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
东北作家群名词解释
东北作家群名词解释东北作家群是20世纪90年代崛起的一个作家群体。
自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从农村、工厂基层成长起来的一批中青年作家在政治运动的打击下被迫分散到全国各地，此后有的回到原籍东北，有的到了北京、上海、广州、武汉、昆明等城市，其间虽然也有过往来，但总体上没有聚合过。
由知青文学发展而来的城市作家群（如舒乙、韩映山等），始终游离于官方主流意识形态之外，既不像北京的“伤痕文学”群那样全部隐匿，也没有出现省际、地域性作家的大团聚。
所以这一作家群与“先锋文学”或“寻根文学”具有明显的差别，具有比较稳定的面貌。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由于社会环境变化，这些“先锋派”们纷纷回归文学本体，而且出现了全国性的小型文学流派。
他们将现实题材的写作作为主攻方向，开始探索人性的真谛，并进而关注历史、思考现实，使得东北作家群文学创作在新世纪有了新的拓展。
主要成员代表作品三大名旦：指长篇小说《改革者》、《春天的道路》、《海南纪事》在创作时期受到省内评论界和出版界较高评价。
曾被列入文学史。
陈荒煤的《不沉的湖》、刘绍棠的《人到中年》、王松的《阴阳沟》、何申的《那五》等小说也颇负盛名。
沙汀、柳青的长篇小说已具规模，柳青《创业史》成为经典；罗烽的《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周立波的《山乡巨变》，马加的《罗霄山脉的回声》，张光年的《重整河山》等，都可列入优秀长篇小说行列。
许多作家的创作活跃期已超过30年。
作品多带有半自传色彩。
沈阳：在解放战争时期东北局、辽东省委、辽宁省委、辽东军区、辽东省军区等党政机关，及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中央电影局、中央文学研究所、中国剧协、中国作协、中央戏剧学院、东北鲁迅文艺学院等，曾设在沈阳。
在1949年之前，沈阳就已出现著名作家李满天、张恨水、老舍、萧军、萧红、王统照、端木蕻良、艾芜、金剑啸、马加等。
建国后沈阳更出现白桦、杜晚、李辉英、于德翔等享誉全国的名家。
现代派小说：指以刘绍棠、王松、李存葆、刘心武等人为主要作家的短篇小说创作。
当代文学史名词解释
当代文学名词解释：“朦胧诗”——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文坛上涌动着一股崭新的诗潮，因章明发表《令人气闷的“朦胧”》一文而得名。
其成员包括北岛、顾城、舒婷、杨炼、江河、芒克、多多、梁小斌等。
他们从自我心灵出发，以象征、隐喻、通感等现代诗歌的艺术技巧创作了一批具有新的美学特点的诗歌。
如北岛的《回答》顾城的《一代人》等。
新写实小说——新写实小说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其创作特点是：特别注重现实生活原生形态的还原，真诚直面现实、直面人生。
新写实小说对含有强烈政治权力色彩的创作原则给予拒绝和背弃，努力还原生活本相，表现生活的纯态事实。
力求复原出一个未经权力观念解释、加工、处理过的生活的本来面貌。
代表作家有刘震云、方方、池莉、苏童、刘恒、王安忆等。
新写实主义小说：新写实主义小说是批评家对某种创作倾向的概括。
1989年《钟山》杂志主动倡导并提出这个名称，其卷首语中概括为“特别注重现实生活原生形态的还原，真诚直面现实，直面人生。
”这一思潮较为公认的代表作家有：刘震云、方方、池莉、苏童、叶兆言、王安忆、刘恒等。
作品：刘恒《伏羲伏羲》《狗日的粮食》；方方《风景》；池莉《烦恼人生》；刘震云《一地鸡毛》等。
这些作品的共同特征是：主要描写下层人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拒绝传统现实主义典型化的手法，采取拉拉杂杂叙家常的手法；取消情节与情节之间的因果关系，造成无常化的生活流；采取零度叙事，叙事人以平淡冷漠的口吻讲述而不介入故事。
复出作家：艾青、汪曾祺、蔡其娇、牛汉、王蒙、张贤亮、高晓声、陆文夫、邓友梅、流沙河、公刘。
知青作家：韩少功，史铁生，张承志，贾平凹、王安忆、郑义、梁晓声、孔捷生、陈建功、张抗抗、阿城、铁凝、芒克、江河、舒婷等等。
伤痕文学：文革后，以刘心武的《班主任》和卢新华的《伤痕》为代表的一批旨在批判、揭露“文革”以及极左路线的罪恶性，揭示文革给人们带来巨大身心创伤的作品被称为伤痕文学。
