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论文三国演义嘉靖本和叶逢春本词汇比对及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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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志演义》嘉靖壬午本与叶逢春刊本比较谭(脞录八篇)

《三国志演义》嘉靖壬午本与叶逢春刊本比较谭(脞录八篇)

《三国志演义》嘉靖壬午本与叶逢春刊本比较谭(脞录八篇)刘世德
【期刊名称】《明清小说研究》
【年(卷),期】2005()4
【摘要】·刘世德·摘要此文选录了校读《三国志演义》嘉靖壬午本与叶逢春刊本时所写下的札记八篇,目的在于探讨嘉靖壬午本与叶逢春刊本的优劣、先后等问题。

【总页数】11页(P55-65)
【关键词】《三国志演义》;嘉靖壬午本;叶逢春刊本;原文;改文;优劣;先后
【作者】刘世德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I207.413
【相关文献】
1.嘉靖壬午刻《三国志通俗演义》底本新探 [J], 赵望秦
2.嘉靖壬午本《三国志通俗演义》非最早刻本考 [J], 张志和
3.叶逢春本《新刊通俗演义三国志史传》绣像考略--兼论小说史上的“叶逢春本现象” [J], 毛杰
4.嘉靖壬午本《三国志演义》小字注的理论贡献 [J], 刘海燕
5.论《三国演义》嘉靖壬午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校注本前言 [J], 沈伯俊因版权原因,仅展示原文概要,查看原文内容请购买。

论三国

论三国

论三国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

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

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从版本形态的角度来看,《三国演义》的版本大致可以分为这样三个系统:1.《三国志通俗演义》系统。

包括嘉靖元年刻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万历十九年(1591年)金陵周曰校刊本《新刊校正古本大字音释三国志通俗演义》和夏振宇刊本《新刊校正古本大字音释三国志传通俗演义》等。

2.《三国志传》系统。

包括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建阳叶逢春刊本《三国志传》,万历二十年(1592年)余象斗刊本《新刻按鉴全像批评三国志传》,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联辉堂刊本《新锲京本校正通俗演义按鉴三国志传》,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杨春元刊本《重刻京本通俗演义按鉴三国志传》和《新刻汤学士校正古本按鉴演义全像通俗三国志传》等。

3.毛宗岗父子评改本《三国志演义》系统。

《三国演义》是我国最杰出的长篇历史小说。

作者在不违背历史基本事实的基础上,充分发挥想象力,大胆虚构,创造了许多栩栩如生的历史人物形象,取得了丰硕的艺术成果。

但由于作者"拥刘反曹"的正统观念,人物描写不免失真,想象夸张亦显过分,致使作品中也有虚构得不够成功的地方。

清代史学家章学诚曾经评论:七分实事,三分虚构。

《三国演义》的情节结构事实上呈现出一种“绳状”的特点。

蜀、魏、吴三个国家以三条线交互发展,即不是并行,也不是简单的交叉,而呈“缠绕”状,无论是在大的情节结构单元方面,还是在小的情节单元方面,均是如此。

《三国演义》描写了从东汉末年到西晋初年之间近一百年的历史风云。

全书反映了三国时代的政治军事斗争,反映了三国时代各类社会矛盾的渗透与转化,概括了这一时代的历史巨变,塑造了一批咤叱风云的英雄人物。

东汉末年,宦官专权,群雄逐鹿中原。

经过一系列激烈的权术,计谋,武力、人心的争斗,最终如卧龙诸葛亮所说,形成了天下三分,三足鼎立的局势:东汉后裔刘备所建的蜀、江东霸主孙权所建的吴和些天子以令诸侯的曹操所建的魏。

《三国演义》字频研究

《三国演义》字频研究

《三国演义》字频研究《三国演义》是中国第一部古典长篇小说,取材范围几乎整整一个世纪,而其从酝酿到成书,前后经历了一千多年。

从这一成书过程可以清楚地看出,这部优秀的历史小说,不是一人之作,而是全民族集体智慧的结晶。

采用浅近的文言,同时吸收了当时的口语成分,它通过语言艺术的审美愉悦,把读者带到历史重现的画卷中,带到历史文化的领悟中。

为此,它保持着述说历史的郑重其事、严肃认真的态度,从而使自己的语言带有特殊的史家气概和史笔风采。

明人庸愚子在《三国志通俗演义序》中早就指出《三国演义》语言的“文不甚深,言不甚俗”,有接近当时口语的成分,这是因为它的成书经历了史家著述,讲史话本和文人创作的过程。

