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美现代性视域中的_诗与哲学之争_刍议_李士军

Vol.9No.72012年7月第9卷第7期Journal of Hubei University of Economics(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Jul.2012“诗与哲学之争”是西方思想史上的一个古老话题，几乎每一部思想史、美学史都提到了这一争议。

如鲍桑葵的《美学史》以叙述“敌视艺术的早期思想界”为开端。

[1]吉尔伯特和库恩在其《美学史》中指出：“美学与其说产生于任何纯粹的悟性活动中，不如说产生于争辩过程中。

”[2]早在柏拉图时代，“诗与哲学之争”就成了西方思想史上一个永不休止的争论话题，并以不同的形式展开着。

当下，我们从审美现代性的维度来观照“诗与哲学之争”这一古老议题，以期揭橥这一理论主题所蕴藉的深刻含义。

一、争议回顾中西思想的起源历程我们可以看到，神秘主义的诗性精神统率着一切，在思想与艺术没有分野的时代，诗与哲学密切的联系在一起，诗歌成为最初的哲学思想的载体。

意大利伟大的哲学家、语文学家、美学家维柯指出：“希腊世界中最初的哲人们都是些神学诗人。

这批神学诗人的兴旺期一定早于英雄诗人们，正如天帝约夫是赫库勒斯的父亲。

”[3]诗先于哲学而产生，“诗与哲学之争”无疑产生于哲学产生之后。

最早的诗人被尊敬为神的儿子，伟大诗人荷马甚至被称为“人类的导师”。

而提到“诗与哲学之争”，人们首先想到的便是柏拉图在其《理想国》（Politeia ，一般译为“理想国”，也有的学者指出译为“政治篇”更为准确）中对诗人的贬斥与放逐。

柏拉图的诗学思想带有明显的倾向性与鲜明的功利性。

他把诗人逐出理想国，但逐出的只是那些在他看来以低级趣味表达为核心内容的诗人，而对那些歌颂神灵的诗人则是可以留在理想国里的。

对此，伽达默尔评价到：“柏拉图对诗歌的审查，似乎表现出一个纯理智主义者的道德成见，因为这里给了诗歌一个它不可能负担也不需要负担的包袱。

它的内容被净化了，以至它能靠自身达到教育的影响。

通过表现，它应当反复向青年人的灵魂灌输真诚的信念，并且是由于自身这样做的，因为青年人和老年人的公共生活中并没有现成的信念，引导并且规定诗的影响。

这个任务是诗歌教育功能的过重负担。

这个过重的负担，只有通过柏拉图所说内容背后的批判动机才能得到说明。

”[4]在柏拉图看来，诗歌要为现实政治服务，诗歌与哲学的结合要以维护城邦的利益为准则，诗歌应服务于城邦的政治诉求，只有那些合乎道德规范的诗作，才能成为教育者愿意选择和接受的材料，至于那些不合乎道德规范的诗歌，则必须逐出理想国。

柏拉图借苏格拉底之口禁止模仿表现低级情调的诗歌，“加强了城邦的稳定性，或者说巩固了城邦稳定不变的特点。

模仿是一种变化的方式。

最终，人们会变得与自己模仿的事物相似。

”[5]在柏拉图时代“诗与哲学之争”的语境里，柏拉图“让我们更为密切的关注诗的来源，即便他声称要将诗人从他的城邦中驱逐出去，在此一役上，苏格拉底几乎的确是在邀请我们重新审查那些他打算删除的段落。

苏格拉底实施了一种古老的策略：若要唤起对某些段落的注意，就去引用他们，哪怕同时对其予以谴责。

”[6]无论怎样，哲学与诗在柏拉图那里都呈现出一种既分又合的复杂关系，纷争只是这一复杂关系中我们相对比较熟悉的一个方面，而融合则是远未真正引起我们注意的另一个维度。

