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佛教史研究的有关问题
公元5-6世纪长安佛学界关于佛性问题的讨论
公元5-6世纪长安佛学界关于佛性问题的讨论作者：袁志伟来源：《人文杂志》2019年第09期内容提要佛性问题是公元5-6世纪长安佛学界探讨的核心理论问题，对这一问题的探讨主要包括以下内容：首先，长安佛学界对佛性内涵的理解经历了由“客观真理”到“主观心性”的转变，逐渐形成了以佛性为核心，倾向于“一心开二门”的真如缘起义理体系;其次，将涅槃境界视为自我意识的升华，随着各派佛学思想的综合，逐渐从心性主体的角度来理解涅槃境界;再次，将“禅定为主，定慧并重”的修行方式作为成佛的主要途径。
这一时期的长安佛性思想对隋唐时期中国佛学思想主题的转变，以及中国佛教诸宗派的建立等方面产生了重要影响。
关键词长安佛学佛性论涅槃境界修行论〔中图分类号〕B9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9）09-0070-08长安佛教在中国佛教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长安佛学也是研究魏晋南北朝及隋唐佛教哲学的典型案例。
本文的考察时段为公元5世纪初鸠摩罗什圆寂（413年）后至公元6世纪末隋朝建立（581年）前的一百六十多年时间。
史传中对这一时期长安佛教①的记载较少，学界对其佛学思想的具体内涵和特点也关注较少，因此本文的讨论有其必要性。
实际上，这一时期的长安佛学思想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意义，它一方面继承和发展了汉魏两晋长安地区的佛学传统及理论成果，另一方面为隋唐中国佛教诸宗派的创立准备了思想条件。
本文拟围绕5-6世纪长安佛学界对其核心论题即佛性问题的讨论，理清这一时期佛性思想的主要观点及理论创新，及其在中国佛学史上承前启后的意义。
佛教传入中国后，其佛学思想主题逐渐由对性空佛理的讨论发展为对佛性本体的探讨。
经过汉魏两晋时期的初期“格义”，中国佛教思想界开始以玄学思维的“有无之辩”及本体思维的“本末之辩”理解“缘起性空”和般若实相，而伴随着北凉昙无谶《涅槃经》的译传流布，佛教思想界逐渐将关注重点转向对佛性及涅槃境界等理论问题的探讨。
现代中国对佛教的批判与反批判
现代中国对佛教的批判与反批判●现代中国对佛教的批判与反批判20世纪的中国佛教，可以说是在不断的反省中渡过的。
高僧大德、佛教学者，始于对宋元以降佛学传统的检讨反省，继而对中国佛教屡屡发出严厉的批评，借印度佛教的正统来贬抑中国佛教的传统。
譬如，支那内学院的欧阳竟无说：“自天台、贤首等宗兴盛而后，佛法之光愈晦。
”[1]日本学者甚至提出“批判佛教”一词，加强了对中国佛教传统的批评力度。
站在新世纪的入口处，我们也要对这股批判之风作出某种反省：一、从印度佛教变为中国佛教，有没有改变佛教的根本大义？二、从印度佛教变为中国佛教，有没有特定的历史语境？通过对“大乘佛教三系说”和“中国佛教史三期说”的诠释分析，本文提出“哲学的非整体性尺度”和“史学的整体性尺度”，试图重新估价中国的传统佛教。
一、“批判佛教”的焦点从南北朝末年开始，约在6—8世纪二百年间，中国的佛教形成了一些具有中国特色的本土化宗派。
一般认为，中国佛教有八个宗派，即天台宗、华严宗、三论宗、法相唯识宗、禅宗、净土宗、律宗和密宗。
这些宗派的出现，使佛教从一种外来宗教变为民族宗教，从印度佛教变为中国佛教，乃至于现代的许多中国人不知道佛教原来属于外国文化。
从宗教文化传播的角度来看，这种情况无疑是成功的。
但在20世纪的批判佛教看来，中国佛教的成功，正好暗示了印度佛学在中国的失落。
这种局面，被台湾佛教学者蓝吉富称为“现代中国佛教的反传统倾向”。
[2]欧阳竟无（1871-1943年）和太虚（1889-1947年），在中国近代佛教史上堪称“双峰并峙、二水分流”，分别领导了支那内学院和武昌佛学院，培育了大批佛学研究的专门人材。
有感于中国佛教当时的种种积弊，他们致力于佛法的改革与振兴，寻求一种能够适应时代、契合众生机缘的新佛教。
