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减刑、假释制度的实践反思与优化设想
我国减刑、假释制度的实践反思与优化设想论文提要：《人民法院第三个五年改革纲要》提出的人民法院改革的主要任务之一是改革和完善刑事审判制度，并要求建立减刑、假释审理程序的公开制度，严格重大刑事罪犯减刑、假释的适用条件，加强同步监督。
贯彻落实“三五”改革纲要，大力推进司法改革，促进司法公正，是近年来民意集中反映的问题，也是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关键。
人民法院作为减刑、假释裁定的主体，通过利用减刑、假释手段教育改造服刑人员，促使其早日回归社会，为构建稳定的和谐社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随着我国法治化进程的加快，现行减刑、假释制度在实践中存在审理方式单一、当事人参与较少、审判过程不透明、庭审形式化等问题，如何最大限度地实现减刑、假释制度的功能和效益，如何革除该制度存在的问题有待解决。
本文立足司法实践，分析了当前我国在适用减刑、假释制度中存在的理念、制度设计等相关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建立健全减刑、假释庭审制度、申诉制度、以及提高假释适用率等相关的完善性意见，以期推动我们减刑、假释制度不断完善，真正做到减刑、假释公开透明、兼听各方、监督制约，保障司法公正。
全文共7843字。
【关键词】减刑假释庭审程序申诉权一、减刑、假释的性质界定理论前提是进行研究的逻辑起点，在对减刑、假释制度进行探讨之前，我们必须首先理清对减刑、假释性质的认识，所有与减刑、假释有关问题的探讨都是以此根基展开，减刑、假释性质的界定直接关系到减刑、假释程序的设计以及刑罚执行机关、检察监督机关、审判机关和罪犯各方的角色之定位。
（一）关于减刑的性质理论和实务界对于减刑的性质进行了较多的探讨，目前比较有代表性的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1、恩惠说。
该观点认为，减刑是国家利用刑罚权对服刑中表现良好的罪犯减轻刑罚的“恩惠”。
如英国学者评论在监狱内实行减刑以达到监管目的的重要性时提出：“担心失去减刑机会的风险，已成为对付懒惰和犯错误的强有力威慑。
在这一有益的规定影响下，罪犯们的言行和举止有着明显的改进。
”1907年，英国诺塞姆普顿监狱的典狱长在起报告中提出减刑有助于加强典狱长维持纪律，能够有选择地对罪犯施以刑罚。
(1)恩惠说是早期减刑的典型理论，不论是美国纽约州的减刑法还是澳大利亚的狱分制，都将减刑视为国家的恩典，让罪犯免予应服而未服的刑罚。
该学说与古典学派的道义责任论相契合，主张刑罚是对罪犯犯罪的报应，行刑是罪犯向国家和个人赎罪的过程。
在恩惠说的支配下，罪犯完全沦为了客体地位，是国家施刑的对象，罪犯的权利被剥夺。
应当说，恩惠说催生了减刑制度，在以报复为中心的刑罚执行制度中开辟了新的形式，客观上奠定了现代减刑、假释制度的基础，引发了人们对罪犯权利的思考，具有一定进步意义。
但其也具有较大的历史局限性，主要表现在：第一，缺乏国家权力与罪犯个人权利的对接机制，罪犯的受动特征必然影响到改造的能动性。
第二，一旦权力侵害个人的权利无从救济。
第三，减刑、假释恩惠的出发点重在对监狱内制度的维持，故而看重罪犯的外部行为表现，而对罪犯内心的矫正和向善关注不够，从这个意义上说，与教育刑目的的理论相悖。
因此，恩惠说曾被视为近代减刑的核心论点，但在现代减刑制度本质中不占主导地位。
2、奖励说。
该观点认为，减刑是因受刑人达到了矫正机关的阶段性改造要求，矫正机关给予罪犯的一种奖励。
相比恩惠说以维持监狱内秩序为动机，奖励说更为关注罪犯改造的能动性，对罪犯的良好表现进行褒奖，为罪犯树立矫正行为目标，较为切合教育刑的目的。