讲史话本的创作形式,使《三国演义》的语言更接近口语,而史传文学的著述,又为其语言的精炼奠定了基础。

从语言面貌上看,汉魏以后口语中新生的词汇现象与语法现象,都在书中有面广量大的反映;为了营造历史气氛,全书中也出现了一些文言成分。

由此可见,《三国演义》提供的材料在语言研究上所具有的代表性是不言而喻的,但从语言形式的角度来研究《三国演义》面貌的成果尚不多见,从字频角度进行语言研究的目前为止更是没有发现。

综合观察100余年来的有关文献,目前《三国演义》语言研究存在以下不足和需要发展的地方:首先,从我统计分析的文献资料看,对《三国演义》的语言进行语言艺术研究的多,而进行语言学研究的少。

其次,对《三国演义》的语言研究,目前尚缺乏系统和完整的理论体系,即便是有一些系统研究,也缺少深度和完整性。

第三,对《三国演义》的语言艺术研究或语言学的研究,多数是描述式、例证式研究,缺少封闭式、数据库式的统计分析研究。

我们以后的研究,要突破以上诸多方面存在的不足和局限,让《三国演义》这一具有重要语料价值的经典著作的语言研究取得应有的进展和成就。

《三国演义》字频研究的意义也就在于为汉字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一些比较可靠的基本资料,应为汉字应用及应用发展史的描写提供一些比较可靠的研究结论。

《三国演义》嘉靖本词汇比对及研究【开题报告】

《三国演义》嘉靖本词汇比对及研究【开题报告】

开题报告汉语言文学《三国演义》嘉靖本词汇比对及研究一、综述本课题国内外研究动态,说明选题的依据和意义《三国演义》,原名《三国志通俗演义》,是我国第一部长篇章回小说,是历史演义小说中的经典之作。

《三国演义》自成书以来,备受人们喜爱,历代藏书家和刻书家都对之青睐有加。

郑振铎先生在1929年发表《三国志演义的演化》一文,认为嘉靖元年刊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是最早、最善、最接近罗贯中原作面貌的版本,后来的诸本皆源于此本。

嘉靖元年刊本亦称“罗本”、“嘉靖本”。

全书分为二十四卷,每卷十节,共二百四十节,每则前有七言一句的小目。

这是公众认为最接近罗贯中《三国演义》的原本。

叶逢春刊本是孤本,收藏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爱斯高里亚尔修道院的图书馆。

全书分十卷,每卷二十四节,其中卷三、卷十已遗失,每半页叶正文上面有图像一幅。

嘉靖本和叶逢春本都是嘉靖年间的刊本,两者都没有记载刻印的具体年份,但各有序言。

嘉靖本卷首有弘治甲寅(1494)庸愚子(蒋大器)《序》,叶逢春本序言写于嘉靖二十七年(1548)春天,为钟陵元峰子所写。

首卷端题“新刊通俗演义三国志史传”,“东原罗本贯中编次”,“书林苍溪叶逢春綵像”。

通过嘉靖本和叶逢春本词汇的比对研究,可以发现两个版本间内容上、形式上的变化。

虽然都是嘉靖年间的本子,但其已代表了两个不同的版本系统,适应不同文化素养。

沈伯俊先生、刘世德先生等诸位学者对三国版本的研究都颇有见解。

二、研究的基本内容,拟解决的主要问题本课题主要通过嘉靖本词汇的比对研究,探讨两个版本内容上形式上的不同之处以及研究其词汇上出现变化的原因,以更好的理解《三国演义》包涵的思想内容,追寻《三国演义》版本演变背后更深刻的原因。