欧阳竟无认为，佛法的复兴，必须要通过唐宋以后逐渐失传的法相唯识学，回归印度佛学的正统；太虚认为，佛法衰微的原因，是长期以来重消灾超度的鬼神化倾向，因此他要建立不重鬼神而重人乘的“人生佛教”。
关于中国佛教起源和发展的探讨
关于中国佛教起源和发展的探讨佛教最早起源于古印度 在距今2500多年前的公元前6—公元前5世纪 由释迦牟尼创立。
佛教最早由西域传入我国 至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
公历纪元前后 佛教开始由印度传入中国 经长期传播发展 而形成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中国佛教。
由于传入的时间、途径、地区和民族文化、社会历史背景的不同 中国佛教形成三大系 即汉地佛教(汉语系) 藏传佛教(藏语系) 云南地区上座部佛教(巴利语系)。
汉地佛教 佛教传入中国汉族地区 历来均以东汉明帝永平年间(公元58—75年) 派使者去西域取回《四十二章经》为佛法传入中国的开始 传播的地区以长安、洛阳为中心。
中国内地建造的第一座寺院就是洛阳市东10公里处的白马寺。
相传由一匹白马驮经而来 建白马寺来纪念。
东汉时绝大部分佛经都是在洛阳白马寺翻译的。
藏传佛教 或称藏语系佛教 俗称“喇嘛”教。
喇嘛藏语意为“上师”。
藏语系佛教始于7世纪中叶 当时的藏王松赞干布迎娶尼泊尔尺尊公主和唐朝文成公主时 两位公主都带去了佛像、佛经。
松赞干布在两位公主影响下皈依佛教 建大昭寺和小昭寺。
到8世纪中叶 佛教又直接从印度传入西藏地区。
10世纪后半期藏传佛教正式形成。
到13世纪中开始流传于蒙古地区。
此后的300多年间 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教派 普遍信奉佛法中的密宗。
随着佛教在西藏的发展 上层喇嘛逐步掌握地方政权 最后形成了独特的 政教合一的藏传佛教。
巴利语系佛教(上座部佛教)流传于我国云南省傣族、布朗族等地区 那里人民的佛教传统信仰与南亚佛教国(泰国、缅甸等)大致相同。
大约是在7世纪中叶 佛教从缅甸传入中国云南傣族地区。
那里若干世纪以来 都能保持依照原始佛教的佛法、戒律和进修学的优良传统。
傣族男童到了入学年龄必须出家为僧 在寺院学习文化知识 接近成年再还俗。
关于中国佛教的起源有各种说法 其中比较古老而最负盛名的大概有两种。
其一是后汉明帝的感梦求法说 。
据晋袁宏《后汉纪》的记录 “初 明帝梦见金人 长大 项有日月光 以问群臣 或曰 “西方有神 其名曰佛 陛下所梦得无是乎 ”于是遣使天竺 问其道术 而图其形像焉。
佛教史学研究论文
佛教史学研究论文中国佛教史学[1]，是随着佛教在中国的传布与发展逐渐形成的。
它一方面适应着佛教在中国传布的需要，另方面又深受中国传统史学的影响。
通常人们只把它作为佛教史的一个分支，仅从佛教史、社会史等角度来审视某些佛教史籍的史料价值，却很少从历史学的角度来考察这些史籍的史学意义。
其实，佛教史学应该属于交叉学科。
这里，从史学发展的角度来谈一点关于佛教史学的发展源流。
佛教自汉代传入，经魏晋南北朝至唐，达到鼎盛。
宋元时期，又有新的发展。
随着佛教在中土的长足发展，佛教史籍编纂逐渐呈现出三个阶段：东晋至唐初出现记录佛事的史籍，唐代佛教史籍范围不断拓展，宋元时期佛教史籍体裁不断完备。
一、最先记录佛事的史籍佛教自汉代传入，经魏晋南北朝至唐初，西行求法高僧携回大批梵文佛经，译经水平不断提高，逐渐运用儒学注经的方式对佛经进行注疏，同时编纂各种工具性的著录。
在这一过程中，自觉记述各个教派、众多名僧史事的文字、撰著不断涌现，反映着佛教史学的形成。
东晋南北朝时期，最先推出的记录佛事的史籍，大体有四种类型：一是有关佛教史的著述，二是关于阐扬佛理的史籍，三是记述佛教在中土传布的史籍，四是官方史书的记载。
一、有关佛教史的著述，东晋、南朝时期主要有《佛国记》、《释迦谱》。
《佛国记》1卷，沙门释法显撰。
又名《高僧法显传》、《历游天竺记》。
法显（约337－约422），俗姓龚，平阳武阳（今属山西临汾）人。
“常慨经律舛阙，誓志寻求”。
