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喻与思维认知的相互作用

隐喻与思维认知的相互作用日常生活中,人们基本上都是参照熟知的概念来理解和认识那些未知的概念,以此形成这些不同概念之间相互关联的认知方式。

隐喻正是通过这种思维和认知方式借助清晰具体的概念去理解和认识那些相对抽象甚至缺乏内部结构的概念。

因此,隐喻是进行抽象思维、理解抽象概念的最重要途径,它在人们认知客观世界中起着指导性、决定性的作用。

研究隐喻与思维、认知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对人们更清楚、更全面的认识外部的客观世界具有重大意义。

一、隐喻的基本内涵和发展传统的观念来讲,隐喻是一种比喻,是用一种事物暗喻另一种事物。

现代隐喻研究的观点认为,隐喻不仅是一种语言的现象,还是一种通过语言表达出来对世界各种事物认知的思维模式。

隐喻是用一个事物的某些方面的特性去理解、感知和表达出另外一个事物的思维方式,是在彼类事物特征的暗示下去感知、想象、理解、体验甚至讨论此类事物的心理、语言和文化行为。

我国古人早在先秦诸子中就已经提及隐喻,尽管只是笼统的称之为“比喻”。

到南北朝时期,刘勰的《文心雕龙》开始系统地对比喻进行研究,他把隐喻放在了比喻之下并进行了分类。

直到12世纪,南宋陈骙首次在汉语修辞学上提出了隐喻的概念,并作出详细分类。

发展至此,隐喻在国内的研究层次无异于亚里士多德。

到了近代,随着西方隐喻理论的发展,中国学者开始借鉴西方的理论并结合中国的情况对隐喻进行分析和研究。

“五四”运动后,随着白话文的兴起,基于白话文的隐喻修辞蓬勃发展,陈望道《修辞学发凡》、唐钺的《修辞格》将我国对隐喻的研究进行了详细的、系统的总结和论述,这标志着我国现代修辞学的建立。

现当代,随着20世纪70年代莱考夫对隐喻的研究,国内许多学者也纷纷从认知的角度对隐喻进行研究。

其中以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林书武为代表人物,包括胡壮麟《认知隐喻学》、束定芳《隐喻学研究》、赵艳芳《认知语言学概论》等等一些列隐喻研究的着作。

在西方的隐喻研究中,按照他们的研究方法和范围来看,基本可划分为3个时期:即修辞学下的隐喻研究、语义学下的隐喻研究和交叉学科的隐喻研究。

从亚里士多德的对比论开始,两千年以来隐喻的研究基本上还都停留在修辞手段的研究上,亚里士多德在他的着作《诗学》、《修辞学》中,阐述了隐喻作为一种修辞方式的构成方式和功能,他认为隐喻是词与词之间的替换,只是增加语言表达能力的工具,因此隐喻可有可无。

公元1世纪,修辞学家昆提良把之前对隐喻的所有研究归纳总结概括出了“替代论”理论,即隐喻就是用一个词去替代另一个词的修辞现象。

20世纪30年代到70年代初,理查兹的着作《修辞哲学》问世,隐喻互动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视角,学者们开始从哲学、逻辑学和语言学进行研究,研究的主要对象则是隐喻在语境下的语义功能。

20世纪70年代至今,随着莱考夫《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的发表,认知观下的隐喻研究全面展开,认知语言学成为解释隐喻现象的新路向。

他们提出将隐喻根植于人类思维经验中进行研究的理论,这为隐喻语言学研究和认知的科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也正式宣告了隐喻研究的新转向。

二、隐喻语言和隐喻的功能及其关系在隐喻语言和隐喻的功能上,人们以隐喻的方式认知世界,而语言是思维的工具和物质外壳。

人类的思维方式主要是隐喻式的,通过语言这个载体表现出来,因此语言是隐喻思维的外在表现方式,这也决定了隐喻性语言的必然存在。

隐喻除了在语言上面对语言进行修饰这一表象功能外,隐喻可以帮助人们从互不关心的事物、概念和语言表达中发现他们的链接点,从而建立彼此间的联系,这在认识上是质的变化,这直接导致了新的关系、新的事物、新的语言表达方式的产生。

