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费正清的中国史观看中国近代师范教育变革
费正清思想在中国的译介和接受研究

DOI: 10.14092/11-3956/c.2020.06.013费正清思想在中国的译介和接受研究赵慧芳1,刘晓峰2(1. 西安外国语大学 英文学院,陕西 西安 710128;2. 西安外国语大学 外国语言文学研究中心,陕西 西安 710128)摘 要: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 )是美国最负声望的中国问题专家,一生致力于中国问题研究,出版了大量涉及中国历史、政治、战争、改革、文化方面等重要话题的著作。
他的思想推动了海外对中国研究由传统汉学角度向近现代中国视角转变,代表着美国主流社会对中国问题的看法。
从70年代开始,费正清著作陆续译入中国,国内学术界一直重视对其思想的研究。
然而,翻译界对其著作在中国的译介和接受研究基本是空白。
文章从翻译文化史的视角,从出版社、译者群体、翻译模式、副文本、传播与接受等多个维度切入,梳理费正清思想对中国学术思想的影响,推动费正清著作思想在国内的译介和接受研究。
关键词:费正清思想;翻译模式;副文本;译介与接受中图分类号:H059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603(2020)06-0106-10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 )是哈佛大学终身教授、历史学家、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专家和现代中国学的开拓者。
他组织成立了“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
费正清一生致力于研究中国问题、近现代中国史以及中美两国关系走向。
他的研究推动了国外对中国由传统的汉学研究角度向近现代中国研究转变,其思想不仅影响着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对美国在华政策也有着重要影响。
费正清思想从70年代开始陆续译介到中国,国内已有学者对费正清思想加以研究,蔡葆真曾对比了《美国与中国》(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旧版与新版本的不同点,针对著作思想内容进行探讨[1]。
可是,费正清思想在国内的译介研究仅有冉隆勃从翻译策略角度出发,分析了《剑桥中国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第15卷的两个版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海南出版社出版)[2]。
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读后感

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读后感首先得说,费正清这老爷子可真是下了大功夫。
他就像一个特别爱翻箱倒柜找东西的好奇者,把晚清这段时期从各个角落都扒拉了个遍。
这本书涵盖的内容超级丰富,从政治到经济,从文化到社会,感觉就像一个装满各种零件的大仓库,每个零件都有它的位置,共同拼凑出晚清的全貌。
晚清啊,那就是一个大泥潭,各种势力在里面搅和。
清政府就像一个摇摇欲坠的老房子,外表看着还挺唬人,其实内里已经千疮百孔。
官员们呢,有些就像提线木偶,被各种传统规矩和官场潜规则操纵着,有些则在努力挣扎,想要在这个大厦将倾的时候做些什么来挽救局面,可往往是有心无力。
说到列强,那简直就是一群围着虚弱晚清这头“大象”的饿狼。
他们利用各种手段,什么条约啊、通商口岸啊,不断地从中国这块大蛋糕上切走一块又一块。
我读到这些的时候,心里那股气就不打一处来,感觉晚清就像一个被欺负得毫无还手之力的可怜孩子。
不过呢,这也让我看到了当时中国在世界格局中的尴尬位置,就像在一群强盗面前捧着金碗的弱者,被人觊觎是必然的,可又没有足够的力量去保护自己。
书中关于晚清社会文化的描写也很有趣。
传统的儒家文化在这个时候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就像一艘在暴风雨中航行的大船,有些船员想要坚持传统,认为只要守着老祖宗的东西就能平安无事;而有些则开始向外看,觉得西方那些新鲜玩意儿说不定能给这艘大船带来新的生机。
像洋务运动那些改革派,他们就像是在黑暗中摸索的探险者,试图在传统和现代之间找到一条平衡的道路,可是这条道路实在是太难走了,到处都是坑坑洼洼。
还有太平天国运动,那简直就是晚清这个大舞台上一场惊天动地的大戏。
洪秀全就像一个突然冒出来的“草根明星”,带着一帮兄弟姐妹们想要推翻旧世界,建立一个属于他们理想中的“天国”。
但这个“天国”就像一个美丽的泡沫,外表五光十色,里面却空洞无物。
他们的一些想法在现在看来有点天真,可在当时那种被压迫得喘不过气的环境下,也算是一种大胆的反抗尝试。
我国师范教育的形成和发展

我国师范教育的形成和发展[摘要]本文综述了一百年来我国师范教育发展的三个阶段,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三种不同的模式,对我国师范教育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清晰的描述和客观的评价。