东晋安帝隆安三年（399），与同学等，“发自长安，西渡流沙”，越葱岭、度小雪山，“自力孤行，遂过山险”，遍历天竺及师子国。
义熙八年（412）回到青州长广郡牢山（今山东青岛崂山），第二年至京师建康（今江苏南京）。
《佛国记》为其西行求法，前后15年所见所闻。
“凡所经历三十余国”[2]，不仅是4世纪亚洲佛教史的重要著述，还是中国与印度、巴基斯坦、尼泊尔、斯里兰卡等国交往史的重要著述，也是中国现存史书中有关陆海交通最早、最详细的记录。
中国佛学史籍概论
《中国佛学史籍概论》是一本系统介绍中国佛学史籍的书籍，主要对中国六朝以来史学必需的佛教史籍进行了分类和述要，并对与历史有关的佛教内容进行了分析和阐述。
具体来说，该书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1.佛教史籍的分类和述要：该书将佛教史籍按照成书年代、内容等进行分类，并对各类史籍进行了述要。
其中，主要涉及佛教经典的编纂、注释、翻译、研究等方面的书籍，以及与佛教相关的历史文献和资料。
2.佛教史籍的内容和特点：该书对每类佛教史籍的内容和特点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和分析，包括各书的内容、特点、价值等方面的内容。
通过阅读该书，读者可以全面了解中国佛学史籍的发展历程和基本情况。
3.与历史有关的佛教内容：该书还对中国历史上与佛教相关的内容进行了分析和阐述，包括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影响、与中国文化的交融等方面的内容。
这些内容对于深入了解中国历史和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4.对《四库提要》有关佛教史籍的纠正：在介绍各书时，作者还对《四库提要》中有关佛教史籍的错误进行了纠正，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和评价。
这有助于读者更加客观地了解中国佛学史籍的情况。
总的来说，《中国佛学史籍概论》是一本全面介绍中国佛学史籍的书籍，对于深入了解中国佛教文化和历史具有重要意义。
同时，该书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和历史的窗口，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和理解中国文化的精髓和特点。
关于儒道佛的几个基本问题的论文
关于儒道佛的几个基本问题的论文儒道佛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
在历史上，中国人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主要是由儒道佛三教所支配、所决定的。
今天，儒道佛依然对中国社会文化生活有着广泛的影响。
只不过，对不同社会领域和阶层的影响程度与影响性质有所不同而已。
由于每个人的生活背景和文化程度不同，对这种影响的自觉程度及评价标准有所不同。
这都是自然的、正常的情况。
不过，如果对儒道佛的认识和评价出现太大的差异，乃至截然的对立，则多少有点不正常了。
而这种不正常的现象确实存在着。
这意味着国人对自己的文化传统缺乏一种起码的共识。
这种现象值得深入反思。
同时也表明，从不同角度对儒道佛加以探讨是必要的、有意义的。
通过这种探讨，或许可以而形成某种基本的共识。
基于此，本文尝试阐述儒道佛的几个基本问题，权作抛砖引玉而已。
（一）儒教、天祖教与传统宗法性宗教探讨儒道佛首先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儒学或儒教的性质问题，究竟是人文学说还是一种宗教学说？由此涉及第二个问题，即在中国历史上，除了土生土长的道教之外，是否还存在另外一种土生土长的宗教、这种宗教就是中国历史上的国教？学界提出“儒教、天祖教与传统宗法性宗教”这三个名词，旨在说明这两个问题。
按学界以往的主流看法，儒学不是宗教，中国历史上不存在所谓“国教”的现象。
