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邹韬奋的新闻思想
邹韬奋(1895-1944)，伟大的爱国者、著名政治活动家，也是杰出的新闻记者、政论家和新闻出版者。他毕生从事编辑出版工作，先后主编了《生活》、《生活日报》和《全民抗战》等7种报刊，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办报风格和良好的职业作风，尤其是他的“真诚对待民众，时刻关心社会改进和国家的命运前途”的鲜明新闻思想，在中国新闻发展过程中产生了重大意义和深远影响。
真诚为民众服务，永远立于大众立场
为人民大众利益服务，努力办好人民大众所需要的报刊，是韬奋办报的基本思想。在新闻工作中，他先是继承了我国早期民主报刊的优良传统，树立了“为人民办报”的思想，后来转向集体主义、共产主义，所办报刊便沿着一个方向前进：始终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上，真诚对待民众，真实报道人民群众的生活，如实反映人民大众的呼声。
早在20世纪20年代，邹韬奋就在《〈生活〉周刊究竟是谁的》中指出：《生活》周刊始终以读者的利益为中心。30年代创办《生活日报》时他又进一步强调：要使《生活日报》成为真正人民的耳目，并在《〈生活日报〉发刊词》中表示同仁自勉的第一义——以全国民众的利益为一切记述评判和建议的中心标准。
有了明确的办报宗旨，韬奋先生更将其贯彻到新闻实践之中。他始终全心全意服务民众，关切着读者的悲欢离合、酸甜苦辣：
1.增辟“读者信箱”,“最快乐”处理读者来信，为读者分忧解惑、答疑释难。韬奋曾描述处理读者来信时的心情说：“……以极诚恳的、极真挚的情感待他们……辄感负之重，期望之殷，竭我智能，尽忠代谋①”。
2.以真诚负责的态度改进完善刊物的内容、风格和经营。在内容上他要求报刊讲人民大众想讲的话，讲农人、工役和女仆等人的苦生活；在文风上，力求大众化，要尽可能用口语来写新闻，力争使初识字半通文的大众都能看懂所创办的报刊；在文字方面采用明显畅快的平民式文字，力争让民众看懂和理解文章；在报刊经营上强调办报刊不以盈利为目的，而是诚信对待读者，把人民群众利益放在首位，指出广告也要和言论新闻一样，凡是提倡迷信、伤风败俗、坑人害人的广告一概不登。这和今天少数媒体为谋取一己私利而刊登虚假甚至违法广告以致欺骗坑害读者的做法形成鲜明对照。
3.充分利用报社的邮递线路，积极地代读者办事、购物，极大地方便了群众的生活。1930年9月，韬奋设立“生活代购部”，后来又成立“诚恳、热诚、周到、敏捷、有礼貌”为服务宗旨的生活书店，他还组织群众开展各种社会活动，与
大众融为一体、打成一片……
韬奋同志以“真诚为民众服务，永远立于大众立场”的办报思想为指导，赢得了人民大众的信任和爱戴，实现了新闻媒体与受众之间的良好互动。
关心社会,以社会改进为目的
虽然韬奋先生经历了从爱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到社会主义新闻工作者的转变，但是他始终把社会的进步和民族解放事业作为从事新闻出版事业之目的。
他说，新闻记者的活动要有正确的动机，要为社会的福利而活动，要以社会改进为目的。20世纪30年代，他在《生活日报》创刊词中鲜明指出:“本报的产生正在中华民族危急存亡最迫切的非常时期”。“本报的两大目标是努力促进民族解放，积极推进大众文化，这也是从民众的立场，反映全国民众在现阶段内最迫切的要求②”。
面对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反动派的利诱迫害，他没有向暴力屈服，而是尖锐批评国民党政府和香港当局的新闻检查制度，坚决主张社会民众应该享有言论自由，积极为中国的言论自由问题奔走呼告，表现出铮铮铁骨。面对国民党当局的杀头威胁，他以六次流亡相抗衡，“宁为玉碎，毋为瓦全”，并痛斥国民党反动派蹂躏民权、扼杀人民自由权利的卑劣行径，将人民的言论自由作为中国当时社会民主政治进步的重要目标。“七君子”事件发生后，他愤然写到：“为争取救国无罪，不是为个人，而是为着救亡运动的前途。不许侮辱人格，也不是为个人，而是为争中华民族人格的光辉③”。
在创刊办报实践中，韬奋力争做到思想与时代同步，与社会俱进。早期为社会提供“精神食粮”而积极创办刊物。在《本刊与民众》一文中，对于“什么是民众？……一般有正当职业或正准备加入正当职业的平民都在内；尤其是这般人里面受恶制度压迫特甚的部分。④”敏锐地指出民众的界定，看到阶级的对立，比较准确地点出社会和时代的本质。后来他进一步认识到只有根本改造社会制度，才能彻底解决问题。随着政治目光的更加敏锐和共产主义思想的进一步深入，他提出了“雅俗共赏论”，“有趣味与有价值的统一”、“刊物要有个性，要有创造精神”等著名论断，对当时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有积极的影响和重大作用。
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韬奋先生的新闻思想虽然有着较大的差异，但是他却一直关注着中国的社会现状，心系国家和民族发展，始终以社会改进为目的。
心系国家命运和前途：海外写萍踪，丹心系祖国
1933年至1935年间，韬奋重点考察了英、美和苏联等国，先后在《生活》、《新生》等报刊上撰发记述海外
行踪的新闻通讯，《萍踪寄语》和《萍踪忆语》也先后出版。读韬奋先生的游记，看到的不仅仅是真实和爱憎鲜明的文字，更是“充满着爱与力的新游记”，是一颗赤子之心，是一腔爱国之情。他真诚地眷恋着祖国社稷，一颗心紧系中华民族的命运和前途。
在国外采访写作时，他说：“心目中常常涌现着两个问题：第一是世界的大势怎样？第二是中华民族的出路怎样？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我们要研究中华民族的出路怎样，不得不注意中国所在的这个世界的大势怎样，这两方面显然是有很密切的关系⑤”。为此他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客观地加以报道，还明确地指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差别。看到利物浦贫民窟的下层劳苦大众的凄惨悲凉生活，他揭示出“华美窗帷的后面”的悲剧和惨象——贫富悬殊、种族歧视、堕落风尚等；通过对苏联的参观，他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国家”充满着高度的激情。他告诉读者，资本主义还未“油干灯草尽”，要特别注意观察那里“旧的势力和新的运动的消长”。社会主义既有蓬勃发展的新生事物——劳动人民生活改善、公有制的优越性等，也有弊病和缺点——办事效率低、有小偷等，这为当时民众客观理性地认识两种社会制度，解决中华民族的出路有着积极的意义。
海外写萍踪，丹心系祖国。韬奋以一副真诚炽热的胸怀关心着祖国的发展状况，正如他临行前所说，离开祖国，不是消极的退避，而是去别的地方擦亮恺甲，磨锐兵器，预备做一个更勇猛的战士!
(作者系兰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新闻专业2005级研究生)
注释：
① 《新闻界人物》编委会主编/1983年6月版
②邹韬奋：《〈生活日报〉创刊词》/载于穆欣的《韬奋新闻工作文集》，1985年8月版
③复旦大学新闻系研究室编：《邹韬奋年谱》/复旦大学出版社，1982年4月
④邹韬奋：《本刊与民众》，载于穆欣的《韬奋新闻工作文集》，1985年8月版
⑤邹韬奋：《萍踪寄语》/上海三联出版社，1987年9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