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格拉底之死与自由的民主
民主制度下的自由实践-读《苏格拉底之死》
民主制度下的自由实践-读《苏格拉底之死》缘起我最近读完了柏拉图的《苏格拉底之死》，感触很深。
这本书描述了公元前399年，苏格拉底的审判和死亡过程，以及苏格拉底的哲学思想。
苏格拉底的思想在欧洲哲学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它提出了自由、平等和民主的思想，也对西方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此文档中，我将探讨《苏格拉底之死》中的一些思想，特别是民主制度下的自由实践，在这个问题上的对话和争论。
苏格拉底和雅典民主苏格拉底是一个著名的哲学家和教育家，他在雅典城建立了很高的声誉。
雅典是古代希腊最著名的城市之一，也是民主的发源地。
在公元前399年，苏格拉底被控制煽动青年和亵渎雅典的神明。
在当时的雅典，民主是一种全民直接参与的政治制度，人民的权利得到了保障。
但是，雅典的民主制度并不完美，有时候会出现一些问题。
比如，掀起“秦之辩”的提出质疑和批评就是雅典民主下的产物。
因此，苏格拉底的亵渎和煽动行为引起了雅典民众的公愤。
在此次审判过程中，苏格拉底被迫辩护自己，他表示自己是一个自由思考者，不能受到任何人的限制和干扰。
自由思考与民主制度在《苏格拉底之死》中，苏格拉底的思想贯穿整个故事，它提出了自由、平等和民主的思想。
苏格拉底认为，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思想和表达方式，这是一个自由的社会必须保障的基本权利。
苏格拉底的观点为人们自由思考的权利和精神自由挑战了社会中的常态。
但正是这种挑战，促进了自由的思想和行动，推动了人类的进步。
同样，民主制度下的民众应该拥有自己的思想和表达方式。
这种自由的思想和表达方式是促进民主、维护民主和发展民主的强有力的武器。
而这种自由可以用来破除一些权力中心的想法和文化传统，并由此进一步重构社会。
讨论与反思在这本书中，有一些对话和争论涉及政治系统、道德伦理和知识权利等问题。
这些对话提供了很好的思考和反思机会，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民主制度下的自由实践。
可以说，自由实践是民主制度下的核心观点。
自由实践意味着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意见，而不用受到任何人的限制。
苏格拉底之死与民主政治
《苏格拉底之死与民主政治》仰望历史的星空，那些先贤圣哲虽然离我们十分遥远，但他们以其深邃的思想，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
这些人，在他那个时代无论人们对其是毁是誉，是褒是贬，但是尽管时光流逝，他们的名字在历史的长河中会愈发璀璨。
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一个生活在贫困之中，并且死于非命的人，因其死亡而引起历代先贤的思考，关于苏氏之死的文章已经不少，囿于所限，我能拜读的并不多，实在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
对于苏格拉底这个人，人们关心探讨的绝大部分都是他的死。
人们从不同的角度对苏氏之死做了各种各样的推测，主要的方面是从政治和法律的角度来考虑这件事。
其中最伟大的作品就是斯东的《苏格拉底的审判》，我也无缘看到这样本，只是在网上看到一些节略。
而我所考虑的是，我们自小受到的教育就是民主是一个普世追求的价值观念和一种政体，专政总代表是落后和野蛮。
苏格拉底死时已经70岁，象这样的老人，思想深邃，悲天悯人，洞察人情事故，为何反对民主，并以生命为代价呢？本文写作的目的是为了探讨苏格拉底缘何会如此反对民主，并认为是所谓的民主造成那个时代最善良、最聪明的人之死，由此对民主进行反思，并探讨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民主。