主要解决的问题是两个版本间各词汇间现变化差异的原因,并以此为线索,研究其更深层次的有原因。

在叶逢春版中许多地名、人名等名词与嘉靖本都发生了变化,经过比对还可以发现许多词汇都发生了类似的转变。

发生该种变化的原因是多样的,有的词汇因为在抄写的过程中出现错误,故而两个版本出现差异,也有的是因为人们对一个词汇不同理解造成的。

三国演义论文样本

三国演义论文样本

三国演义论文样本三国演义论文样本就是为大家的关于三国演义的论文,请看下面:三国演义论文样本:三国演义研究论文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三国演义》研究取得了长足进展,成为古代小说研究领域成绩最为显著的分支之一。

短短二十一年(1980—2000)间,中国大陆公开出版《三国演义》研究专著、专书(含论文集)大约100余部,相当于此前三十年的二十倍;发表研究文章1600余篇,相当于此前三十年的十倍多。

从总体上看,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大大超过了以往任何历史时期,在一系列问题上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取得了若干新的突破。

基本情况,可参见拙作《八十年代以来〈三国演义〉研究综述》一文(载《稗海新航――第三届大连明清小说国际会议论文集》,春风文艺出版社)。

在二十一世纪开始的时候,如何把握《三国演义》研究的发展方向,如何在新的世纪把研究提高到新的水平,这是值得每一个研究者认真思考的问题。

这里就值得重视的几个问题略述己见,以就教于学术界同行。

一、新的突破必须以版本研究的深化为基础读书必先明版本,这是学术研究的常识。

要全面、系统地研究一部作品,弄清其版本源流乃是必不可少的基础。

对于研究者整体而言,如果缺乏正确的版本知识,研究的科学性、准确性、完整性就会受到局限。

举一个典型的例子:一些人常常用“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这句话来概括《三国演义》的主题,分析罗贯中的思想;其实,这只是一种顺口的、省事的说法,虽然方便,却并不准确。

首先,此说的基础是毛本《三国》开头的第一句:“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而明代的各种版本却根本没有这句话,不能随意用它来表述罗贯中的创作意图。

其次,在罗贯中的心目中,“分”与“合”并不具有同等地位。

尽管作品表现了东汉末年由“合”到“分”的过程,但这只是全书的发端,是对既定的客观史实的叙述;这种“分”并不反映作者的愿望,恰恰相反,作者对这一段“分”的历史是痛心疾首的。

作者倾注笔墨重点描写的,倒是由“分”到“合”的艰难进程,是各路英雄豪杰为重新统一而艰苦奋斗的丰功伟绩。

《三国演义》在明清时期的传播接受与反馈情况研究

《三国演义》在明清时期的传播接受与反馈情况研究

《三国演义》在明清时期的传播接受与反馈情况研究[摘要]《三国演义》在明清时期的接受情况颇为复杂,主要有统治阶级的娱乐欣赏和功利欣赏接受、士大夫的社会道德观和艺术审美接受、老百姓的娱乐欣赏和实用接受三种。

反馈情况亦因人而异,既有肯定反馈,亦有否定反馈,还有客观分析评价的辩证反馈。

[关键词]三国演义;明清时期;接受;反馈;研究[作者简介]黄晋,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导师;张恩普,,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文学博士,博士研究生导师,吉林长春130024[中图分类号] 1207.4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4- 4434(2012)10 - 0094 - 06 文学传播学认为:文学受众不仅是文学传播过程得以存在的前提和基础,而且亦是传播者千方百计想接近的接受者和反馈者。

《三国演义》问世以后广为流传,影响深远。

《三国演义》在明清时期的接受情况颇为复杂,主要分为三种。

并且,由于受众不同其反馈情况亦迥然不同,亦可分为三种。

一、接受情况《三国演义》在明清时期的传播受众涵括了以皇帝为首的统治阶级、文化素养颇高的士大夫以及广大的老百姓。

由于传播受众的身份、价值观和文化素质等的差异,故接受情况亦各自不同。

兹以以下三种来论述:(一)统治阶级的娱乐欣赏和功利欣赏接受统治阶级对《三国演义》的喜爱主要出于两个目的:一是娱乐欣赏接受;二是功利欣赏接受。

尤其是功利欣赏接受才最为统治阶级所看重。

1.娱乐欣赏接受虽然明朝初期历代皇帝对通俗小说、戏曲等均采取了严格的禁毁政策,但是由于被《三国演义》的艺术魅力所感染,所以明初期历代皇帝情不自禁地喜爱上了《三国演义》和三国戏曲。

