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体环境下的个体诗性自由

群体环境下的个体诗性自由——论小说《树上的男爵》中蕴涵的生存命题人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顾一心(学号：07304781)指导老师刘卫国(副教授)内容提要本文以卡尔维诺小说《树上的男爵》为研究对象，试图分层解析作品蕴涵的深层命题——即诗意个体在群体环境下的生存问题。

小说通过编织树上男爵奇异的一生，喻示出个体与群体文化环境之间的疏离，并藉由主人公“生活在树上”这一象征性的行动，设想浪漫化的诗意个体在普遍的、群体性的历史之中另辟生活之路的可能性。

本文将在分析人物行动的象征意义的同时，解读这一行动在不同层面上的成功与失败，并通过小说在时间维度上的设置，揭示个体诗性自由在现代性群体环境之下日趋艰难的处境。

关键词树上的男爵卡尔维诺群体个体诗性自由引言伊塔洛·卡尔维诺(Italo Calvino)始终是我最喜欢的作家之一，他拓展着小说艺术的无限可能，在现代文学的土壤上开辟出一片充满魔力的叙事国度。

在那些使用第一人称的轻逸笔触中，深浸着一位天才发自肺腑的温柔沉思，它指向人类逐日丧失的生活与情感，指向我们身在其中的整个现代世界的迷误。

在其三部曲《我们的祖先》[①]中，这一沉思则通过数位并不存在的往昔先人——分成两半的子爵、不存在的骑士、树上的男爵，以一种充满惊奇与魔力的形式释放出来。

卡尔维诺所处的20世纪中叶，是欧洲传统的人文理想遭遇毁灭性打击的时期。

发生在世纪上半叶的社会裂变，将现代文明背后的至深荒谬揭示得淋漓尽致，同时，在那些最敏锐的心灵之中，一种深切的悲悯情怀又成为了艺术的原动力。

意大利文学与电影中早期的新现实主义思潮，究其实旨而言，乃是对特殊时期惨痛现实中底层命运的同情；而自50年代后，这一文艺风潮发生了转变，即从取材于战时的社会政治转向对现代文明本质的观察，从强调客观纪实的自然主义倾向转向感伤、抒情的个人化叙事的复苏。

这是因为，随着战争影响的淡化，艺术的反思不再局限于过去若干年中的历史，而是转向寻觅一切痛苦的根源——即人类自身与社会文明之间的冲突，故而，一种超越现实时间和经验的叙事尝试也就应运而生。

卡尔维诺的《树上的男爵》正产生于之后这一时期（这部小说写作于1957年），作者将故事架构于遥远的18至19世纪之交，以充满技巧与象征的非直接的寓言方式探索人与社会之间的紧张关系，更为准确地说，则是受到现代性群体环境压抑的个体诗性自由的问题。

诗意个体与群体文化环境间的冲突，是一系列现代危机中最为焦灼的命题之一，也是自浪漫主义以来经久不衰的文学传统。

在我理解，个体诗性自由是一种扩张性的冲动，它强调个体在情感、意志与生存方式上的自由与非功利性，从而与一切在群体环境中诞生的庸众、教条和世俗规训背道而驰。

相比于荷尔德林式的“诗意的栖居”，它的本质不在于赋予人生诗化的慰藉，而更在于驱使我们叛逆和行动。

《树上的男爵》正为读者塑造了这样一位自由的行动者，他的事迹匪夷所思而又令人眼含热泪，他的失败的价值也要远远高于世俗的成功。

对我来说，卡尔维诺的每一部杰作都在证明：在小说这一领域，语言的魔力具有绝对的扩张性，思想能够以梦境般的形式爆炸，故而，哪怕仅为了沉浸于一种编织“树上的人生”的乐趣，这部作品也足够吸引我去阅读了。

而《树上的男爵》作为一部现代寓言的意义，又在于它确实隐喻了人类在现代性环境下生存的根本问题——即浪漫化的诗意个体如何在普遍的、群体性的历史之中保持其自由与特殊性，又如何开辟一条真正富有意义的生活之路。

近半个世纪以来，对卡尔维诺小说诗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其独特的文学风格及写作方式上，而对其作品中所蕴涵的深刻的价值命题则牵涉较少。

