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代经济变革得失

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很多学者认为十五年之内将成为第一大经济体，一个大国崛起的路径已经可以清晰的看到。

然而同时又能发觉中国是个矛盾重重的国家，人们觉得自己身处在一个盛世，但这个盛世却跟自己没多大关系。

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经济制度变革在三十多年里、在一个市场化的取向里不断往前走，但这些年我们又看到了像国进民退这样的景象，看到了权贵资本主义苗头的出现。

然而这些弊病在所有的发展中国家全部都有，我们如何来看待中国经济的成就和困顿，中国自己的逻辑在哪，这是本次研究中国历代经济变革得失的重要观察点。

两个分析工具（从经济角度分析两千多年来中国治理的内在逻辑）——“四个利益集团”与“四个基本制度”一、利益集团的象限分析法中国两千多年来经济的兴衰波动全部是四个利益集团的互相竞争、互相博弈、互相妥协的结果。

这四个利益集团也可以用来分析世界其他国家的经济问题，但中国有两点特殊性。

第一，中国是全球三十大经济体中唯一一个中央集权制国家，其他国家是联邦制、邦联制、共和政体等，而且这个中央集权制是从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就开始的，保持了两千多年。

这是中国在政体上的一个重大不同。

第二，要管理这么庞大的一个国家必须有一种力量，这种力量在经济制度上形成了国有企业体系，即国家以盈利的方式控制能源型、资源型行业。

这使中国与其他国家相比，除了国家与公民的单纯的赋税关系外，国家又要自己来经营一块“自留地”。

那么中国为什么会保持中央集权制？这与中国和西方的文明演变有很大关系。

如果将中西方的历史放到两三千年来看，会发现两者的历史演变非常相近：在早期这两个地方都是部落制国家，通过不断的战争、兼并而变大。

在公元前八世纪到公元前三世纪，中国是春秋战国时期，西方是希腊时期，都是各国纷乱的城邦制；然后中国开始搞一个集权制改革的实验，即公元前360年的商鞅变法，在西方，公元前354年，亚历山大开始购并整个希腊城邦，中西方同时出现了帝国思路，进行集权制改革；到公元前一世纪到二世纪之间，比如汉武帝第一次建立了完整的中央集权制国家，西方几乎在同时西方罗马出现了凯撒大帝，罗马由共和政体走向帝国政体，两边都慢慢变成一个统一的国家。

从公元二世纪到五世纪，中国出现大分裂，三国魏晋南北朝，几乎同时西罗马瓦解，自此之后中西方走到了两个完全不同的轨道上去。

中国在六世纪以后隋唐又统一，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分裂过，但西罗马瓦解后再也没有统一过。

