厌讼文化及其对我国检察制度改革的影响定稿

“厌讼”文化及其对我国检察制度改革的影响X福刚（XX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XX XX 450002）内容摘要：在现代商品经济大潮冲击下，宗法血缘社会结构逐渐解体，人们的权利意思日渐兴起，司法裁决已经成为人们解决社会纷争的首要选择。

然而，司法权威、司法公信力缺失及司法权供给不足等导致现代“厌讼”思想死灰复燃。

在此背景下，新一轮检察制度改革应当着重新构建民事督促起诉和支持起诉制度以及民事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同时，还应加强检察机关对审判权的法律监督，通过这些努力应对“厌讼”文化带来的消极影响。

关键词：“厌诉”；督促与支持起诉；公益诉讼；民事行政检察监督司法权威和公信力总体不高、社会公众对司法的过高期待与司法制度对公正、高效供给不足的矛盾，仍然是当前我国司法体制的根本矛盾，这也是现代版“厌讼”社会思潮滋生蔓延的重要原因。

要解析当代“厌讼”社会现象，我们应当探究传统“厌讼”文化及其历史演变，以便结合现代司法运行规律，探索破解上述矛盾的路径和举措。

一、“厌讼”文化的精神实质“‘无讼’、‘息讼’与‘厌讼’可谓是传统诉讼观念的三大支柱，它们共同构筑了传统诉讼文化中的观念大厦。

‘无讼’是价值观念，属于理想的X畴，‘息讼’是历代统治者对‘无讼’的利用与强化以及异化，‘厌讼’是上述各种因素互动的现实结果，也是三者之间的内在逻辑使然”。

[1]由此看来，对“无讼”理想社会的追求是“厌讼”社会心理生长的逻辑起点。

（一）“无讼”社会图景传统法律文化是“天人合一”思想指导下的礼治主义、泛道德主义和人治模式。

“和为贵思想”是“和谐”意识形态指导下的司法文化。

孔子认为：“听讼，吾忧人也，必也使无讼乎”。

孔子的弟子有子也说：“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

再如，《周易·讼卦》认为，“讼，终凶”、“讼不可妄兴”、“讼不可长”。

总之，在传统国人看来，“讼是不吉祥的，应适可而止，健讼者必有凶象。

”[2]国内甚至有学者把“无讼”思想视为几千年的“中国梦”。

[3]尽管“无讼”社会是不可能实现的“乌托邦”幻觉，但为了实现“无讼”这一理想社会图景，中国古代及近代统治者采取一定的措施尽力实现其统治“梦想”。

首先，官方尽量限制官府衙门受理案件的数量。

早在宋代，官员们就已经开始抱怨民间词讼的繁多。

明清政府更是采取各种方式遏制诉讼增多的社会现实。

比如，就放告日所做的控制即是上述举措之一。

17、18世纪，除农忙季节（自四月初一至七月三十）以外，大多数的州县对于民事诉案奉行每月“三六九放告”的惯例；后来到19世纪末期，则改为“三八放告，上下衙门通例也”。

