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陕蒙地域文化与刘志成散文创作

浅析陕蒙地域文化与刘志成散文创作
作者：王瑞
来源：《群文天地》2012年第02期
刘志成的家乡在陕北神木，地处黄土高原。

陕北厚实的黄土养育了这位黄土地平凡的儿子，同时，也受到陕北独特的地域文化的熏染，这对他后来的散文创作产生了深刻影响。

刘志成作为内蒙古作协会员，长期在内蒙生活，这种生活经历和生命体验在他的散文作品中也有所流露。

而陕北与内蒙古地界毗邻，因此，陕北文化在一定程度上与内蒙文化有其相似或者相同之处。

甚至可以说，陕北神府一带和内蒙在地域上都属于草原游牧文化的影响范围之内。

陕北、内蒙，是刘志成心中永恒而温馨的家园。

对于这块黄土地以及生发于这块土地上的特殊文化，一种刻骨铭心的情愫时时涌动在心间，处处流淌在文中。

在他的散文创作中，如《待葬的姑娘》、《燃烧的高原》、《陕北歌悠悠》、《行进毛乌素》、《长风烈马啸西风》、《沙柳蕤蕤在生命的高原上》、《内蒙》、《包头》等等，都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作者独特的生命体验和生活情感，并且通过散文写作传达出这里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

陕北地处中国的大西部，较为偏远落后。

但是，文明之风的拂动似乎并没有给这片古老的土地带来春风和煦、阳光明媚的春天。

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头脑仍然被那些古老的、落后的迷信思想和习俗所禁锢着，流传着并践行着这些愚昧而落后的习俗，甚至残忍地迫害人的生命，剥夺了人之所以为人的生存和生命权利。

这些都被作者用他那支承担着重大责任的笔书写下来。

在他的《待葬的姑娘》一文中，作者真实地记录了“我”所看到、听到的关于“待葬的姑娘”的一切。

“待葬的姑娘”是为去世多年的二拴的二叔准备的媳妇，是为了让她在死后与死去的二叔在坟墓里做夫妻。

之初，“我”听到姑母对她恶毒的诅咒。

随后，我在破烂不堪的房子里见到了与老鼠为友的姑娘，她身体瘫痪，脏乱得让人难以入目。

二拴本来患有痴呆症，但是，作为一个弱者，他也欺负另一个弱者——瘫痪的姑娘，对之拳脚相加。

之所以花四千块钱买来这位身体瘫痪的姑娘给死去的二叔做媳妇，是因为在陕北有一个旧习俗——“冥婚”。

“冥婚”也叫阴婚，是为死了的人找配偶。

有的少男少女在定婚后，未等迎娶过门就因故双亡。

那时，老人们认为，如果不替他（她）们完婚，他（她）们的鬼魂就会作怪，使家宅不安。

因此，一定要为他（她）们举行一个阴婚仪式，最后将他（她）们埋在一起，成为夫妻，并骨合葬。

也免得男、女两家的茔地里出现孤坟。

还有的少男、少女还没定婚就夭折了。

老人们出于疼爱、想念儿女的心情，认为生前没能为他（她）们择偶，死后也要为他（她）们完婚，尽到做父母的责任。

其实，这是人的感情寄托所至。

另外，旧时人们普遍迷信于所谓坟地“风水”，以为出现一座孤坟，会影响家宅后代的昌盛。

姑母家也是因为家里死了几头大牲口，就认定是死去的二叔因为在坟墓里孤单，所以处处和家里作对。

在此，我们可以看到陕北落后的习俗和思想对人们的毒害，同时，我们也可以发现在作品中所反映的，更是一种对人的生命的蔑视与践踏。

因为这个旧习俗在人们生活中的残留，以至于让一个身体瘫痪的姑娘失去生活的权利去陪葬。

刘志成在这一篇散文中，不仅是对陕北封建思想的揭露与批判，而且是对生活在落后地方的人，或者是对弱势群体表达自己的一种悲悯的情怀，同时，也投注了作者深切的关怀。

在他的《沙柳蕤蕤在生命的高原上》一文中，沙柳对刘志成或者所有的陕北人来说，是一种在日常生活中司空见惯的植物。

但是，它们却在刘志成的心中平凡而伟大。

当“我”每一次看见沙柳，“我”的心情会异常的平静。

在“我”困难的时候，是家乡的父老乡亲们伸出了援助之手，帮助“我”度过难关，当“我”回望村口时，村头的沙柳一排排竖立着，仿佛是乡亲们在为“我”送行。

刘志成笔下的沙柳拥有顽强的生命力，它们正是生活在黄土高原上可敬可爱的人们的象征，“我”深深地爱着这些沙柳，正如“我”深深地眷恋着家乡的父老乡亲。

生活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的人们，正是凭借着这种顽强的生命力奋力生活于此。

作者借助散文创描写沙柳，以及我对沙柳的特殊感情，更主要的是，抒发了“我”对生活在高原的人们的无尽赞美之情。

在刘志成的散文作品中除了写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也绘制了一幅幅西北画卷。

他的散文作品中蕴含着陕北、内蒙地域文化，并将此书写得淋漓尽致。

中国的大西北虽然经济贫穷，但是富有底蕴深厚博大的精神与文化。

在他自由驰骋的笔端，勾勒了一幅幅陕蒙的自然风景画，更重要的是，渲染了一幅幅独具特色的陕北风情画。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也孕育了一方文化。