一、雅典民主政体的发展与形成由于本文是以苏格拉底为研究对象，故本文仅介绍在苏氏出生之前及其生活的年代雅典民主政体的发展以及对雅典有影响意义的政治改革。
苏格拉底生活的年代大约是公元前470年（或前469），卒于公元前399年。
雅典是希腊的城邦国家之一，当时的城邦多达数百，其中最强盛的是雅典和斯巴达。
雅典和斯巴达尽管是同时代的国家，但其治理国家的方式非常不同，雅典是民主政体，斯巴达以军事单位为基本组织的特殊的国家，是寡头政治。
在此时期，对雅典有重大的影响的几件事是：希波战争和伯罗奔尼撒战争、俊伦改革、克利斯提尼改革、以及伯利克利对民主制度的维护和加强。
本文简要介绍如下：1、公元前490年，强大的波斯帝国在大流士的率领下，开始了第一次希波战争，以波斯失败告终。
从苏格拉底之死看司法与民主
从苏格拉底之死看司法与民主武若男12260414 新闻班公元前399年，哲学家苏格拉底被雅典公投判处死刑。
这位被称为“哲学之父”的伟大哲学家用自己的生命与雅典民主做最后的抗争。
苏格拉底之死是按雅典城民主法律，由雅典城多数自由民参加，最终以多数票获胜而判处的。
也就是说苏格拉底之死是多数人的意愿，而公民的意愿在当时的雅典法律之下是起着决定性作用的。
有人说苏格拉底死于民主的暴政，甚至有人认为，苏格拉底的死在民主身上永远留下了一个污点。
这是雅典的悲剧性罪行。
但是关于苏格拉底之死也有另一种解读，值得深思：苏格拉底之死不是民主之过，至少不是民主一己之过，苏格拉底死于雅典的司法，死于披着民主外衣的雅典司法。
真正杀死苏格拉底的不是民主本身，虽然民主的确可能导致多数人的暴政；杀死苏格拉底的真正凶手是民主的审判，是背离了司法自身灵魂的雅典司法。
几年来我们常常说司法民主或民主司法，这几乎成了大众喜欢、一些学者热衷的口号。
民主和司法都很重要，但混在一起显得有点不伦不类，两者还是有差异的。
司法与民主的关系是透视一个国家政治制度与司法制度本质特征的窗口，在西方三权分立权力结构体系中，司法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民主的不足而存在的，甚至是被视为民主的对立物，因为民主的弊端之一就是可能产生多数人的专断。
当然，即使在西方国家，从最终意义上讲，司法也是为广大社会民众所享有的，即“在一个法制化的民主国家，法官么没想on个某种意义上最重视对人民负责的”。
民主的定义都是建立在选举基础上的利益决策机制，严格遵循多数人利益至上原则。
简言之，民主就是一种多数人的统治。
而对于司法，核心要求是公正永远是法官必须具备的基本要求。
美国甚至有学者曾说过“我不需要一个懂法律的人，我只需要一个公正的人”。
民主却是决然不这样的，它意味着“我是我自己利益的最好的法官”。
人们根据自己的利益决定选择最优的情况。
而司法最核心的问题是法官必须中立，必须对他的朋友与他的敌人采取同样的标准。
苏格拉底李斯之死与民主制度的关系
苏格拉底与李斯之死异同及其现代启示高天明一，苏格拉底与李斯之死相同之处是二者均死于法律：首先，我们阐述苏格拉底的死因；苏格拉底生活的时代的司法基本情况是雅典"有公众法庭制度，这些法庭全体公民或由全体公民中选出的人们组成，有权审判一切案件，雅典的法庭"审判官人数六千，由公民抓签选出，当时雅典人民共有十族，每族选六百人。
出席人数自四五百以至上千不等；审判苏格拉底案件的共五百零一人。
" 并且，所有的这些审判官任期只有一年，一年后将重新选出，而且，每个公民一生中只能担任两次审判官的职务。
从上述描述可以知道，雅典的司法是大众司法，普通人可以成为法官，通过投票决定案件审理结果，这一点和现代司法理念（法官为专业训练人士）完全不同。
当时的回避制度不健全。
许多与审理苏格拉底案件的法官中，有些人和苏格拉底有个人恩怨，因此，审判结果不公正也就不奇怪了。
另外起诉的罪名一是‘诱导青年’，罪名二是‘不敬城邦诸神，引进新神’。
按照现代刑法思想，上述二罪名均是思想犯，不属于刑法主要打击的对象-行为犯-的范畴。
