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历史的必然性与偶然性
关于历史中必然性和偶然性的讨论
关于历史中必然性和偶然性的讨论本文试图探讨历史发展规律中必然性和偶然性这对范畴的含义与关系以增强对历史决定论更深层的认识。
标签：必然性;偶然性;历史进程纵观人类社会发展历程，偶然性和必然性总是被互相联系。
如何看待两者的相互关系，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发展过程中始终存在的基本问题之一。
本文试图通过分析历史规律中的必然性和偶然性对历史决定论有更深刻的认识。
一、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相互依存性对于二者之间的关系，学界有许多不同于马恩的声音，例如波普尔在《历史决定论的贫困》一书中便批判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规律理论。
虽然波普尔提出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存在大量的偶然性因素”有一定的进步性，但过于强调了历史发展中偶然性与必然性的关系，将两者的对立放大到了否定存在历史发展规律的程度——认为历史规律是一种必然性表现，不会以偶然性的形式表现出来。
他认为，人类历史社会发展与自然界发展不同，社会中人的意志和活动对历史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而人的行为是不可把控和估计的因素，这就给历史的发展造成了更多偶然性和随机性。
事实上，马克思主义在肯定历史的必然性的同时并不否认偶然性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马克思主义认为必然性和偶然性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后者是前者的表现形式和补充。
需注意的是历史进程发展中必然性并非是由无数个偶然性构成的，它只是以偶然性形式表达因此，不仅在自然科学领域种偶然性至关重要，在探究历史规律中也要既承认偶然性的作用，又承认必然性的存在，正如庞卓恒先生提到的“必然性在每一个具体历史进程中总是以偶然性的形式表现出来。
”二、必然性与偶然性在事物发展中的相互制约性马克思和恩格斯曾指出：“如果‘偶然性’不起任何作用的话，那么世界历史就会带有非常神秘的性质。
这些偶然性本身自然纳入总的发展过程中，并且为其他偶然性所补偿。
”1虽然，他们也认为事物发展的加速和延缓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这种偶然性的，但他们从未把偶然性的作用局限在这一狭小的范围内。
改变历史的偶然事件
改变历史的偶然事件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有许多事件改变了历史的进程和方向。
其中，一些事件是必然的，是由历史的发展趋势和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所决定的；而另一些事件则是偶然的，它们往往是由于某些意外的因素或者人类的主观因素而导致的，而这些事件却对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关于历史偶然性的理解历史是客观存在的，它不是由个体或者群体的意志所决定的。
但是，历史的客观存在同时也包含着主观因素的介入。
这里所说的主观因素，就是人类的思想、行为以及历史时期的状况等等，这些因素可以对历史的发展方向和趋势产生影响。
在历史的发展中，并不是所有的事件都是必然发生的，也就是说，历史的进程也是包含着偶然性的。
历史的偶然性是指那些本是无法预计、无法控制、不依赖于必然因素而意外发生的事件。
这些事件的发生可能是由于一个小小错误的决策、一个微不足道的巧合、一个看似无害的小事故等等，但是它们却改变了历史的进程和方向，成为了改变历史的重要事件。
二、一些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偶然事件1. 罗马共和国结束公元前44年，罗马共和国的“第一公民”、将军尤利乌斯·凯撒在罗马元老院内被刺杀身亡。
这次刺杀，在当时看来，是一件小事情，但是它却成为了罗马共和国结束、罗马帝国开始的转折点。
凯撒的死亡引发了罗马帝国的内战，最终让克劳狄乌斯取得大权，并称帝，开启了罗马帝国时代。
2. 俄国十月革命俄国十月革命是20世纪最重要的事件之一。
1917年10月25日，列宁在彼得格勒签署了领导人民政府的法令，十月革命爆发。
这场革命的发生，既符合历史发展的趋势，也是列宁意外成功的结果。
当时，列宁希望在起义前夕将暴动计划通知彼得堡的苏维埃领袖。