这些作品的共同主题体现在对文革的批判及揭露文革给人们造成的精神戕害，在艺术上都采用了能明确剖析社会问题的现实主义手法。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对外经济考察活动
中共党史研究２０１７年第４期·党史资料·01234156781569):;<=>?@A文 世 芳 〔摘要〕１９７８年６月，中央政治局听取和讨论了三个出国考察报告，有力推动了改革开放决策的出台。
但是，对外经济考察，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验，是一个庞大的、复杂的综合性工程，而目前研究中却存在简单化、符号化的倾向。
通过对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８０年代初对外经济考察的系统梳理，可以展现出中国兼收并蓄，汲取世界各国各地区先进经验，探索中国现代化建设路径和社会主义道路的复杂面貌。
这是探求改革开放成功的“基因密码”和“中国奇迹”何以发生不可忽视的因素。
〔关键词〕对外经济考察；改革开放〔中图分类号〕Ｄ２３２；Ｆ１２５；Ｋ２７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３８１５（２０１７）－０４－００８８－１４Ｆｏｒｅｉｇ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ｉｎｔｈｅＬａｔｅ１９７０ｓａｎｄＥａｒｌｙ１９８０ｓＷｅｎＳｈｉｆａｎｇ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ｎＪｕｎｅ１９７８，ｔｈ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Ｂｕｒｅａｕｌｉｓｔｅｎｅｄｔｏａｎｄ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ｄｔｈｒｅｅｒｅｐｏｒｔｓａｂｏｕｔｓｔｕｄｙａｂｒｏａｄ，ｗｈｉｃｈａｃｔｉｖｅｌｙｐｒｏｍｏｔｅｄ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ｍａｎｄｏｐｅｎｉｎｇ ｕｐ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Ｔｈ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ｓａｂｒｏａｄａｎｄ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ｆｒｏｍｆｏｒｅｉｇｎ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ｓ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ｈｕｇｅ，ｃｏｍｐｌｅｘ，ａｎｄ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ｕｎｄｅｒｔａｋｉｎｇｓ，ｂｕｔｔｈｅｅｘｉｓｔｉｎｇｓｔｕｄｉｅｓｔｅｎｄｅｄｔｏｂｅｓｉｍｐｌｉｓｔｉｃａｎｄｓｙｍｂｏｌｉｃ．Ｂｙｆｏｃｕｓｉｎｇｏｎｆｏｒｅｉｇ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ｔｈｅｌａｔｅ１９７０ｓａｎｄｅａｒｌｙ１９８０ｓ，ｗｅｓｈｏｗｔｈａｔＣｈｉｎａｅｃｌｅｃｔｉｃａｌｌｙｌｅａｒｎｅｄｆｒｏｍｔｈｅ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ｓｏｆｖａｒｉｏｕｓｒｅｇｉｏｎｓｉｎ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ａｎｄｗｅｒｅｖｅａｌｔｈｅｃｏｍｐｌｅｘ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ｔｓ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ｒｏａｄ．Ｔｈｉｓｗａｓｔｈｅ“ｇｅｎｅｔｉｃｃｏｄｅ”ｏｆ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ｍａｎｄｏｐｅｎｉｎｇ ｕｐｐｏｌｉｃｙａｎｄａｎ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ｆａｃｔｏｒｉｎｔｈｅｓｕｃｃｅｓｓ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ｉｒａｃｌｅ． １９７８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