但目前学界看法有了变化，他们分别用不同名称来说明中国历史上土生土长的国教的存在，或用“儒教”[①]，或用“天祖教”[②]，或用“传统宗法性宗教”（或宗法性传统宗教）[③]。
其中，儒教问题是近期学术界讨论的热点。
学界大致存在如下几种观点：1、儒学就是儒教，儒教就是宗教；2、儒学不是儒教，但中国历史上确实存在一种宗教性质的儒教；3、历史上所谓“儒教”，指的是教化之义，而不是宗教含义。
因此，儒学不是宗教，而是一种人文学说；4、儒学虽然是一种人文学说，但具有深刻的宗教性；5、儒学广义上可以理解为一种宗教。
对于学界存在的这些争议，张岱年先生总结得好，他说：“对于宗教，可以有不同的理解。
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精品】
佛教在中国各时期的传播与发展佛教在世界三大宗教中传入中国最早，迄今已有近两千年的历史。
它在我国的影响，不仅波及政治以及经济领域，而且广泛深入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隋唐以后，佛教逐渐中国化，从而成为中国封建社会上层建筑的一个组成部分，并在中国经历了一个由盛到衰的过程。
一，佛教开始传入中国（1）东汉时期：佛教传入中国的确切时间说法不一，历史上一般以东汉明帝感梦遣使求法说作为佛教传入中国的标志。
明帝一次夜里做梦，见一金人身长一丈六尺，头顶有白光，从空中而来，飞行殿上。
明帝醒后召集群臣卜梦，在场的傅毅回答道：“臣闻西域有神其名曰佛，陛下所梦将必是乎？”明帝听了他的话，就派蔡愔、秦景等，到天竺去访求佛法。
遇见了迦叶摩腾和竺法兰两僧，于永平十年同到洛阳。
明帝极为欣喜。
随在洛阳城西门外建立精舍，以处两僧。
迦叶摩腾（如图所示）和竺法兰都是中印度人。
摩腾通晓大小乘经典；竺法兰诵习经论，多至数万章，印度尊之为师；二人皆以弘布佛法为己任，志趣相投，所以不怕路途遥远，随从汉使来到中国。
佛教初次东来，信仰的人并不多，影响很小；这两人到后，佛教在中国渐有影响力，信仰的人也渐渐多起来。
（2）东汉末年：佛教传到中国后，能在宗教上占一位置，是在东汉末年了。
此后直至三国时期，佛教的流传甚为缓慢。
起初，只是在王室宫廷的狭小天地之内信奉，到西晋才逐渐推至民间。
当时佛教被认为不过是一种神仙方术，一种与黄老并列的祠祀化的东西，只是在中国传统信奉的神仙谱里，又增添了一位释迦牟尼而已。
在汉代，佛教大体处于这样一种状态。
二，佛教进入鼎盛时期隋唐时期：隋唐时，佛教在中国通过4-5个世纪的流传，在中国佛教史上达到了顶峰。
此时，南北政治统一，历代皇帝扶持佛教；文化交流融洽，大量佛经被译出；寺院经济发达，使佛学离开经院而转向寺院。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佛教也随之走向异说求同求通求综合的趋势，由南北朝的学派进而形成若干新的宗派，有天台宗（图为天台宗三祖慧思大师）、华严宗、三论宗等，判教成为各宗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成为隋唐佛教的一大特色。
清代中国佛教文化的发展与传承研究
清代中国佛教文化的发展与传承研究清代是中国佛教文化发展与传承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内，佛教逐渐成为了社会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佛教文化文献不断诞生，汇集了很多关于历史、文化、哲学等方面的精华，所以，它对于我们今天的研究和了解清代历史文化，有着很重要的意义。
一、佛教文化在清代的发展历程在早期的清代，佛教文化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打击，因为当时的政府比较注重经济和军事方面的发展，所以，对佛教文化的发展并不太关注，佛寺的建筑和修缮比较困难，这种困境持续到了乾隆朝，时期内佛教文化得到了空前的发展，这得益于皇帝乾隆的亲佛心态和他的王朝对文化艺术的培养，同时也因为乾隆能够看到佛教文化对于文化、艺术、哲学等方面的贡献，这些贡献都得到了乾隆的认可和鼓励。