[关键词]师范教育;教师培训【中图分类号】g640师范教育在我国有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大体经历了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三种不同的模式,逐渐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师范教育体制,为我国教师教育专业化之路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一、清末新政及民国临时政府时期。
1897年3月,盛宣怀在上海创办南洋公学,特设“师范院”,以培养各级教员,开创了我国教育史上的第一所师范学校,揭开了我国师范教育的序幕。
清末管学大臣张百熙于1902年拟的《钦定学堂章程》即“壬寅学制”是中国近代由国家颁布的第一个规定学制系统的文件。
它规定师范教育分为设置于大学堂的师范馆、附设与高等学堂的师范学堂和附设于中学堂的师范学堂两级,分别构成高等师范教育和中等师范教育。
这标志着中国近代独立的师范教育制度的开始。
但很遗憾该学制没有成功施行。
1902年创立的通州民立师范学校是我国第一所独立设置的中等师范学校。
1902年,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的前身)成立了师范馆(现北京师范大学),是我国高等师范院校的雏形。
1904年清政府在张之洞等人的主持下颁行了《奏定学堂章程》是中国近代第一个以教育法令公布并在全国实行的学制,将师范教育从中学学堂、高等学堂正式划出来,成为单独的系统。
并规定分为初级师范和优级师范,分别培养小学和中学教员,标志着“定向型”教师教育体系在我国的开始。
1912年在南京成立的民国临时政府也非常重视师范教育,1912年,教育部刚成立,即颁布《师范教育令》《师范学校规程》、《高等师范学校规程》,将初级师范学堂改为师范学校,优级师范学堂改为高等师范学校。
至此,我国师范教育已经初步创立了独立的师范教育制度。
在体系上,分为优级师范学堂和初级师范学堂等;在管理上,属于公立教育,由政府投资兴办;师范生享受公费待遇,免交学杂费、食宿费,并酌补书籍费及服装费。
中国师范教育的发展

中国师范教育的发展中国师范教育的发展可以追溯到清朝末年,在当时大规模创建了巨大的师范学堂以培养未来的教师。
然而,在近代中国历经了战争和政治运动的动荡之后,师范教育经历了许多变革和挑战。
本文将探讨中国师范教育的发展,并探讨其对中国教育体系和教师队伍的影响。
20世纪初,中国师范教育经历了一次较大规模的革新,这是为了满足新组建的国家教育体系的需求。
1902年,中国最早的师范学校天津北洋大学师范学堂创立,它为培养出了一批具有现代化教育理念和专业技能的教师。
此后,师范学校开始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建立,例如北京的北京师范大学、南京的南京师范大学等。
这些学校对培养合格的教师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并为中国师范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然而,在辛亥革命和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中国师范教育进入了一个新的转折点。
在五四运动中,中国知识分子对传统教育体系的不满以及西方新教育思想的影响导致了一系列的教育运动。
师范学校开始倡导“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强调培养学生的创造力和实践能力,而不仅仅是死记硬背的知识。
这使得师范学校成为了当时一些领先的教育思想家和教育家的培养基地。
开放以后,中国师范教育又面临了新的挑战和机遇。
随着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教育的大众化,对高素质教师的需求不断增加。
师范学校不仅需要培养具备扎实学科知识和教育专业知识的教师,还需要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和跨学科能力的教育领导者。
因此,师范教育不再是简单的教育学科的传授,而是更加注重培养学生的教育能力和素质。
近年来,中国政府对师范教育的发展给予了更多的重视和支持。
一方面,国家加大了对师范学校的投入,提高了师范教育的质量和标准。
另一方面,国家也积极推动师范教育的创新和,包括教师培养模式、教师评价制度等。
例如,国家提出“以德育为先”的教育理念,呼吁培养品德高尚的教师,这引导了师范学校更加注重学生的德育教育和身心健康发展。
总的来说,中国师范教育经历了一个漫长而复杂的发展过程,并逐渐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教育体系。
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读后感

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读后感先说说这书的“厚度”吧,可不是光指书本的物理厚度哦,那内容丰富得就像一个装满了各种宝贝的大宝箱。
