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来西亚华人的电影想象：作为一种跨国华语电影的“马华电影”

马来西亚华人的电影想象：作为一种跨国华语电影的马华电影
引子
2007年,一项研究基金使我差不多一整年都在吉隆坡研究马来西亚当代电影。

这些电影大部分都是年轻、有干劲的华裔电影人制作的数码短片,电影中的人物交流大多用中文,偶尔也用英文。

我偶然发现了《美丽的马来西亚》,一部由真雅浦(zun yap)创作的12分钟长的短片。

电影的场景设置在一间监狱的会见室里。

一位记者和一位摄影师都是华裔女性,与一个即将被绞死的毒贩会面。

我们从电影中获知这个毒贩也是一位华裔马来西亚人,曾经是一个警官(对于华裔来说这是很幸运的,因为根据宪法规定大部分国家公职都只提供给马来裔的马来西亚人),但他辞去了警察职务,卷入了毒品交易中,又被警察抓住。

片中记者问他是否为给无辜的人民带来的伤害而感到自责,毒贩说他丝毫不觉得内疚或痛苦,并非常讽刺地反问女记者,她是否能使他觉得内疚。

然后他们停顿了一会。

当访问再次开始时,毒贩坐在他的椅子上看似非常放松,并叫女记者继续。

但是记者既没有坐下来,也没有提任何问题,而是将她的录音机放在桌上开始播放。

我们听见了我的国家(negaraku)马来西亚的国歌,可以推知是记者在刚刚休息时录下的。

毒贩听着国歌起初变得困惑,然后他慢慢地站起来以表示通常的对国歌的尊敬。

他此刻觉得内疚了吗?我们不能确定,电影在此结束。

尽管时间短促,这部在一间普通的、只有几把椅子和一张桌子的房间里拍摄的极简主义的短片,却令我意识到独立电影制作实践中内在的症结当代马来西亚的国族性和华人身份。

这部由马来西亚华裔电影制作者完成的数码短片,可以被当作马来西亚独立电影新潮流的一个例证。

这种人物使用汉语(普通话、粤语和闽南语)和英语的华语电影构成了2000年后马来西亚独立电影的主体(khoo 2007:228-229)。

它们讲述的故事通常是关于生活在当代马来西亚的华裔群体的,我们几乎看不到非华裔的角色。

这些电影因此象征着在多元文化交织的当代马来西亚的一种中国环境,通过影像建构着一种华人的马来西亚(chinese malaysia)。

本文将探讨是否能将这些华人制作、以马来西亚为背景的电影视为一类特殊的电影,并分析这些电影与国族性、跨国族性之间的关联,将分析华语马来西亚电影(chinese malaysia cinema)的文本、体制和背景层面。

虽然马来西亚的华裔电影作者已得到了电影节、电影学者和批评家的关注,他们的作品也被称赞为一种创新的艺术探索,但这些作品却很少被当作一类特殊的电影来探讨。

因此本文将尝试定位这些华语马来西亚电影,侧重于探讨它们与跨国华语电影的关系。

通过将这些马来西亚的中国式电影置于各种可能的语境下,本文提供了一个定位这些华人近年来制作的数字电影的框架,将这些电影视为发展中的马来西亚-华语电影(malaysian-chinese cinema)的一部分。

我将马来西亚的华语电影定位于各种未完成的、冲突的、从国族性到跨国性的语境,这些可能适用的语境互相补充又互相冲突。

首先,我将这些电影置于马来西亚国族框架中,与马来西亚民族电影做比较。

我认为可以参照上世纪以来马来西亚发展起来的马华文学,将这种电影命名为马华(马来西亚华语)电影。

事实上,像其它的文化产品一样,很多国家、地区或社会的电影从根本上来说都具有跨国性和跨文化性。

因此,我的第二步要将马来西亚华语电影定位为一种非马来西亚电影。

我将它们视为一种新的跨国性的华语电影,是在当代国际化的世界中,在与其他的跨国电影的联系和竞争中发展起来的。

我将探讨为何这种电影是跨国性的,当它成长于一个全球化的马来西亚时,是否也承载着某些特定的中国性(chinese-ness)的内涵。

电影、国族性和作为他者的华人
马来西亚这个国家非常适用于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提出的想象的共同体概念。