二、融合诗与哲学，可以说是想象与思维两种方式最高境界的产物，并非始终处于相互对抗之中。

毋容置疑，是《荷马史诗》开启了希腊文明、甚至整个欧洲文明的历程。

色诺芬也指出：“从一开始，人人都从荷马那里学习”，荷马甚至被成为“人类的导师”。

在西方，就成文之作而言，诗歌的产生或许早于哲学。

恩培多克勒的《净化》是诗体写作的，巴门尼德的《论自然》也是典型意义上的诗体哲学。

柏拉图无疑知晓这一切，但是用诗歌体撰写哲学著作似乎不是他心目中的诗与哲学的通连，他想看到的是诗与哲学在文字表达上深层次的融汇。

他不认为诗与哲学在形式上的“联合”是一件主要的事情，而二者在实质上的连接和内容上的互补才是他真正关心的问题。

[7]罗森在《诗与哲学之争》序言中指出：“哲学与诗的纷争，是哲学与诗的根本同一派生的结果。

当我们企图确认或者描述统一原则本身时，冲突就产生了；这一企图总是导致诗的获胜。

发生在派生层面的胜利，被视为根本性的了。

用稍稍不同的概念来表达，哲学和诗的纷争，是技术或方法层面的：当技术在哲学中试图占据主导地位，或者哲学将自身转化为诗的审美现代性视域中的“诗与哲学之争”刍议李士军1，2（1.吉林师范大学党委宣传部，吉林四平136000；2.黑龙江大学哲学院，黑龙江哈尔滨150080）摘要：“诗与哲学之争”可以说是西方思想史上的一个古老却又历久弥新的话题，诗与哲学的论争中时时闪耀着智慧的火花。

诗与哲学，无论谁主沉浮，都是指向人类生存的终极关怀。

当下从审美现代性的视角来重新审视这一古老命题，不论是哲学对诗的压制，抑或是诗对哲学的反抗，都具有强烈的现实色彩。

当下，艺术与审美则在某种意义上历史地承担了对身处现代生活中的人们进行心灵“审美救赎”的重任。

诗歌可以说从审美现代性的维度实现着对人们精神层面的“审美救赎”。

关键词：柏拉图；诗与哲学之争；审美现代性26··时候，这个冲突就产生。

所以这个纷争是似是而非的，而不仅仅是派生性的，因为没有真正的纷争已经是明显的事实。

纷争本身就是诗的胜利。

”[8]诗与哲学作为独特的言说方式而存在，哲学的诗化和诗化的哲学，使诗与思真正形成沟通，超越句法而达澄明之境，共同谱写着生命的序曲，从而建构了海德格尔“诗与思”的王国。

“诗和思地北天南而在这遥遥相隔中紧邻。

它们的邻近当然不是说互相笨手笨脚的借用词句。

诗和思是两条平行线，互相超越，又在无穷处相切。

”[9]不可否认，在《理想国》、《柏拉图对话集》等著作中，除了玄思深奥的哲学意蕴外，我们总能领略到其字里行间充溢的诗意灵动———一种优雅的、连续不断的、围绕哲理的陈述展开而又超越哲学的晦涩与古板，让我们领略到柏拉图特有的诗情才华。

“柏拉图在本质上是一个诗人———他的意象真实而壮丽，他的语言富有旋律，凡此都达到了人们可能想象的最强程度。

”[10]锡德尼更是一语中的的揭示了柏拉图诗人哲学家的本质：“虽然他作品的内容和力量是哲学的，它们的外表和美丽却最为依靠诗。

因为全部都是依靠对话……他那富有诗意的会谈细节描写，如一个宴会的周到安排，一次散步的高情逸致等等，中间还穿插着纯粹的故事，如古格斯的指环等，不知道这些东西是诗人的花朵的人，是从未进过阿婆罗花园的人。

