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刑制度的刑罚效能分析

减刑制度的刑罚效能分析中国监狱制度中创制减刑制度的主要功能，是弥补没有施行法定假释制度的遗憾，以满足刑事政策的要求。

但其本身的功效也是双向的，利弊兼备。

从刑罚效能的视角分析当前我国减刑制度的优势与缺陷及在我国监狱行刑中充分发挥减刑制度作用，提高服刑人员改造质量，最终实现刑罚目的。

标签：减刑；刑罚；效能一、刑罚效能效能=效率×目标。

效能建设是管理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种高层次的管理形式和载体，是以效能为基本目标，以实现优质高效为目的，把管理的诸要素有机结合在一起依法履行职责的管理活动。

刑罚效能是指刑罚作用于服刑人员所产生的实际效果同设置刑罚时所要达到的目的之比，亦指适用刑罚实现刑罚目的的程度，如果实现程度高，刑罚效能就大，实现程度低，刑罚效能就小。

努力提高执行刑罚的能力和水平，以更好地实现刑罚的最终目的，最大限度地发挥预防犯罪和教育改造服刑人员的功能。

刑罚的目的是预防、减少直至最终消灭犯罪。

任何刑罚手段，都必须是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服务的。

对罪犯执行刑罚，如果不能达到适用刑罚的目的，便应认为是失败的。

刑罚目的是否达到以及达到的程度如何，是检验刑罚自身存在价值最好的尺度。

所以，刑罚目的能为评价刑罚效能提供一种标准。

监狱行刑活动也必须要符合刑罚目的，才有效能，否则就无效能可言。

刑罚效能是评价刑罚实践活动与实现刑罚目的的关系的一种标准，它是整个刑罚活动过程的最终反映。

刑罚目的的实现程度决定刑罚效能的高低，有效地使用刑罚，实现刑罚目的，正是刑罚的效能所在。

二、我国减刑制度对刑罚效能的影响（一）减刑制度对刑罚效能正向影响近年来，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监狱管理局逐步适当地扩大减刑比例，尤其对未成年服刑人员的减刑比例，有较大幅度的增加，取得了较好的行刑效果。

1.对于服刑人员。

减刑作为对良好行为的报酬，减刑的获得是以服刑人员接受社会规范为交换，是对遵守监规、表现良好的服刑人员的奖励。

减刑制度利用服刑人员早日争取自由的心理需求，调动服刑人员改造积极性；借助减刑的条件给服刑人员施加外部压力和刑罚本身的强制规导力戒除服刑人员恶习，改造服刑人员成为守法公民，并且具有正常社会生活能力。

此外，通过减刑处遇优待，在服刑人员中起到示范作用，推动更多的服刑人员改过自新。

同时，减刑缩短了行刑期，可以使服刑人员较少受到监狱等行刑机关亚文化的感染，避免形成监狱人格，早日复归社会。

2.对于行刑机关。

减刑鼓励服刑人员实施良好行为，因此减刑有助于提高服刑人员遵守行刑机关监管规范的自觉性，有利于行刑机关降低控制实施不良行为的风险，以维持良好的监管秩序。

监禁行刑需要耗费巨大的行刑成本。

这种成本包括监狱看守、监狱医生、矫正人员等工资和装备支出、监狱硬件维持费用、矫正项目成本、服刑人员的生活成本等。

这些成本都能在减刑制度适用中因服刑人员的刑期缩短和良好表现而降低。

3.对社会。

减刑是对服刑人员良好行为的肯定，将刑罚执行与服刑人员改造以及对社会犯罪的预防相结合，实现刑罚社会效益，是特殊预防的重要形式。

其次减刑所设置的刑期条件，也能实现一般预防的威慑功能，保护社会最大限度地免受犯罪侵害，实现防卫社会的目标。

（二）减刑制度对刑罚效能负向影响当前我国监狱减刑制度的适用中，反映出诸多有待深入探讨的问题。

1.减刑办理的滞后性和可变性，影响服刑人员改造的积极性。

服刑人员希望自己改造的现实表现能够得到及时肯定，获得减刑奖励，即自己达到减刑条件时，就由监狱提请人民法院做出减刑裁定。

但是，在实践中，由于刑罚执行机关报送减刑材料的时间有统一规定，通常是每半年或每季度报送一次，人民法院在审理减刑案件的时效上存在弹性，而且人民法院的裁定结果也未必与刑罚执行机关提请减刑的建议完全一致。