但由于某种原因，计划没有通知到，结果苏维埃领袖们被列宁奉之为没有痛苦的胜利者。
3. 日本对珍珠港的突击1941年12月7日，日本军队对美国珍珠港发动攻击，给美国造成了重大的损失。
珍珠港事件把美国拉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成为了改变历史的一个重要事件。
关于社会发展中历史偶然性和必然性的几点思考
关于社会发展中历史偶然性和必然性的几点思考摘要：社会历史发展的偶然性和必然性具有非常复杂的关系，必须具有复杂的思维方法，才能对二者的关系正确认识和把握。
首先，要承认是由多个社会因素影响和制约一个历史事件，是众多因素相互交互的结果；其次，对历史发展的偶然性和必然性进行探讨和研究，就需要充分考察历史事件；最后，充分认识到必然性与偶然性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二者之间是相互补充、相互依存的关系，对二者之间关系的复杂性充分把握，对构建和谐社会意义重大。
关键词：必然性；偶然性；社会发展；思考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对社会发展的必然性给予充分肯定，同时也承认了社会发展的偶然性。
它深入研究了偶然性的历史作用，指出正是因为这些偶然性，从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加速和延缓。
而历史发展的客观趋势和一般规律，就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性。
正是在偶然性和必然性的辩证统一中，历史才不断演进和发展进步。
关于历史发展的偶然性和必然性，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探讨。
历史必然性是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人类历史的发展是一个有机整体，彼此相互联系、相互依存，是有规律的进行历史整体的变更。
经过科学研究，马克思揭示出有一种必然联系和必然规律存在于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它们具有一般、客观的规律和联系，而不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可见，对历史必然性进行探索，就需要对历史事件的内在联系高度认可，并在联系中对历史规律正确把握。
只要在历史发展规律中，纳入全部的历史事件，并用历史发展规律加以说明，就能对历史的必然性进行总结。
当然，必须基于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才能发现历史必然规律。
经过艰苦探索，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进行了总结，即社会历史发展的基础就是物质资料的生产，而人类历史前进的最终决定力量，就是生产力的发展。
历史的向前发展是由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推动的。
这种历史发展的必然性，既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
论修建都江堰的历史必然性和偶然性——以大禹、李冰为中心
四川历史名人352018年·第6期社会历史的发展具有必然性，同时也具有偶然性。
马克思就曾经指出，社会历史“发展的加速或延缓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这些‘偶然性’的。
”[1]都江堰是蜀人治水理论的集中体现。
都江堰之所以能够成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水利工程之一，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它的产生、修建过程不仅充满了历史的必然性和偶然性，而且这些历史的必然性和偶然性均恰当地发挥了作用。
一、古蜀时期治水的必然性和偶然性众所周知，四川盆地在远古的时代是内陆湖，后来因地壳运动和四面高山挤压使湖盆抬升而逐渐形成盆地。
川西平原则是由岷江、沱江冲击而成扇形平原。
任乃强先生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中对此有详细考证：“成都平原本为四川白垩纪内海之最后遗迹。
由龙泉山脉横阻江、湔、雒、绵诸水，蓄积为内湖。
大约在地质史新生代开始，浸蚀山脉，成两缺口。
西端由于江水浩大，使今新津天社山与牧马山之间成大缺口，以泄外江之水。
而华阳牧马山与龙泉山间之缺口，与金堂之龙泉山与云顶山间之缺口（即金堂峡）犹未畅通，故成都平原东部内江地区，每当江、湔、雒、绵水大至时，即成水炎。
