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哲学的特质
中国哲学的特质是实用理性还是实践理性?
中国哲学的特质是实用理性还是实践理性?【摘要】中国哲学既具有实用理性的特征，又体现出实践理性的独特品质。
实用理性注重解决实际问题，强调逻辑推理和客观规律；而实践理性则关注实践经验和道德关怀，强调人的价值和社会责任。
在中国哲学中，实用理性体现在儒家对伦理道德的探讨和法家对治理规范的思考中，而实践理性则体现在道家对自然和心灵的关注以及墨家对利他主义的强调中。
实用理性和实践理性在中国哲学中并非相互对立，而是相辅相成的。
两者的辩证统一体现了中国哲学对人生境界和社会秩序的全面思考，强调了理性思维与情感体验的统一。
中国哲学的特质既是实用理性又是实践理性，二者共同构成了中国传统哲学的独特魅力。
【关键词】中国哲学、特质、实用理性、实践理性、体现、辩证统一、相辅相成1. 引言1.1 中国哲学的特质是实用理性还是实践理性?中国哲学的特质是实用理性还是实践理性?这一问题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焦点。
实用理性强调的是理性的目的是为了实践的需要，强调通过理论来指导实践的有效性。
而实践理性则强调理性是通过实践而产生的，强调实践在创造知识和真理中的关键作用。
在中国哲学中，实用理性和实践理性都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实用理性的特征包括注重实践的有效性和实用性，追求解决实际问题；而实践理性则强调通过实践经验来获取知识和真理，重视实践在理论建构中的作用。
实用理性在中国哲学中体现在强调道德修养和实践的重要性，而实践理性则在中国哲学中体现在强调观察和实践的重要性。
实用理性和实践理性在中国哲学中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相辅相成的。
它们既有着共同点，又有着各自的特征，形成了中国哲学独特的特质。
2. 正文2.1 实用理性的特征1. 实用性强：实用理性注重解决实际问题和应用价值，追求具体的实效和功利性。
在中国哲学中，实用理性通过为人民服务、促进社会进步等具体实践活动来实现其价值。
2. 立足于现实：实用理性将重点放在当前现实的需求和情境上，强调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关注当下的具体情况和需要。
中国传统哲学的特质及现代转型
·中国哲学·中国传统哲学的特质及现代转型李承贵对于20世纪的中国哲学而言，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是其主题之一；然而，这种转型是以何种现状为基础，如何进行的？它反映了中国传统哲学怎样的走向，留下了哪些值得反思的问题？本文拟以中国传统哲学的特质为中心，对这些问题展开讨论。
一、中国传统哲学的特质所谓“特质”，指事物特有的性质；中国传统哲学作为一种“事物”，自然也有其不同于其他哲学的特点或特殊性。
这里根据“转型”话题的需要，从中国传统哲学众多的特质之中，列举出有代表性的几种加以分析。
1.研究对象：生命中国传统哲学的研究对象是“生命”，并以生命现象说明宇宙万物。
这一点在传统哲学文本中比比皆是。
比如《老子》认为，大道流行的目标就是化生万物、成就万物，所谓“大道泛兮，其可左右。
万物恃之以生而不辞，功成而不有。
”（《老子》第三十四章）《中庸》认为，天地大道就是创造无数的生命，所谓“天地之道，可一言而尽也：其生物不贰，则其生物不测。
”（《中庸》第二十六章）《易》认为，天的特性是大生万物，地的特性是广生万物：“夫乾，其静也专，其动也直，是以大生焉。
夫坤，其静也翕，其动也辟，是以广生焉。
”（《易传·系辞上》）中国现代哲学家对传统哲学以“生命”作为研究和表达的对象这一特质，也形成了共识。
熊十力认为，儒家哲学所追问的是人之所以为人的究竟。
他说：“今之儒学要究明真际，穷神知化，尽性至命，使人有以实现天德、立人极、富有日新，而完成天地万物一体之发展。