在这个时期，佛教文化兴起了一个新的学派，这个学派即禅宗，禅宗代表着中国佛教文化的最高境界，它强调内省和文化艺术的修炼、人格的完美、人心的修养等方面。
禅宗的出现，标志着中国佛教文化逐渐从本质和本体中得到了提升，佛教文化的涵义和深度也得到了丰富和升华。
二、佛教文化的传承清代佛教文化的传承不仅是在文献方面，也在佛教寺庙、佛教僧人、佛教信徒、佛教文化学术组织以及佛教文化的传统艺术方面都有传承。
佛寺是传承佛教文化的重要场所，不同地方和不同时期的佛寺都有自己的特色，动派、禅林、历史名刹、大型寺院等类型的佛寺，都是中国佛教文化的重要代表。
此外，僧人也是佛教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他们在佛教教义、哲学和文化艺术方面的研究、传播和宣传，都为佛教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此外，佛教信徒对于佛教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也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他们不仅是佛教文化的受益者和传播者，也是佛教文化的继承者和发扬者。
佛教文化学术组织则是传承佛教文化更为专业的机构和场所，中国的佛教学术组织一直是国内佛教学者和爱好者研究佛教文化、哲学、艺术等学科的重要机构。
这些机构在传承佛教文化方面，注重重要佛经的汇编和翻译工作，并对这些佛教文献进行研究、编纂和编辑，使得现代的学者们能够更好地了解和认识佛教文化的历史和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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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论：中国佛教史研究的有关问题
一、研究中国佛教史的意义
历史的研究不出二种意义：一者，恢复历史的真实；二者，以史为鉴。
印顺导师说：“治佛教史，应理解过去的实际情况，记取过去的兴衰教训。
”我们研究中国佛教史，也正是出于这种目的。
对于新生代的中国青年僧人，担负着住持如来正法、传扬佛法的重任，有关中国佛教史的修养，是最基本的知识修养。
1、研究中国佛教史，是了解整个中国佛教的前提。
佛教在中国生根、发展已两千年，成中国文化的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
只有通过对中国佛教史的学习，才能了解佛教在中国的发展过程。
不懂佛教，就不懂中国哲学，就不懂中国文化，胡适就是一个明显例子。
2、研究中国佛教史，是从事佛教研究的基础。
佛教研究涉及面十分广，无论是宗派、人物、区域史、文献的研究，都必须有中国佛教史的背景知识。
3、研究中国佛教史，是了解现代佛教状况的钥匙。
历史的继承性，所以有现实的今天。
现代佛教状况的水平，正是由于在历史的时空中发展过来，其实现代佛教正是继承明清佛教的许多思想、制度、仪规等，而佛教教育更是民国年间太虚大师的翻版。
4、了解中国佛教史，有助于适应时代特征传播佛教，弘扬佛法；同时，以史为鉴，纠正当今佛教发展的弊端，如对“法难”的研究，正可以树立时代的使命感与责任感。
以高德为榜样，学习佛法，发心修行。
二、研究中国佛教史的资料来源
任何研究必须有一定的根据，历史的研究更强调资料的重要性，孔子说：“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
”不治史学，不知文献之可贵，正是如此，敦煌遗书的发现，促进一个世界显学的兴起——敦煌学。
目前对佛教史料学有概括的研究阐述，有两本书：陈垣《中国佛教史籍概论》，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陈士强《佛典精解》，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