”[2]古蜀有“五王”：蚕丛、鱼凫、柏灌、杜宇、开明，《蜀王本纪》说他们各有“数百岁”。
杜宇排第四，其时代大约为中原的春秋时代。
那时“成都平原尚属大泽，卑湿不宜营邑”[3]。
显而易见，在古蜀时期，治水是人们生存、社会发展的必然，非常重要。
作为中华民族“人文始祖”的大禹，之所以能成为治水英雄，与他出生在川西岷江上游，为了生存就必须治水不无关系。
这是历史的偶然性。
论修建都江堰的历史必然性和偶然性李殿元摘 要：都江堰的修建过程充满了历史的必然性和偶然性。
大禹是第一个治理岷江的伟人，他开创了蜀地治水的基调。
开明“凿玉垒山，疏金堂峡”，实践了大禹“导”与“别”的治水理论。
因为蜀地在秦的统一战略中很重要，秦国统治者派“知天文地理”的李冰为蜀守，在大禹、开明对蜀地水患治理的基础上，修建了都江堰，完成了由“除害”到“兴利”的理论转变。
关于历史发展偶然性和必然性的论述
关于历史发展偶然性和必然性的论述
第一，必然性总是通过大量的偶然现象表现出来，由此为自己开辟道路，没有脱离偶然性的纯粹必然性。
第二，偶然性是必然性的表现形式和必要补充，偶然性背后隐藏着必然性并受到其制约，没有脱离必然性的纯粹偶然性。
第三，必然性和偶然性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
必然性是指现实中由本质因素决定的确定不移的联系和唯一可能的趋势；偶然性是指现实中由非本质的、互相交错的因素决定的以多种可能状态存在的联系。
必然性和偶然性的区别就是相对的。
从特定层次、特定关系上来看就是由非本质的因素产生的偶然联系，从另一种层次、另一种关系来看可能将就是由本质因素所同意的必然联系。
在一定条件下，非本质的因素由于自身的积累和条件的改变会转化为本质的因素，由这种因素所决定的不确定的、偶然的联系就转变为必然的联系；本质的因素也会因自身的演化和条件的改变不再有根本性的意义，由这种因素所决定的确定的、必然的联系就转变为偶然的东西。
必然性和偶然性就是阐明客观事物出现、发展和覆灭的相同趋势的一对范畴。
必然性就是指客观事物联系和发展过程中合乎规律的、一定必须出现的、确认持守的趋势。
偶然性就是指客观事物联系和发展过程中并非确认出现的，可以发生也可以不发生，可以这样发生也可以那样发生的不能确认的趋势。
明清易代的偶然性与必然性
明清易代的偶然性与必然性一、本文概述本文旨在探讨明清易代的偶然性与必然性，分析这一历史事件的复杂性和多重因素。
明清易代作为中国历史上一次重大的政权更迭，其背后蕴含着丰富的历史内涵和深远的社会影响。
本文将通过梳理相关历史文献和研究资料，结合历史背景和时代背景，深入探讨明清易代的历史过程、原因和影响，以期对这一历史事件有更全面、深入的认识和理解。
在概述部分，本文将首先简要介绍明清易代的历史背景，包括明朝末年的政治腐败、社会动荡和经济衰败等情况，以及清朝建立初期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状况。
然后，本文将提出本文的核心论题：明清易代的偶然性与必然性，并简要阐述这一论题的研究意义和价值。
接着，本文将介绍文章的主要内容和结构，包括对明清易代的历史过程、原因和影响的详细分析，以及对这些问题的深入思考和探讨。
本文将强调研究明清易代的重要性和现实意义，以期引起读者对这一历史事件的关注和思考。
二、明清易代的偶然性因素在探讨明清易代的历史进程中，我们不可避免地要思考其中的偶然性因素。
这些偶然性事件，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历史大势的制约，但在关键时刻却对历史的走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农民起义的爆发。
明朝末年，天灾频发，民不聊生，加之政治腐败，社会矛盾激化，导致农民起义此起彼伏。
李自成领导的农民军，在关键时刻突破明朝防线，攻占了北京，直接导致了明朝的灭亡。
这一事件的发生，带有很大的偶然性，因为农民起义的成功，往往受到许多不可控因素的影响，如天气、地形、民心等。
后金（清）的崛起。
在明朝的东北边陲，后金政权逐渐崛起，其领袖努尔哈赤、皇太极等人，利用明朝内部的腐败和疏忽，逐步扩张势力。
后金（清）的崛起并在关键时刻入关，与明朝的灭亡形成了直接的因果关系。
然而，后金（清）的崛起，也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不乏偶然性的因素，如明朝对东北边疆的疏忽、后金内部团结的稳定等。
明朝内部的分裂与腐败。
明朝末年，朝廷内部党派林立，腐败严重，官僚们忙于争权夺利，而忽视了国家的根本利益。
历史中的必然性和偶然性可预见性和不可预见性唯物史观从
