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保护红线下的国家公园建设

生态保护红线下的国家公园建设
2013年底以来，国家公园已成为多个部门热议的话题。

与之相呼应的是多个省（区、市）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国家公园的研究规划和申报。

一些本与国家公园关联不大的部门也表现出极大的热情。

究竟中国的国家公园该如何兴建？在这里谈一点粗浅的认识。

建立国家公园要以自然为本
笔者去过美国西部的一些国家公园，不管是黄石国家公园、大提顿国家公园还是布莱斯大峡谷国家公园，它们都有一个显著的共同点――以自然为本。

这些国家公园里除了公厕和简单的饮料补给设施外，几乎无人为建筑，交通路段也是因地制宜，遵循自然概貌，随山就山，随弯就弯，绝不改变原貌。

路边设有专门的停车休憩点，非停车点一律不准随意停车，而非游憩点也不许游人逗留或是野营，这是美国《国家公园法》规定的。

很多国家公园不许行人徒步，其首先考虑的是行人会给动物带来恐惧或是不安，然后，才是考虑人的安全。

在国家公园里面开车也是一样，人要给动物让路，看见动物过马路，车必须停下来，让动物先过，且不准鸣笛。

2013年7月份，我们在黄石公园就遇见了几头大摇大摆地行走在公路上的
野牛，行驶在公路上的车辆一律停下来避让野牛，也许是野牛觉得有这么多的车辆很好玩，便一辆车一辆车地检阅，导致汽车等了三个多小时，等野牛彻底离开公路，车辆方才通行。

在公园内如果人伤了动物是要负法律责任的，而动物伤人则免责，因为动物不具备责任能力。

在优胜美地、大提顿和大峡谷国家公园，几乎都是只可远观不可触摸式的体验，如果你想再进一步亲近自然，可以租一架直升机深入到谷底去体验，飞机可短时间悬停供游人欣赏大自然的神奇与美艳，但绝不可降落。

国家公园里的一草一木都是国家的，严禁游人捡拾。

被火烧过的树木，风电摧毁的林带，只要不影响车辆的通行，就没有人去移动，一切顺其自然，让自然更自然。

其实不仅仅是美国，在许多欧洲国家的国家公园也是如此。

比如在波兰的别布扎国家公园和巴比亚山国家公园，因为这里栖息着北欧雷鸟、黑松鸡、泽苇莺、灰头绿啄木鸟、白腰杓鹬、白头鹞等珍稀鸟类，到这两个国家公园观鸟是众多爱鸟人的梦想，但在这里观鸟有严格的规定，包括人们的服饰、说话音量都有规定，这些规定是为了更好地保护自然、保护生态。

纵观各个国家的国家公园，无不是以自然为本，在充分保护自然环境、生态系统的前提下而兴建。

因为只有这样，才是尊重自然、顺应自然，才能达到保护自然之目的。

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前提下的国家公园体制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在第十四部分第52条“划定生态保护红线”的具体内容中提出要“建立国家公园体制”。

原文如下：
十四、加快生态文明制度建设
（52）划定生态保护红线。

坚定不移实施主体功能区制度，建立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严格按照主体功能区定位推动发展，建立国家公园体制。

建立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监测预警机制，对水土资源、环境容量和海洋资源超载区域实行限制性措施。

对限制开发区域和生态脆弱的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取消地区生产总值考核。

仔细咀嚼品味这段话，就不难领会国家的意图和愿望。

提出划定生态保护红线，说明国家已经充分认识到当前的生态状况已经不乐观，因此，要划定生态保护“红线”或者说“高压线”来保护了。

但保护不是一句空话，是要有人、有制度来推动，来实施，这就需要严格按照主体功能区定位来推动发展，因此，建立国家公园体制势在必行。

《决定》说得非常明白，是要建立国家公园体制，而不是风起云涌般地建立国家公园。

是要用这种体制来管住、管好当前极其脆弱的生态系统不再遭受人为破坏。

当然，推行这种体制不排除要在一些符合条件的地方建立国家公园，但
建立国家公园决不是利益再分配，国家公园更不是众人可分食的“蛋糕”。

如果在建立国家公园之初就冲着利益、冲着开发旅游去考虑，那就大错特错了。

特别是对那些不太适宜建国家公园的地方，坚决不能建。

因为有些严格保护的地区哪怕是一个小小的人为活动，都会给极其脆弱的生态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对于这样的保护地，遥望就是尊重，不干扰就是顺应，要坚决让其自然完成修身静养。

其实，中央用红线来界定生态保护区域，体现了国家保护生态的决心与无奈，因此，从体制上对自然生态提供保障性保护是最为科学合理的。

当下，有些保护区业务上归主管部门管理，人事任免归地方政府管，这就导致“生态保护必须符合地方经济发展的需求，保护要为发展让路”的尴尬境地。

因此，体制不顺已经严重阻碍了我国的生态保护，中央也为此深深忧虑，正是这种忧虑，才考虑用体制改革来进行保障，才有了这种壮士断腕的决心来保护当前的生态环境。

冷静地想一想，我们的自然生态是否还安全？生态灾难离我们还有多远？
建立国家公园须法律先行，
保护、建设都要有法可依
中国台湾地区于1961年开始推行建立国家公园，由于没有《国家公园法》，也走过一段弯路。

1972年，《国家公园法》正式颁布，一些过度开发、胡乱建设的不良行为得到纠
正。

加拿大是世界上版图面积第二大的国家，其自然生态系统类型多样，拥有森林、草原、冻原、沼泽等多种陆地生态系统类型，但在建立国家公园之初，有也过深刻教训。

加拿大最早建立的国家公园是位于落基山脉的班夫国
家公园，是继美国黄石公园之后的世界上第二个国家公园。

当时，联邦政府和太平洋铁路公司一起为了开发温泉，建立了这个国家公园。

建立之初，更多地是以获取利益为目的，伐木、放牧、采矿，这些对国家公园造成严重破坏。

1923年，民间开始抵制国家公园内的商业开发活动。

1930年，国会通过了国家公园行动计划，确立国家公园的宗旨是为了加拿大人民的利益。

20世纪60年代以来，环境问题引起广泛关注。

在1961年召开的“明天的资源大会”上，与会代表提出必须成立一个非政府组织监督已经设立的国家公园，1963年，就是这个民间组织――加拿大国家和省立公园协会，抵制了1972年在班夫召开冬季奥运会的计划。

它也标志着国家公园的价值取向从游憩利用转向生态保护。

其实，这样的实例很多，在欧洲一些国家也有这样的教训，他国经过近百年的实践探索出来的道路，足以为我们所借鉴。

国家公园体制应
采用中央集权、社会监督的管理办法
建立国家公园体制，对我国而言应是一个体制上的创新与突破。

过去，在我们许多自然保护区和国家森林公园的管理中，既积攒了经验也积累了许多教训。

比如说，多头管理问题，一个保护区既是以物种为保护对象的保护区，又是国家森林公园，同时还是地质公园、风景名胜区、旅游区和企业机构，有的是一套班子多套牌子，有的是多套班子多套牌子，一女嫁八郎，八郎各为正。

“见到利益就上，有了责任就让”是一种普遍现象。

那么，如何避免这一现象？笔者认为应采用“中央集权、社会监督”的体制模式。

即是中央将国家公园体制的建立与国家公园的筹建委托给某一机构，该机构在众多社会团体的监督下阳光操作，当然，还要引入社会第三方的监督机制，用一些公开、透明的监督方式对操作者进行约束，只有这样，体制才能健康。

管理体制健康了，所管理的生态系统才会健康，才能很好地发挥应有的生态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