新浪潮时期香港电影的审美风格探讨
新浪潮时期香港电影的审美风格探讨发布时间：2021-10-29T02:48:03.447Z 来源：文化时代2021年3期作者：邬旭辉[导读]本文主要探讨新浪潮运动时期（20世纪初70年代末至80年代）的香港电影，通过对其产生背景以及对后期香港电影审美风格的转变和启示、意义的分析，我们能感受到新浪潮电影独特的魅力和风格。
1、香港新浪潮趋势的命名背景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的新浪潮电影是香港电影行业至关重要的一部分。
尽管产生于香港经济蓬勃发展时期，新浪潮电影在艺术上的成就是突出，对当时乃至新世纪的电影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成为“亚洲电影新运动”的奠基石。
在这一时期涌现的年轻导演们以独特的理解和观点对电影主题及镜头语言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使得香港电影运动成为最具深远意义的电影运动之一。
20世纪70年代末，香港从发展中国家向现代化国家转变，在某种程度上取得了巨大突破。
趁着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的经济快速增长，香港借助繁荣的生产制造业、进出口贸易以及先进的服务行业从资源依赖性城市跃变为国际金融中心，成为相当现代化的城市。
韩国、新家坡以及中国的香港、台湾被称为“亚洲四小龙”，是世界经济的一大奇迹。
繁荣的经济往往伴随着蓬勃发展的文化，就在这个时期香港的大众免费娱乐活动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电视几乎为观众提供了包括肥皂剧、综艺乃至全民参与的教堂慈善筹款直播在内的一切。
随着社会变得更加复杂及多样化，人们具有不同的需求、信息、娱乐活动以及文化。
现有的电影行业已无法满足观众的需要。
因此，那些曾经在某些广播电台工作过的年轻导演们意识到繁荣社会里观众们的新需求，促成了香港的新浪潮运动。
香港新浪潮运动的发展要归功于一批出生于1950年前后、大部分在欧美接受电影教育的杰出年轻导演。
在完成学业且在一些电视台工作几年后，他们在拍摄电影方面累积了丰富的经验，同时掌握了良好的镜头语言。
随后，他们中的很多人将焦点从电视行业转移至电影行业，努力打造具有深刻内涵、真情实感及独特风格的电影，为低迷的电影行业注入了活力，同时为电影行业打开了前所未有的新篇章。
分析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关于剥削和生产方式的理论
１、两种不同的剥削类型 非市场的剥削指剥削过程是在直接的、超经济的 强制状态下发生的，这是前资本主义的社会形式 市场的剥削指剥削过程是在市场的、非强制状态 下发生的，这是资本主义社会形式 ２、剥削和权力之间的关系 权力通过国家权力加强所有权、垄断权的存在、 对生产过程的支配三种方式强化了剥削关系 ３、生产方式理论 生产方式按照满足生产者的生存需要、不同共同 体间的贸易、贸易成为规则性的现象、商品生产 普遍化 、生产中出现剩余价值五个阶段演进
埃尔斯特
分析马克思主义的集大成者 “合理选择的理论”与“分配正义理论”——研究 方向 1978《逻辑与社会》是分析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之作 1989年《马克思主义和个体主义》 1985年《理解马克思》——代表作 “西方探索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读者最好能进一步 地参考埃尔斯特的《理解马克思》一书。这不百科 全书式的著作出版于1985年，他运用分析的方法来 研究马克思的这学人类学、经济学、伦理理论、历 史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 ——罗默
罗默
分析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 研究方向——分析和重构剥削和阶级理论 1981年《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分析基础》 1982年《剥削和阶级的一般理论》 1986年《分析马克思主义》 1993年《市场社会主义》 1994年《社会主义的未来》 罗默热衷于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修正，运用古 典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数学模型和博弈论，对 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剥削理论和阶级理论进行大 量修正，构建了独立于劳动价值理论的剥削理 论。