如果说它有过统一的特点的话，就是2002年欧洲地区出现了欧元，在货币意义上进行了一次统一。

中国从汉以后，我们的文字、语言是一样的，一直处在统一的语言状态下（以及统一的宗教、道德认知状态下）。

但是在欧洲，当年罗马地区用的拉丁文已经变成死文字，出现了英语、德语、法语等等各种各样的语言。

中西方产生了很大的差异。

因此，当统一成为中国的一种文化，深入到每个人的骨髓之中的时候，中央集权制的形成就有了天然的土壤。

我们相信有一个人或者一个城市一个政党一个利益集团能够以他的力量管制住这个国家，保持这个国家不产生分裂。

这个问题仍然是未来中国所有搞顶层设计时必须要思考的问题，即在中国搞任何一个经济变革和政治改革，会不会影响到中国的统一，这是两千多年来根深蒂固的逻辑。

如果会影响到统一，那么经济变革和政治改革还能不能走下去，以何种方式走下去。

当中央集权制变成一个根深蒂固的模式，在这个国家建立以后，所有的经济变革都是在这个大前提下进行的。

那么这四个利益集团要一次一次的进行利益调整。

因为大家不能决裂，简单的话分成N多个国家就完了，但中国必须在一锅里讨论这些问题。

所以中国就出现了几个大的问题。

比如四个利益集团不断地发生变形。

可以分为三种大的变形。

A、在某些时候当中央政府非常强大，无产阶层数量非常多，而地方政府没有话语权，有产者很弱小，就出现这种结构。

它有如下表现：国家非常稳定；经济活力非常缺乏；有产者逐渐减少；国民经济由非常强大、稳定逐渐走向衰竭，然后又慢慢开始变形。

B、当变形到这种结构，则国民经济非常繁荣，地方政府拼命发展经济，有产者不断增加，但中央政府变得很羸弱，无产者会对贫富差距拉大产生很大的抱怨。

1978到2000年前后基本就是这个状况。

而最近十年的状况，就是这个漏斗在倒过来，中央政府越来越强大，地方政府权力越来越少，中央通过分税制改革剥夺地方政府的利益，有产者减少，国进民退。

C、在中国年历史上还发生过第三种变形。

这种变形非常罕见。

四个利益集团突然在某一个阶段有产者人数是归零的。

中央政府超级强大，无产者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即1949到1977年之间的中国。

这是因为全球化的社会主义运动在中国进行的一个实践，它把整个有产者阶层作为无产者阶级的一个对立面连根拔掉。

这个情况出现，就是整个国家变成一个完全的计划经济国家，没有私有企业，这种状态下是很难保持长期的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

从制度分析的角度，又可分为四个阶段：1、从秦汉到隋唐这一千多年每朝每代的变法都是围绕这四个利益集团。

比如汉朝初期的文景之治，地方政府很强大，有产者很多，中央很弱，中央就开始削藩，导致了七国之乱，所以叫干弱枝强。

到汉武帝时期开始搞集权改革，这个漏斗就倒过来了，中央很强大，地方很弱小，到了晚年经济就开始衰竭。

唐朝也是如此，唐朝建国时也是国贫民弱，就开始开放，从贞观到开元到天宝，130年民间非常发达。

后来发生了安史之乱，八年就把整个唐朝的繁华全部打光。

打光以后就开始刘晏变法、唐德宗变法，变法以后中央政府又变大。

2、宋朝宋朝在制度变革上有很多创新，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转折性的变革。

比如宋朝用它的办法解决了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关系。

即杯酒释兵权，从宋以后中国历代的领军将领或兵部尚书由文职来担任，它剥夺了职业军人对军队的控制。

但是从宋到中国民国中央财政的70%都用于军费开支。

两汉到唐是地方（藩镇）养兵，而宋以后中央把兵权一旦收回，文人治军以后，财政就被军费绑架。

宋朝中期的王安石变法，是整个中国帝制时期最后一次整体配套体制改革（它的下一次是1993年的朱镕基变法）。

提出十个变法条例来调整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关系，但是失败了。

王安石变法失败后，历朝皇帝再也没有能力或者敢于搞这种激进式的改革。

3、明清不搞改革，将权力完全聚集到中央，而且不是聚集到北京城，是聚集到紫禁城里面，可以说皇权和相权之争聚集到一家。

朱元璋废除了宰相制度，雍正皇帝废除了大学士制度，设立军机处。

皇权已经完全控制住行政权力，居于一人之手。

经济制度上，首先闭关锁国。

北面修长城，南面禁海运，把中国打成一个大铁桶。

所以在宋元以前，中国是全世界贸易非常发达的国家，元朝时世界两大海港，一个是中国的泉州港，一个是亚历山大港。

到了明以后，片木不得下海，粒米不得过疆。

第二是把整个国土之内的社会组织打成一片散沙。

开始搞男耕女织。

在朱元璋、康熙、乾隆的心目中，这个国家最好的状态就是每一个人都生活在自己的小村庄里，这个小村庄有两百户人家，每天早上出去砍柴种地，晚上回家，最好一生不超出这个小村庄的五十里路，大家老死不相往来，不知魏晋，不论国事。

