对比。
但二者之间也存在差别：中国园林轴线明显，视觉中心较强，而日本园林的轴线较弱，平面中心意识较强。
浅析中日自然审美意识之不同
４０４ ） ５ ０４
系。 五行 的美 ， 以木 为 先 ， 就成 了最 初 的 自然 美 ， 了 日本 的文 成 化 历 史 和 艺 术 美 的源 流 。日本 人 的 生 活 不仅 与树 木 联 系 密 切 ， 而 且 是 与 树 木 相生 的 。 们 在 生 活 中使 用 的 东西 ， 他 大都 是 与 木 分不 开的 。 到 木结构 的皇家建筑 、 邸建筑 ， 至木 筷 、 大 宅 小 木 碗、 桶、 木 木托 盘 、 木农 具 、 武器 、 祭具 、 乐 器 ， 等 。 今 木 木 木 等 至
、
１日本 ．
从 日本 的神 话 历 史 来 看 ． 初 是 由 自然 神 话 而后 进 入 人 起 文神 话 的 。古 代 神 话 从 一 开 始 就 将 自然 作 为 神 来 崇 拜 ， 自 将 然 和神 一 体 化 。《 事 记》 日本 书记 》 章 就 以苇 芽 的 萌 生 象 古 《 开 征 神 的 出现 ． 以此 说 明 日本 最 早 的 自然 不 是 神 创 造 的 ， 不 也 是 人 创 造 的 ， 是 自然 本 身 自力 生 成 的 。在 日本 人 的 民 俗 信 而 仰 中 ， 阳神 被 视 为 最 有 灵 感 的 ， 树 被 视 为 神 树 ， 们 最 早 太 古 他 祭 祀 的不 是 社 店 的 神佛 ， 是 树 木 ， 树 木 神 。他 们 认 为 ， 而 是 他 们 所 信 奉 的神 ， 是 高 居 在 天上 ， 是 栖 息 在 树 木 上 ， 附 在 不 而 依 树 木 上 显 灵 。所 以 自古 以来 ， 日本 人 将 神 社 建 在 郁 郁 葱 葱 的 树 林 中。 日本 民间 信 仰 中 还 有 一 种 保 护 神 ， 守 在 山林 之 中 ， 镇 以护 卫 人 们 的命 运 。在 每 年 正 月 里 ， 日本 人 家 家 户 户 都 在 门 前 装 饰 门 松 ， 室 内 栽 盆 树 ， 者 插 花 ， 些 最 初 都 是 为 迎 神 在 或 这
作业 ——中日园林造园手法对比及美学观念对比-并对现代的影响
中国园林的有法无式的理论表现在园林是比较少的禁忌约束
日本园林则由于自然灾害、社会战争、宗教盛行而表现为园林中石忌、 山忌、水忌、木忌等。
中日传统园林对现代景观的影响
传统园林对现代景观的影响无处不在。人类的发展一直都是传 承优秀的历史文化、优胜劣汰、推陈出新不断向前进展的。 步入新的生态文明时代，中国现代造园吸取了传统造园思想即 顺应自然、利用自然和效仿自然，将人工的东西融入自然，号 以天然形成。园林建筑小品作为园林中构成要素之一，同样也 遵循了这一思想。现代造园讲究然与自然和谐统一，这与古代 园林天人合一的思想相吻合。 日本崇尚自然、尊重自然、日本禅宗景观的融合，日式枯山水 的传承，例如枯山水大师枡野俊明的作品。
苏州博物馆
苏州博物馆的平 面布局延续了中 国传统建筑的方 式，以中轴线组 织空间，将主体 建筑分为东，中， 西三路布局。和 东侧的忠王府格 局相互映衬。并 且以中轴线和园 林、庭院空间结 合。
苏州博物馆的设计充 分考虑到了周边的环 境关系，虽然采用的 是现代的建筑材料， 但是从形式符号沿袭 苏州民居粉墙黛瓦的 基本元素，由此来统 一与临近建筑空间之 间的组合关系。由于 中国的民居以低层建 筑居多，因此“不高、 不大、不突出”是贝 聿铭在确定苏州不无 关总体规划时提出来 的大体方向。这样使 新馆从色彩、高度、 体量及风格上都能温 和地融入到保存完好 的传统风貌中。
园 林 活 动
茶道方面：中国是有茶无道，故园林中有茶饮而无茶庭。 日本是有茶有道，故园林中有茶道且有茶庭。