”（《熊十力全集》第8卷，第602页）也就是说，儒家哲学的任务是穷究“生命”之神妙，探寻“生命”之变化，求索“生命”之本性。
在方东美看来，“生命”就是中国哲学的中心，任何哲学体系都是生命精神的浓缩与释放。
他说：“中国哲学的中心是集中在生命，任何思想体系都是生命精神的发泄。
这一个生命精神一定根据这位思想家的性情品格，才能把他的真象全盘揭露出来……他们的立言都要把他们的生命精神忠实地表达出来，把那个支配生命精神方面的人格显现出来。
论中国哲学的特质
论中国哲学的特质赵馥洁自“五四”以来，中国传统哲学之特质，许多学者都有论述，在此基础上，本文选取价值哲学的独特视角，观照中国传统哲学，提出一看法，即“必然”原理与“应然”原则相融通乃是中国传统哲学之重要特质。
所谓“必然”原理指探讨存在本质、发展趋势、客观过程、必然规律的哲学理论，包括本体论、历史观、认识论、人性论等理论领域；所谓“应然”原则指论述价值观念、价值取向、价值目标、价值理想的哲学思想。
在中国传统哲学中这两方面的内容是相融合相贯通的。
一《尚书·洪范》记述周武王访问箕子：“惟十有三祀，王访于箕子。
王乃言曰：‘呜呼！箕子。
惟天阴骘下民，相协厥居，我不知其彝伦攸叙。
’”《汉书·董仲舒传》记载汉武帝对董仲舒的策问。
第一策曰：“朕……欲闻大道之要，至论之极。
……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灾异之变，何缘而起？性命之情，或夭或寿，或仁或鄙，习闻其号，未烛厥理。
伊欲风流而令行，刑轻而奸改，百姓和乐，政事宣昭，何修何饬而膏露降，百谷登，德润四海，泽臻草木，三光全，寒暑平，受天之祜，享鬼神之灵，德泽洋溢，施乎方外，延及群生？”第三策曰：“盖闻‘善言天者必有征于人，善言古者必有验于今’。
故朕垂问乎天人之应，上嘉唐虞，下悼桀、纣，浸微浸灭浸明浸昌之道，虚心以改。
”周武王、汉武帝向思想家的提问，其问题开端都是“天”的问题、“命”的问题、“大道”问题、“天人之际”问题，亦即“必然”意义上的根本原理问题；而归宿都在“彝伦攸叙”问题、“百姓和乐”问题、“政事宣昭”问题、“浸明浸昌之道”问题，即“应然”意义上的价值原则问题。
这不仅是对箕子、董仲舒的提问，而且可以说是整个中国传统哲学思考和回答的总问题。
二“必然”原理与“应然”原则融会贯通，既是中国传统哲学的提问方式，也是其理论建构的范式。
与西方哲学的异隔性、分析性思维方式不同，中国哲学理论思维的突出特征是融合性、贯通性。
无论是建构本体沦、认识论、历史观、人生论，还是建构其他哲学理论，都会将“应然”的原则贯注其中，从而使哲学理论呈现为自然与人伦合一、知识与道德融合、宇宙法则与治世规范统一的独特风貌。
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的特点
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的特点中国哲学的特点中国哲学在世界哲学史中是独立发展的主要哲学类型之一，与西方哲学和印度哲学相比，具有如下特点：①封建时代的哲学有比较充分的发展。
中国哲学起源很早，历史悠久；先秦哲学内容丰富，学派众多，在同时期的世界哲学中，属于少数较高发展形态的哲学之一。
进入封建时代，即西方所说的中世纪，中国的科学技术在世界范围内长期处于领先地位。
随着社会思想及自然科学的不断发展，哲学也在殷周哲学的基础上，继续发展、繁荣和丰富，形成了历史久远的、具有较高形态的封建社会的哲学。
这一时期，在其他多数国家，哲学处于相对贫困状态，文艺复兴之后，哲学才逐渐复苏。
②中国封建时代的哲学主要是同经学结合，而不是同神学结合。
中世纪的欧洲，神学在思想领域中占据了统治地位，哲学充当着神学的婢女。
唯物主义思想因素不披上宗教神学的外衣或作为宗教异端出现，便难以得到发展。
中国封建时代，宗教神学也比较活跃，但始终未能占据统治地位，正统思想一直是儒学。
道教、佛教学说中反映出了不少哲学思想，构成了中国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儒家哲学一直居于主导地位。
