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单中仲裁条款的效力

提单中仲裁条款的效力作者：崔苗来源：《法制博览》2012年第06期【摘要】仲裁中当事人自治及契约性的原则是仲裁基本原则，因而仲裁条款通常只能针对签订仲裁条款或者仲裁协议的当事人有效，然而随着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仲裁协议中为签署的第三方往往也涉及到仲裁中，此文针对提单背书条款中涉及的仲裁条款的效力问题展开了讨论，由于海运提单中主体不特定，探讨其是否能约束提单的持有人。

【关键词】仲裁第三方；海运提单；仲裁条款的效力一、仲裁相关概念及仲裁为签署第三人的介绍众所周知，仲裁因为其具有契约性，因而通常只能约定签订仲裁协议或者仲裁条款的双方，正如施米托夫所言：“仲裁实质上是一种解决争议的合同制度。

”然而随着现代社会经济形势的迅速发展，在有些时候，仲裁协议中未签署的当事人，也会涉及到争议中来，提单中仲裁条款里涉及到没有签署的收货人或者提单持有人的效力问题。

仲裁协议中未签署的当事人，包括仲裁第三人和仲裁协议第三方，在很多文章中将两者混同，然而事实中两者存在截然不同的含义，仲裁第三人的概念与诉讼中第三人的概念同理，是为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将对仲裁当事人的争议标的有独立的请求权，即使无独立的请求权，案件的处理结果也同他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纳入仲裁程序。

而仲裁协议第三方是指依据现存法、法律规定、法律运行而由其承担后果的人，其包括代理，合同转让，代为求偿，及海运提单的转让，因而本文中讨论的问题应当属于仲裁协议第三方的一个具体内容。

通常的仲裁协议都要求当事人双方以书面的形式，是仲裁当事人双方真实的合意表示，是意思自治的具体体现同时又保证仲裁事项的可仲裁性。

仲裁协议中包含提单仲裁，是双方当事人以书面协议的形式同意仲裁解决他们在海上运输活动中已经发生或者以后可能发生的提单涉及的以及运输合同中涉及的争议。

二、海运提单及仲裁条款效力由于海运提单不同于一般合同，因而其仲裁条款也具有它的独特之处：首先，是提单仲裁条款通常是在没有经过当事人间的多次商议及签字的请款共下印刷在提单的背面。

其次，当事人不确定，签发提单的承运人一个当事人，但是在空白提单或者指示提单的情况下托运人、收货人或者提单受让人都可能成为另一方当事人。

提单有“班轮提单”与“租约提单”的区分，它们的签发过程和依据都不相同，因而其仲裁条款的效力也有所区别。

［1］（一）租约提单下仲裁条款的效力租船合同下，很少有专门的仲裁条款，一般是通过并入租船合同中仲裁条款。

租约提单是根据租船合同签发的提单，承租人作为租船合同的一方当事人在于租船合同中对提单的签发事先可以提前做出约定，因而对提单有较大影响力。

尽管最初的租约是船东与和租船人在地位、实力平等的条件下签定的，在租船合同下签发的提单，往往在提单中以一条简单的“并入条款”纳入租船合同，因而使第三方提单持有人同样受到租船合同的约束。

由于提单持有人有可能既未在租船合同上签字，也未参与合同的协商过程，更不是租船合同主体，因此，有观点认为此时提单持有人对被并入提单的租约中的仲裁条款缺少意思表示，不符合意思自治原则，也没有体现的书面原则。

［2］但是从各国司法实践中，中国《海商法》第95条规定：“对按照航次租船合同运输的货物签发的提单，提单持有人不是承租人的，承运人与该提单持有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适用提单的约定。

但是，提单中载明适用航次租船合同条款的，适用该航次租船合同的条款。

”英国法规定“应在提单中明确表示如…包括仲裁条款‟均为仲裁条款的有效并入。

”［3］美国法规定要求更加宽松，提单中对于租船合同条款的条件只需具有一般关联性，有关提单的争议，就应按照租船合同的交由仲裁管辖。

［4］同时从《国际商事示范法》第7条第2款的规定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如果援引的另一法律文件的仲裁条款构成合同的一部分，同时合同本身也是书面的，那么该仲裁条款可以视为是书面的仲裁条款。