在花道上：中国人把它当成艺而日本人把它当成道，故 花道对日本园林的影响不仅是把园林插花和盆景作为园 林的点缀，而且园林中大量使用修剪树。把大树小型化， 是日本古典园林与中国古典园林最大的不同。 在歌道上：中国人的歌咏与园林结合的形式是曲水流觞， 这种园林活动形式最后形成了园林的形态模式，先从中 国产生，而后传到日本，故在中日两国都有所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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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自然观比较初探———以“龙宫传奇”为例吴文洁①(苏州市职业大学实用外语系,江苏苏州215104)摘 要:中日两国的“龙宫传奇”———《柳毅传》和《浦岛太郎》表现了中日两国“以人为本”和“自然至上”的不同自然观,其形成明显地受到了各自自然环境、经济、政治、宗教等方面的影响。
关键词:民间故事;自然观;“龙宫传奇”中图分类号:G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931)2006)01-0038-04 中日两国“由于彼此地理接近和长期历史交往等原因,文化上的亲缘关系是相当广泛和深远的。
两国在民间文学,特别是民间故事方面的关系则更具代表性,因为它既有长期人民交往和移居的传播途径,又有长期文书流通的传播渠道,这方面相同或相似的文章不少。
”①但在某些方面两国的文化亲缘关系呈现出“貌合神离”的状态。
中日两国的“龙宫传奇”及其所体现的自然观,就是如此。
《浦岛太郎》是日本“龙宫传奇”的代表作。
该故事内容大致如下:青年渔民浦岛太郎救了龙宫的乌龟,龙女为报答他,请他去龙宫做客。
浦岛在龙宫享受了三年后,向龙女辞行回乡。
龙女给了他许多珍宝和一个玉匣,并再三叮嘱他不可打开玉匣。
浦岛回到家乡一看,发现一切都已物是人非了。
原来“龙宫一年,地上百年”,现在距浦岛离去时已有三百年了。
浦岛太郎一时茫然失措,忘了龙女的叮嘱,打开了玉匣。
匣中升起一股白烟,浦岛太郎顿时变成了须发皆白的老头!李朝威的《柳毅传》则是中国的“龙宫传奇”的代表作。
内容大体如下:唐高宗仪凤年间,书生柳毅在落第回乡途中,遇到了受丈夫虐待的洞庭龙女。
柳毅被她的遭遇所感动,答应为其传书。
救出龙女后,柳毅受到了洞庭龙王的款待。
席间,洞庭龙王的弟弟钱塘君不大客气地提出要与柳毅结为亲戚,将龙女许配于他。
不料,柳毅非但不答应,而且还直率地指出了钱塘君的无理。
钱塘君听后不但不生气,反而与柳毅成为知心好友。
龙女也为柳毅的正直所倾倒,在其妻亡故后,最终与柳毅结为夫妇,终身相偕。
从上面的介绍,可以看出两个故事在基本情节上是十分相似的:主人公因缘际会,救了龙宫的人,从而享受到荣华富贵。
龙宫、龙女,这恐怕只有在东方的民间文学中才能找到吧。
两国文化的亲缘关系也由此可见一斑。
然而,不可否认,两个故事还是有着很大的不同的。
其中最明显的便是故事的结局。
《浦岛太郎》中最后“浦岛太郎回到村里一看,发现变了样。
山变了,丘陵上的树木也变得稀疏干枯了。
”母亲“据说在很久以前就去世了。
”“他去察看自己家的遗址,发现除了放洗脸盆的石头和院子里的踏脚石外,其他一切都不复存在了。
”“他感到茫然无措,就打开了玉匣的盖子,”结果一下子变成了“须发皤然的老人。
”故事的结局是悲凉的,龙宫的富贵、人间的温情转瞬之间都成了过眼烟云,整个故事在虚幻无常的氛围中收了尾。
而在《柳毅传》中,柳毅娶得龙女为妻,两人一①钟敬文:《民间文艺学及其历史》,甘肃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79页。
—83—第23卷 第1期 2006年3月苏州教育学院学报Journal of Suzhou College of Educati on Vol .23 No .1 Mar .2006①收稿日期:2006-01-08作者简介:吴文洁(1978-),女,江苏苏州人,苏州市职业大学实用外语系助教。