往往有服刑人员的减刑材料还未被批下来服刑期已满的尴尬局面。

这使得减刑运作的激励过程呈现“间断”状态，不利于刑罚执行机关引导服刑人员努力改造，也会使刑罚目的实践过程变得更加曲折。

即使人民法院的刑事裁定确定之后，如果服刑人员实际获得的减刑期与自己先前核算的刑期有出入，也可能会产生大量的、需要耐心细致地进行解释和做思想工作的繁重工作。

事实上，人民法院的裁定生效以后，行刑一线的监狱警察若不加倍地努力工作，便极易给监管安全形成很大的压力或隐患。

2.在国家现行的监狱经费保障体系下，服刑人员减刑的考核分值量化标准和行政奖励的换算标准不统一，在周期性的减刑适用中不断加深、相互渗透，使监狱警察和服刑人员之间的信任度产生了较深的裂痕，不利于调动改造方和被改造方双方的积极性，极大地削弱了减刑制度应当发挥的促进服刑人员改造的应有功能。

3.关于减刑的条件和办理程序规定不明确。

我国刑法规定：“对于犯罪分子的减刑，由执行机关向中级以上人民法院提出减刑建议书。

人民法院应当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对确有悔改或者立功事实的，裁定予以减刑。

非经法定程序不得减刑。

”①刑事诉讼法也做类似的规定：“由执行机关提出建议书，报请人民法院审裁定”。

②上述表明，法律只对减刑程序做了原则性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对减刑程序也未做出司法解释。

在2006年全面推行服刑人员服刑期间计分考核实施办法以来，监狱部门所提供的申报材料更加格式化和程序化，这种一报一批的做法，与其说是司法程序，更像是一种行政审批程序。

笔者认为，减刑程序的缺失，可能是目前减刑制度存在的最大问题。

由于各地做法不同，以致减刑制度的适用效果也发生很大差异，影响了监狱行刑效能。

三、影响减刑制度效能的因素（一）减刑的具体规定不够周全详尽刑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对减刑“确有悔改表现”等条件规定得不够具体明确，对立功、重大立功的规定也比较笼统宽泛，对老病残服刑人员、对未成年服刑人员、女性服刑人员的减刑缺少具体规定。

由于具体规定不完善，导致部分减刑工作无章可循。

同样，按照当前的规定，短刑犯往往没有机会。

根据调研的情况来看，短刑犯也有强烈的减刑愿望，如果对这些短刑犯没有相应的减刑激励机制，恐怕不利于其在监狱的改造。

这势必影响减刑制度作用的发挥。

（二）实践中，行刑机关与审判机关减刑依据难获对方认可根据我们的调查了解的情况，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监狱管理局几乎都有一套自用的对服刑人员奖励的评选条件、周期及程序的规定。

如一些关于“改造积极分子”的规定，在相当程度上并不为所有人民法院在减刑裁定中所接受。

因为服刑人员在减刑前表现一般都很好，遵守监规，服从管教，努力完成劳动生产任务，一门心思盼望减刑。

乍看起来减刑制度确实调动了服刑人员改造的积极性，但是一旦经减刑，剩余刑期不多时，服刑人员的表现就会异常，劳动生产任务不认真完成，管教的话当作耳边风，因为没犯什么大错，不会被加刑，监狱奈何不得他，此时的服刑人员对监狱的管理影响较坏。

正是因为存在这样的现象，在调查中，监狱管理机关也有同志就认为减刑制度只是调动了服刑人员努力获得减刑的积极性，真正内心的改造并未完成，刑罚目的尚未完全达到。

同样，近年来各地人民法院在没有任何法律规定的情况下，要求监狱将服刑人员（附加刑是财产刑的）执行情况作为减刑、假释的前提条件。

这就进一步将监狱本来已经很难做的减刑工作推到了空前困难的境地。

若将附加刑即财产的执行情况作为减刑的前提条件，只会引起服刑人员的绝望情绪，造成更大的监狱隐患。

而且，当前监狱依法为所监管的服刑人员提请减刑申报时，人民法院在审查减刑条件的过程中，却又再次以该服刑人员犯罪当时动机恶劣、作案手段残忍或者人身危险、社会危害性大为由，将减刑的期间缩短。