第三节历史中的必然性和偶然性，可预见性和不可预见性唯物史观从第三节历史中的必然性和偶然性，可预见性和不可预见性唯物史观从历史全过程上肯定了人们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推动自身的实践能力和自己的社会形态从低级向高级发展到“自由人的联合体”的必然性，而且肯定这个必然性最终都会变为现实，但这个必然性的实现是有条件的，它变为现实的漫长过程中的每一个具体的阶段或过程是否都能顺利地推进，也都是有条件的:具备了一定的主客观条件，必然性就一定会变为现实，否则，就必然不可能变为现实;也就是说，它对每一个具体历史进程的结局预设了两种以上的可能性:或者前进，或者停滞，甚至倒退。
最终是何种结局，取决于参与历史进程的各个阶层、阶级的主体能动性发挥的程度和实际力量的较量结果。
由于任何一个历史进程在推进过程中各种主客观条件的消长总是瞬息万变，而且难以预料，特别是某些关键性人物和事态的出现，往往对结局产生重大影响，所以必然性在每一个具体历史进程中总是以偶然性的形式表现出来。
不能说其中只有某一种结局才是必然的，其他结局都是偶然的，正如不能说白乌鸦是偶然的，黑乌鸦才是必然的。
必然和偶然、普遍和特殊的关系，不是多数和少数的关系，而是规律与其具体展现之间的关系。
(例如，不能因为多数豌豆荚中都有5粒豌豆，就断定有5粒豌豆的豌豆荚是必然的，多于或少于5粒的豌豆荚是偶然的。
问题在于，“只要我们不能证明豌豆荚中豌豆的粒数是以什么为依据，豌豆的粒数就依旧是偶然的”。
所以关键是要弄清楚决定豌豆荚中豌豆的粒数的“因果链条”，那才是决定每个豌豆荚中的豌豆粒数的普遍规律或普遍适用的因果必然性的规律。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5页。
)如果把必然和偶然、普遍和特殊的关系视为多数和少数的关系，那就会把“多数”视为“必然”或“普遍规律”，把“少数”视为“偶然”或偏离规律的“变异形态”，“这就是说，凡是可以纳入普遍规律的东西都被看成是必然的，凡是不能纳入的都被看成是偶然的”;“这就是说:凡是人们可以纳入规律、因而是人们认识的东西，都是值得注意的;凡是人们不能纳入规律、因而是人们不认识的东西，都是无足轻重的，都是可以不加理睬的”，或者，把不能纳入实证归纳性的“规律”的事物宣布为“不属于科学的范围”;(注:特别是社会历史现象很少重复出现，多是一次性出现，很难纳入按重复出现次数多少归纳出所谓的“规律”，因此就被宣布为“不属于科学的范围”，只能算是非科学的“人文学科”。
历史的必然性与偶然性
“它从现实的前提出发，它一刻也离不开 这种前提。它的前提是人，但不是处在某 种幻想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中的人， 而是处在现实中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 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 人。”
“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且 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还可以描绘出这一生 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反响的发展”， “只要描绘出这个能动的生活过程，历史就不 再像那些本身还是抽象的经验论者所认为的那 样，是一些僵死事实的汇集，也不再像唯心主 义所认为的那样，是想象的主体的想象活动。”
恩格斯：“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 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 论是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比这更多的东 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 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 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经 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 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 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
“虽然都达不到自己的愿望，而是融合为 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然而从 这一事实中决不应作出结论说，这些意志 等于零。相反地，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 贡献，因而包括在这个合力里面的。