隐喻的功能主要体现在认知、语言和交际上,隐喻具有组织和实施思维的认知功能、语词意义的逻辑和意象延伸的语言学功能、表达方式的交际性功能。

在隐喻与思维认知的内在联系上,我们可以理解为,人们在思维过程中,都是先通过某一概念对该类事物进行判断,然后通过判断进行推理,进而形成新的概念和判断,思维依此循环往复,概念不断更新,判断逐渐趋向正确化,最终逐步深化对客观世界的认识。

因此,每一次形成的概念、判断或推理都是思维的结果。

王洪刚也曾对隐喻思维给出了明确的定义:隐喻思维是隐喻形成过程中的相关的大脑思维过程。

就是说人类在认知世界的过程中,用已知事物的某些具体意象来表现未知事物是通过类比和联想去发现相似性而建立起来的。

因此,隐喻思维研究的其实是大脑思维的过程,是通过类比、联想去理解未知事物的思维方式。

乔治莱考夫也提出:“人们借助一个概念领域结构去理解另一个不同概念领域结构,就是隐喻过程,即隐喻思维过程。

”三、隐喻与思维认知的相互影响下面将以隐喻在诗歌和翻译中的应用为例来说明隐喻对人们思维认知的影响。

(一)隐喻思维与翻译第一,翻译的定义。

人们对翻译的定义基本上都是定位在语言之间的转换,例如翻译在《辞海》中定义是: “把一种语言文字的意义用另一种语言文字表达出来。

”这一定义中并没有涉及到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思维、文化、语言等因素,实际上这些因素直接影响着翻译的结果。

国外的翻译家们也只是把翻译定位在语言这一程度上,如美国翻译理论家奈达说:"Translationconsists in reproducing in the recept or languagethe closest natural equivalent of the sourcel an-guagem essage,firstly in terms of meaning andsecondly in terms of style" 即翻译是指先后从语义和文本上用最贴近、最自然的对等语再现原语的信息的过程。

英国翻译理论家S.G.Carford说:"The replacement of textual material in onelanguage by equivalent textual material inanoth-er language" 即翻译是一项对语言进行操作的过程,就是用一种语言的文本来替代另一种语言的文本的过程。

第二,翻译与认知、思维的联系。

翻译理论的传统观念只涉及两种语言形式之间的相互转换,却忽视了翻译同时也是一种信息传递的特殊方式,这种方式的过程也涉及很多的思维,例如信息的转换和传递方法、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其过程是什么样的等等。

翻译的这种信息传递方式与语言行为和抉择密切相关,这种行为和抉择其实就是思维的过程,即语言和思维有着密切的联系。

所以说对翻译的研究仅仅从语言的角度不从思维的角度是不能全面的诠释翻译的本质的。

由此可见,从认知视角下进行的翻译研究必将进一步完善对翻译本质的理解。

第三,思维、认知与翻译的相互影响。

在翻译活动中,从译出语到译入语,译者处在居中的位置,对两种语言的掌握程度、所处的社会化环境、个人翻译观甚至年龄和性格等,都会影响到翻译的结果。

如果只是这样仅仅看到翻译涉及的两种甚至两种以上语言,没有重视译者在其中的主体和引导作用,许多翻译现象就得不到充分解释,不同的译者会有不同的翻译结果。

因此,重视译者和译者的思维,是由翻译的思维本质决定的。

认知观同时也为翻译理论注入了活力。

首先,概念能够体现文化差异,概念的形成是受社会成员和语言影响的,而语言属于文化范畴,它不可避免的要反映文化的特色。

不同的环境会有不同的现象,与此相关的语言就会产生这些类型的范畴,但是这些语言概念会因为不同人的主客观世界的不同而含义不同。

因此体验主义认识观认为,理解不仅来自于相互作用,还来自于与环境不断协商,对各语言文化的理解、认知和把握直接影响到翻译的质量,不同认知系统的文化因素在翻译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例如,英语中的一些词语很难准确地翻译成中文,如"privacy" 一般译为“隐私”、“秘密”,但这两个词都没有把这个英文单词的真正意思表达出来,绝大多数的原因是中国人的价值观念和文化传统与西方人的不同。