儒家学派以经学的典籍为依据，因袭“天命”一类传统观念，但却没有树立一个主宰世界的人格神；他们不注重彼岸世界，而着眼于现实社会；不是进行宗教说教，而是实施道德教育。
而且其学派内部对“天命”一类概念也有不同理解，唯物主义思想家可以自称“正学”来攻击宗教。
经学中国一门包含有丰富哲学内容的古老的学问。
研究对象是儒家经典，即《易》、《诗》、《书》、《礼》、《春秋》五经。
经学产生于西汉。
由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以致大量先秦典籍丢失，所以汉初儒生们即以传习、解释五经为主业。
汉武帝即位后，为了适应大一统的政治局面和加强中央集权统治，实行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设五经博士。
从此儒学独尊，《诗》、《书》、《礼》、《易》、《春秋》五经超出了一般典籍的地位，成为神圣的法定经典，也成为广大读书人必读的经典。
经学主要就是注疏经书，即直接对经典的文字的意义等加以解释说明。
[中国,特质,哲学]中国哲学的思想特质及其人生态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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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的思想特质及其人生态度分析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但每个人、每个民族的人生会怎样，在自己的生命历程中去追求什么，期待什么，不取决于我们的肉体生命，而是取决于我们有什么样的文化传统，有什么样的哲学思想和哲学观念。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我们有怎样的生活就有怎样的哲学，有怎样的哲学就可能有怎样的生命。
一中国哲学是按照天人合一的思路来把握人生和人性问题的。
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天人合一，不是简单的主观和客观的统一、人和自然的统一。
其实，我们对天人合一的理解还存在很多误解，容易把天简单的理解为人格神之天、自然界之天，而没有从伦理道德范畴、做人之道的意义上去理解天。
天人合一的天，是道德性的天，旨在为人性、人生、人的活动找到一个更具形上意义的根本根据。
徐复观先生就指出，随着周初道德人文精神的觉醒、跃动，天、天命已经从那种幽暗神秘的气氛中摆脱出来，中国人开始从道德上将人与天连在一起，这样一些观念奠定了中国精神文化之基型[1]。
《中庸》开篇就讲天命之谓性，人之性由天所命，既命之后，性在人身之内，人惟有通过一番从内到外、从下到上的道德实践工夫，方可达至天人合一。
在人性、人生问题上，中国人是从天入手，经由人的践行而通达天的。
进一步来说，中国人是根据天地之道来理解人道的。
理解人道的主要意义在于按照天道、地道的道理来做人。
中国人特别重视伦理道德，对伦理道德的重视实际上就是对人的关怀、对天的敬畏。
做人、人道，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就是伦理范畴或者道德范畴。
具体来说，在日常生活当中，在人与人的相互对待当中，人们所思所为的就是怎样做人、怎样做事。
中国文化所营造出的氛围，就是在一个稳定的生活状态当中，如何经由做人、做事，获得大家的认可，得到群体的认可，同时自己也心安理得。
中国人为什么这样注重伦理道德、注重人道?因为大家长期生活在一起，形成了一个特定意义上的熟人社会。
在一种稳定的农耕式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当中，人和人之间的相处显得非常重要，人对人的评价也显得非常重要。
中国哲学的特质是实用理性还是实践理性?