从政治到经济,从社会到文化,晚清的方方面面都被费正清和他的小伙伴们扒拉了个遍。
一开始读的时候,我就像是闯进了一个复杂的迷宫。
晚清的政治格局那叫一个乱,各种势力你方唱罢我登场。
朝廷里有那些守旧的大臣,抱着老祖宗的规矩不肯放,就像一群顽固的老古董,还觉得自己是在捍卫正统。
而新兴的改革派呢,像康有为、梁启超这些人,就像是在黑暗中摸索的探索者,试图给这个摇摇欲坠的老大帝国找到一条新的出路。
他们提出变法,就像给一个病入膏肓的人开新药方,可是这过程那叫一个艰难啊。
慈禧太后就像一个坐在权力宝座上的老巫婆(这么说可能有点不尊重历史人物啦,但真的感觉她有时候很霸道),一会儿支持变法,一会儿又把维新派打压得死死的,这朝令夕改的,看得我是又着急又气愤。
再说说晚清的经济。
那时候西方列强就像一群贪婪的强盗,用各种不平等条约打开中国的大门,然后大肆掠夺。
中国传统的自然经济就像一个被冲击得七零八落的小帆船,在西方工业化的大轮船面前显得那么脆弱。
不过呢,也正是在这种压力下,中国开始有了一些近代化的经济萌芽,像洋务运动搞起来的那些工厂,虽然有点先天不足,但好歹也是一种尝试嘛。
就像一个小孩刚开始学走路,虽然走得歪歪扭扭,但也在努力向前。
晚清的社会更是一幅让人哭笑不得的画面。
老百姓们一边要忍受着本国封建统治的压迫,一边又要遭受列强的欺凌。
那些传教士在各地传教,引发了不少矛盾。
民间的义和团运动,感觉就像是老百姓们憋了一肚子气后的一次大爆发。
他们以为靠着那些神神叨叨的法术就能把洋鬼子赶出去,虽然有点天真,但那种反抗精神还是很让人敬佩的。
不过最后还是被中外势力联合镇压了,真是可怜又可悲。
读完这本书,我对晚清的印象不再是那种简单的、模糊的概念。
费正清就像一个拿着手术刀的医生,把晚清这个“病人”的各个器官都剖析给我们看。
他的研究很细致,虽然有些观点可能会有争议,但不可否认的是,这本书让我看到了一个真实、复杂、充满矛盾的晚清。
师范教育的传统与变迁

师范教育的传统与变迁师范教育的传统与变迁师范教育是一门传统而重要的学科,其地位与影响力在教育领域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师范教育也经历了一系列的变迁。
本文将从师范教育的传统起源、发展历程以及当前面临的挑战等方面进行探讨。
首先,师范教育的传统起源可追溯到古代。
在中国古代,师范教育是一种由师傅传承给徒弟的方式。
师傅不仅仅传授知识,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的品德和道德观念。
当时的师范教育致力于培养高尚的教育者,他们具备良好的素养和传统的文化背景。
这种师范教育的特点是注重学生的品德塑造与道德修养。
随着社会的进步,师范教育经历了许多变化。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传入了现代的师范教育概念。
这种教育模式主要侧重于知识的传授和技能的培养。
学生需要通过学习不同的学科知识,了解专业教学技巧,同时也要具备相应的教育心理学和教育方法论知识。
这种师范教育强调教育的科学性和系统性,为现代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20世纪的中国,师范教育也得到了高度重视和发展。
从1952年开始,中国启动了“统一”和“科学化”的师范教育改革。
该改革旨在增强教育者的综合素质和专业能力,适应新中国的建设需要。
此后,师范教育成为了高等教育系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并在国家政策和法规的支持下,蓬勃发展。
然而,随之而来的是师范教育面临的一系列挑战。
首先,随着社会的变革,教育需求也在不断变化。
传统的师范教育模式无法满足全面的教育发展需求,应当转变为更加综合与多元化的教育模式。
其次,新时代的师范教育需要更多地关注学生的实践与创新能力培养。
要培养具备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教育者,需要在师范生的课程设置和实践环节上做出创新。
此外,师范教育的传统纯学术导向倾向需要调整,更加注重教育实践和职业素养的培养。
为了应对这些挑战,师范教育需要思考自身的发展方向。
首先,要积极开展各种形式的师范教育创新实践,包括推动教育学和学科教育学的深入研究、推进师范生的实践教育、加强学校与社区的合作等。
近代师范教育发展史

近代师范教育发展史
近代师范教育发展史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主要见证了师范教育的起步、发展和变革过程。
19世纪末,随着工业革命和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对于教育的
需求日益增长。
这导致了对师资的迫切需求,为了培养合格的教师,各国开始建立师范学校。
这些学校主要培养中小学教师,教学内容包括教育心理学、教育方法学、教育学和学科知识。
20世纪初,师范教育逐渐发展成为专门的高等教育学科。
在
欧美国家,师范学校相继成立,并逐渐扩大教育范围,开始培养各个学科的教师。
此时,师范学校的教学内容也变得更加系统和科学,教师培训注重理论知识和实践技能的结合。
在中国,近代师范教育的发展受到西方的影响。
从19世纪末
开始,中国开始建立师范学校,最早的师范学校是北洋大学堂的附设学校,主要培养中小学教师。