[4]更有甚者，个别衙门为了避免讼累而竟然“概不受呈”。

[5]其次，调处是官方推崇的实现“无讼”社会图景的重要途径。

调处适用的对象包括民事案件和轻微的刑事案件；调处分为地方州县官主持的调处和基层小吏、宗法家族之长实施的调处两种。

官府调处又称诉讼内调处，是由州县官主持和参与的调处息讼案件。

它虽然不是法律规定的固定程序，但宋代以后直至明清，一直盛行不衰。

官府调处都带有一定的强制性。

明朝在各州县及乡里设立“申明亭”。

申明亭以调解民间纠纷及民事争执为主，凡户婚案件必须经过申明亭，实际上具有基层司法组织的性质。

[6]“明清时期广泛流行的乡规民约和宗法族规，为民间调解提供了切实的依据，特别是随着宗族势力的扩大和族权的加强，宗族调处成了民间调处最重要的环节。

”[7]最后，除了上述举措之外，统治者的“息诉”之术还包括“拖延”、“问罪”等举措。

拖延诉讼是一种颇为见效的息诉方式，当事人“或是因为不堪忍受拘禁之苦，或终于良心发现而生惭愧之意”，总有主动终止诉讼的情况。

[8]问罪是自《唐律》开始，国家就严厉打击怂恿、鼓励、帮助他人进行诉讼的“讼师”，以此威吓怂恿民间向官府告状行为，减少官府接受诉讼的实际数量。

然而，何为“讼师”官方始终也未给予明确和清晰的界定。

（二）“厌讼”的精神实质“无讼”官方意识形态必然导致官方与民间迥异的“诉讼”文化。

由于官方把“息诉”作为官吏社会治理的“政绩”予以考察和评估，官方往往简单地把讼词的增加错误地归罪于“讼师”之怂恿。

然而，据学者考证，自宋代以来，“词讼积压很少由讼师造成，而更多是由人口的增长、日益复杂的经济状况、不断变化的财产观念、极少的政府掌控帝国利益而太多的地方权力居间充斥这一被忽略的空隙的累积后果所导致的”[9]。

比如，在17世纪，中国有1261个地方政府机构管理大约1亿人。

然而，两个世纪以后到19世纪晚期，人口大约为4.5亿人，但仅有1303个衙门，增加了42个政府机构。

[10]政府治理能力不足以及司法与行政不分导致传统社会官方司法功效的供给严重不足，才是传统中国司法制度运行的根本矛盾。

由此看来，传统“厌讼”文化需要重新评估。

有学者认为：“‘和谐’、‘无讼’是传统法律文化的基础价值取向，它是在中国特定的农业文化背景下产生的，后又被历代统治者所巧妙运用，以‘息讼’的方式来达到其统治目的，以致于理想出现异化并走向极端，‘厌讼’心理便是典型的例证。

”[11]也有学者认为，传统法律文化所指称的民间“厌讼”仅指“老百姓不愿意到“官府”、“衙门”这些典型而特定的国家机关解决纠纷，而非现代汉语中的“厌讼”，即“不喜欢依据国家法提请国家机关解决自己面临的纠纷”。

[12]与上述观点相近的观点指出：“‘厌讼’一词有其自身的缺陷，‘非必要诉讼’是对‘厌讼’一词的矫正。

非必要诉讼是指在案件社会结构的影响下，争端当事人作出非诉讼争端解决机制的一种选择。

”[13]更有学者对“厌讼”持根本对立观点，进而提出所谓“健诉”说。

有人认为，自宋代以降，民间好诉之风日盛。

特别明显的是，18、19世纪，极少有（如果有的话）各级官府的官员有能力清洁积压的有待审理的民事诉讼及轻微刑事诉案。

词讼积压是南方地区（尤其是东南沿海地区）的特殊问题。

[14]虽然学者对“厌讼”的意旨仍然存在一定争议，但以下几点可以达成初步共识：第一，“厌讼”应当被限制在官方诉讼——正式司法程序的X围之内，不能将其扩展到社会纠纷的非正式解决机制。

因为中国传统社会民间调处和解决社会纠纷的机制和能力异常发达，它事实上也承担了大量民事纠纷和轻微刑事案件的处理。

第二，民间“厌讼”心理并非说明普通民众真正鄙视诉讼，其准确的界定应当是民众“害怕诉讼、畏惧诉讼”。

正如有学者所说：“中国人的比较深层次隐密的诉讼意识，应该恰当地称为‘惧讼’或‘恐讼’”[15]第三，民间“厌讼”文化产生的社会根源是官方正式司法效能供给严重不足与民众对司法功能的社会期待过高，由此导致普通民众对正式司法权能的失望和无奈。

综上来看，传统社会“厌讼”的原因比较复杂。

大致来说，其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一是宗法血缘关系社会结构所形成的“熟人社会”，往往会给受害人施加强大的精神压力，使其不敢轻易为了一时的利益冲动和精神胜利而触犯需要长期共处的以感情为纽带的熟人“社区”。

