箕子之明夷——从黄道周与黄宗羲的易学私淑关系看《明夷待访录》书题含义

箕子之明夷——从黄道周与黄宗羲的易学私淑关系看《明夷待访录》书题含义摘要：黄宗羲《明夷待访录》一书自流传之始，围绕其书题意蕴和待访对象而产生的争论即聚讼纷纭，考察黄宗羲与黄道周之间的易学兴味与易学师承，可以用来解读《明夷》卦象对于黄宗羲等明末士人的意义，从而为梁启超“后王”说提供更为有力的旁证。

关键词：《明夷待访录》黄道周十二运关于黄宗羲《明夷待访录》书题含义的讨论，发端于清代黄之传，自1906年章太炎“将俟虏之下问”一说提出后，“明夷”的意蕴与“待访”的对象便成为学界聚讼的焦点，梁启超针对章太炎的观点，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书中给出了针锋相对的反驳：章太炎不喜欢梨洲，说这部书（《明夷待访录》）是向满洲上条陈。

这是看错了。

此后钱穆、陈寅恪、胡发贵、谢刚、孙宝山、鱼宏亮等学者都相继撰文进行了讨论，在这场争论中，罕有学者关注到黄宗羲的易学兴味以及他与黄道周之间的私淑关系对《明夷待访录》一书命题所产生的影响。

因此，本文拟从这两个角度入手，对以梁启超为代表的“后王”说作一侧面补充。

一、《明夷待访录》题辞中的易学兴味与经世思想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在叙述黄宗羲学术渊源时，只提及“宗羲之学，出于蕺山”，而未论及黄道周，此后梁启超与钱穆在各自所著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也只是介绍了黄宗羲与刘宗周的师生关系，而完全忽略了黄宗羲与黄道周在象数易学上的私淑关系。

而纵观黄宗羲的一生，他对于易学尤其是易学中象数一派的兴趣始终十分浓厚，虽然其著述中针对《周易》的研究仅有一本《易学象数论》，但是这部书针对汉宋易学象数学与术数学作了系统性的考辨评述，堪称明清象数易学领域的扛鼎之作。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此书说：宗羲病其末派之支离，先纠其本原之依托……其持论皆有依据。

盖宗羲究心象数，故一一洞晓其始末，而得其瑕疵，非但据理空谈、不能中其要害者比也。

而黄宗羲关注象数的深层动力，又与他“以慎独为宗，以实践为主”，承继并发挥刘宗周“经术所以经世”的理学观点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明夷待访录》一书的命题即是这种易学兴味与经世思想相契合的明证。

在《明夷待访录》题辞中，黄宗羲明显在箕子、王冕与自己之间勾连了一条清晰的逻辑线条，这条线的起点显然着眼在武王访箕子这一“君臣际遇”的叙事模型上，而无论是如箕子传《洪范》，还是王冕待明主，其终点均落脚在革故鼎新的盛世期待中。

这样一来，对于黄宗羲而言，能够勾连起点与终点的路径依据，则只能从“十二运”这一理论学说中找寻。

可见，梳理清楚黄宗羲的易学兴味，对于论证《明夷待访录》书题的底层意蕴，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黄宗羲与黄道周的私淑关系历代易学流派繁多，体系庞杂，针对一卦一爻的解释在数量上汗牛充栋，在释义上则众说纷纭甚至互相抵牾，恰如黄宗羲在《易学象数论自序》中说到的那样：夫《易》者，范围天地之书也。