又如“饺子”一词,在英文中就没有对等词,无论将其翻译成什么都不能表达出饺子的中国文化内涵。

从隐喻、思维和认知的视角来探讨翻译过程,对完善指导和实践翻译理论、对提高翻译水平无疑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二)隐喻思维与诗歌第一,诗性隐喻的特征。

胡壮麟曾对诗性隐喻进行了详细研究,指出了诗性隐喻的几大特征:原创性、义域不一致性、不可掩饰的真实性、跨域性、美学性、趣味性、互动性,还有符号完整性和扩展性。

由此可以看出,诗性隐喻的实质就是用义域不一致的词汇或完整、拓展的符号跨域性将两种本不相似的客观事实串联起来,表现出一种不可掩饰的真实性,使得这种原创的行为达到美学性、趣味性或互动性的效果。

第二,以李商隐“锦瑟”诗歌进行简析。

下面以李商隐的《锦瑟》为例进行研究说明。

锦瑟李商隐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

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一篇《锦瑟》解人难”,千百年来,诗评家们对于这首诗提出了无数见解,然而没有人敢确定它究竟所指何物。

这首诗将诗人的那种希望、失望、绝望和迷茫的种种复杂情感交织表现得极其深切和真挚。

诗人通过几个看似没有必然性甚至不相像的事物相结合,为读者们打开了一个创造性的世界:诗人用了五个重叠的事物:锦瑟多弦、庄生梦蝶、杜鹃啼血、沧海珠泪、良玉生烟。

鹃与蝶是古老传说中的哀伤图景,其本身就带有神秘色彩; “沧海月明珠有泪”,有月有海,有珠有泪,这个画面营造出一种感伤情绪中的模糊混沌如同幻境的画面。

锦瑟一弦一柱,其间有着无限的怅惘;庄生梦蝶,有迷茫有感叹;杜鹃啼血与沧海珠泪则凄切感伤;蓝田日暖,良玉却生烟,这更饱含了一种迷茫、失望的情怀,整个画面和感情构筑了一个伤感朦胧的世界。

表面上看来,这五个事物并没有逻辑上的必然联系、也不是明晰和有轮廓的事物,但诗人却把他们用一种迷茫感伤的情绪串联了起来,并把诗人内心最隐微的思想表达得纤微毕现,展示出一幅丰富的意象图式,而读者也从脑中的意象图式中在理解了诗人的意图的同时,还激发了无限的想象:它隐隐约约、似隐似现,仿佛如镜中花、水中月,可望而不可及,读者们不再追究诗人写的是什么,追忆似水年华也好,自况身世也罢,我们已经感觉到它唤醒了我们心中难以名状的情愫。

这首诗中,五样没有必然性联系并且不相像的事物代表着义域的不一致性和跨域性,通过这些事物构建出来的感伤的、朦胧的世界代表了原创性和在不可能性掩饰下的真实性,诗人纤微毕现的感伤情绪正好代表了诗性隐喻的符号的完整性和扩展性。

这首诗恰巧全面的体现了隐喻诗性的全部特征。

第三,关于“锦瑟”的理解机制研究。

从认知的视角对隐喻诗歌做出的解读结果使诗性隐喻的理解过程分为两步即隐喻辨认和隐喻意义推断。

隐喻辨认来源于隐喻产生的心理机制,隐喻意义的推断就是解读诗歌者或译者把隐喻中喻体的主要特征转移到本体上从而重新认识本体的过程,喻体的类型取决于作者的创作背景、创作意图以及基于语境的分析推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