在藏经中保存的史料十分丰富，如《大正藏》第49、50、51、52，《续藏经》中更多。
研究中国佛教史的资料来源除了佛教本身的典籍资料以外，应当对外典及其他有关文献资料给予足够的重视。
（1）正史，即《二十五史》中与佛教相关的记载，这是研究佛教与国家、社会关系的重要资料。
（2）文集，这是历代有关文献的集成，如《全唐文》、《册府元龟》、《古今图书集成》、《唐会要》、《宋会要》、《明会要》等，在台湾编辑《大藏经补编》中曾有略少收集。
（3）方志、佛寺志，即是某一地区、某一寺院的专门史实记述，这是研究佛教区域史、人物史的重要资料，例如张弓《汉唐佛寺文化》就是依方志及僧传来统计历代区域所建的寺院。
（4）道藏，这是道教的文献集成，因为道教在与佛教的斗争中，不断吸收了佛教的思想、仪规、戒律、忏法等，所以道藏是研究中国佛教与道教交涉的重要资料，将《道藏》中与佛
教相关的思想、戒律、忏法等辑出来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工作，日本鎌田茂雄曾经作过《道藏内佛教思想资料》。
（5）遗书，主要指敦煌遗书，其中百分九十是佛教文献，所以利用这批资料加强对中世纪佛教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敦煌学已经成为国际显学，但对于佛教的研究，国际上以日本与法国最为突出，但远远不够，对敦煌遗书有关佛教文献的整理与研究，需要青年僧人献身。
而其中文书中的题记，没有经过有意识的整理，没有经过太多的中间解释和阐述，于是他们就把当时人们的思想——当然是普遍和一般的思想——直接地呈现在我们面前，这里并不讨论那些玄虚的“空”、“性”，而是在种种切身的愿望中坦率地表示着信仰的意义。
（6）考古文物、金石资料。
首先是典籍中所保存下来的金石资料，如《金石粹编》、《八琼室金石补正》、《陶斋藏石记》等，这里保存了许多造像铭文、碑文等，是研究佛教民众信仰的重要资料。
侯旭东《五、六世纪北方民众佛教信仰》就是这方面的佳作。
从造像的数量变化，可以反映出从南北朝到唐代弥勒、弥陀两大净土信仰的势力变化。
现存文物，如造像、石窟、建筑、器具等实物。
观山西大同云冈石窟的造像，为北魏太安至太和年间所造，可知五世纪时中国雕刻美术的成绩，以及其与印度希腊艺术的关系。
所以，加强对佛教美术史的研究，是十分有意义。
当然，这其中需要对图像进行解读，需要图象学的功夫。
另外，即是最新出土的文物，即山东龙兴寺刚出土的佛像，即是研究北朝时期佛教的最新资料，对《文物》、《考古》、《文物与考古》这三个杂志必须重视起来。
（7）墓志，目前有《魏晋南北朝墓志汇编》、《唐代墓志汇编》，这是研究佛教社会史的重要资料。
（8）笔记小说，这是一般民众思想的载体，从中可以看到许多有关对佛教的思想、人物许多奇怪的描述，这是了解当时佛教民众信仰的重要资料。
（9）家谱，这是了解佛教人物的重要资料，例如家族与佛教，这是说明佛教信仰的继承性；世族与佛教，这是了解士家大族对佛教的支持与信仰，以及他们自身地位的变化，都非常有关系。
如太原王氏与佛教。
三、研究中国佛教史的方法
周一良先生在《毕竟是书生》（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年）中提到学习历史必须掌握六个W，WHO、WHEN、WHERE、WHAT、HOW、WHY。
研究中国佛教史必须有中国历史、哲学、文学、美术、文物等方面的基础常识，然后熟悉中国佛教史的轮廓，再从小处着手，以小见大。
在方法上，必须勤于抄录、练习注意、逐类搜求（借助《佛光大辞典》中所引用的资料）、熟读原始资料及最好的现代著作，在旧资料中发现新问题，多多发现与利用前人没有利用过的资料。
最后，利用现代化电脑科技检索资料，则是二十一世纪僧青年必须掌握的手段。
随着通史的逐渐完善，以后中国佛教史研究的重点，主要在专宗史、社会经济史、制度史、艺术史、断代史、民俗史、区域史等方面。
应该利用的语言有梵语、巴利语、藏语、英语、日语、法语、德语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