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寒柳诗的古典今典分析_瞿子栋

第30卷第5期萍乡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3年10月V ol.30 NO.5Journal of Pingxiang College Oct.2013陈寅恪寒柳诗的古典今典分析瞿子栋（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上海 200241）摘 要：陈寅恪先生创作的诗歌世称寒柳诗，作为中国近现代以来最出色的史学家之一，寒柳诗中包孕了许多的典故，尤其是古典与今典的综合运用，更使得寒柳诗达到了诗歌用典的高超境界。

本文便溯中国古典诗歌中的用典传统而下，从陈寅恪寒柳诗中的古典今典入手，从而分析其诗中的心灵变化与复杂情思，进而窥探寒柳诗的艺术特征。

关键字：陈寅恪；寒柳诗；古典今典；中图分类号：I1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9149（2013）05-0052-05一、中国古代诗歌用典与寒柳诗“事类者，盖文章之外，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也”，刘勰之所谓“事类”，即诗文中的典故运用。

用典，也称用事，是中国古典诗歌传统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用典的出现是文化积累的必然结果，从先秦屈原始，历经汉代大盛与南北朝的极端化发展，到了唐宋，诗人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已经将创作中的用典作为一种自觉的行为，如“韩退之自谓‘窥陈编以盗窃’，柳子厚自谓‘好剽取古人文句，以自娱乐’，欧阳永叔亦自谓‘好取古人文字，考寻前世以来圣君子之所为，时亦穿蠚盗取，饰为文辞，以自欣喜’”。

前代的古事古人古语与经典，甚至是诗人当时的事件、人物、言语，都是用典取材的来源，“夫经典沉深，载籍浩瀚，实群言之奥区，而才思之神皋”，因此用典是诗歌重学问的必然结果。

“自卿渊已前，多才而不课学，雄向以后，颇引书以助文”，而以学资才，方能“主佐合德，文采必霸”。

职是之故，“将赡才力，务在博见……综学在博，取事贵约，校练务精捃理须核，众美辐辏，表里发挥”，诗人只有重学博览，才可以熟悉各种典故，以在诗歌造语间游刃有余，使诗歌之言，文辞之意在与典籍、故事的历史关联中，通古典雅而有书卷气。

诗歌发展到宋代，学问化的倾向达到顶峰，时人以“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称之，学问成了宋诗创作审美风格的重要组成部分。

宋朝的诗人们以学问修养为底，尚理好议，推崇韩愈，“远师六经，近师吏部”，后又在苏轼、王安石等人的倡导下尊杜学杜。

宋诗在先后以韩愈、杜甫为文学典范的过程中，接受了其“以才学为诗”的做法。

后至清末年间，经程春海、祁隽藻等人倡导学杜学韩，以及曾国藩倡导学山谷诗等以纠诗坛甜熟浅滑之弊，“宋诗运动”大兴，同光体蔚然成风，“同光体者，余戏目同、光以来诗人不专宗盛唐者也”。

同光体主要分为两派，其中声势最隆的是赣派，取法杜甫、韩愈、孟郊、李贺与黄庭坚，以陈散原为首，作诗避熟避俗，用典使字戛戛独造，“陈散原先生，则万口推为今之苏黄也……尝言‘诗必宗江西，靖节、临川、庐陵、诚斋、白石皆可学’……早年专事韩黄……又兼有杜陵、宛陵、坡、谷之长……生新奥折，归诸稳顺……思深理厚，尚不失自家面目”，时人语之为“及时雨宋江”，赞曰“见一善，尝挂口。

退而视之无所有。

江湖上，归恐后。

阅世高谈辟户牗。

撑肠万卷饥犹餍，脱手千诗老更醇。

双井风流谁得似，西江一脉此传薪”，甚至以“凿开鸿蒙。

手洗日月，杜陵而后，仅收稿日期：2013-09-23作者简介：瞿子栋（1990-），男，江西萍乡人，硕士，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江南学。