20世纪初,北洋政府颁
布了《师范学堂章程》,规范了师范教育的发展。
随着中国现代教育的兴起,师范学校逐渐扩大规模,师范教育开始培养各个学科的教师。
20世纪中叶,师范教育进入了一次大规模的改革和发展阶段。
各国纷纷进行了师范教育的改革,加强教育科研和实践教学的结合。
师范教育的教学内容和培养模式也发生了重大变化,更加注重学科知识和教育专业的融合,并强调教师的专业发展和终身学习。
近年来,随着教育理念的变化和教育现代化的要求,师范教育也在不断调整和改革。
注重培养教师的创新能力和教育实践能力,倡导多元化的教育方式和教学模式,培养适应现代教育发展需求的优秀教师。
同时,师范教育也更加注重师德师风的培养和教师职业道德的提升,加强教师的职业素养和社会责任感的培养。
费正清中国史观论析

费正清中国史观论析费正清是一位著名的美国汉学家,他的中国史观在其学术生涯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
本文将探讨费正清的中国史观,分析其观点的内涵、特点及其影响。
在搜集相关文献的过程中,我们发现费正清的学术成果涉及广泛,包括中国历史、文化、政治、经济等多个领域。
然而,本文将主要费正清的中国史观,即他对中国历史发展和演变的理解和阐述。
在整理思路方面,费正清的中国史观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强调历史的连续性和变迁性;二是将中国历史置于全球视野中;三是坚持客观、实证的历史研究方法。
针对这些方面,本文提出以下观点:首先,费正清认为中国历史是一个连续的过程,既有传承也有变迁。
他特别强调了中国文化的连续性,认为这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基础。
同时,他也指出中国历史上的一些重要变迁,例如秦朝的统一、科举制度的创立等。
其次,费正清将中国历史置于全球视野中,认为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发展是相互、相互影响的。
他强调了中国与外部世界的互动关系,以及外部因素对中国历史发展的影响。
最后,费正清坚持客观、实证的历史研究方法。
他认为,只有通过客观、实证的研究,才能深入了解历史的真相。
他的研究方法对后来的历史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引用证据方面,本文将主要引用费正清的著作和论文,如《中国:传统与变迁》、《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等。
这些作品详细阐述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过程、特点及其与外部世界的互动关系。
同时,我们也会引用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以验证和补充费正清的观点。
总结归纳本文通过对费正清中国史观的分析,指出了他观点的内涵、特点及其影响。
费正清强调了中国历史的连续性和变迁性以及与外部世界的互动关系,同时也坚持了客观、实证的历史研究方法。
这些观点对后来的中国历史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我们深入了解中国历史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然而,我们也需要注意到,费正清的中国史观也存在着一些局限性。
例如,他过分强调了中国文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而忽视了中国历史上的一些重大变革和动荡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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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费正清的中国史观看中国近代师范教育变革覃延华(柳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中文系广西·柳州545004)中图分类号:659.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7894(2013)09-0010-02摘要对于中国与西方两种文明的冲突,费正清提出了“冲击—反应”的理论,这对中国近代史研究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这种中国史观也为我国近代师范教育的研究提供了一种视角。
近代中国师范教育变革的过程,与西方文化的冲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也是在这种冲击下的一个不断内化的过程。