中国哲学的特质是实用理性还是实践理性?【摘要】中国哲学的特质是实用理性还是实践理性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焦点。
本文从探讨中国哲学中实用理性的体现和分析实践理性的表现入手，并比较二者在中国哲学中的重要性。
同时阐述实用理性和实践理性在中国哲学中的辩证关系，通过引用中国哲学经典案例来支撑论点。
总结中国哲学的特质是实用理性还是实践理性的观点，展望中国哲学在未来的发展方向，并提出对中国哲学的思考和建议。
通过本文的研究，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国哲学的本质特点，为中国哲学的发展提供一些新的思路和观点。
【关键词】中国哲学，实用理性，实践理性，起源，定义，体现，表现，重要性，辩证关系，经典案例，特质，观点，发展方向，思考，建议。
1. 引言1.1 介绍中国哲学的起源中国哲学起源于中国古代的思想传统，可以追溯至春秋战国时期。
在这个时期，诸子百家思想鼎立，涌现了众多重要的哲学家和学派，如孔子、老子、孟子、墨子等。
这些思想家们提出了许多关于人生、道德、政治、天地万物等方面的见解和理论，成为中国哲学的重要源泉和基石。
中国哲学的特点是注重实践，倡导实用。
古代中国哲学家们往往将哲学理论与实际生活结合起来，强调对社会、人类生活的改善和进步。
他们强调“知行合一”，即有所思、有所行，实践即理。
中国哲学强调的是如何将理论运用到实践中，以实现真正的改变和进步，而不仅仅停留在理论的层面上。
中国哲学的起源根植于古代中国的思想传统，并且具有注重实践、实用的特点。
这种特质在中国哲学的发展过程中得到了不断的强化和发展，成为中国哲学独特而重要的一部分。
1.2 定义实用理性和实践理性实用理性是指追求实际利益和功利性的理性思维方式，注重解决实际问题和实现目标。
实践理性强调通过实践活动来认识和改变世界，重视实践经验和个体行动的价值。
在中国哲学中，实用理性体现在强调实际生活和社会实践的理论构建中，如儒家注重礼仪、孝道和治国理政；而实践理性则体现在强调身体、心灵和环境的和谐，如道家追求自然和谐、心灵平静。
中国传统哲学的政治依附性与“中国哲学”的特质
中国传统哲学的政治依附性与中国哲学的特质概括来说，中国哲学的政治依附性特质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考察，即：中国哲学作为思想的承担者士的生存方式；中国哲学作为文化对制度的依附科举制与文庙的意义；士人以仕为存在意义所创造出的文化只能是以政治文化为中心的依附性的文化。
在中国思想史上，不是政治依附于文化，而是文化依附于政治。
作为中国思想文化现代表达的中国哲学则在对政治的依附中，建立着以政治的合理性(也可称作合法性)为轴心的思想文化道统。
一、中国哲学作为思想的承担者士的生存方式西方哲学是由被称作哲学家的一些智者们创造的。
中国哲学作为思想却是由圣人创造，由士传承的。
与西方哲学所推崇的哲学的超越性不同，中国哲学崇尚述而不作，信而好古。
述而不作成为中国学术传承中的一个基本特点。
何以要述而不作?其背后的因缘可能是中国思想学术政治依附的潜规则。
可以说，在中国思想学术的潜规则当中，述而不作是学术活动的不成文法。
对于这个潜规则的形成可以从多角度解读，但作为学术活动的承担者士阶层的生存方式可能是一个主要原因。
中国既有天子、诸侯、大夫、士、庶人之分，也有士、农、工、商之说。
士人阶层在中国历史上具有独特的意义。
士曾为贵族之末，亦为四民之首。
中国文化与思想主要是由士这个阶层担承的。
士的出现是与政治紧密相连的。
在中国上古史中，有一个政治制度，每十个青年中，推选出一人出来为公共事业服务，这就是士。
所以，士这个字是十字下面加一横。
士出来做官，就叫出仕。
由士而仕，乃为中国的为士之道。
故《论语》曰：学而优则仕。
士最初是指周以来的一个贵族等级，是贵族的最下层。
周代分封制规定贵族有四个等级：天子、诸侯、大夫和士，前三个等级都有一定的田产，全国土地归天子所有，天子封诸侯国给诸侯，诸侯再封邑给大夫，而士不能占有土地，也就是孟子所说的无恒产。
但是士阶层也有自己的贵族尊严，佩剑是贵族的标志，因此无论士有多穷也要佩剑，也就是孟子所说的有恒心。
在战国时代。
牟宗三中国哲学的特质读书笔记
一、引言牟宗三是20世纪著名的我国哲学家和教育家，他对我国哲学有着深刻的理解和独特的见解。
在其著作《我国哲学史纲》中，牟宗三详细阐述了我国哲学的特质，这些特质对于我们理解我国哲学的本质和特色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本文将根据牟宗三对我国哲学特质的论述，进行深入的阐释和分析。