因此，本文力图在不脱离卡尔维诺叙事风格研究的基础上，对小说中以特定方式表述的“群体环境下的个体诗性自由”这一命题加以聚焦，并在不同的层次上加以尽可能深入的论述。

一．论“生活在树上”作为形式所蕴含的象征意义自始至终，一个首要的问题都在《树上的男爵》中挥之不去：假若一个人永远生活在树上，究竟意味着什么？小说主人公——即“我”的兄长柯希莫，在少年时为了一只餐桌上的蜗牛而与家族决裂，从此登上了树顶，在翁布罗萨连绵不绝的树木之间穿行了一生，双脚从未重回大地。

直到垂暮之年，大地已在召唤他老去的躯体，他却站在树顶奋力一跃，随着热气球消失于天空。

在小说中，个体与群体间的一切微妙而尖锐的关系，均是藉由主人公“生活在树上”这一特殊行动而显示出来的，而“树”与“大地”这两种生存的坐标，亦始终随故事的发展维持着某种相对的、彼此观察的状态（直到柯希莫死去）。

因此，“生活在树上”作为一种生存方式，在小说中具有极为关键的象征意义。

通过某种刻意设定的规则——绝不下树，这种生活演变成了一种漫长的自我证明的过程，它象征着诗意个体争取自由的努力，以及由此所激发的各种创造欲和可能性；而大地上的生活，则相应地象征着整个繁芜丛杂的文化世界，一片被血缘、政治、契约和思维规训所束缚的群体环境。

关于柯希莫选择这种生活方式的必然性，我们仿佛能够在小说最初的一段回忆性文字中窥见端倪：我们爬树（如今在我的记忆里这些早年无心的游戏被蒙上了一种启蒙的光辉，是一种预兆。

但在当时谁又能想得到呢？）……从那时起他在心里产生出对家庭（抑或对社会？抑或对整个世界）的一种怨恨，后来表现为他在六月十五日的决定。

[②]——《树上的男爵》第1章在这段文字里，隐含了柯希莫在“六月十五日”做出那个关键决定的动因。

他自由、浪漫而执拗的天性，从小便令他与蔓延在整个大地上的世俗教条格格不入，餐桌上的蜗牛是一个作者的语码，它象征着一种来自父辈、家庭与贵族阶层的身体规训，象征着人们被迫沿袭的世代性的愚蠢，故而，在这场决裂中所隐喻的对立，正是浪漫化个体与世代性群体的对立，是追求个性差异的个体生存方式与湮没个性差异的群体文化环境的对立。

而在这种对立象征的基础上，也便不难发觉柯希莫选择树上生活的真正意义。

在最初的、某种孩子气的固执背后，如作者所说，的确“蕴涵着某种更深厚的东西”。

他将彻底弃绝陆地上循规蹈矩的教条式的生活，同时在树顶扮演起一位披荆斩棘、创造无限可能的诗意的叛逆者。

有一点必须被我们所明了——餐桌上的决裂是一个作者玩弄的把戏，真正重要的因素在于少年柯希莫本身——他对生活具有天然的叛逆的激情，并意识到人应该拥有一条自我的道路。

只有在意识深处洞察这一点，并在现实中挺身反抗人生的庸碌，才有可能成为柯西莫式的自由的人。

这种令柯希莫登上树顶的、对生活可能性的自由向往，为整部小说的叙述提供了强大动力，因为我们都怀着一种嗜读童话的好奇之心，迫切想要知道树上的生活是如何进行的。

小说的开篇和收尾深沉而简略，大量的中间篇幅则被用于编织男爵那梦境般的树上人生，在那些故事之中，读者甚至能体会到一种沉浸于梦境的乐趣。

凭借这种超越于现实的叙事游戏，卡尔维诺似乎在掩盖叙事意图中的严肃部分，在整部小说中，主人公与这个世界的激荡冲突，无不被一种轻逸的笔触和孩子气的柔情所隐没。

这使得我们不禁要怀疑：小说是否真的立足于揭示人与社会的对立？因为事实上，在那个造梦的领域，他似乎是一位童话世界的主人公，而非反抗社会最终失败的悲剧英雄。

对于这一问题，将在第三节中加以解释。

二．论柯希莫个体性与社会性的深层统一在彻底弃绝陆地上一切循规蹈矩的教条与契约的同时，柯希莫开辟了一条不可思议的生活的道路，他依据自己的童心与专断，在树顶缔建起另一座奇特的契约王国。