“分析马克思主义只是一个现象而非一个流派，或者最 多只能说是一种风格独特的研究途径” ——（加）韦尔
分析哲学
分析哲学起源于实证主义和后实证主义，是一种 以广义语言分析（逻辑分析、概念分：把语言分析和逻辑分析作为哲学研究方法， 提出摹状词理论和类型理论 摩尔：运用概念分析法，强调常识和日常语言的 作用 维特根斯坦：逻辑原子论、图像论、工具论、意 义论
新公共管理运动
一、“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兴起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一场声势浩大的行政改革浪潮在世界范围内掀起。
在西方，这场行政改革运动被看作一场“重塑政府”、“再造公共部门”的“新公共管理运动”。
“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兴起以1979年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上台为标志。
在整个80年代，英国采取了一系列的行政改革措施：发起反对浪费和低效益的运动，成立了一个效率工作组；实行大规模的私有化，将包括英国石油、英国电讯、英国钢铁、英国航空等著名公司在内的40多家大型国有企业卖给私人；对地方政府的预算开支实行总量控制；要求所有的地方建筑和公路建设项目实行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公开竞标。
更为引人注目的是，根据效率小组1988年提出的《改善政府管理:下一步行动》报告，英国政府开始将提供公共服务的职能从政府各部门分离出来，成立专门的半自治性的“执行局”来承担这些职能。
到1996年，英国成立了126个这样的执行局，将近75%的公共服务由这些局承担。
继英国之后，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随着两国工党分别于1983年和1984年上台执政，也开始了大刀阔斧的公共行政改革。
其中，新西兰的改革因其力度大、富于系统性而受到举世瞩目，并被学术界称为“新西兰模式”。
新西兰几乎废弃了所有的公务条例，对核心公共部门进行重组，建立了几十个按绩效预算运行的小型部门，并将价值50亿美元的公有工业私有化，将其他公共行业变为完全自主经营的国有企业。
在美国，克林顿政府也提出把建立一个“工作得更好而花费得更少”的政府作为其优先目标之一，并于1993年提出了国家绩效检评。
随后，各项行政改革措施在州、市、县各级地方政府大范围地悄然展开。
到90年代中期，有39个州实施了公共服务质量计划，29个州开展了政府部门绩效测评，30多个州简化了人事制度，28个州就公共服务向作为“顾客”的公众征求反馈意见。
与此同时，加拿大、荷兰、法国、德国、瑞典等经合组织的其他成员国也都采取了类似的改革措施。
历史制度主义
历史制度主义一、历史制度主义的兴起与制度的内涵历史制度主义是西方政治科学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出现的一个新制度主义流派，它产生和发展的直接动力是对六七十年代盛行的行为主义和宏大理论的反动。
历史制度主义主要批判地吸收了结构——功能主义一些观点，吸收了比较政治学中的政治发展理论。
历史制度主义冠之以“历史”，因为这一学派认为历史是克服人类理性局限性的一个主要途径;之所以又是“制度主义”，因为他们注重以制度为核心来考察历史，以国家、政治制度为中心来分析历史。
在历史制度主义那里，制度是扎根于政体的组织结构或政治经济中的正式或非正式的程序、惯例、规范等，它们包括宪法规则、官僚标准的执行程序等。
根据彼得·豪尔的观点，历史制度主义被认为是产生于对只关注个体行为选择的行为主义政治学的直接批判，因而其核心是重新强调政治变迁中国家政府和其他组织之于人的行为的影响。
也即强调的是历史本身和制度对于政治过程的作用。
行为主义与理性选择理论两种范式的共同缺陷都在于它们力图实现政治科学的科学化而忽视了政治科学的政治性。