王利器在《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有相关记载:“武宗一日要金统残唐小说看,求之不得。

一内侍以五十金买之以进览。

神宗好览水浒传。

”明钱希言在《桐薪》(卷三金统残唐记)中亦有类似记载:“武宗南幸,夜忽传旨取金统残唐记善本。

中官重价购之肆中,一部售五十金。

叶逢春刊《三国志传》版本价值研究

叶逢春刊《三国志传》版本价值研究

叶逢春刊《三国志传》版本价值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三国志演义》版本研究取得了重大的进展。

就版本演变的源流关系而言,嘉靖元年刊本是现存最早的《三国》版本,但它是否是最接近罗贯中祖本面貌的版本,目前研究界存在着两种不同观点。

大多数研究者都承认“演义”与“志传”这两大版本系统的并存,但对其先后关系,见解并不一致。

本文将以现存最早的建阳《三国志传》版本——叶逢春刊本为研究对象,立足于前人《三国志演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参照嘉靖元年本、汤宾尹本、刘龙田本及黄正甫本与其进行文本对读研究,从文字、段目、细节描写、人名、地名、时间、引用的诗词论赞及版画特征等方面入手,分析叶逢春本与嘉靖元年本在体制与内容上的相同与不同之处,着重突出叶逢春本的版本特征及自身特色,探索后出建阳“志传”诸本与叶逢春本的关系,探讨叶逢春本在《三国志演义》版本中的地位问题和存在价值,并对《三国志演义》的版本关系提出自己的看法。

《三国演义》研究的百年回顾及前瞻

《三国演义》研究的百年回顾及前瞻

《三国演义》研究的百年回顾及前瞻梅新林韩伟表内容提要本文在中国学术由古典向现代转型的宏观背景下,在广泛搜集和充分占有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对20世纪海内外《三国演义》的研究历程进行全面的梳理,对其重要成果与不足进行系统的总结,同时也探讨了今后的突破方向,以便为21世纪的《三国演义》以及其他经典小说的研究提供有益的借鉴与启示。

《三国演义》(注:从现知最早的刊本至今,《三国演义》刊行的主要正式名称不下十数种。

如非必要,本文一律以《三国演义》作为共名。

)因其卓越的艺术成就和丰厚复杂的思想内涵及广泛深远的影响,而受到历代学者的普遍关注。

但自《三国演义》刊行到19世纪末,由于受传统学术价值观念与思维定势的局限,明清两代学者的研究依然主要沿用“比附经史”、“劝善惩恶”等儒家诗教观念,对作品或作感悟式的道德评判,或作辨伪式的史实考索,等而下之者甚至肆意谩骂、一味诋毁。

其间虽亦有如清毛宗岗父子的评点之类的重要成果问世,但就整体而言,在小说观念与批评方法上未有根本性突破。

直到20世纪初,随着中国社会及学术转型的日渐完成,《三国演义》的研究方始真正进入自觉的文学研究畛域。

与20世纪中国社会及学术本身的转型和发展相契合,百年《三国演义》研究明显地呈阶段性演进之势。

前半个世纪,在中国学术现代化与中西文化交流的宏观背景下,《三国演义》研究逐步摆脱了比附经史的传统观念及以感悟式“评点”为主体的传统批评方式的限囿,开始尝试融合西方现代人文科学新的理论与方法,由此将《三国演义》研究引上了现代学术研究的轨道。

自50至70年代,随着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古代文学研究领域中的广泛运用,《三国演义》研究在破旧立新中出现了一派崭新的气象,然而由于受“左”的僵化思想的影响,研究的思路比较狭隘,模式比较单一,尽管在“人民性”与“为曹操翻案”两大焦点上讨论热烈,促进了《三国演义》的传播与普及,但真正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学术成果并不多。

至70年代末,由于改革开放与思想解放运动的推动,《三国演义》的研究才逐步回归学术本身,并呈多元发展之势,在文献、文本、文化研究诸方面都取得了重要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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