因而从以上种种实践中笔者看到租船合同中，仲裁条款是可以有效的并入提单中，并且符合仲裁协议书面形式的要求，可以约束到仲裁协议第三方。

探讨租约提单中并入租船合同中的仲裁条款的效力如何，主要是看对提单的并入行为是否有效，而非是否符合书面形式的要求。

因为，提单中并入仲裁条款的做法，应当是在书面上得到肯定的［5］。

那么如何将仲裁条款有效地并入到提单中呢？笔者认为以下两点是十分值得注意的：首先要并入条款规定的够广泛，如规定与合同有关的所有争议都只能由仲裁管辖，这样类似条款的并入具有效力，并入的仲裁条款可以对提单的持有人生效。

但即使并入条款说的详细完整，若租船合同中的仲裁条款规定的是只有租船合同双方当事人的争议才能提交仲裁，那么也提单持有人也不应受仲裁条款约束。

［6］其次，提单持有人对于解租船合同仲裁条款的内容的充分了解。

因而将仲裁条款的内容详尽记载在提单中，或者把租船合同和提单一起移交很有必要。

（二）班轮提单中仲裁条款的效力班轮提单是承运人与托运人之间的货物运输合同的证明，通常班轮提单的背面都印刷这运输合同的所有合同条款和条件。

如前文所述，仲裁条款也印刷在班轮提单背面的“印刷条款”。

仲裁条款势必没有在签发人和持有人间的协商，同时由于班轮提单并不需要双方的签字，只要船东签发就可以，而且提单可以通过转让使得另一方主体不可预知。

此时提单的仲裁条款是否体现了提单持有人的意思表示呢？否认此时提单效力的人通常持有两种理由。

首先，仲裁以意思自治原则为基础，当事人缺少合意性。

尤其是提单的可转让性更使得受让人缺乏意思表示的有效途径。

由于印刷在背面，提单受让人可能完全没有注意到提单背面的仲裁条款，或者即使注意到，也对其内容知之甚少，更不要提及将争议送交仲裁的意思表示，因而提单仲裁条款并非双方当事人的合意，若即使提单持有人未明确表示接受仍将其争议通过仲裁解决，有失公允。

此时提单持有人的明确接受表示应当是仲裁条款效力的依据［7］其次，提单中的仲裁条款只需要当事人一方的签字，而1958年《纽约公约》要求仲裁协议具有书面形式。

在实践中班轮提单和租约提单往往都不需要托运人签字，只要求船东（承运人）单方签发即可，提单持有人更是无从提及签字事由。

据此否认提单中的仲裁条款效力因其违背书面的要求。

但是也有学者反对这种观点，首先他们认为提单是一种之间的默示合同，因而双方合意也体现在提单的仲裁条款中。

从提单本身是证明运输合同依据。

而英美的合同法理论，在“准合同”理论的基础上，认为一定程度上与合同作用相同，为更好的体现公平和正义，还将提单归到默示合同中，认为“提单是一种新产生的合同，虽然运输合同是承运人和托运人签订的，但当收货人凭提单向承运人提货，承运人发货时，在收货人和承运人之间就形成了一份新合同。

收货人提示提单构成要约，而承运人放货则构成承诺。

”［8］收货人与承运人通过要约和承诺规则，另行订立了或者默示了新的提单合同。

［10］同时由于当提单处于托运人手中时，它只能是运输合同的证明，只有一般的证明力，因而当双方当事人可以提出明显不同于提单的证据时，就可以否认提单的效力；当提单处于受让人手中时，提单就有绝对的证明力。

提单上条款在善意的第三方提单持有人与提单签发人之间具有“合同条款的最佳证据，在背书人手中则成为唯一的证据”［9］也就是说此时提单就是运输合同的唯一证明，也可以说是运输合同本身。