而作为一种新范式的历史制度主义，既继承了某些旧制度主义传统，也承接了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理论的新方法，同时又克服了旧制度主义、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理论的某些缺陷，从而以一种中层理论的方式，在中观的意义上化解了作为一项事业的政治科学和作为一门学科的政治科学之间的内在矛盾，完善了政治科学的理论层次，实现了对政治科学的重构。
历史制度主义对政治科学的重构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在研究视角上，历史制度主义通过对国家中心论和社会中心论的批判而形成了自己的制度中心论;在研究对象上，历史制度主义强调对复杂的历史和现实之中的重大问题进行理解;在研究方法上，历史制度主义主张在比较历史分析方法的基础上综合运用多种方法来达到对复杂问题的深刻理解，从而达到在比较历史分析之中满足“叙事”、“建模”和“检验”的多重功能。
历史制度主义的“制度”又分为三个层次：宏大的国家结构和民族国家的文化特质及具体的政府制度安排。
朦胧诗歌i
中国古典美学历来讲究力与美的交融，柔与刚的统一， 雄奇与婀娜的互相渗透，正所谓“淡语要有味，壮语要 有韵，秀语要有骨。”（《艺概 · 词曲概》刘熙载） 如果说以抒情女主人公寻求理想爱情的内心独白作 为诗料，天然就具备了美的素质，那么诗作的力度首先 就体现在抒情主体从女性视角，运用一系列迭沓纷呈的 否定性意象来表现对甘为男人附庸的爱情观的鄙弃，及 对现代青年女性独立、自强的人格意志，和以平等、自 由为基础的情爱观的肯定。
一代人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 我却用它寻找光明。
远和近
你， 一会看我， 一会看云。
我觉得， 你看我时很远， 你看云时很近。
第三节
舒婷诗歌
关于舒婷
舒婷（1952-），福建晋江人。1973年开始 写诗，1979年正式发表作品，著有诗集 〈双桅船〉〈舒婷顾城抒情诗选〉〈会唱 歌的 尾花〉〈始祖鸟〉等。舒婷70年代 初“插队”时， 到“流 ”于闽北山区的 蔡其矫的指导，开始写诗和散文。“文革” 结束后，结识了北岛等北方诗人，成为 《今天》的撰稿者，在“朦胧诗”争议的 诗人中，她的诗较早得到“各方面”的认 可，她的写于“文革”期间和80年代初的 作品，给人印象深刻的是对那种混合着迷 惘，忧伤，期待的青春期心态的表达。
她的诗风格细腻而沉静，哀婉而坚强。语言清 新不落俗套，在意象的运用上趋于明朗，贴近 自然而很少刻意为之的痕迹。多用第一人称方 式抒情，信念、理想、社会的正义性，都通过 “我”这一抒情形象表现出来，诗行中充满了 对人的自我价值的思考。偏爱修饰性词语，经 常运用假设、让步、转折等句式，使诗情显得 曲折、婉转。 同时她也在抒情方式中自觉地融入了一些现代 主义的技巧，比如她经常运用象征主义手法， 以个性化的感觉来凝聚意象，以隐喻的言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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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一批作家从政治、社会层面上还原“文革”的荒谬本质，并追溯到此前的历史，从一般地揭示社会谬误上升到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上，和伤痕文学相比，其目光更为深邃、清醒，主题更为深刻，带有更强的理性色彩,被称为“反思小说”。
20世纪80年代前半期在中国大陆文坛出现的一种令人瞩目的文学现象。
“反思”一词是哲学上的一个术语，含有反省、回顾、再思考、再评价、怀疑以往既成的结论等多层意思。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思想解放运动的影响下，伴随着政治上的拨乱反正，作家们开始以冷静、严肃、实事求是的态度去审视历史，他们视野更加阔大、思考更加深入，反思文学从而应运而生。
反思文学是伤痕文学的发展和深化。
较之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不再满足于展示过去的苦难与创伤，而是力图追寻造成这一苦难的历史动因；不再限于表现“文革”十年的历史现实，而是把目光投向1957年以来甚至是更早的历史阶段。
重新探究历史是非，对过去一贯以为正确而在实践中证明是错了的政策、路线、事件提出怀疑，并以艺术的方式加以充分而深刻的表现，这就是反思文学的基本出发点。