同回了趟洞庭湖,后来四十多年便一直住在南海,成为南海一带最富有的人。
时间过了很久,而柳毅的容貌依然年轻如故,让南海人很惊异。
荣华富贵、长生不老,人世间所有梦想在柳毅身上都得到了实现,故事的结尾光华璀璨,令人向往。
两个故事的结局可谓是截然相反的。
那么,这种区别究竟缘何而起呢?或者说这种区别又能反映出哪些更深层次的东西呢?在民间传说中,龙宫是与人间相对的“仙界”,龙王、龙女都是司水的神仙。
众所周知,神仙是古代人由于震慑于某种自然现象而假想出来的掌管该种自然力的形象。
因此,所谓的“龙宫”、“天庭”实际上都是自然界的化身。
两个“龙宫传奇”完全相反的结局正是反映了两国国民不同的自然观。
日本人对自然的态度向来被解释为受自然恩惠而与自然相亲近。
确实如此,对于荫庇自己的自然界,日本人总是怀着赞美热爱的感情去看待它。
没有哪一个民族像日本那样对自然有着如此强烈朴素的真挚情感了。
日本人对自然界的赞美已不仅仅限于文人口头上附庸风雅的吟诵,而是切切实实地渗透到了日本人的生活之中。
即使是一株再不起眼的小花,在它蓓蕾初绽时,日本人也会说上无数遍“きれいですね!”(美极了!),仿佛如若不说,心中便会留有遗憾。
他们在方方面面都渴望与自然相贴近,追寻一切自然本色。
然而,从另一方面来说,正是由于日本人处处仰仗自然,享受自然的恩泽,他们在讴歌赞美自然的同时,对自然也生出了一股既敬且畏的心情来。
面对秀丽神奇的自然界,他们选择了恭顺服从的态度。
对日本人来说,自然是生命的母体,是生命的根源,没有自然,也就不能成为生活。
自然界主宰了一切。
《浦岛太郎》[1]403的开头是这么写的:“相传人的命运和地位都是由龙王决定的。
……”前面提过,“龙王”实际上是自然界的一个化身。
人受自然支配的思想在属于大众百姓的民间文学中表露得一览无余。
这种“自然顺从”思想导致的最直接的后果便是大家所熟知的日本人的“无常”思想(“无常”思想的产生还有佛教的影响,但佛教是外来文化,真正的源头还是最早根植于日本人头脑中的自然观):万事不由人控制,人的一生就像春夏秋冬四季更替一样,即便曾经有过万紫千红,到最终也只能是“白茫茫一片好干净”。
《浦岛太郎》正是这种思想的写照。
浦岛太郎之所以会失去青春,是由于他忘了龙女的话,也就说违背了龙女的意思,违背了自然的意思。
对于自然,人们只可以服从,想尽办法与其相适应,相协调,绝不可以相对抗。
如若对抗,必将受惩。
为此,浦岛太郎虽然做了善事,但最后还是遭了恶报!这种“天命难违”的思想在日本其他的民间故事中也多有体现,如《竹取物语》中,竹取翁为了阻止女儿辉夜姬(实为被贬的月宫仙子)的飞升,哀求皇帝调来了御林军与月使相对抗,但月使的一席话立刻粉碎了他的梦想:“你好愚蠢啊!因为略有功德,所以我们暂时叫辉夜姬降生在你家。
至今已有很长时间,而且你又获得了许多金子。
你的境遇不是已经大大地好转,和以前判若两人了么?这辉夜姬,由于犯了一点罪,所以暂时叫她容身在你这下贱的地方。
来,辉夜姬啊!不要只管住在这种污秽的地方了!”人在神的面前是如此的渺小不堪!而辉夜姬虽然舍不得竹取翁,但自知“并不是这世间的人”,“天心不许人意”,最终披上羽衣,忘却了18年的父女之情,悠然飞升。
《仙鹤的报恩》中的鹤仙最终也是由于老婆婆违背誓言偷看自己织布而不顾恩情决然离去。
人神殊途,即使是人间最美好真挚的情感也无法逾越这一鸿沟,人意只能顺天命。
反观中国,情况又是不一样了。
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山川瑰丽,物产富饶,叫人不生出赞美之情是不可能的。
历代以来,山水诗词,泼墨丹青,工笔花鸟,应有尽有。
然而对中国的文人墨客来说,自然只是一个工具,只是他们抒发胸臆的一个凭借物,纯粹歌咏自然的作品并不多。
更多的时候,中国人是把自然当作对立斗争的一方来看待的。
自然在中国被称为“天”,就中国人的传统思维方式来看,“天”包括两个含义:自然与天命。
而且,这两者在本源上实是一致的。