这样的话，帝国可以千秋万代。

其实明清开始搞男耕女织以后，中国的历史就已经走向尽头。

如果没有工业革命，没有外族入侵，很可能我们今天还处在那样的状态下。

4、民国至今到了十九世纪中期以后，这个国家的国门被西方的工业革命打开了。

整个民国时期，这四个利益集团的关系蒋介石政权一直没有调清楚。

直到1949年被打到台湾的时候他仍然没有解决地方军阀割据的问题。

所以你可以发现中国两千多年的经济发展处在这样一个周期律里：首先是战乱、打仗、改朝换代（用鲁迅的话说这个国家《二十四史》就是二十四个姓氏的砍杀史），然后就开始新建政权，此时满目疮痍、国贫民穷。

因此一个政权新建之初一定是放纵民间、发展经济，如减税、轻赋薄役、发展是硬道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而工商业又像是一种速生的植物，只要给它一点空间、一点阳光，它就开始长。

所以中国历史上一个小村庄、小城镇，只要不打仗，十年就会自然地繁荣起来。

因为人要吃饭、要穿衣、要结婚、要各种各样的活动，经济很容易繁荣起来。

而且中国跟世界相比又有两个特点：第一个人口多，生意容易做；第二个它长期是一个统一市场，可以长途贩运。

所以在历史上，只要在和平时期，中国十年就能奔小康，三十年就能盛世，五十年一定成全球最强之国家。

这不是某个政党某个利益集团的本事很大，历史上都是这样子的。

达到最强之后，就开始出现贫富差距拉大，有产者越来越多，地方政府越来越强，中央变成讨饭财政，这个时候就会出现一个变法人物，有时候是皇帝，有时候是丞相，他会搞集权变法，而一搞集权改革就会出现国进民退，国进民退后民间经济开始衰弱，这个时候会出现两种情况：第一是权贵资本横行，因为国家要把权力收上来，搞中央集权，一定要办企业，就是国有企业体系，他就需要授权给人办，叫授权经营。

中国历史上经济变法有很多种授权改革的模式。

他首先会授权给自己，然后再授权给他儿子，再然后授权给他的七大姑八大姨、他的秘书、他的亲信，所以一定会出现权贵经济。

权贵经济到顶峰的时候，会出现一个双首现象——一个国家的首相都是这个国家的首富。

历史上不止一次出现过双首，比如明朝的严嵩，内阁首辅，比如和珅，领班军机大臣，比如民国的宋子文，行政院院长。

双首现象是这个国家中央集权到了极致的一种表现。

第二是国有企业不会在所有的行业里出现，比如它不会做饮料、做陶瓷、做电脑、做衣服，这些叫做完全竞争型行业。

它会做资源型和能源型行业，早期叫盐和铁，叫漕运、外贸，现在叫电信、电力、石油、航空、金融。

这些行业在所有产业的上游，民营资本一定在所有产业的中游和下游。

它控制上游以后，利润自然往上游走。

但是时间一长以后，下游开始萎缩，因为权贵经济一繁荣，然后国进民退，就像今天这样的状况，老板都移民了，哪还有精力在固定资产投资。

下游萎缩之后，上游就开始枯竭，因为上游是靠下游来支撑的。

因此如果不进行市场化的改革就会出现改朝换代，重新进入一个治乱循环的过程。

四股力量如何左右1949年后的中国：第一次变形发生在1949-1977年，即上文C图。

第二次变形是1978-1993年，即上文B图。

当时的报纸上经常出现一个名词——诸侯经济。

各省之间以邻为壑，陕西的煤矿不能轻易的运到上海，江苏和浙江每年抢蚕茧，东北大米打死也不运出东三省，但各省经济高速发展，中央财政叫做讨饭财政。

第三次即1994-2008年，开始分税制改革，即上文A图。

通过价财税整体配套体制改革，中央重新控制了资源的权力、征税的权力、价格的权力，然后就出现了国进民退。

1994年以来中央财政的年均收入增长超过了24%，是GDP的三倍。

第四次是2009年开始，就是这一次的全球金融危机以后。

最近两年地方政府要求分权的声音越来越强，要求主动发债，要求中央企业在地方的所得税部分留存在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