二、我国哲学的重要特质1. 周易哲学的独特性牟宗三指出，我国哲学的一个重要特质是周易哲学的独特性。
周易是我国古代哲学经典之一，其思想内容包括了哲学、宇宙观、时间观等多个方面。
周易哲学所强调的变通思维和“易”与“不易”的关系，对我国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 思维方式的综合性我国哲学在思维方式上具有综合性的特点。
牟宗三认为，我国哲学不同于西方哲学那种逻辑分析的思维方式，而是更注重整体性和综合性。
我国哲学的思维方式追求的是一种辩证的、综合的理解方式，在面对问题时更倾向于整体性的思考。
3. 理解自然与人的关系我国哲学对自然与人的关系有着独特的理解。
我国哲学强调天人合一的思想，认为人与自然并不是对立的关系，而是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关系。
这种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解，深刻体现了我国哲学的特质。
4. 道德修养与哲学思辨的关联牟宗三指出，我国哲学与道德修养有着紧密的关联。
我国哲学重视人的修养与品德，并将哲学思辨与道德修养相结合。
在我国哲学中，哲学思辨和道德修养不是割裂开来的，而是相辅相成的。
5. 凝结历史与文化的智慧我国哲学凝结了我国千百年的历史和文化智慧。
牟宗三认为，我国哲学在思想内容上融合了我国古代文化的精华，其中包括儒家、道家、墨家等多种思想流派的智慧，形成了独特的思想体系。
三、我国哲学特质的价值和意义1. 深化对我国哲学的理解牟宗三详细阐述的我国哲学的特质，有助于深化我们对我国哲学的理解。
理解我国哲学的独特特质，可以更好地揭示我国哲学的本质和深层次的价值。
2. 促进东西方文化交流我国哲学特质的论述有助于促进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和交融。
通过深入了解我国哲学的特质，可以增进东西方文化之间的理解与沟通，构建更加和谐的文化交流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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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哲学的特质由于中国传统中本无“哲学”一词，“哲学”一词日本哲学家西周对philosophy一词的翻译而由我们加以引进，所以现代中国哲学家始终有对中国哲学身份的焦虑。
近年来关于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讨论，正是这种焦虑新的又一次体现。
在一般人看来，中西哲学的区别显而易见，根本不需特意加以区分。
其实不然。
由于中国人是在西方哲学的影响下对古代中国哲学开始研究的，自然而然会比照西方哲学的样子来理解和重塑中国哲学。
明明知道中西哲学有重大的不同，中国哲学不是西方哲学，可是在实际研究时却往往不自觉地以西方哲学的问题、形态、范畴和概念来论述和要求中国哲学，结果是邯郸学步，失其故步。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因为西方哲学以本体论（ontology，应译为“存在论”）哲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所以我们也要在中国哲学中找出本体论，却不知将ontology理解为“本体论”本身已经错了。
Ontology是对“存在”的研究，而在中国古代哲学中根本就没有这个概念，因此，中国古代根本就不可能有存在论。
但由于首先将ontology误解为“本体论”，因而以为既然宋儒那里已经有了“本体”概念，中国哲学当然有本体论。
殊不知传统中国哲学的“本体”概念与西方哲学的存在概念根本不是一回事。
再比如人们在谈论中国传统哲学时开口“主体”，闭口“主体性”，甚至认为中国哲学的基本特质就是主体性。
例如，牟宗三在《中国哲学的特质》一书中就说，中国哲学的特质“用一句最具概括性的话来说，就是中国哲学特重‘主体性’与‘内在道德性。
”劳思光认为哲学或归于主体性，或归于客体性。
“中国哲学传统中，诚然有宇宙论，形上学等等，但儒学及中国佛学的基本旨趣，都在‘主体性’上，而不在‘客体性’上。
”这种对中国哲学特质的认定是成问题的。
“主体性”（subjectivity）并不像那些先生所想象的那样，是一个哲学的普遍原则；而是一个非常西方的概念。
并且，它在漫长的西方经历了几次重大的变化。
主体性这个概念是从主体（subject）这个概念派生的。