因此，综上所述，苏格拉底的死因是当时的雅典民主司法制度，是制度的力量造成了苏格拉底的死刑判决。
其次，我们来简单说下李斯的被判处死刑的原因简单来说，李斯的直接死因就是被赵高陷害所致。
李斯是政治家，而赵高是个阴谋家，一心想向上爬，李斯是他的绊脚石，因此在秦二世登基后，赵高要设计陷害李斯。
李斯被判死刑的直接事件是赵高说李斯的儿子李由（三川郡郡守）涉嫌通敌（陈胜吴广农民起义军），然后李斯就向秦二世奏章举报赵高有谋反意图。
但是秦二世没有采信李斯的意见，反而认定赵高的意见合理（李斯要除掉赵高然后可以杀秦二世夺取君权）。
而且该案件由赵高负责查办，负责侦查起诉审判，赵高通过刑讯逼供，取得李斯谋反的口供后上报秦二世，依据秦朝法律被判处死刑。
从上述过程可以知道，李斯的死因是秦二世听信赵高的诬告陷害，然后加上当时的刑事侦查、起诉、审判制度之间完全没有相互制约关系，更为要命的是案件直接由赵高负责，没有回避。
苏格拉底之死：对雅典民主制的再思考
苏格拉底之死：对雅典民主制的再思考在西方历史上，苏格拉底之死被认为是个体死亡继耶稣之后的第二大悲剧，数千年来引发了无数的关注。
一个以追求真理为毕生理想的哲学家，却被他为之奉献一生、标榜着所谓的“民主、自由”的雅典城邦判处死刑。
从苏格拉底之死折射出了雅典民主制无法掩饰的弊端，只有从新思考才能更加准确地理解古希腊文明。
标签：苏格拉底；雅典；民主制苏格拉底作为“古希腊七贤”之一，生平虽未留下任何书面著作，其思想卻深刻地影响了古代西方哲学的发展。
他将自己比喻为一只牛虻，认为自己是神赐给雅典的礼物——时刻刺激这个国家不断鞭策自己以散发新的生机活力。
这样一位雅典精神上的“助产士”却死于雅典人引以为傲的民主制度之下，这究竟是哲学的悲剧还是雅典民主体制的悲剧？一、苏格拉底之死：忠于民主却死于民主公元前399年，被誉为“西方的孔子”“站着沉思的哲学家”苏格拉底被雅典人民法庭以“蛊惑青年”“引进新神”两项罪名起诉并判处死刑，随即饮下毒酒死于牢房内，这也为其一生增添了神秘色彩。
苏格拉底拒绝了一切有违雅典民主制而使自己免于受难的行为，用实际行动践行着他毕生对于雅典城邦民主的信仰。
悲剧的是，正是这“信仰”结束了他传奇的人生，因为这“信仰”还不完全具备作为信仰的特质。
苏格拉底生活在雅典民主制最为盛极的伯利克里时代，此后雅典民主制开始走向衰败。
公元前431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雅典惨败于斯巴达，标志着雅典民主制由盛转衰，直到公元前338年，喀罗尼亚战役的失败，雅典城邦民主制彻底宣告结束。
毫无疑问，苏格拉底对于雅典民主制是极为热爱的，他的一生都致力于不断完善雅典民主制。
作为雅典公民的一员，他至死都维护着雅典城邦的民主，甚至用死亡坚决捍卫这种民主制的神圣性、不可侵犯性。
苏格拉底拒绝了一切可能免于死亡的机会，宁肯自己忍受不公正，也不愿去做不公正的事，他用行动告诉雅典人民雅典的民主应该是人人平等的，任何人都不应该享有特权。
讽刺的是，苏格拉底忠于这种民主制，但也死于这种民主制。
历史故事苏格拉底之死
历史故事苏格拉底之死在古希腊哲学史上，苏格拉底是一位伟大而且颇具争议性的哲学家。
他以让人们思考人生的价值和道德伦理而闻名，然而，他的思想和教导最终导致了他的死亡。
苏格拉底之死成为了一个充满戏剧性和意义深远的历史故事，它不仅仅是一个哲学家的悲剧，更是对言论自由和个人思想的重要警示。
苏格拉底生活在公元前5世纪的古希腊雅典。
他并没有留下任何文字，因此我们对他的了解主要来自他的学生柏拉图和克里托的记录。
苏格拉底的教学方法被称为“苏格拉底式对话”，他通过对问题的追问和质疑引导学生思考和发现真理。
然而，苏格拉底的批判性思维和对传统价值观的挑战引起了当时政治和宗教领导层的不满。
他被指控败坏青年人的思想，亵渎神明，并传播异端邪说。
虽然苏格拉底声称自己只是在追求真理和帮助人们认清自己的无知，但这并没有得到法庭的宽恕。
公元前399年，苏格拉底被雅典城邦的法庭判处死刑。
他可以选择流亡，或者接受其他惩罚，但他拒绝了这些选择。
他坚信，自己的使命是让人们思考和追求真理，即使这意味着牺牲自己的生命。
据记录，苏格拉底在死刑执行前的最后一天，与他的朋友们在狱中度过了一个长夜。