小说在时间维度上主要集中于柯希莫的少年与青年时代，在章回的跳跃中显现出他心灵的成熟。

首先，他有绝对的精力与脑力来经营他的树上王国，使他绝不至于退化为一个风餐露宿的野人；其次，树上王国的建立事实上也无法离开男爵与陆地的物质和精神联系。

他的身上保留着乡村贵族的温和教养，他如饥似渴地阅读书籍，与历代贤哲的精神相沟通。

在他真正成熟之后，他观察着整个世界，甚至在动荡的岁月中勾画着社会的蓝图——柯希莫行走于树上而做一个哲人王。

他赫然是鲁滨逊与柏拉图的一体。

当然，在这里使用“哲人王”一词，与柏拉图提出的哲人王概念有着显著的差异。

后者在实质上是一种理想政制的代名词，而柯希莫之作为“哲人王”，则是在我强调他对树上王国加以某种精神主宰的基础上提出来的。

他是诗人、探险家与革命者的一体。

他是一位思想上的先行者，也是一位现实行动的勇士。

正因为如此，柯希莫式的英雄有着比拜伦式的英雄[③]更高贵的地方，尽管他们都是浪漫化的，但在行动上却截然两途。

男爵的独特之处在于他创造了一种生活的形式，那是为他所身在的世界里的人们所未曾经历的、而只能仰视的生活。

他一方面远离大地上的人际感情网络，一方面却向深刻而纯粹的感情方式回归，他的友谊与爱情甚至比旁人更为柔和与真挚。

柯希莫对大地的离弃，恰恰建立在对生命本质意义的热爱之上，正如小说末尾人们在他的墓志铭上刻下的字符——柯希莫·皮奥瓦斯科·迪·隆多——生活在树上——始终热爱大地——升入天空”[④]——《树上的男爵》第30章外在的叛逆者，往往是事物本质更忠实的守卫者。

因为浪漫化的个体比之任何庸众都更像一个真正的人，他的生命势必受到内心那种深深的激情的决定性影响，他的忧欢哀乐也必定超于旁人。

当他在世俗的教条之内无法得到自由之时，便不得不选择外在的叛逆，也正在这种叛逆的形骸之中，他心灵的真挚才被千倍地呈现出来。

（至少在卡尔维诺的这部小说中是如此）卡尔维诺本人亦曾明确言道：“……我应当为此编造一个从人际关系、社会、政治等中脱逃的故事吗？不是，那样就太肤浅和无聊：我让这个不愿意像别人一样在地上行走的人物不变成一个厌世者，而变成一个不断为众人谋利益的男子汉，投身于那个时代的运动，愿意全面参与积极生活，从技术进步到地方治理和精致生活。

只有这样写，我才有兴趣动笔。

但是他始终认为，为了与他人真正在一起，唯一的出路是与他人相疏离，他在生命的每时每刻都顽固地为自己和为他人坚持那种不方便的特立独行和离群索居。

这就是他作为诗人、探险者、革命者的志趣。

”[⑤]——《我们的祖先》三部曲后记柯希莫生活在树上并投身于社会的方式，隐隐暗示出诗意个体对于完整性的追求，这种完整性包括了自我、友情、爱欲、知识与德行，乃至对这个世界永不熄灭的关注与好奇之心。

它揭示出诗意个体立足于世界上的深层意欲——即同时追求个体性与社会性的统一。

这里所指的“社会性”，并非个体对社会契约的片面服从，而是个体在人与人的联系间寻找人生意义之确证的需要。

他首先渴望成为自我，同时也渴望成为英雄甚至贤哲，惟有如此，他的行动所蕴涵的意义才是丰富的：首先是个体如何获得独立生存的问题，其次是情感、政治和宗教问题，最终是人的尊严与自由问题。

[⑥]也惟有如此，小说才不至于被“树上”与“大地”彼此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所局限，从而释放出一部叙事作品所能容纳的更多的意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