关键词费正清冲突—反应近代中国师范教育On China's Modern Normal Education Refor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John King Fairbank's Outlook on Chinese History//QinYanhuaAbstractOnculturalconflictbetweenChinaandWest,JohnKingFairbankproposedthetheoryof"conflict-reflection",whichprofoundlyinfluencestheresearchonChina'smodernhistory,anditalsoprovidesaperspectivefortheresearchonChina'smodernnormaleducation.ThechangeofChina'smodernnormaleducationwascloselyrelatedtotheculturalconflictbetweentheWest,anditwasalsoaprocessofcontinuinginternalization.Key wordsJohnKingFairbank;conflict-reflection;China'smod-ernnormaleducation费正清(JohnKingFairbank,1907—1991),作为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在中国近代史研究方面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被称为西方中国学研究的泰斗。
学界普遍认为,迄今为止,尚无一位西方学者能在近代中国学研究领域超越费正清。
20世纪的半个多世纪里,作为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创始人,费正清在中国研究这个领域辛勤开拓、耕耘。
其主要著作有:《美国与中国》(TheUnitedStatesandChina)、《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年)》(TheGreatChineseRevolution1800-1985)、《观察中国》(ChinaWatch)以及《中国:传统与变迁》(China:TraditionandTransformation)等,主编了《剑桥中国史》(TheCambridgeHistoryofChina)。
他的研究、著作和主要观点不仅在西方的中国研究领域有重大影响,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美国对中国的政治决策,同时也影响了美国民众的对华态度。
1“冲击—反应”在《剑桥中国晚清史》一书中,费正清就明确指出,“中西两种文明是冰炭不相容的”。
因此,当两种文化相碰撞,难以避免会发生冲突。
费正清认为中国和西方社会的发展过程截然不同导致了中西方两种文明的相互对立。
华夏文明是一种与竞争的个人本位相异的顺从的伦理本位文明。
相比较来看西方文明充满活力,但是古老的东方文明却存在顽固惰性。
华夏文明缺乏内在动力,难以突破中国社会长期以来形成的超稳定传统构架。
因此,在西方文明的强烈冲击下,它只能被迫做出回应。
这就是费正清所提出的“冲击—反应”模式。
“文明冲突论”正是费正清中国史观的核心。
“冲击—反应”模式是费正清在很长一段时期里对近代中国历史一直坚持的一个基本史学模式。
他认为近代中国文明开始进入一个变革时期,是由于强大的外来社会入侵所推动的,是西方力量促成的。
但是由于中国传统文化具有着非常强的惰性,在这种文明未和西方文明接触之前,中国社会只是在传统范围内发生过变化,并没有发生过根本性的转变,亦即,近代中国社会的质变是中国对西方的冲击所做出回应的结果。
2“冲击—反应”史观的修正在费正清后期研究中,他对“冲击—反应”模式的认识做了一定程度的修正。
在1980年出版的《剑桥中国晚清史》(下)的前言页里,他一方面强调在科技和工业化方面,外部影响对晚清历史起了重大的作用;另一方面又指出:“晚清对西方的反应现在开始显得只是一个次要的主题;主要的过程乃是在新条件———包括西方的影响下中国继续对它的过去所作的反应。
”这说明了,费正清非常明确地认为,促使近代中国发生变革的真正原因是内部因素,而不是外部因素,这反映了他的史学观点开始了由“内”向“外”倾斜的一种倾向。
在《伟大的中国革命》一书中则更清晰地体现了这种由内向外倾斜的倾向。
他在该书中强调,尽管外国的入侵,以及外国文化与制度的影响对中国是一种刺激力,然而中国近现代史毕竟是中国造就的,不是外国造就的。
中国的重力中心在于内部,“中国革命的构成因素也是在那里积累起来的”,因为“20世纪以来税捐对农民负担日益加重。
这就导致了一个道德共同体的崩溃,和建筑在它上面的政治制度的崩溃,新的组织形式必然出现”。
而且,他也引用了当时西方学术界在表述同一个问题时的形成的共识,“国内发展已使老的帝国秩序分崩离析。
新的社会力量脱颖而出,终于使中国的生活革命化了”。
尽管在70年代初,他曾对自己原来的“冲突—反应”理论做过一些修正,但并没有明确的主次之分。
费正清的“冲击—反应”史观,主要是通过分析近代中国的原始资料来研究中国对西方的冲击所做出的反应,这种努力可以说是一种超越前人之举。
由于此前西方学界的中国研究大多依靠西方的文献资料,因此,对于近代中国本身究竟发生了什么,无法很深入地去进行探究。
应该说,作为一种论说模式,“冲击—反应”说还是比较有说服力的。
这可在汤因比的史学巨著《历史研究》中得到证明。
汤因比主张把人类文明的发生与发展看作是一个不断受到挑战并做作者简介:覃延华(1965-),广西柳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中文系讲师,研究方向为教育史、课程与教学论。