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历史主体
现实的人是历史的真正主体
“全部所谓世界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的 诞生，是自然界对人说来的生成。” “人是全部人类活动和全部人类关系的本质 和基础。”（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他只承认事物横向之间的规律，不承认纵 向演化的规律，只承认局部或微观的社会 规律，不承认整体、宏观的规律。 原因和结果的联系实际上只是一种逻辑上 的横向联系，而不是时间中的纵向联系。 历史决定论总以为可以反映出“整个社会 有机体”的规律，是错误的，没有一个总 体的历史。 “没有人类的历史，只有人类生活各个方 面的无数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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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历史的必然性与偶然性——浅析中国近代史（1911-1921）第一节辛亥革命的“侥幸”在奔腾不息的人类历史长河中，20世纪是空前伟大的世纪，是变化的世纪。
在这近一百年的时间里，人类社会所经历的科技进步、经济发展、社会变革、观念更新、政治动荡以及革命和战争的变幻风云，与中古世界崩溃近代世界形成过程中所曾经历过的巨大变化相比，更加广泛、更加深刻，也更加伟大。
正是这涉及人类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革命性变化，使人类社会告别近代时期，进入现代世界。
①而在世界的东方，小国寡民的日本通过明治维新顺利走上了资本主义的道路，自上而下的改革使其在进入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后逐渐带上了军事封建帝国主义的特色，这也使得其必须通过军事侵略实现资本主义更进一步的发展。
显然，老气横陈的中国是日本最合适的战略目标。
通过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日本的战略野心从幕后走向了前台，也正是这两次战争中日本人的胜利，是中国人逐渐意识到革命的必要性——对于先进的知识分子而言，清政府无疑是直接阻碍中国社会进步的“腐朽之物”。
从太平天国到义和团，从黄花岗起义到辛亥革命，每一场群众运动的爆发无疑都在摧毁清政府本已风雨飘摇的统治基础。
辛亥革命本身就兼具了历史的必然与偶然。
以当时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速度来看，辛亥革命的爆发是由风险性的，其政治上的胜利可以说是带有侥幸成分的。
在一个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得并不算很出色且饱受封建主义与帝国主义摧残的国度，要想通过资产阶级的暴力革命推翻根深蒂固的封建制度，其难度可想而知。
从以往的历史结论来看，四川的保路运动无疑对辛亥革命的爆发奠定了基础，也有人认为正是因为保路运动这一“突发事件”导致了辛亥革命得以在武昌首先进行。
然而保路运动仅仅是历史的偶然吗？清政府长期处于入不敷出的状态，一方面与列强的侵略有关，另一方面也与清廷本身的挥霍无度有关。
恰如亚当·斯密所言，“就尊严一点而言，一国君主君临于其臣庶，比之共和国元首对于其同胞市民，更要高不可攀，望尘莫及；所以为要维持这较高的尊严，势必要较大的费用。
总督或市长的官邸，自然是不能与国王宫廷，比其华丽的。
”②这也是人民急于推翻清政府的重要原因，其重要性绝不亚于列强的侵略。
慈禧的纸醉金迷不仅葬送了北洋水师，更让中国的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日趋尖锐。
而清政府自身无力填补国库的空虚，只好“先把猪养肥，再杀猪吃肉”了，所以铁路民营化到铁路国有化的政策转变，催生了保路运动，而群众高涨的革命热情，又使清政府不得不紧急抽调湖北新军，诚如后人所做结论，湖北的兵力空虚是武昌起义得以成功的重要原因，而保路运动所暴露出的清政府的持续腐朽又为辛亥革命的爆发增添了必要性。
就我个人而言，我更倾向于将“辛亥革命”定义为1900年到1911年之间爆发的所有资产阶级政治革命的总称。
在这个维度上，辛亥革命的爆发是历史的必然，但辛亥革命的胜利却是历史的偶然。
就当时国内的发展状况来看，汉口并非中国最发达的城市（当然，如果以GDP之类的指标来衡量，汉口的经济总量的确是仅次于上海，位居全国第二），至于作为湖北省府所在的武昌，其政治氛围也并不算有利于资产阶级的。