广大无所不备，故九流百家之学，皆可竄入焉。

自九流百家借之以行其说，而于《易》之本意反晦矣。

黄宗羲继而在这篇《自序》中陆续批判了焦赣、京房、王弼、魏翱、陈抟、程颐、邵雍、朱熹等人的易学理论。

可见，黄宗羲对于前人解《易》的种种说法是不认同的，那么单纯去旁征博引古人《明夷》一卦的传注，对于解释《明夷待访录》书题的帮助微乎其微。

因此，必须根据黄宗羲的易学兴味与师承交游去缩小定义的范围，才庶几可以理清书题的内涵。

在全祖望为黄宗羲撰写的《梨洲先生神道碑文》中，透漏出黄宗羲私淑于黄道周这一信息的重点，在于“乃出其所穷律历诸家相疏证，亦多不谋而合”一句。

即连黄宗羲自己，对黄道周亦有过“汉说唐疏，宋语明义，百年漳浦，破荒而出，象数理学，会归于一……漳浦之学如武库，无所不备，而尤邃于《易》历”的评述。

黄道周一生所治《周易》之学，集中体现在早年《易本象》、中年《三易洞玑》与晚年在狱中所作的《易象正》，三书中均使用大量篇幅来阐述历史推步的易学思想。

无独有偶，黄宗羲《明夷待访录》的题辞中所称引的胡翰“十二运”，同属于推步历史之说，且黄宗羲在《王仲撝墓表》中论及自己的易学兴味时说道：“自某好象数之学，其始学之也无从叩问，心火上炎，头目为肿。

及学成而无所用，屠龙之技，不待问而与之言，亦无有能听者。

蛩然之音，仅一仲撝。

”则他对象数易学的炽烈兴趣可见一斑。

在象数领域极少知己的情形之下，自康熙十五年至十九年间，据黄宗羲自述：“余自丙辰至庚申五年，皆在海宁奉先生（许三礼）之教，而先生又从余受黄石斋先生《三易洞玑》及《授时》《西》《回》三历。

”，由此可见，黄宗羲师象数易理一脉私淑于黄道周。

三、黄道周及晚明士人群体对《明夷》卦的认知与解读在梳理清楚黄氏象数义理的师承脉络后，黄道周对于《明夷》一卦的解读与运用，即可用以印证《明夷待访录》的底层意蕴。

而黄道周确实也在诗文著作中屡次称引或阐释《明夷》，所作文如《孝纪序》：“顷年以来，遂更陨越，垂翼之矢，洊于股腹。

”所引为《明夷》初九爻辞“明夷于飞，垂其翼”、六二爻辞“明夷，夷于左股”及六四爻辞“入于左腹，获明夷之心”。

尤为重要的是，在黄道周及其同时期的士人阶层眼中，《明夷》一卦已经在明末这一特定历史语境中具有了更为丰富的意蕴，《明夷》一卦的卦辞为“利艰贞”，它不仅包蕴着士人对世运艰难、君道晦暗的控诉，对欲逢明时、欲得明主的追求。

也正因此，出于明清之交的黄宗羲对于《明夷》一卦的解读，亦分为“待明时”和“续绝学”两层，并且针对“续绝学”作了更为深刻的发挥。

在黄道周的解释中，存在一条以箕子为转枢的圣学流传谱系，其关键在于《尚书·洪范》——“惟十有三祀，王访于箕子”。

黄道周还在《易象正》中认为箕子“陈范之与抱器一也”，则箕子“继绝学”的历史形象在黄道周等明末士人的价值解读中显然超过了“待明时”的意义，这也正是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题辞当中所揭橥的著书宗旨：“吾虽老矣，如箕子之见访，或庶几焉：岂因夷之初旦，明而未融，遂秘其言也!”如果我们不能认识到箕子对于明末士人这一“继绝学”的含义，就没有办法理解黄宗羲在入清以后行为上的种种矛盾，也就会在《明夷待访录》的待访对象究竟是否为清朝统治者的问题上纠结不清。

四、从黄宗羲晚年心志行迹看《明夷待访录》书题内涵仔细品味黄道周的《七旅诗》其六：西□箕子国，东海鲁连生。

英采居然在，微文安足争。

我们会发现这首诗与《易象正》“陈范之与抱器一也”的内在逻辑惊人的一致，即无论如鲁仲连蹈海赴死还是箕子陈说《洪范》，均为得正持志，黄道周在明亡后选择了像鲁仲连一样慷慨赴死，则作为他象数易学的绍继者，黄宗羲断无仕清乃至“以清圣祖比周武王”的可能。