在反思文学兴起的初期，“反右”扩大化、“大跃进”、“文革”等一个个事件的历史真实不断在文学中得到展示，而这些，也就构成了反思文学的主要题材。
这一时期的反思文学作品几乎全部是悲剧性的，作家们在悲剧中倾诉了人民的苦难，贯注着对民族坎坷历程的思考。
茹志鹃的《剪辑错了的故事》、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等是其中的代表作。
随着新时期作家主体意识的加强，从王蒙写作《蝴蝶》开始，作家们在反思历史的同时又给自己提出了新的课题，那就是个人对历史应负的责任。
这样，文学就将展示历史的进程与探索人生的真谛结合了起来。
在反思文学的这一阶段，新时期文学完成了它的一次重要的跨跃——由侧重于表现时代精神到注重于张扬人的主体，由展示历史沿革到致力于对人的心灵世界的探寻。
反思文学开阔了新时期文学的视野，使新时期文学具有了更丰厚的容量与更深刻的蕴含。
背景社会条件：政治上的拨乱反正；社会性的思想解放运动作家条件：“右派”作家归来；青年作家涌现思想条件：文学不再满足于暴露揭示伤痕，而试图对历史作纵深整体性思考。
类型反思内容：对共和国初期至“文革”时期历史、社会、个体命运进行批判性思考。
反思对象：较广泛，干部、右派、知青、农村、军营生活、商人、“内奸”等在文革中命运。
思考触角，追索从左到极左的深层历史原因。
反思主体：复出作家、知青作家、女性作家可与“伤痕文学”相比较。
特征1.历史纵深感和较大思想容量；从文革上溯到四清、大跃进、反右。
再现反思社会灾难和人生悲剧。
2.反思历史，同时文学反思，作家主体、文体意识觉醒。
“反思”一词，首次出现于英国哲学家洛克的著作中，他将"心灵内部活动的知觉"，称为"反思"。
而在我国当代文学史上，这个词却具有特定的意义，即对文革、十七年以至更早的历史事实进行思考，从而在意识形态、国民性等方面挖掘现实问题的根源，同时，在历史和自然的大的环境背景中展开对"人"的价值的思索。
可以说，"反思文学"是"伤痕文学"的深化，两者间的区别主要在于：哲学思考的介入。
所谓反思，从哲学角度理解，就是人类精神的自我活动与内省的方法。
反思既是对事物和现象的思考，对自己体验过的事件和经历的理解与描述，更进一步则是对自己思考的再思考。
作为文学思潮，反思文学是伤痕文学的必然结果，符合“反思”思维的特点。
伤痕暴露了，那么是谁造成了民族与个人的创伤？又是怎样的政治制度、文化思想、历史传统、现实因素及人性根源，导致了长达几十年的摧残伤害竟然能以合法而崇高的名义进行？综观"反思文学"的创作，主要焦点在于对"人"的反思上。
这种对"人"的"反思"有一个渐进的发展过程：它首先是主要针对政治层面的，关于建国后的历史问题尤其是对农村问题的反思成为作家创作的一个重点。
其中张一弓创作的中篇小说《犯人李铜钟的故事》以一个为了群众生命而不惜触犯党纪国法的大队支书的形象，树立了新时期第一个成熟而完整的悲剧英雄形象。
而高晓声的《李顺大造屋》则以看似幽默的笔法，揭示了中国农民自身的性格弱点，指出这些"民族劣根性"在建国后的左倾灾难所应当承担的责任。
《记忆》则以某地宣传部长秦慕平对曾经被自己错判为"现行反革命"的少女方丽茹的忏悔，反省了一个时期内不正常的"现代迷信"及自己在这种现代迷信中所扮演的可悲角色。
以上作品对文革中种种事件表现的深刻程度显然远远超过"伤痕小说"，但它仍局限于将人仅仅放在政治层面思考。
这种情况随着"反思文学"的深入出现了变化，很多作家不久就开始转到对"人本身"，如"人性"、"人的价值"、"人的生命力量"等更深刻的问题的思考上。
这些作品或张扬被左倾思潮压制多年的"人道主义"，甚至歌颂某种"永恒的、超阶级的人性"，如表现"同情"的《离离原上草》、表现"母子亲情"的《女俘》、表现"友情"的《驼铃》和表现"爱情"的《如意》等；或探讨"爱情婚姻"方面的社会问题，如《爱，是不能忘记的》、《春天的童话》、《我们这个年纪的梦》等；或讴歌人的生命力量，如《北方的河》、《迷人的海》等；或思考生存价值，如"知青小说"中对往日做写实性却富于诗意的回忆与描述、"右派小说"中立足政治历史之上对自己的心理历程的解剖。
较之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不再满足于展示过去的苦难与创伤，而是力图追寻造成这一苦难的历史动因；不再限于表现“文革”十年的历史现实，而是把目光投向1957年以来甚至是更早的历史阶段。
重新探究历史是非，对过去一贯以为正确而在实践中证明是错了的政策、路线、事件提出怀疑，并以艺术的方式加以充分而深刻的表现，这就是反思文学的基本出发点。
在反思文学兴起的初期，“反右”扩大化、“大跃进”、“文革”等一个个事件的历史真实不断在文学中得到展示，而这些，也就构成了反思文学的主要题材。