然而，恰恰是因为突发事件提前进行的武昌起义，最终推翻了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形式上改变了中国的社会形态。
这应当是历史的偶然史学界都认为清朝的覆灭是大势所趋，不过这并不能印证辛亥革命的胜利是历史的必然，着眼于当时的社会生产力水平和南北军力差距，辛亥革命的胜利确有其“侥幸”的一面。
或者说，比较客观的结论应该是，辛亥革命的胜利是基于历史必然的一个偶然。
第二节从南北议和到袁世凯复辟南北议和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与妥协性。
伍廷芳和唐绍仪都是北洋派重臣，但在南北议和中，他们竟代表着南北双方，与其说南北议和是民族资产阶级与封建地主阶级的政治交锋，倒不如说是北洋派权利再分配的政治游戏。
袁世凯被作为政治筹码加入到了南北议和的斗争中，其结果是世人皆知的。
在《建党伟业》中，当被问及为什么不如孙中山的袁世凯能够当总统时，毛泽东的回答颇具说服力：“因为他手里有枪呗。
”谈到这里，就不得不谈谈“后溥仪时代”王室贵族的生存状态了。
对于清政府而言，南北议和中的政治筹码并非只有袁世凯，他们可以退出政治舞台，但并不愿意放弃皇室的尊严，至于皇室尊严的重要性，亚当·斯密已经在《国富论》中论述过了。
如果革命军仅仅同意袁世凯当大总统，清政府也是不可能同意“退位让贤”的。
在《清宣统政纪》里，对《关于大清皇帝辞位之后优待条件》、《优待皇室条件》有如下记载③：甲、关于大清皇帝宣布赞成共和国体，中华民国于大清皇帝辞位之后，优待条件如左：一、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尊号仍存不废，中华民国以待各外国君主之礼相待。
二、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岁用四百万两，俟改铸新币后，改为四百万元。
此款由中华民国拨付。
三、大清皇帝辞位之后，暂居宫禁，日后移居颐和园。
侍卫人等，照常留用。
四、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其宗庙、陵寝，永远奉祀，由中华民国酌设卫兵，妥慎保护。
五、德宗崇陵未完工程，如制妥修，其奉安典礼，仍如旧制，所有实用经费，均由中华民国支出。
六、以前宫内所用各项执事人员，可照常留用，惟以后不得再招阉人。
七、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其原有之私产，由中华民国特别保护。
八、原有之禁卫军，归中华民国陆军部编制，额数俸饷，仍如其旧。
乙、关于清族待遇之条件：一、清王公世爵，概仍其旧。
二、清皇族对于中华民国国家之公权及私权，与国民同等。
三、清皇族私产，一体保护。
四、清皇族免当兵之义务。
丙、关于满、蒙、回、藏各族待遇之条件：今因满、蒙、回、藏各民族赞同共和，中华民国所以待遇者如左：一、与汉人平等。
二、保护其原有之私产。
三、王公世爵，概仍其旧。
四、王公中有生计过艰者，设法代筹生计。
五、先筹八旗生计，于未筹定之前，八旗病弁俸饷，仍旧支放。
六、从前营业、居住等限制，一律蠲除，各州县听其自由入籍。
七、满、蒙、回、藏原有之宗教，听其自由信仰。
从这些记载中不难看出，清皇室享有的优待不亚于君主立宪政体下的英国王室，而中华民国在制度上却是以美国的民主共和政体为蓝本，这也反映出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
清皇室的养尊处优对民国的最大负面影响并不在于经济或外交方面，而在于思想文化方面。
对于许多并不愿意步入共和政体的人来说，这是一个错误的信号——他们会认为皇室仍有继续存在的必要。
这为袁世凯和张勋的复辟奠定了思想基础。
袁世凯登上大总统位后对民国的宪法和议会还是很尊重的，只是因为民国政权内部派系争斗不断，尤其是北洋派势力巨大，错综复杂，导致行政效率低下，政治发展缓慢，才最终使得袁世凯“先选总统，再立宪法”，“改中华民国为中华帝国”，上演“复辟闹剧”，接受“二十一条”，直至“在绝望中死去”。
从中华民国成立到袁世凯宣布复辟，这期间国内的政治环境应该说是相对稳定的，民族资本主义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这期间爆发的新文化运动虽是直指袁世凯，但也是以文化革新为主。
所以说，袁世凯在维护国家政治安定方面是有一定贡献的。
事实证明，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分裂，不断爆发战争，政治形势大不如前，究其根源，还是因为缺乏一个像袁世凯这样的“独裁者”。
这是中国历史最具特色的一点——但凡国家出现分裂局面，都是因为缺少一个有魄力的“独裁者”，一旦权力被分配，国家就会陷入动乱。
春秋战国如此，南北朝十六国亦如此，五代十国依旧如此。
所以，袁世凯复辟，除了个人野心所代表的历史偶然，也有一定历史必然。