我国现行的减刑制度理论就停留在奖励说阶段，为现行实务界的主流观点，认为减刑是对表现良好罪犯的刑事奖励。
(2)应该说从恩惠说将罪犯视为机械客体到奖励说开始思考刺激罪犯的改造热情，具有进步意义。
但同时“奖励”对罪犯的权利仍然是漠视的，奖励是权力机关单方给予，罪犯没有参与权利，故没有获得减刑具有影响意义的预期手段。
3、权利说。
该观点将减刑视为罪犯的权利，是在刑事诉讼中增强人权保障的硕果。
国家或刑罚权主体与受刑者传统的单向关系变成了具有社会意义的一定情况下的权利义务的相对关系。
国家有对罪犯施用刑罚的权力，也有对他们施以扶助、挽救的权利。
(3)减刑权利说真正将罪犯置于主体地位，罪犯权利具有了与国家刑罚权力相对应的位置，权力与权利能够进行博弈。
此外，罪犯可以对自我(1)鲍圣庆：《减刑、假释的理论与实践》，吉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23页。
(2)徐静村：《减刑、假释制度改革研究》，检察出版社2011年版，第18页。
(3)柳忠卫：《假释制度比较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7页。
进行调控，以真正实现教育矫正的目标。
同时，权利说本身也是刑罚理论纵深发展的结果。
《世界人权宣言》、《囚犯最低限度标准规则》等国际公约都推动了减刑权利论的发展。
减刑权利说的基点是减刑是罪犯基于良好的表现应该获得的成果，是罪犯权利的实现，而非国家的恩惠。
权利说是现今较为进步的观点，代表了减刑制发展的方向。
权利说的另一个分支为“合同理论”，该理论起源于美国。
合同理论认为受刑人既为义务主体又为权利主体，如果受刑人愿意达到监狱方规定的各项善行规定，则有权与监狱方签订减刑合同，减刑是监狱方在受刑人达到规定指标后，应履行合同的行为。
因此，当罪犯未遵守合同中的条款时，善行折抵将被撤销。
(4)合同理论给予了罪犯主体地位的尊重，规定了在减刑法律关系中罪犯与监狱方双方的权利义务，合同说的出现表明了罪犯权利的增长。
（二）关于假释的性质1、恩惠说。
该观点的理由主要在于：其一，以历史考证，假释的早期形态核心就是国家恩惠。
其二，适用假释的目的是特殊预防，帮助罪犯早日重返社会，减低他们的再犯罪率，实现防卫社会的最终目的。
而在罪犯刑期届满之前，允许他们变更执行方式，在社区监督下完成余下刑期，是国家的宽大。
其三，是否假释，给予何种罪犯假释，假释的实施条件和监督条件设定均属于刑事政策的内容，系由国家调控。
恩惠说作为假释基石，在早期推动了刑罚的宽缓和假释的发展。
但其不足也是明显的，其过分强调国家刑罚权的强制性，而忽视罪犯的主体地位，不利于刑罚教育目的的实现。
此外，在假释的发展过程中，许多国家都将假释作为刑罚执行的基本制度，广泛适用于各种案件中，而不仅仅是国家对个别人的恩惠。
因此，恩惠说已明显具有历史局限性。
2、奖励说。
奖励说是一些大陆法系国家如法国及我国主导的观点。
陈兴良教授指出“假释是对受刑人的一种奖励措施”(5)。
又如前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罗瑞卿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改造条例草案的说明》中指出，假释是为了加强对罪犯的改造效果，促进罪犯在劳动改造中的积极性，对在劳动改造中的罪犯所实行的一种奖励制度。
虽然恩惠和奖励都站在维持监狱秩序的立场，(4)郭明：《减刑的刑理分析与程序修正》，载《中国监狱学刊》2003年第2期，第16页。
(5)陈兴良：《本体刑法学》，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857页。
强调刑罚执行中的国家支配权力，但奖励说与恩惠说具有细微的差别，主要体现在：其一，恩惠说更为强调国家的权力特征，是否施恩具有更强的任意因素，罪犯的客体地位尤为明显。