(下转第12页)出应战的过程。
费正清与汤因比的观点的主要分歧是,汤因比强调的冲击是自然界对人类社会的挑战,而人类只有充分发挥自身的潜力才能经受住这种挑战,其结果在不同的文明中会有不同的结果。
从中国历史演进历程来看,中国的近代化是属于后发外生型的,而在这个近代化过程中,外来的影响与刺激毫无疑问地起了关键的作用。
不可否认,近代中国人也确实对外来的冲击做出了回应,洋务运动、维新运动等正是“冲击—反应”的典型的例证。
“冲击—反应”说有其合理性。
然而,20世纪60、70年代以来,美国新一代的史学工作者对“冲击—反应”说提出了异议,其原因,正如费正清后来所指出的,“冲击—反应”只是近代中国整个历史发展过程的一个方面,而不应以它作为认识近代中国历史的总体框架。
3近代中国师范教育发展中的“冲击—反应”中国近代师范教育的发轫、发展,师范教育制度从无到有,师范教育模式从生搬硬套到不断地中国化的探索过程,很大程度是一种“冲突—反应”的过程。
清末师范教育制度的建立,从学制体系上看,照搬了日本的师范教育制度,但又有所保留。
究其原因,不外乎有这几个方面:第一,甲午之败,促使先进的中国人研究日本自强的原因,进而从学习西方转向学习日本;第二,政治体制上的同源同宗,封建大一统的精神,是模仿日本师范教育体制的根本原因;第三,兴办教育对师资的极大需求,要求建立一套完整的教师培养体系;第四,数千年传统的中国文化的沉淀,如科举制度、塾师制度等,对新兴的师范教育制度的抵抗与妥协;第五,近代中国东西部经济发展的极大差距与城乡差距,制约着师范教育制度的实施与推广。
民国成立后20余年,师范教育制度的摇摆,是东西文化融合过程的阵痛与调适的反映。
毁学与兴学交织,师范教育制度与塾师改良制度并进,教员检定制度的逐步实施,都是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的不断调适。
20世纪30年代中期至40年代末,是近代中国师范教育对西方师范教育影响的内化并不断完善的时期。
教师培养形式的多元化,教员资格检定制度的完善,说明了人们对师资培养量与质的认识的深化,也体现了西方文化与中国国情相互结合进而形成合力的必然结果。
恩格斯曾经指出:“不言而喻,在事物及其相互关系不是被看作固定的东西,而是被看作可变的东西的时候,它们在思想上的反映、概念,会同样发生变化和变形;我们不能把它们限定在僵硬的定义中,而是要在它们的历史的或逻辑的形成过程中来加以阐明。
”费正清的“冲突—反应”史观是一个发展的概念,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也是一个经历了西方政治文化冲击并不断的作出反应与调适的过程。
教育是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近代教育同样承受着西方教育思想、观念、制度等的冲击,并不断与中国传统教育思想想融合。
因此,费正清的史观,对于研究近代中国的师范教育也是一种思维的启迪。
参考文献[1]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上,下)[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1993.[2]汤因比.文明经受着考验[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3]保罗·埃文斯.费正清看中国[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煤电企业引进员工的多元化的现状,在各项工作开展之初就针对基层矿井、技术人员、管理人员等不同的员工群体的诉求进行区分设计。
如皖北煤电集团响应党中央建设社会信用体系的号召,推行员工诚信档案管理体系。
结合集团实际,设计了团公司、矿(公司)、基层科(区)三级诚信档案管理体系,并制定相应层级的诚信和失信标准,建立信息管理系统,将每名员工诚信和失信行为事实进行客观记录,并进行有效运用,形成激励与约束双重行为价值导向。
[4]一时间诚信党委成为员工之间热议的话题,对于规范员工行为,培育企业价值观起到了深远的影响。
2.2围绕企业业务寻找合适的切入点,互为补充地开展企业文化和思想政治工作以企业日常业务为切入点,可以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时代感,扩大思想政治工作的外延,同时,也赋予企业文化更直接更生动的内容。
对于国有煤电企业而言,安全生产是日常工作的重中之重,皖北煤电集团以安全文化塑造为落脚点,在企业文化和思想政治工作中开辟专题活动。
一方面,在员工中普遍开展以“岗位描述”、“手指口述”活动,按照先“知”后“行”的步骤,进一步规范员工行为。
班前会、安全例会、学习会等成了员工“双述”的练兵场。
于此同时,大范围开展员工岗位“双述”大赛,让知标准、明流程、会辨识、熟操作成为一种“时尚”、成为员工的一种自觉习惯,成为企业文化的一部分。
另一方面,由领导班子牵头编写了企业《安全文化手册》,主要由安全理念、安全原理、“136”安全文化建塑模式、安全格言警句、职业安全健康体系、安全标识等六大部分组成,把企业安全理念体系、创新的安全管理模式、先进的安全管理经验等文化成果完整、系统、形象、通俗地展示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