现代西文中Subject （主体）这个概念来自拉丁文subjectum，，而它又是希腊词hypokeimenon的拉丁文翻译，意思是“支撑者”，在中世纪经院哲学中，这个词指属性的承载者。
这个意义上的主体的意思近于Substance（实体）。
因此，在逻辑推理当中，它又是一切谓语的主语（支撑者）。
到了近代，从这里引申出灵魂或精神是一切意识状态的承载者或支撑者的意思。
根据这种用法，主体是指意识的统一性，与“我”或“自我”基本同义。
主体性概念就是建立在这个起源于17世纪的主体语义上，换言之，它建立在主体的一种特殊的（近代西方哲学）语义上。
康德是这种主体和主体性概念的最后完成者（上述港台哲学史家心目中的主体性基本是康德意义上，也就是近代西方主体性哲学意义上的主体性）。
黑格尔和马克思尽管也使用主体和主体性的概念，但正是从他们开始，主体和主体性概念在西方哲学中开始了它们自己的去主体或结构过程。
一个世纪以来，主体性的衰落早已是现代西方哲学的标志性景观，论述主体性衰落或“主体性的黄昏”的著作汗牛充栋，不绝如缕。
一个多世纪的西方哲学家对主体性概念的批判，使得主体性哲学内在隐含的问题暴露无遗，也使得17、18世纪西方哲学的主体性概念注定只是一个历史的概念，而不是，也不可能是哲学的普遍原则。
近代西方哲学的这两个基本概念的产生不仅与西方哲学本身发展的理路有关，也与近代西方科学文化的发展有关，饱含这方面的内容。
除此之外，还与西方语言严格区分主谓语有关。
而汉语由于“没有分明的动词，所以谓语不分明，而因为谓语不分明，遂致主语不发明。
主语不分明，乃致思想上‘主体’（subject）与‘本体’（substance）的概念不发达。
”所有这些决定了中国传统思想中不可能有“主体”和“主体性”这样的东西。
我们不能用中国哲学中没有的东西来表明中国哲学的特质。
有趣的是，几乎没有一个中国哲学的写作者和研究者会不强调或不承认中西哲学的根本不同。
然而，这种承认的基本模式一直没有摆脱近代那种比较简单机械的做法，就是先指出西方哲学的特点，然后中国哲学一定与之相反。
如西方哲学重思辨，中国哲学重实践；西方哲学重知识，中国哲学重道德；西方哲学追求的是知识的真理，中国哲学追求的则是超知识的真理；西方哲学重分析，中国哲学重直觉；西方哲学求客观世界的真相，中国哲学求内圣外王；西方哲学的核心观念是自然，中国哲学的核心观念是生命；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总之，彷佛上帝有意安排，中西哲学总是反向而行。
这种独断机械的对中西哲学特征的对举概括，几乎没有一个是正确的。
明确中西哲学的区别，决不是将中西哲学作为对立面来观察，来看待。
这种做法既歪曲了中国哲学，也歪曲了西方哲学。
中西哲学之间的确存在着重大区别，但这种区别不一定是截然相反；它们之间除了区别外也有相近和相似的地方。
明确中西哲学的区别，不是要将这二者机械对立起来，而是要真正把握中国哲学的特质，避免西化中国哲学。
中国古代哲学由于其产生的根源、背景，面临的问题，整个文化传统，思维语言以及思维方式都与西方哲学有根本的不同，它注定在形态上、问题上、方式上和特质上与西方哲学有重大的不同，这种重大的不同决定了我们不能将西方哲学的形态、概念、方式、问题简单机械地加以挪用和平移。
相反，我们应该努力提炼中国哲学独特的形态、问题、概念体系和方式方法，为真正的世界哲学作出我们独特的贡献。
平心而论，中国哲学没有西方哲学那么复杂。
西方哲学在古希腊时已成呈百家争鸣的局面，后又融入基督教和阿拉伯文化的因素，到了近代，各民族国家的哲学又呈现出各自的特点与不同，因此，泛泛而谈西方哲学如何如何是很不科学的。
中国哲学相对而言要简单些。
先秦诸子百家的确精彩纷呈，但魏晋以后除了佛教哲学有些影响外，基本是儒家哲学一枝独秀，诸子学直到清末才方始复苏。
当然，这期间儒家哲学还是有许多变化，但其与原始儒学的区别与西方哲学中希腊哲学与基督教哲学或近代哲学的距离，不可同日而语。
但这只是中西哲学比较表面的不同，它并不能决定中国哲学的特质。
决定中国传统哲学特质的因素首先在于其起源上的特殊性。
中国古代相对完备的政教制度使得学术文化最初在相当程度上竟属官守。
班固《汉书·艺文志》依刘歆《七略》分列诸子与王官关系如下：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法家者流盖出于理官；名家者流盖出于礼官；墨家者流盖出于清庙之守；纵横家者流盖出于行人之官；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农家者流盖出于农稷之官，等等。
章学诚在《校雠通议》中也说：“后世文字，必溯源於六艺。
六艺非孔氏之书，乃《周官》之旧典也。
《易》掌太卜，《书》掌外史，《礼》在宗伯，《乐》在隶司乐，《诗》领於太师，《春秋》存乎国史。