他们谈论着生命和死亡的意义，讨论着苏格拉底的理念和他们对他的敬仰。
苏格拉底继续表达了他对真理和正义的追求，并鼓励他的朋友们继续思考和探索。
第二天，苏格拉底被带到公众议会，他冷静地接受了死刑的执行。
他喝下了毒药，他的朋友们目睹着他慢慢离世。
苏格拉底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表现出了无比的勇气和从容，他告诉自己的学生们要继续追求真理，即使没有他的引导。
苏格拉底之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他成为了一个英雄和先知，他的理念和教导在古希腊哲学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
他的死亡也引发了人们对于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的思考。
苏格拉底的死刑判决引发了一场反思，人们开始质疑当时政府的合法性和正当性。
数年后，雅典的民主政治体制崩溃，它被一个血腥的独裁统治所取代。
苏格拉底的死亡成为了政治腐败和独裁统治的象征，他的智慧和勇气启发了许多后来的哲学家和革命者。
从苏格拉底之死看古希腊民主暴政
从苏格拉底之死看古希腊民主暴政民主，简而言之，就是大多数人的意志。
然而，大多数人的意见并不能代表正确和真理，当多数人犯错误时，便产生了民主暴政。
古代希腊的民主制度是古代民主制度的杰出代表，其中最杰出的要数雅典民主。
作为一种原始的民主，其中的暴政显而易见。
最典型的例子大概就是苏格拉底之死了。
苏格拉底是死于希腊的民主制度，这点毫无疑问。
苏格拉底作为古希腊最伟大的哲学家，却在主张无神论和言论自由上与当局统治相背离。
雅典的公民大会因两条罪名判处苏格拉底死刑：一是引进新神，二是教坏青年。
雅典民主派在推翻了三十年的僭主以后，宣布了政治大赦，却处死了苏格拉底——一个基本上没有政治作用的哲学家。
苏格拉底之死绝不只是因为他为了证实神谕而得罪了许多雅典名人，更不会仅是因为他在法庭上的态度激怒了陪审团。
众所周知，从梭伦开始，雅典的民主制度拉开序幕，经过克里斯提尼，再到伯里克利，雅典民主制度不断完善，逐步进入黄金时代。
可悲的地方在，赋予了苏格拉底理想和信念的雅典制度和精神，随着时间的流逝，在不知不觉中慢慢地走向了昏庸和腐败。
动荡的社会时局，使苏格拉底痛心疾首。
他希望用自己的理想和信念去改变这样的现状。
然而，事与愿违，一方面，昏庸无能、失去理智的雅典政府不敢去承受舆论的尖锐刺激，于是那些为名誉地位考虑的执政者利用雅典民主制度的致命弱点，控制、操纵了它，使它成为排除和绞杀异己的疯狂工具；另一方面，一些所谓正直无私的雅典公民，为了维护民主制，因为对苏格拉底暴露民主制缺点的做法的不理解，将苏格拉底当成是雅典民主制度的敌人。
这样就有了公元前三九九年，五百人陪审法庭上278票赞成，221票反对的投票结果，也有了苏格拉底的死刑。
对于这场并不正义的审判，苏格拉底却选择了慷慨走向刑场。
这位智者，在生命的最后向我们诠释了法律的真正含义——法律，只有被遵守才是有权威性的。
只有法律树立了权威，才可能有社会秩序与社会正义的存在。
一个以言论自由而著称的城市竟然对一个除了运用言论自由以外没有犯任何其他罪行的哲学家提出起诉，更令人无法理解的是，这样拙劣的起诉竟然成功了。
从苏格拉底之死看雅典民主政治及其影响
从苏格拉底之死看雅典民主政治及其影响（一）关于人类社会群体的性质：“自由城市”抑或“一伙人群”？[2]对希腊人来说，自由城市意味着一种自由人的联合，人们在这种城市中自己管理自己，公民轮流进行统治和被统治。
实际上，在雅典的民主政体中，主要的政府职位都是由选举产生的，许多别的职位则由抽签产生，使得所有公民都有参与治理自己的平等权利。
所有公民都有权在制订法律的议会中投票和发言，列席把这些法律加以实施和解释的陪审团法庭。
然而，苏格拉底既不是寡头派，也不是民主派，对于两者，他都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在苏格拉底看来，既不是由少数人来统治，也不是由多数人来统治，而是由“那个知道的人”来统治。