（三）减刑制度缺乏事后制约由于减刑对服刑人员原判刑期的缩短，虽然对服刑人员的改造起到了积极的激励作用，但是由于减刑制度缺乏事后制约力，减刑只是一个单向行为，一旦做出，就具有不可逆性，只能对服刑人员减刑裁定前的行为予以肯定，而不能制约其减刑后的行为，这并不利于服刑人员改造。

在实践中有两种情况表现最为突出：一是减刑后刑期将满的服刑人员会产生即将释放，不能再次减刑的心理，从而“混刑度日”、消极怠工，甚至违反监规，影响监管秩序。

二是为争取早日出狱“假改造”的服刑人员，为了早日出狱，他们弄虚作假，骗取减刑，即使败露，减刑裁定也无法撤销。

这部分人回到社会，很容易重新犯罪，危害社会。

这使减刑的实施在有些情况下成为一种具有高风险的选择。

正是因为存在这些现象，在调查中，监狱民警认为，减刑制度只是调动了服刑人员获取减刑的积极性，而真正的改造尚未完成，刑罚的目的没有完全实现，在这种情况下缩短服刑人员服刑的刑期，削弱了刑罚的作用。

（四）配套制度不健全累进处遇制的建构不全。

行刑核心制度累进处遇制在我国的建构尚处于起步阶段。

减刑与累进处遇制联系紧密。

在成熟的行刑机制中，减刑与假释均设置在累进处遇的主干之上。

累进处遇制的不完善状态影响了减刑功能的发挥。

其主要原因在于，在累进处遇中的服刑人员人格评估、人身危险性评估等一系列科学测量的方式尚未建立，导致基础标准无法量化，建立在此基础上的减刑制度的核心人身危险性评估也只能成为经验作业。

四、提高减刑制度刑罚效能的路径（一）必须彻底更新刑罚观念这是关系到改革和完善减刑制度，提高刑罚效能的方向性的问题。

要更新刑罚观念，问题在于更新什么样的刑罚观念。

我们研究刑罚效能的宗旨在于检验适用刑罚是否符合刑罚目的及其实现的程度如何，从中总结经验教训，更有效地使用刑罚，实现刑罚目的。

为此，我们以刑罚效能为尺度来检验减刑制度的使用状况，切实发挥减刑制度来激励服刑人员改造。

（二）建立双主体减刑案件处理模式“减刑制度的主要弊端涉及服刑人员与监狱和监狱与人民法院两个方面，那么仅仅注重解决制约服刑人员情绪和言行，科学考核服刑人员的现实表现是不够的。

也就是说，无论如何完善考核内容、标准和程序，只要监狱和人民法院之间的配合问题不解决，减刑制度的弊端则将无法消除。

”[1]监狱机关事实上已经承担着服刑人员减刑、假释考核、提名、公示、呈报书面建议等“减刑主体”的工作，真实地充当着“工作主体”的角色。

既然如此，为何不名正言顺地和人民法院共同承担减刑、假释的适用工作。

若果真能够如此，一旦因为某服刑人员曾经被减过刑而指责监狱机关时，监狱机关也能够认真总结经验，不至于处于申辩不能的尴尬地步。

假若人民法院不和监狱机关就减刑、假释适用问题进行充分的交流和沟通，通力解决日常考核和折算中存在的问题，人民法院的声誉也同样会受到影响。

若考虑事实上已经形成的分工负责关系，应当建立为服刑人员减刑适用双主体模式，即人民法院在综合考虑每个减刑案件存在的要素和要求的基础上，在适当的环节与监狱通过联席会议的形式做出指导。

监狱根据法院的指导，再向服刑人员宣讲每个减刑个案的要求，促使服刑人员理解减刑裁定的精神，服从人民法院的裁定，从而保障整个减刑适用环节工作推进。

我们认为，双主体模式设想较之其他各种建议更加合理，不仅着眼于减刑考核标准的科学性，还一并创制了监狱与人民法院密切配合协作的工作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