而奖励说开始注重罪犯个人的表现，挖掘和激励罪犯的改造积极性，罪犯的客体地位有所改善，国家施恩的任意性受到一定控制。
其二，可视奖励为恩惠向权利迈进的过渡形式。
许多国家由奖励说过渡而走向了权利说，如加拿大。
3、权利说。
该观点主要理由：其一，随着现代刑罚理论的发展，人们认识到犯罪原因的多元性。
既有个人原因，又有社会原因、自然原因，因此，人的意志自由性是有限的。
其二，罪犯地位的逐步改善。
从惩罚客体中得以解放，获得了主体地位，权利体系得以逐步完善。
行刑法律的建立，由命令式到权利义务式的转化。
其三，为了更好促进犯罪改造，有效实现“双预防”，并控制权力滥用。
其四，假释在各国得到了普遍的适用，并在屡次的国际会议上得到了肯定。
此外，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国家都采用了假释。
同时，权利说内部具有分歧，分为特权和宪法性权利。
特权意指不同于其他公民所享有的，而由某个人、组织或阶层，阶级所享有的特殊的，特有的利益或好处；是有条件的权利，只能在满足一定条件后获取；而宪法性权利受到宪法的确认与保障，可以获得完全的救济。
在权利范畴内，假释究竟为特权还是权利具有争论。
如认为特权是罪犯通过在狱中的良好行为表现来获得的，获得假释后可以通过遵守假释的条件来保持；另有观点认为假释是在狱中服刑一段时间后的权利。
(6)。
此外，假释还有刑罚执行方式说及刑罚消灭方式说。
前者认为假释是为了有利于受刑人的再社会化，就自由刑的执行所采取的一种缓和刑罚执行方式。
（7）后者认为假释的核心在于假释考验期，假释犯若遵守监督条件成功度过假释期，则余刑视为执行完毕，刑罚消灭。
持这一观点的国家以德国为代表。
笔者认为，虽然从我国目前的刑事立法、司法实践来看，将减刑、假释视为服刑人员的一种权利并不为主流多接受，减刑、假释的奖励说仍然是我国的现实立场。
但是中国政府颁布的《中国改造罪犯的状况》白皮书中指出，“罪犯在服刑期间表现好的，有获得依法减刑或假释的权利”。
笔者认为，随着减刑、假释(6)刘强：《美国社区矫正的理论与实务》，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07页。
（7）许福生：《刑事政策学》，中国法制出版社2006年版，第474—475页。
制度的发展，减刑、假释属于罪犯的权利将为成为一种普遍的观点。
只有确认减刑、假释的权利说，基于此学说而引申出来的罪犯减刑、假释中的申诉权、被害人的参与权、减刑、假释庭审引入辩护制度等一系列制度才得以建立，以实现减刑假释制度的功效的最大化。
二、我国现行减刑、假释制度存在的问题（一）实体方面1、减刑、假释的规定条件缺乏可操作性，认定标准缺乏统一性。
《刑法》虽然规定了减刑的条件，却十分笼统，模糊不清，在实践中很难执行。
“确有悔改表现”的减刑条件具有相当的概括性，如何界定在生产、科研中进行技术革新，成绩突出的和有发明创造或者重大技术革新的等，都没有明确规定，在实践中难以把握。
而关于假释适用条件中，“不致再危害社会”是一个主客观综合判断标准，它是对罪犯将来是否违法所进行的预测，实践中对这一标准的考察、评定往往难以把握，不能进行准确的预测。
且由于减刑、假释的标准比较原则笼统，主观随意性较大，影响了减刑制度功能的正确发挥。
加之，各地监狱、法院对于减刑、假释的实际条件和标准也不统一，从而导致减刑、假释执法标准不统一，破坏了法律的统一性和严肃性。
2、减刑、假释的审查缺乏实质性，法院的裁决权受制刑罚执行机关的建议权。
实践中减刑、假释案件的审理采用的是书面的批发式审理方式，法院根据执行机关的建议书与报送的罪犯表现材料进行书面审理并做出是否予以减刑及假释的裁定。
由于法官能予罪犯见面机会少，罪犯也没有口头或书面陈述意见的机会，法院对于呈批书面审核的案件，难以有效的行使调查权。
假释制度的反思和重构
假释制度的反思与重构——从刑法修正案（八）的角度思考内容摘要：2011年5月1日开始施行的刑法修正案（八）中对假释制度进行了小范围的改动，主要内容有：假释对象的限制、假释人员必须参加社区矫正、假释人员监管机关的改变等。