［10］虽然不同于一般合同的签订中双方协议的过程，提单的签发与仅由签发人主导，而提单持有人未过多协商。

但这并不表明当事人对提单中的仲裁条款缺少合意。

即使转让提单，如果提单的受让人是购买托运人货物的买方，他们完全可以通过与托运人间的贸易合同或信用证中对提单的种类和内容进行约束，行使自己的权利。

即使受让人并非买卖合同一方当事人，他们也可通过赎单时审单，充分的体现自己的意志。

也有一种观点认为，由于提单是证明运输合同的依据提单及其条款然应视为运输合同的一部分。

提单的转让即体现了合同的转让，提单条款可以当然的约束提单转让后合同的新主体即承运人和提单持有人。

据此赋予了提单约束持有人的法律依据［10］笔者不敢苟同，因为提单不仅作为证明可以承运人与托运人之间存在运输合同的依据，还是物权的凭证。

提单的转让，更大程度上是一种物权凭证的转移而非合同的转让。

同时合同的转让及主体的变更，需要合同双方当事人的合意，并且告知原合同当事方，但是提单的转让远不用这么麻烦，托运人将提单转让给第三方是无需经承运人同意的，也无需告知。

因而笔者认为提单的转让与转让运输合同并不相同。

关于提单中仲裁条款是否一定要书面形式的问题，笔者认为，如前文所述仲裁制度依赖的就是主体间的合意，而书面协议是最好体现当事人间存在相同的意思自治，避免争端和误会的依据。

因而书面协议的要求无可厚非。

然而，是否一定要重形式而轻实质坚守“双方当事人必须签字”的规定而忽视可以体现仲裁合意的其他证据表明呢?诚然对1958年《纽约公约》第2条第2款对于仲裁条款存在书面要求的规定。

但是我们是否可以随着科技的发展以及现代社会的需求对“书面”做出宽泛的解释呢？当事人是通过书面或当面交流和沟通，了解到彼此的意思，并且达成了一致的意见，那么合意本身就可以通过互换体现出来了，当事人间的认可和接受书面函件可互换体现。

此时仲裁条款可以在没有双方的签字的情况下成立。

提单上的仲裁条款虽然缺乏双方的签字但是也可通过文书的交换来体现双方的合意表示，因而不能否认其符合《纽约公约》要求的书面要件。

此时也不能认为不符合书面条款的要求。

一直以来，我国海运实践中喜欢通过诉讼而非仲裁解决有关争议。

“应提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法院审理”的法院管辖权条款一直出现在我国大部分远洋运输公司，包括中外、中远等几家最大的国内航运公司的提单中，而选择订入仲裁条款的却寥寥无几［9］然而海运案件中通常存在非方便管辖原则从而剥夺我国法院的管辖权，因而如果在实践中纳入有效的仲裁条款，利用仲裁解决争议，将案件提交给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反而更能保护我国的管辖权。

因此笔者希望以后我国的可以更多的承认提单中诉讼管辖权的效力，更好的保护我国的管辖。

参考文献：［1］李冬青.提单仲裁条款效力问题研究［J］.理论观察，2006（3）.［2］郑秋阳.关于涉外海事仲裁协议效力法律问题的研究［J］.大连海事大学学报，2000（3）.［3］See Loyd'''' s Rep485At，http：// last visited at 2011-10-28.［4］蔡鸿达.中国远洋运输提单仲裁条款问题评说［J］.仲裁与法律，2002（5）.［5］冉瑞雪.论提单仲裁条款的效力［A］.中国海商法年刊第6卷.［6］See Production steel Co. V.S.S Franois L.D.204F.Supp.200，1968AMC2529.［7］李军.有关提单仲裁协议的若干问题——提单仲裁条款效力的若干问题（上）［J］.仲裁与法律，2001（1）.［8］刘晓红.论提单中仲裁条款的效力［J］.政治与法律，2004（3）.［9］郭国汀译.Scrutton租船合同与提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