在象数易学的历史观下，黄宗羲如黄道周一样选择了以推步历史来看待兴亡问题，而在黄道周给出的“抱器”与“陈范”、鲁连与箕子的二重选择中，决定效仿箕子陈范，“利艰贞”以“续绝学”，并以此为“明时”的到来积蓄有生力量。

据此，我们可以将黄宗羲《明夷待访录》中“明夷”的意蕴分为“待明时”与“续绝学”两层。

在康熙二年癸卯（1663），黄宗羲在《留书》的基础上撰成《明夷待访录》，孙宝山先生认为，《留书》与《明夷待访录》体现了黄宗羲在不同时期的不同思考，即黄氏对胡翰“十二运”历史推步理论的接受。

对比《易学象数论》“前为四运，后为八运，参差多寡，无乃悬绝，以仲子之言为是耶？孟子所谓一治一乱者正相反，以仲子之言为非耶？”的疑问与《明夷待访录》题辞中对“十二运”的描述，我们可以推知黄氏对“十二运”理论有一个从将信将疑到深信不疑的转变，而这一转变则是因为他对“十二运”理论中矛盾之处的调整。

在胡翰所传的理论体系中，代表“治运”重新恢复的《大壮》卦，要在四千八百年后“乱运”的终点《革》卦以后才能出现，但是经过黄宗羲的修改，将“乱运”正式开始的时间确定在周敬王四十三年甲子，也即《明夷》卦的开始。

根据这一改动，《大壮》卦开始的时间也就变为了康熙二年癸卯“向后二十年”，即康熙二十三年甲子将重新进入“治运”阶段。

因此，《明夷待访录》一书的写作目的也就变得清晰起来，即为二十年后的“运交《大壮》”作制度理论上的准备。

可以说，这一阶段的黄宗羲已经跳出满汉夷夏之分的《留书》阶段，而将康熙二十三年甲子以前上溯至周敬王四十三年甲子的历史统一视为“乱运”，一心期待二十年后一个恢复“三代之盛”的全新历史阶段。

这二十年间，黄宗羲对于“明夷”意蕴的理解，即为“续绝学”以“待明时”。

据黄炳垕《黄宗羲年谱》，黄宗羲于顺治元年甲申（1644）至十六年己亥（1659）年间依然从事于抗清活动，而自康熙元年壬寅（1662）年桂王父子被杀于昆明后，开始创作《明夷待访录》，“次年冬削笔”，根据全祖望《明夷待访录跋》：“万西郭为予言，徵君自壬寅前，鲁阳之望未绝；天南讣至，始有潮息烟沉之叹。

”则康熙元年为黄宗羲社会活动的分水岭，此后二十年间，著《明夷待访录》（康熙元年壬寅）、创办证人书院（康熙六年丁未）、送黄百家与万斯同入局修史（康熙十八年己未），均为怀有“运交《大壮》”期待的黄宗羲为“治运”的到来而做的准备工作。

此处参证黄宗羲送万斯同北上时所作律诗“不放河汾声价倒,太平有策莫轻题”与“四方声价归明水，一代贤奸托布衣”，可知他对清廷的不合作态度；而他为万斯同作《补历代史表序》中所说：“元之亡也，危素趋赴报恩寺，将入井，僧大梓云：国史非公莫知，公死是死国之史也。

素是以不死。

后修《元史》，不闻素有一词之赞。

及明之亡，朝之任史事者众矣，顾独藉一草野之万季野以留之，不亦可慨也夫！”则点明了黄、万师生二人存亡续绝的历史责任感。

据此，《明夷待访录》的“明夷”意蕴昭然若揭，则其待访对象则应如梁启超先生所言，为继清而起的后王。

从这一点看，则近三百年中，梁启超先生庶几可以被称为“南雷之知音”。

参考文献：章太炎：《衡三老》，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77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台北：里仁书局，2009.9江藩纂，漆永祥笺释：《汉学师承记笺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4黄宗羲：《易学象数论》，北京：中华书局，2010.10黄宗羲：《明夷待访录》，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