这些改动可谓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必将引起假释相关制度的改革与调整，其中最为让人翘首企盼的是假释的听证制度与假释权威审判机关的成立；也会引发部门和职责的变更，更加注重监狱在假释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对监狱人民警察的素质要求越来越高。
本文结合刑法修正案（八）的最新规定，对我国假释制度存在的问题以及解决方案提出浅薄看法，以期有助于我国假释制度的发展。
关键字：假释、社区矫正、听证会、假释委员会、监狱一、我国假释制度存在的问题（一）我国的假释功能与性质的认识假释是为补救长期自由刑存垢而设置的一种刑罚执行制度，其本身体现了刑罚个别化的精神。
现代刑罚主要采取感化主义、教育主义，自由刑的刑期便可视受刑人的表现状况而缩短，如果认为对受刑人能够提前达到改造目的，就不再受宣告刑的拘束。
由此可见, 假释是以教育刑论、目的刑论为理论依据的。
在刑法理论上, 由于对假释的性质和功能认识的不同, 造成了各国假释制度立法上不尽相同。
刑法理论上对假释的性质和功能一般有以下几种认识：第一，认为假释是一种奖励, 是法律对于被执行人在监禁期间良好表现的肯定。
第二，认为假释是刑罚个别化的手段, 属于避免自由刑弊端的一种措施。
因此, 通过假释所达到的目的有二，一是放弃不必要的刑罚制裁, 二是在一般预防的基础上修正多余的特殊预防。
第三，认为假释是一种社会防卫手段, 应以释放后的社会保护观察和重新收监的可能性为核心。
所以, 对特别危险的犯罪人不能适用假释。
第四，认为假释是一种介于监禁和自由之间的中间状态, 其效果主要看适用是否得当。
①在我国，实践中习惯将假释看成是国家对服刑罪犯的一种恩惠，将其作为对表现好的服刑罪犯的一种奖赏，没有把假释看成是罪犯该在表现好，他应该得到的一种权利。
关于罪犯减刑假释工作的实践与思考Microsoft Word 文档
关于罪犯减刑假释工作的实践与思考减刑、假释作为我国法律规定的刑罚执行制度，它作为改造罪犯的一种手段，其适用情况如何，直接影响着刑罚目的的实现。
严格准确有效的适用减刑、假释，对于罪犯来讲，可以使其在失望甚至绝望中看到希望，有利于调动罪犯改造的自觉性、主动性、积极性；对于社会和罪犯家庭来讲，可以缓解一些社会矛盾和家庭矛盾，解决夫妻感情、生活出路、抚幼养老等问题，有利于社会稳定；对于监狱来讲，可以解决押犯增多的状况，保持监狱工作的正常运行，有利于维护监管秩序；对于监狱的管理者——人民警察来讲，可以对罪犯更有效地行使法律赋予的监管职权，有利于工作任务的完成。
但从当前情况来看，现行减刑、假释制度在实际操作程序、形式，适用法律条文等方面，尚有不尽完善之处，出现了一些矛盾，甚至有与法理不合的地方，违背了行刑原则，影响了罪犯改造，给基层工作者造成了模糊认识，也给监狱工作的正常运行带来了困难。
为了更好地发挥减刑、假释的功能，切实提高罪犯改造质量，达到预防犯罪这一目的，必须对现行减刑假释制度的利与弊认真加以研究、分析，革除现行制度中与当前不相适应的部分，以维护法律的严肃性。
一、在具体实践中罪犯减刑、假释制度存在的问题减刑、假释作为一项重要的行刑制度，是有效调动服刑人员认真接受改造，帮助他们早日回归社会和提高改造质量的重要手段。
对服刑人员依法减刑、假释是监狱执行刑罚的重要内容，也是监狱刑罚执行工作的重点和焦点，更是服刑人员在监狱服刑期间关注的焦点。
罪犯计分考核是监狱机关对罪犯采用计分的办法考核日常改造表现的一种手段。
罪犯所积累的考核分，是兑现行政奖罚和刑事奖罚的主要依据，也是罪犯减刑假释的重要依据。
但是，在当前运行的减刑、假释程序中，由于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存在着一些问题或弊端，造成了减刑假释、计分考核过程中出现某种不公平。