”[11]三、反思可以说，肇始于柏拉图时代之前的“诗与哲学之争”，贯穿了整个西方思想史的历程，甚至时至今日仍然困扰着无数学人的思考。

在数千年的西方思想史中，哲学曾经长期掌握着话语权。

当下，整个人类知识的体系都面临合法性的挑战，于是思想家们纷纷用非哲学的语言和思路来反思哲学。

在这样的语境中，文学对哲学的颠覆就显得颇为神圣。

从审美现代性的视角来观照“诗与哲学之争”，也许能获得一些宝贵的启迪。

刘小枫指出，审美现代性“以感性为本体论归依；赋予艺术以宗教式的拯救功能;对世界采取一种审美的态度”。

[12]有关“现代性”问题，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的学术界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这一问题又是与当下社会的现代性进程休戚相关的，是不可规避的。

依据哈贝马斯的观点，充满张力的现代性分为三足鼎立的三个领域：“认知-工具理性”指向科学层面；“道德-实践理性”指向伦理层面；“审美-表现理性”则指向文学艺术层面。

审美现代性可以说更注重文化与精神层面，特别是在当下社会转型期，承载着对物质丰富却精神荒芜的大众心灵起着“审美救赎”作用。

对审美现代性的关注，更有利于当下社会转型期大众审美价值观的完善，以实现“审美的生存”与“诗意的栖居”。

在当下社会转型这一历史进程中，深刻体验社会伟大变革的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都在发生着潜移默化的蜕变，我们可以用马克思的话来指称当下的现实：“一切固定的古老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如知识更新，引者注）。

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如爱情，引者注）。

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

”[13]马克思的话虽然说在许久以前，却在某种意义上映照了当下发生的巨变（the great transformation），暗合了人们活生生的社会体验。

在现代社会，我们的物质极大丰富了，我们的精神家园却荒芜了。

与此同时，宗教作为指向彼岸的人类终极关怀的功能衰落了，艺术与审美则在某种意义上历史地承担了对身处现代生活中的人们进行心灵“审美救赎”的重任。

在现代社会，“审美-表现理性”以审美现代性的维度实现着对人们精神层面的“审美救赎”。

纵观几千年的西方思想史，不论是柏拉图对诗人的放逐，还是亚里士多德对诗的辩护、中世纪的“销毁偶像运动”、维柯的“诗性智慧”、黑格尔的“艺术消亡论”、尼采的“诗性哲学”、海德格尔的“诗性思维”以及德里达的“反逻各斯中心主义”，这些背后都隐含着诗与哲学之争。

可以说，诗与哲学之争并不是两种学科之间的论争，它更是人类关于两种认知方式———诗性思维和哲学思维———之间的论争，也是人类关于生存方式———诗意生存和逻辑生存———之间的论争；并且这一争论也延伸到了诗人和哲学家之间优劣的论争（这在柏拉图那里就已经开始）、科学思维与审美思维之间优劣的论争、感性和理性之间优劣的论争，因而，这是一个涵盖很多方面问题的课题。

随着研究的深入，诗与哲学之争的问题必将被更多的关注。

诗与哲学之争在滚滚的时代洪流中，已经产生了烛照后世的万丈光芒，其中更为深远的意义，还有待于我们去做出进一步的探索。

（注：本文系黑龙江省教育厅人文社科研究资助项目“西方历史上诗与哲学的论争”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25122 28）参考文献：[1]鲍桑葵.美学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15.[2]吉尔伯特和库恩.美学史（上卷）[M].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9.[3]维柯.新科学[M].朱光潜，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101.[4]伽达默尔.伽达默尔论柏拉图[M].余纪元，译.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2.55.[5]尼科尔斯.苏格拉底与政治共同体：《王制》义疏：一场古老的论争[M].王双洪，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7.99.[6]戈登，等.戏剧诗人柏拉图[C].张文涛，选编.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571.[7]陈中梅.诗与哲学的结合———柏拉图的心愿[J].外国文学评论，1995，（4）.[8]罗森.诗与哲学之争[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9.[9]陈嘉映.海德格尔哲学概论[M].三联书店，1994.321.[10]章安琪.缪灵珠美学译文集（第三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139.[11]锡德尼.为诗辩护[M].钱学熙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6.[12]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M].上海：三联书店，1998.[1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