这一时期的反思文学作品几乎全部是悲剧性的，作家们在悲剧中倾诉了人民的苦难，贯注着对民族坎坷历程的思考。
茹志鹃的《剪辑错了的故事》、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等是其中的代表作。
随着新时期作家主体意识的加强，从王蒙写作《蝴蝶》开始，作家们在反思历史的同时又给自己提出了新的课题，那就是个人对历史应负的责任。
这样，文学就将展示历史的进程与探索人生的真谛结合了起来。
在反思文学的这一阶段，新时期文学完成了它的一次重要的跨跃——由侧重于表现时代精神到注重于张扬人的主体，由展示历史沿革到致力于对人的心灵世界的探寻。
反思文学开阔了新时期文学的视野，使新时期文学具有了更丰厚的容量与更深刻的蕴含。
描写以社会底层小人物为主角的“苦难故事”，这类作品的主人公本身不具备反思能力，因而理性“反思”色彩较淡薄，故事成为小说的中心，作家的反思主要通过离奇的故事情节来展开，这些苦难故事揭示了历史事实的某些真相。
以知识分子和干部为主角的落难故事，体现了知识分子和干部在受难中依然忧国忧民的情怀，也表现出无法克服的矛盾性。
从人性的角度，冯骥才的《啊！》。
从个人的角度，王蒙的《杂色》、张贤亮的《绿化树》等，人物的故事往往与作家本人的经历有着某种相关性。
为了维护个人的形象，为了证明自身遭难的价值，作违心之论。
矛盾主要表现在对“两个母亲”的态度上。
结构、情节依然存在模式化现象。
落难→发配→拯救→归来，是这类小说的基本情节结构，反思主要落实在“拯救”或者“归来”过程中主人公的内心感受上。
主要原因并不是作家不高明，或对人性认识不足，而是创作受限制，对历史的反思只允许在“苦难是财富”、“坏事变好事”、“母亲错打孩子，孩子不该责怪”、“一切向前看”等总的基调下进行。
以“红卫兵－知青”生活为题材的反思作品。
两个反思角度：其一，与“右派”反思小说有某种相似，比如史铁生的《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张承志的《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等；其二，着力于表现下乡知青的真实心理与苦难处境，对知青运动作出否定。
如叶辛的《蹉跎岁月》，旗帜鲜明地指出了知青下乡是浪费生命、蹉跎岁月的举动。
具体可分为：1、个人化反思个人化反思使反思角度各异：历史文化、人性根源、社会制度、政治运动及个人经历等；相应的，得出的反思结论也各不相同，有批判政治运动的，有暴露人性阴暗的，有挖掘自身不足的，也有“拒绝忏悔”的。
2、个性化特征在文学作品的风格上也参差多态，作品的个性化特征毕现。
既有王小波那种戏谑调侃式的，又有崇高神圣狂热如张承志式的，也有余华、王安忆带有先锋色彩的（《一九八六》、《叔叔的故事》），还有客观冷静表面上忠实于写实的尤凤伟式的。
3、纪实与虚构80年代非常写实的反思，即使写的是作家个人的“真事”，也会因为要迎合社会舆论而对事实进行扭曲加工，至少在对“事实”的理解上会与作家真实的想法不尽相同。
虚构需要逻辑圆满，容不得假。
事实也许是虚构的，但内在的逻辑却是真实的，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真实”。
作家王蒙（一）王蒙右派后经历及复出后创作情况“故国八千里，风云三十年”。
创作从纯色到杂色。
思想内涵复杂化：革命理想主义激情中融入历史理性精神；在革命信念底色上认识到现实的力量从而表现出对现实问题的戏谑与嘲弄。
艺术上锐意求新，借鉴西方现代派手法，解构传统现实主义。
（二）王蒙“反思小说”的特征1、淡化创伤记忆，着意揭示深刻哲理和教训2、自觉以历史、民族、国家代言人的身份出现3、认同历史发展，以规范个体心理情感体验，显示宏大崇高的革命理想主义色彩4、叙事特征：置于40年代末到7、80年代的时间框架中，让时代动乱由心灵嬗变折射而出。
反思主体：大多干部身份，往往青年时代就投身革命，革命信仰理想激情，遭遇运动，虽迷惘痛苦，但始终怀有革命信念对理想忠诚。
（三）作品1、《布礼》，理解“钟亦诚”形象2、《蝴蝶》，张思远。
确立人民上帝的主题。
同样倾向：李国文《月食》《冬天里的春天》，茹志鹃《剪辑错了的故事》3、《活动变人形》——标志作家从历史反思进入文化反思。
（1）具有“反思”与“文化寻根”两个层面，双向文化批判（2）三种不同时态的时间流，叙事时间，增强作品立体感，设置多向座标体系，以便从现实变革、文化承传、世界文化走向方面透视主人公心灵历程和文化人格。
（3）倪吾诚形象塑造及其典型意义具有认知价值：A、从文化认知意义上B、从畸形人格历史遗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