众所周知,远古时期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人们对自然界怀有一种恐惧之感。
为此,他们将自然“神”化,赋予了它人格,给予了它意志。
中国人的自然观在这种“天人关系”上得到了充分体现。
无论是对现实的“天”,还是对神化的“天”,中国人都表现出一种强烈的反抗征服精神。
面对大自然,中国人总是迎难而上,竭力改造。
“大禹治水”,“精卫填海”,“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望时而待之,孰与应时而使之!因物而多之,孰与骋能而化之!思物而物之,孰与理物而勿失之也!愿于物之所以生,孰与有物之所以成!故错人而思天,则失万物之情!”①。
面对神仙天命,中国人更是不屈不挠,反复—93— 吴文洁:中日自然观比较初探①《荀子・天论》。
抗争,不断提高自身在神面前的地位。
自西周以来,中国人就不再把“天”看作是主宰。
“民之所欲,天必从之。
”①到了春秋时期,在一些哲学家的观点中,人的作用更加突出,神的地位大大削弱,有的甚至提出神要服从于人。
随大夫季梁说:“夫民,天之主也。
”②董仲舒的“天人合一”实质上更是把“天”当作了傀儡工具来使用。
对中国人来说,“天”虽可怖却还不至于不可征服,因为只有人才是至高无上的,人是一切的主宰。
这一点在《柳毅传》中得到了明确的体现。
尤其在“拒婚”这一段,柳毅面对钱塘君的威胁,说了如下这一段话:诚不知钱塘君孱困如是!毅始闻跨九州,怀五岳,泄其愤怒;复见断金锁,掣玉柱,赴其急难。
毅以为刚决明直,无如君者。
盖犯之者不避其死,感之者不爱其生,此真丈夫之志。
奈何箫管方洽,亲宾正和,不顾其道,以威加人?岂仆之素望哉!若遇公于洪波之中,玄山之间,鼓以鳞须,被以云雨,将迫毅于死,毅则以禽兽视之,亦何恨哉!今体被衣冠,坐谈礼义,尽五常之志性,负百行之微旨,虽人世间贤杰有不如者,况江河灵类乎?而欲以蠢然之躯,悍然之性,乘酒假气,将迫于人,岂近直哉!且毅之质,不足以藏王一甲之间。
然而敢以不伏之心,胜王不道之气。
惟王筹之!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唐人对仙凡生活的一种颇有意味的价值判定。
在一般的印象中,这种价值判断的天平总是偏向于神仙,但从这段话中我们分明可以听出:人类毕竟是万物之灵,就连龙,倘无人性,也只能算是江河异类;如果不讲礼义,与禽兽也无差别。
柳毅的拒婚没有惹恼钱塘君,反而更赢得了龙女的信任、敬重和爱慕。
几度曲折之后,龙女终于与柳毅“永奉欢好”,过起了长生富足的生活。
“仙凡结合”在中国的故事里向来是屡见不鲜的,《牛郎织女》、《天仙配》、《宝莲灯》、《田螺姑娘》……可谓是举不胜举。
有意思的是在这些故事里,往往都是“仙方”主动,她们为了人间的情感,“只羡鸳鸯不羡仙”,甘愿粗茶淡饭,荆钗布裙,甚至不惜违抗天命,以死相争。
中国的神都是“人”的神,“人”的生活才是有价值的,“人”才是至高无上的。
那么,中日两国差异如此巨大的自然观究竟是怎样形成的呢?“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不同民族由于受到不同历史、风土、社会条件和文化宗教形态的影响,形成各自不同的国民性格”。
“同样的道理,同一民族由于生活在同一历史、风土、社会条件和文化宗教形态下,这些相同的诸因素的综合作用,渗透到民族的文化心理,铸造出其共同的基本性格和心理素质”。
“也就是说,一个民族的基本性格及其共同思想的形成,是经过悠久的历史、风土和复杂的环境,包括自然、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的铸造,与文化宗教形态的构成和发展共同构成和发展起来的”。
[3]16因此,我们考察两国不同自然观的形成,也不妨从这些方面来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