有官斯有法，故法具於官；有法斯有书，故官守其书；有书斯有学，故师传其学；有学斯有业，故弟子习其业。
官守学业皆出於一，而天下以同文为治，故私门无著述文字。
”这就是后来诸子出于王官说的张本。
章太炎在《国故论衡》中亦言：“是故九流皆出于王官，及其发舒，王官所不能与。
官人守要，而九流究宣其义。
”当然，也有不同意的。
如胡适就写过《诸子不出于王官论》。
胡适的主要论点是“诸子出于王官”说“皆属汉儒附会揣测之辞，其言全无凭据。
”胡适的意见并非全无道理，班固等人可能确有牵强附会的毛病，但诸子学说亦不可能凭空发生。
如果古代的确有职掌文教之官（这一点胡适恐无法否认），是古代思想文化的主要生产者和传播者，那么诸子不可能与王官之学毫无关系。
由于古代除王官之学外再无别的思想文化资源，它必然构成诸子之学的主要来源。
其次，哲学思想的产生需要闲暇。
就像在古希腊只有奴隶主才可能从事哲学活动一样，在中国古代要从事学术活动也需要行有余力，并需要有机会接触流传下来的传统文化。
先秦诸子若要有所发明，必须以王官之学作为他们学术思想的起点。
而在春秋之际，官学变为私学，为更多的平民百姓提供了接触官学的机会。
这也是先秦学术繁荣发达的一个外在原因。
先秦诸子的这个思想渊源，加上他们身处一个世变剧烈，危机重重的时代，奠定他们思想现实关怀的基本倾向。
中国最早的哲学家与古希腊哲学家另一个重要不同是他们有共同的经典作为思想的资源或出发点。
《庄子·天下篇》说六艺为百家所共习：“……其明而在数度者，旧法世传之史尚多有之。
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搢绅先生多能明之。
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
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者，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
”章太炎亦曾指出：“六经者，周之史籍。
道墨亦诵习之，岂专儒家之业。
”班固甚至说诸子九流“合其要归亦六经之支与流裔。
”而古希腊哲学家除了《荷马史诗》外没有共同的经典。
更重要的是，这些上古流传下来的经典，大都是政史之书。
自先秦以来，就有将这些经典视为史书的传统。
从庄子“旧法世传之史”到章学诚的“六经皆史”和章太炎的“六经者，周之史籍”，人们一直将六经看作历史。
古人并非不知道，“六经皆官书，特典册之大者耳”，之所以仍认为六经皆史，是因为他们对“史”的理解与近代实证主义的理解是不一样的。
近代实证主义对历史的理解是，历史是对过去发生之事的纪录。
而按近代史学家金毓黼的说法，“史之初职，专掌官文书及起文书草，略如后世官署之掾吏。
”这就是说，史之所记，多为政事、政法、政令、政制、政典。
由于这些东西都与国计民生和社会政治有关，所以人们很容易将与此有关的文书典籍都算为“史”：“《易》也者，卜筮之史也；《书》也者，记言之史也；《春秋》也者，记动之史也；《风》也者，史所采于民，而编之于竹帛，付之司乐者也。
《雅》、《颂》也者，史所采于士大夫也。
《礼》也者，一代之律令，史职藏之故府，而时以昭王者也。
”不宁惟是。
古人向来不把史看作与当下人生无关的断烂朝报，而是看作有关世道人心，经世济邦的经法。
不仅《春秋》，在古人眼里，六经皆关人事政治。
“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蔽起废，王道之大者也。
《易》者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经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谿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辩是非，故长于治人。
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
”作为中国哲学产生的共同的思想资源和出发点，六经对中国传统哲学的独特倾向产生了根本的影响。
中国哲学起源上的这两个根本特点，决定了中国古代哲学的基本倾向和基本特质是实践哲学，而不是别的什么东西。
自从1958年海外新儒家的4个代表人物发表题为《中国文化与世界——我们对中国学术研究及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前途之认识》的宣言，将所谓心性之学定为“中国文化之神髓之所在”以来，随着新儒家对中国哲学影响的扩大，很多人以为中国哲学的特质就是心性之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