第三节军阀割据的大乱世时代袁世凯死后不久，段祺瑞和黎元洪的矛盾就不断激化，当然，这两个人都只是棋子，真正在博弈的是日本和美国。
府院之争是最能反映当时中国所有政治丑相的闹剧，无论是张勋、康有为，还是段祺瑞、黎元洪，他们都不是“共和派”，对权力的渴望与追求以及皇权思想的回潮使得他们不可能如孙中山所愿积极维护共和政体。
一般来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在中国近代史中，对政治影响最大的并非是经济，而是意识形态，或者说是思想，经济基础过于薄弱直接导致了国家的动荡，但意识形态的保守与腐朽则直接导致了中国连形式上的共和政体都不可能实现。
在军阀割据时期，段祺瑞的皖系、张作霖的奉系、曹锟和冯国璋的直系、陆荣廷的桂系、唐继尧的滇系是最大的五个军阀集团。
这五个集团分别受日本或英美的支持。
所以，在抗战爆发前，真正决定中国历史走向的是日本和英美。
随着日本全面扩张，英美在华势力范围逐渐收缩，日本的嚣张也激起了中国人民的不满。
然而北洋政府与日本的暧昧关系决定了其不可能全面反击，而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与日本签订的“亡国条约”更是中外反动势力公开勾结之典例。
可以说，在当时的中国，没有任何一个中国人能决定中国的命运，中国历史的大趋势已经被列强完全控制。
军阀割据也绝不仅仅是权力争夺所致，要想彻底改变中国的社会面貌，必须在上层建筑的问题上有更多新的想法。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
第四节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是哲学、政治学和经济学发展的必然产物，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马克思主义有没有借鉴意义是无人知晓的。
不过陈独秀、李大钊这些嗅觉灵敏的先进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还是抱有很大期待的。
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使得五四运动有了爆发的外部条件和群众基础，学生作为知识分子的代表起到了先锋的作用，然而其社会影响力的先天不足决定了单靠学生是无法实现五四运动的预期目标的。
以当时中国的社会状态来看，工商业从业者才是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这也是为什么徐世昌在五四运动重心转移到上海后会立即示弱的最重要原因。
五四运动的最大意义不在于使中国代表顾维钧拒绝签字，而在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虽然上海的工商业从业者是五四运动的主力军，但不得不说，以李大钊、陈独秀为代表的北京学术界是使五四运动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的核心力量。
李大钊对俄国十月革命、布尔什维克政党和马克思主义的解读显然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出了巨大贡献。
然而从大的历史背景来看，马克思主义能在中国被广泛传播和接受，起决定作用的却是帝国主义，尽管他们并不愿意接受这样一个事实。
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真正引发俄国十月革命、法国巴黎和会、中国五四运动的都是帝国主义国家间的利益再分配争端，简单的说，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
第一次世界大战毁了四大帝国，其中德意志帝国的崩溃导致了中国山东问题的激烈争论，而俄罗斯帝国的倾覆则是沙皇出师不利引发十月革命的结果，而这两件事引发的连锁反应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五四运动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所以说，五四运动的爆发不单单是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历史贡献，更与世界大环境有直接关系，甚至可以说，是帝国主义（垄断资本主义）催生了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
第五节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无论是北洋政府还是国民政府，都不能很好的维护国家主权，开展经济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