这在他的同时代的人看来，一定是等于恢复到最绝对的形式的王权。
苏格拉底在《言行回忆录》中，提到政府的基本原则，那就是“发命令是统治者的事，服从命令是被统治者的事。
”当然，苏格拉底区分了“王政”和“暴政”，他说，“在人民的同意下按照国家法律来统治他们是王政，而不受法律控制以统治者的意志强行对不愿意的臣民进行统治则是暴政。
”[3]希腊人则从牧人的类比是得出教训，羊群不能信任牧人，人类群体也不能把自己交托给某一个人的绝对意志，不论他自称他的目标是多么仁慈。
显然，这就造成了苏格拉底与古希腊观念上的歧异。
（二）什么是美德？苏格拉底谓，美德即知识。
这一观念看起来是一个哲学问题，但也有着极深的政治意蕴。
如果美德就是知识，那么就像其他形式的知识一样，它是可以教的。
如果它是可以教的，那么它就不可能限于少数人——贵族地主世家，而是可以被多数人——新兴的手艺人和生意人的中产阶级——来学习。
如果多数人都有美德，那么他们就有资格参与治理城市，而不能被拒绝。
然而，苏格拉底认为，真正的知识只能通过绝对定义才能得到。
如果你对某一事物不能下一绝对定义，你就并不知道它是什么。
接得，苏格拉底证明，这种知识是得不到的，连他也得不到。
[4]这样，既然美德是知识而知识又是不可获得的，那么普通人即多数人，就没有进行自治所必需具备的美德或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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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拉底之死与自由的民主
“人们有资格享有文明社会的自由，其资格正与他们愿意用道德铰链约束他们欲望的程度成比例：与他们在多大程度上热爱正义甚于热爱掠夺成比例。
”
——艾德蒙·柏克（Edmund Burke）
苏格拉底之死，是一起影响深远意涵丰富的历史事件。
我们可以从不同层面不同维度对它进行思考。
也的确有许多人从不同层面不同维度对它进行过思考。
柏拉图，在《申辩》中，显然认为苏格拉底死于民众的愚昧——与其说是不宽容不如说是不明智。
[1]色诺芬，在《回忆苏格拉底》中，似乎认为苏格拉底是“自己活得不耐烦”了。
[2]西方近代政治学的主流解释，认为苏格拉底死于民主制下“多数的暴政”，[3]苏格拉底之死由此成为当代种种不信任民主政治之观念的思想源头。
现代报人斯东，在《苏格拉底审判》一书中，控诉苏格拉底死于思想和言论自由未受保护[4]——这实际上是用现代自由宪政和法治的话语来向古代雅典人说话。
我国法学界，则流传着一种与斯东观点相近而并不完全相同的解读：苏格拉底之死“并不是雅典民主的污点，而是雅典法制的耻辱或悲剧”。
[5]
苏格拉底之死，作为发生于两千五百年前的历史事件，仍能激发现代人持久不衰的讨论，只是因为经由这一事件而昭显出来的种种问题及其意义，对于现代人而言仍然极其重要。
这种种问题及意义之中，最显而易见因而也最无可回避的就是：苏格拉底之死，真的表明自由
和民主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冲突吗？或者说，我们究竟应该如何理解、如何处理（政治）民主与（个人）自由的关系呢？
耶稣基督诞生前400多年，苏格拉底（公元前469—公元前399）在雅典的普通法院，七十高龄的被誉为西方孔子的哲学家，被指控“不敬国神”、“另立新神”和“败坏青年”的罪行。
起诉苏格拉底的三人分别是：代表雅典政治家和手工艺的阿尼图斯、代表诗人的美勒托和代表公众的演说家素康。
在受审期间，苏格拉底从始至终都在为自己的行为和思想申辩，以平素一贯的淡定自如的高贵态度为自己辩护，并在一次阐述自己的观点。
他认为对他的指控出于“多年的错误印象”(《申辩》19a)，他不仅陈述了这种错误印象的感知，而且要申辩对其指控。
其后雅典法庭以281票对220票判处他死刑。
在当时，雅典人民正准备祭祀阿波罗神，这是神圣而庄严的宗教祭祀活动。