在陕北、内蒙这块土地上，绮丽的高原风景别具一格。

大自然赐予这里的是簇簇的沙柳，潺潺的河流，浑厚的黄土，并构成一副瑰丽的自然风景画。

有这些美术绘画素材在不同的文学作品中形成各具风情的画面。

《沙柳蕤蕤在生命的高原上》里生命力顽强的沙柳、《行进毛乌素》中苍黄广袤的毛乌素、《燃烧的高原》里雄浑的高原等等，都极其富有灵气。

散文家刘志成不仅给我们精心描绘了大量精美的西北风景画，而且引用了大量清新浪漫的信天游。

从《一条歌的河流》和《沙柳葳蕤在生命的高地上》等这几篇散文来看，其实刘志成不仅是一个很有才气的画家，而且是一位很杰出的民歌手。

刘志成曾经为了研究和整理陕北民歌信天游花去了很长时间，并且将其出版。

在《一条歌的河流》中，刘志成又给我们唱出了一曲曲精美绝伦的信天游。

这一曲曲高亢的信天游犹如这一条奔腾的河里有无数精美活泼的浪花。

“芦花公鸡窗台上卧，不图喝酒图红火；酒曲曲出在心里头，抖搭上几声声解忧愁”、“阳婆婆出来照西墙，爱妹妹的心思一肚肚装；手拿上刀刀磨石上处，你不信我就豁开肚”、“郎在丘上放牛羊，姐在河边洗衣裳，郎望姐，姐望郎，牛羊跑上打麦场，搓板打在脸盘上”、“好曲曲好比没梁梁的斗，装在咱的心里出在咱的口”……奔腾向前的黄河，悠悠扬扬的延河，静静流淌的的无定河等西北的河流，孕育出了悠扬的信天游，像一方方洁白的羊肚手巾和一条条艳丽的红腰带，飘荡在西北瓦蓝瓦蓝的天空、洁白的云彩下……古人逐水而居，中华民族自古爱唱歌，西北风大沙多，
寒冷苍凉，人们就更爱唱歌，更爱喝酒，一碗豌豆酒下肚，准都把心里憋着的各种情感用一首首信天游吐出来。

否则，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

在刘志成心里，中国大西北的一条条河流，就是一条条民歌信天游的河流。

“每一首山曲，就是陕北人的一种自嘲自娱，大乐大欢……那诱人的酸曲信天游，犹如陕北这块纯朴的土地上生生不息的沙打旺、沙竹一般，年年发芽，年年疯长，绿油油，水嫩嫩。

”
此外，作者在作品中引用大量的陕北民歌，同时也对这种即将消失的精神文化遗产的担心与担忧。

“我发现陕北人的苦难正在商品经济的炽热气焰中已经走向了冷落，历经了大艰难与大悲凉的陕北民歌最自由的飘逸和最响亮的吼唱，也同这个世界越来越格格不入。

面对现实的物欲横流，它做着最后的挣扎，它当初随苦难滋生，现在也正悲哀无奈地随苦难远去，渐渐荒落……” 刘志成在其散文创作中叶透露出这种深深的惋惜、心痛和担忧。

陕北这块黄土高原上，具有丰富悠久的历史。

陕北自古就是民族融合的“绳结区域”。

从商周时代起，鬼方、猃狁、白狄、匈奴、林胡、稽胡、卢水胡、鲜卑、氐、突厥、党项羌、女真、蒙古、满等少数民族先后以战胜者的雄姿，走上这块历史舞台，从而演出了一幕幕历史壮剧。

陕北成为华族（汉代以后的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融合与交流的“绳结区域”。

在陕北形成了以秦汉文化为主体，融合了北方草原文化等少数民族文化的独特文化个性。

秦汉以前，陕北一直是畜牧区。

西汉以后，农耕业才大量发展，成为半农半牧区。

一直到隋唐时期，陕北南界的黄龙山仍然是农耕区和半农半牧区的天然分界线，这种状况在宋代以后才逐渐有所改变。

刘志成的散文之所以在西部散文甚至是中国散文的文坛上占有一席之地，是因为在刘志成的散文作品中体现为对陕蒙历史文化深厚积淀的挖掘，具有厚重的历史文化感。

同样，也可以这样说，正是黄土高原所蕴含的地域文化和历史文化支撑着刘志成在散文写作的旅途上继续艰苦奔波、坎坷前行。

参考文献：
[1]王亦群.陕北文化研究[M].陕北文化研究会出版,1995.
[2]陈勤建.民俗文艺学[M].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9.
（作者简介：王瑞（1986-），女，陕西府谷人，陕西省榆林师范学校（榆林育才中学）教师，延安大学2008级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当代文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