现代版的“秋菊打官司”中的村长和秋菊的故事就是典型例证。

虽然村长曾经侵害过秋菊，秋菊最终也通过正式司法程序打赢了官司，但结果却是这一曾经侵害过她的村长挽救了她的生命。

二是追求和谐的传统中国文化也是无讼法律思想的根源之一。

中国人的“内敛”性格会时刻提醒国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正如梁漱溟先生所说：“中国伦理看重对方，不相争而相让，不向外用力而向内用力，实际强权遂未得铲除而留存，但思以伦理崇尚情义消化之。

结果消化不了，只有掩饰之。

”[16]三是沉重的诉讼负担也是当事人不敢轻易发动诉讼的重要原因。

诉讼影响生产、生活，加之强势群体与官府、地方势力、讼师的勾结，导致民众对诉讼的结果缺乏明确预期。

这也促使当事人不敢轻易发动诉讼。

最后，最为重要的是传统社会为民间纠纷提供了较为发达的非正式纠纷解决机制——官绅、“良善”绅士及家族长老为代表的地方势力派社会纠纷调解系统。

“中国的[官僚]系统是以对地方上有权势或者有影响之人实施的地方调解的满意程度为基础的。

”[17]基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国家起源和“家国同构’的国家主义意识形态，地方宗族和家族势力派始终参与国家和社会的治理，负责轻微刑事案件和民事纠纷的处理。

其在一定程度上达到缓解了官方正式司法效能的不足。

综上，“厌讼”司法文化产生的根源是官方正式司法功能和司法权供给不能满足社会经济变迁所激发的社会主体对正式司法功效的合理期待。

由于对这一基本司法矛盾的判断有误，官方采取各种“息讼”策略，又进一步加剧了上述矛盾，影响了社会主体对司法权和司法工作人员的正确判断。

这就是“厌讼”文化产生的根由。

正如有学者所正确地指出：“民间财产观念和讼师并不是导致该地区词讼积压的原因。

有限的正式政府、不断增长的人口、高度复杂的商业经济以及将官府衙门用作家族之间和家族内部战争的延伸场域的社会趋势，共同构成了导致18、19世纪帝国地方词讼极度积压的原因”。

[18]二、“厌讼”文化的现代嬗变如果说传统法律文化的“厌诉”尚有其一定的社会现实基础，比如宗法血缘社会结构、民间调处纠纷的发达、官方对调处的重视等。

然而，当代社会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农村社会生产方式改革彻底解放了农村广大社会劳动力，农村富裕劳动力由此摆脱了过去“日出而作、日暮而归”的生产与生活方式，走向城市或其他能够淘金的地方求财谋生，农村宗法血缘社会结构趋于解体，人口流动性大幅提高。

过去“熟人社会”建立的伦理社会生活方式逐渐被“陌生人社会”契约性社会伦理生活所取代，民间宗法家族调处社会纠纷的能力和权威日益受到挑战。

加之民间长老调处社会纠纷的效力缺陷、人民调解制度的不完善、司法形式主义（司法权与行政权分立、司法程序理性化）不断完善等原因的共同作用，导致人们越来越趋向于选择国家正式救济路径——司法机关解决纠纷，传统“厌诉”思想正在受到空前挑战，权利意识、维权行动“井喷式”爆发。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各级人民法院的立案数量和结案数量均逐年攀升。

正如有学者所说：“在发生超长变化的经济与人口增长时期，国家法院的重要性与权威性均有所增加……兴词赴讼不仅仅是法院的结构性适用的后果，而且也是经济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的自然结果。

”[19]当前我国司法体制的根本矛盾依然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对国家正式司法能力、司法权威及司法公信力的合理诉求与社会司法权能供给的严重不足。

这也是中央高层过去十多年始终在构建“和谐司法”与不断修改完善民事诉讼法的直接原因。

由于国家对“和谐司法”——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的追求，近年来，全国各级司法机关和法官有片面追求“调解结案率”的倾向，久调不决、强制调解以及严重损害当事人利益前提下的调解都极大地挫伤了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

本来，当事人报着强烈愿望希望得到国家司法机关能够公正裁判，但司法机关却在司法程序上久拖不决，在实体上全然不顾法律法规的明确界定，以“和事老”的身份强制当事人达成牺牲权利和利益的调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