城邦依照其惯例认真对待准备这次祭祀活动，为保证城市的整洁将死刑一律暂缓，苏格拉底则被囚于监狱，等待祭祀结束后处于判决。
期间本可以赎走或逃狱，但他认为逃亡只会进一步破坏雅典法律的权威，他以激情澎湃、慷慨的陈词反驳法院对自己的指控后做出了饮鸠而死的选择。
（一）全民思想弊端
雅典民主制的的价值基础是自由与平等的追求。
在希腊贵族与平民、强势与弱势之间都存在着等级关系。
这样的本身具有的等级关系与雅典的平等自由又相互存在着矛盾。
公民个人权利的似实实虚的境况也是公民常常陷入对平等自由的过度追求。
柏拉图关于雅典的民主制做过这样的定义：“一种使人快乐的无政府状态的，花俏的管理形
式，在这种制度下不分区别的把一切平等给于一切人，不管他们是不是平等主义。
”
希腊的哲学家安提尼西斯把民主派的平等比作了了兔子与狮子之间的平等，来描述搭档是雅典自由平等观的窘迫的境遇。
过度的追求平等与自由在自然规律中打破了原有兔子与狮子的平衡体系，雅典公民疯狂的追求极度的自由与平等，渐渐失去了希腊雅典人本身的优良品质。
自由的尺度是什么呢？我们该如何界定？“自由应当是法律下的自由。
因为我们服从法律我们才自由”而民主制形式下的雅典公民则由“极端奴役”到“极端自由”转化，脱离的原有轨道。
雅典公民十分珍视来之不易的自由平等，他们竭力防止争取来的自由遭到破坏，反而由于他们各种无限的保护措施，让他们葬送自由的主导者。
雅典公民的自由观不断走向极端，发展成绝对的，无限制的自由，他们的自由不受到任何约束。
自由变了质，在他们还没感觉到时，这迷失的自由渐渐腐蚀了他们的心。
平等自由的失控给雅典指引了一条通向灭亡的道路，是形成多数人暴政的原因。
雅典公民变得十分放纵，不服对他们的各种管理。
柏拉图有这么一个结论：“所有这一切总的起来使这里的公民灵魂变得非常敏感，只要谁建议稍加约束，他们就会变得受不了，就要大发雷霆。
最后就像你知道的，他们不要任何人管了，连法律也不放在心上，不管成文的还是不成文的。
”
苏格拉底用智慧引导人们自省自察，学会用理智分析应该做什么和不应该做什么。
这无疑是触动了那些极端自由分子的危险而又敏感
的触角，他们心存害怕他，又深深敬畏他，因为苏格拉底的智慧拉回他们已走向极端的心。
他们战胜不了真理，只好让苏格拉底死亡，让他们紊乱的心恢复到原有看似的平和与宁静。
苏格拉底意识到这点其实雅典的公民也意识到了，但他们被自己的私利蒙蔽，在深夜他们无法安睡，他们内心充满了恐惧和紧张，只有苏格拉底死了，他们认为内心的恐惧也会消失，这样这些自由的雅典公民就可以大张旗鼓的追寻着那莫须有的自由平等。
苏格拉底的可以认为是场谋划已久的谋杀：雅典人试图通过判处雅典人中最有智慧和最高贵的人死刑来扼杀良知的声音。
他们始终都要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公元前404年，雅典丧失了霸权。
雅典政治是一个由产生、发展到灭亡的过程，历经了光辉与暗淡。
在这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我们不难发现雅典当时设立的政治机构独特的方式，以及机构设立的宗旨是值得我们探讨的。
“人人平等”在各个国家机构中都有体现，它常常作为衡量民主的尺度和人们一般行为认可的尺度。
国家机构的“三权分立”的组织形式，也是公民大会、议事会、陪审法庭的组织形式。
他们都分别拥有司法权、立法权、行政权，着反映了当时雅典分权制约的思想。
相互有牵制，避免了独裁的产生，防止执法机构滥权。
“少数服从多数”虽然在雅典的实行中存在的弊端，但弊端并不是方式引起的，而是由着这种方式的组成基础所致。
不可否认这种方式尤其特殊的的优良性。
国家公职人员的任免，虽然对其选举公职人员的选举方式不认同，但是公职人员不是靠世袭、君主任命，或靠着暴力手段夺取的。
并且任
免后对其规定了期限，现在大部分国家的领导人也是有任命期限的，让位给有能力的人,雅典的政治体制我们应辩证的分析，既看到弊端又看到其中有价值的部分，雅典的政治体制之一块未开发的美玉，在岁月中摒弃坏的部分，渐渐展现其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