这个国家的诞生没有经历流血事件、民粹运动和反殖民斗争。

事实上,它是以一种精英方式被想
象出来的。

马来西亚诞生于1957年,没有流血牺牲,只是在1950年代的早期到中期,通过西马来西亚各种族受过西方教育的领袖们与英国谈判而实现的。

马来西亚的诞生是按部就班的即便也有痛苦,其孕育过程主要发生在伦敦的谈判桌上,而基于马来西亚多种族、多语言和多种信仰的人口特征,更明显地使马来西亚成为了一个人为的建构。

根据1998年的人口统计,马来西亚57%是马来/土著人(bumiputera),24%是华人,7%是印度人,在这几个主要的种族社群之下还有很多少数族裔。

而几乎所有的马来人都是穆斯林,几乎所有的华人和印度人都不是穆斯林,他们信仰佛教、基督教或印度教。

而政府统计部门2002年宣布人口构成为65%的马来人,26%的华人和7.7%的印度人,其中有60%的人口是穆斯林,19%是佛教徒,9%是基督徒,6%是印度教徒。

伴随着这种不断变化的人口构成,马来西亚1969年发生在马来人和华人间的种族暴乱,以及此后马来西亚为了建设一个和谐国家实行的亲马来(pro-malay)政策,都充分证明了可以将马来西亚视为一种文化上的人为建构。

1969年的种族暴乱,应当是在后殖民时代的马来西亚重塑其历史和国家身份过程中最重要的事件,在这次事件中马来土著居民攻击和屠杀了大量的华裔马来西亚人。

在种族暴乱之后,国家建设的计划呈现了一种非常明显的亲马来转向。

1970年,在位时间最长的马来西亚首相马哈蒂尔·莫哈迈德(mahathir mohammad)曾说:回望这些年&&从来没有真正的种族和谐。

这样一种见解,伴随着马来人落后的起源观念,使得国家于1971年开始施行国家经济政策(nep)。

这赋予了马来人更多的特权,使他们可以在商业、学术和政治圈得到更好的位置。

而这也意味着别的种族被要求牺牲。

电影人阿米尔·穆罕默德(amir muhammad)嘲讽说:一些政治和意见领袖似乎对于与南非的马来人建立团结关系更感兴趣,而不顾非马来裔的马来西亚人。

这种亲土著/马来人的政策至今仍持续着。

这种高度的种族分化使印度裔的马来西亚政治家卡维斯(kayveas)也感到困惑:去伦敦时我是个马来西亚人,去中国时我是个马来西亚人&&但为什么当我回到马来西亚,我却成了印度人?。

这种争论存在于各种种族间而且尤其是在马来人和他们的他者华人间这当然需要我们将马来西亚当作一个文化空间&&有着森严的界限和‘混杂’的内部状态。

对于像马来西亚这样聚合了很多人种和种族群体的国家来说,国家无疑是一个混杂的共同体,而不能很轻易和肯定地获得命名。

因此,著名的马来西亚电影学者盖澄湖(gaik cheng khoo)借鉴霍比·巴巴的播撒(dissemination)概念,将马来西亚命名为马来/亚。

而笔者认为中产马来人和华裔马来西亚人间的冲突和交互作用,以及他们对一种恰当身份的追寻(是马来人,马来西亚穆斯林,华人,华裔马来西亚人抑或别的什么),型塑着后殖民时代的马来西亚中一种马来语民族电影业的发展,也型塑着近年来的大量华语独立电影的发展。

尽管多年以来马来语电影已被标准化为马来西亚国族电影,这种电影是一种混杂的文化制度。

哈姆扎·侯赛因曾中肯地评价说马来西亚电影业是依靠华人的钱,印度裔人的想象力和马来人的劳力建立起来的。

但马来西亚国家和马来西亚电影的混杂性在马来西亚从未得到承认,例如,华人或印度裔马来西亚人在电影业中的角色,以及华语数字电影的播撒,从未被当作马来西亚电影历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