有散原”称之，其诗坛地位可见一斑。

陈寅恪的尊人便是陈散原，其祖父更是清末重臣陈宝箴，亦素有文名。

陈寅恪自幼受家学熏陶，后更是学贯中西，为当世大儒，其作寒柳诗，承父祖之学，并出入唐宋，用典造境，皆殊于世，为人所不及。

尤其是关于用典，其在《元白诗笺证稿》中曾有所语，“凡诠释诗句，要在确能举出作者所依据以构思之古书，并须说明其所以依据此书，而不依据他书之故。

若仅泛泛标举，则纵能指出最初之出处，或同时之史事，其实无当于第一义谛也”，此即使“以文证史”的方法，在《元白诗笺证稿》、《论再生缘》、《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书杜少陵哀王孙诗后》、《庾信哀江南赋与杜甫咏怀古迹诗》等著作或论文中运用发挥得淋漓尽致，尤其是在《柳如是别传》中，更是运用得炉火纯青，把这一方法推向了集大成的境界。

陈寅恪以“文史互证”为学术方法，更以“融典入诗”为作诗方法。

观寒柳诗，由于诗人陈寅恪知识储备的丰富和学问修养的深厚，其中典故不胜枚举。

诗中用典，即是诗人将一时之感受孕于一典之使用，以求“异代之知音”也。

吴宓以“典似玉溪”称寒柳诗，可见陈寅恪于寒柳诗用典当中对玉溪生的效仿。

玉溪是晚唐大家，其诗以含蓄婉约著称，有时一诗当中，典故竟达五六处，故浦起龙曾以“可注不可解”称之，元遗山也以“恨无郑笺”语之，寒柳诗中亦多此类，故解寒柳诗时，解其用典成为关键。

“诗写性情，原不专恃数典；然古事已成典故，则一典已自有一意，作诗者借彼之意，写我之情，自然倍觉深厚，此后代诗人不得不用书卷也”，诗中用典，即“借彼之意，写我之情”，在诗、典融通中达到较好的审美效果。

中国古代诗人用典出处极多，典籍中的古诗、古事皆可入典，故典故量既博赡，法又广妙。

反观寒柳诗，撷取典事运用于诗句当中，既不涩辟，又有点铁成金之术，借他人之酒杯浇一己之块垒，浑融无迹，于纵横之间，将古典与今典结合使用，使内容集中，诗味悠长。

职是之故，从寒柳诗中随处可见的古典与今典分析入手，将有利于窥探诗人包孕于其中的心灵感受和复杂情思，从而进一步探究寒柳诗的艺术特征。

二、寒柳诗中的古典与今典所谓“古典”，即古代之典。

古典由于其的广泛流传度，因此在运用中也经常会自身进行调整以适应文本表达，如“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之典便可以有“五斗米”、“折腰”、“彭泽令”等不同表述，一般都不会影响读者对古典的理解。

古典是中国自古以来文人最喜欢用的典故，在论辩或者著作中旁征博引，既可以引前人之言以为证，增强说服力，又可以言在此而意在彼，含蓄典雅，文质彬彬。

所谓“今典”，相对“古典”之古代之典，即今日之典，乃是作者创作作品的具体历史环境中的人、事、物、语。

中国文人对今典的重视古已有之，“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孟子的“知人论世”、“以意逆志”等都是对认识、解读今典的强调，因为只有了解了今典方能知人论世，而以意逆志的关键也在于对当事人今典知识的储备。

陈寅恪是近代以来对古典今典最为强调的学人，也是在古典诗文的古典今典研究领域最有发覆的大家。

今典，也就是今事，即当前之事，“融古典今事为一”是陈寅恪特创的解诗方法之一，《读哀江南赋》、《论〈再生缘〉》、《柳如是别传》等著作都是他特色治学方法下的成果。

“自来话释诗章，可别为二。

一为考证本事，一为解释辞句。

质言之，前者乃考今典，即当时之事实。

后者乃释古典，即旧籍之出处”，此为陈寅恪对古典今典之自述。

古典出处的追溯并非越早越好，关键在于要与今典切合，并且解释为何取此古典以入诗文，只有古典今典相互阐发才能得其中三昧。

古典不是不泛泛“出典”，今典亦不是泛泛之时事，皆须与创作时之人、事、地紧密结合，如此的“古典今典”之法贯穿了陈寅恪独特的解诗路径，同时，这也是陈寅恪借以浇一己之块垒的寒柳诗之作诗方法。

(一) 寒柳诗中的古典运用作为史学大家的陈寅恪，在其寒柳诗中运用得最多也就是古典，无论事典还是言典，都是信手拈来，随意挥洒，以达己意，兼抒己情，如“越鸟南枝无限感，唾壶敲碎独悲歌”（《甲辰五月十七日七十五岁初度感赋》，1964年）等，遍地皆是。

“解释古典故实自当引用最初出处，然最初出处实不足以尽之，更须引其他非最初而有关者以补足之，始能通解作者道辞用意之妙”。

关于古典的出处，当然是越早越好，但是解诗必须还要以其他出处为辅佐，即一并考虑典故的多处出处。

职是之故，以义宁之法解义宁寒柳诗中所用之古典亦当如是，如“天赋迂儒自圣狂”（《北大学院己巳级史学毕业生赠言》，1929年）一句，其第一出典为高适《酒后赠张九旭》“兴来书自圣，醉后语尤颠”，高诗为赠诗，与寒柳诗该句所言相同，且出典较早，诗人陈寅恪以此为出典有“醉后语”之意，萍乡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13年 ・54・乃为自谦，故十分贴切。

然仅以高诗为出典尚不够，应继续“引其他非最初而有关者以补足之”，故黄庭坚《再次韵寄子由》“何时确论倾樽酒，医得儒生自圣颠”为第二出典，虽然此句为山谷诗之尾联，点出了“儒生自圣颠”之语，但更应扩散到该诗的颔联与颈联，山谷此诗颔联与颈联其云“骐驎堕地思千里，虎豹憎人上九天。

风雨极知鸡自晓，雪霜宁与菌争年”，乃是山谷鼓励子由应立志高远、自命杰出而不可自辱，因为诗人陈寅恪作该诗乃是对北大学子的毕业赠诗，青年者，国之未来也，故如此出典，十分贴合对诗人学子们的殷殷期待。

文廷式《春日广州作》“一室儒生自圣颠”为第三出典，文廷式为晚清维新派重臣，该诗语点明了诗人陈寅恪赠诗对象为“一室儒生”，如此一句寒柳诗，却有三个出典，三个出典相互重叠，将此诗的性质、诗人的自谦、诗人的期待与诗人的赠诗对象一一蕴含其中，于绵长的诗味中，诗人深厚的用典功力可见一斑。

寒柳诗中多处出典可以重叠、补充一个典故的意义，但其在用典中也可以同一出典有不同意思，或者同一典故有相反或不一致的几个出典，这些同一出典不同意思和同一典故多处出典意思相异却都并存于诗歌之中，也是对诗意的一个扩充，如“灰劫昆明红豆在”（《咏红豆》，1955年）中“昆明”用“昆明劫灰”之典，“劫灰”乃是汉武帝仿滇池开凿昆明池所发现的煤灰，后问之胡僧，言为“劫灰”，此为第一出典；再者该诗有序，云“昔岁旅居昆明，偶购得常熟白茆港钱氏故园中红豆一粒”，故该句“昆明”的第二出典乃是“昆明红豆”，指的便是诗人当年于昆明购得钱氏红豆之事，此为诗人撰《柳如是别传》之缘起。

由此可见“昆明”一语有两处出典，二者相异，然又并存于同一典故。

寒柳诗中运用大量古典，有时候典故的字面意思十分隐晦曲折，不仅要通过其中包含的一致、相异、多义等意义来解释，更需要在解诗之时尽量全面掌握材料，深入作诗环境，以心比心，才能对诗中深意有所发覆，因此有人甚至循此路径时提出以“暗码系统”解寒柳诗。

如“枯兰衰柳终无负，莫咏柴桑拟古篇”（《题〈初学集〉》，1954年）首先反用故里为柴桑的陶渊明《拟古九首》“兰枯柳亦衰，遂令此言负”之句，言“无负”；其次又在“枯兰衰柳”字面中暗扣“柳如是”之柳，《初学集》乃是钱谦益之诗文集，此处于《题〈初学集〉》诗中以柳寓姓，言“枯兰衰柳终无负”，亦是谓柳如是最后从钱氏而死，是不负也。

此处如不联系诗人陈寅恪对“钱柳因缘”之考证、诗释，亦无从推敲也。

由上述可见寒柳诗在古典运用中，既以多处出典重叠诗意，又将不同意义包含其中以扩充诗意，还在字面之下蕴含婉曲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