减刑、假释幅度的不平衡、审理结果的不可逆转性、计分考核的不规范等问题，需要认真加以解决。
（一）减刑、假释制度存在的问题⑴减刑适用标准不统一。
对我国减刑制度的反思和若干制度的构想
２ 减刑 对象规 定 的不一 ， ． 导致执 行不 公。对判 处有期 徒刑 、
遵守 监规 ， 受教育 改造； 接 积极参加 政 治、 文化 、 术学 习； 技 积极参 无期 徒刑 的罪犯 在监狱 服刑 期间， 以适用 的刑事 奖励 措施 有两 可
裁 定书副 本后 ２ Ｏ日内， 向人 民法 院提 出书 面纠正 意见， 民法 院 人权 ， 人 不仅 司法 民主 无法体现 ， 同时也 导致罪犯 、 害人对 作 出裁 被
应 当在收 到纠 正意见后 一个 月以 内重 新组成 合议 庭进行 审理 ， 做
出最 终裁 定 。 中减 刑的材 料是指 减刑建 议书， 其 终审 法院 的判 决 书 、 定书 、 次减 刑裁定 书的复 制件， 犯确 有悔 改或立 功 、 裁 历 界 重
突出 ： 在抢 险救 灾或者 排除 重大事 故中表现 积极 ： 有其 他有 利于 制 对这些 罪犯 不得 适用减 刑 ， 因此 ， 这类罪“ 重大立 功表现 ” 则是指 《 法》 刑 第 前走 出监狱 大 门， 使刑 罚“ 同主 观恶性不 同处罚” 就 不 的立法本 意 七十 八条 所规定 的六项 内容 。 （ ） 序规 定 二 程 难 以实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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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 目前 减 ｆ￥度 的现状 ｌ￣ Ｊ
（ ） 一 实体规 定
《 刑法》 《 狱法》 定的减 刑条件 分为两 个 部分 。一是 应 刑 ” 和 监 规 的条件 。 另外 ，刑法》 《 第七十 八 条还规定， 罪犯 欲获得 减刑， 既
当减 刑的条件 ， 备《 法》 即具 刑 第七 十八 条规定 的六项 重大 立功表 要在主 观上 具备上 述法 定条件， 还必 须在客 观上服 满法定 的最低
减刑假释制度执行现实困惑及对策思考
由监 狱逐级将减 刑指标下达到分 监区 ，分监 区根 据监狱下达 的减刑指标 ，结合本分 监区实 际情 况，
拟定减刑名单 ，经干警集体讨论 通过 ；交罪犯小组 、罪犯积委会进行讨论 ，签字 后交回分 监区 ；分 监区
一
功 ”表现 ，可以减刑 ；确有 “ 重大立功 ”表现 ，应 当减刑。 由于受监管环境的局 限，大多数罪犯很难有 “ 立功 或 “ 重大立功 ”的机会 ；在 司法实践 中，“ 当减 刑”的 比例非常低 。以重庆市永川监狱 为例 ， 应 每年 属于 刑法》规定 的 “ 应当减刑” 占所有减 刑比例 的 ５ 左 右 ，多数罪犯获得减刑的理 由都是 “ ％ 可 以减刑” ，这就为操作 中的随意性 带来 了较大的空 间。虽然 １９ ９ ７年最高人 民法院对 “ 确有悔改表现 ”进 行 了界定 ： 罪服法 ，认真遵守监规 ，接受教育改造 ； 认 积极参 加政治、文化、技术学习 ；积极参加劳动 ， 完成生产任 务。但仍有 较大程度 的概括性 和主观性 。１９ ９ ０年司法部 在总结监狱 推行计分考 核经验基础 上 ，制定实施 关于计分考核 奖惩 罪犯规定 ，把 罪犯思想 改造 与劳 动改造作为计分考核的两大 内容 ， 以分 计奖 ，以尽量排 除法律运作 中的随意性 ，客观公正地反映罪犯 的服刑表现 。这种做法本身存在 “ 以 分 折刑” ，思想 改造难 以量 化 ，考核多集 中于劳动定额 ，导致 重生 产劳动分 、轻思想改造分现象的 出现 。 百分考核给罪犯伪装改造 以可乘之机 ， 罪犯 不再 把减刑的愿望转化为积极的改造行为 ， 使 而是采用欺骗 、
司法 实践 中， 对罪犯 的减刑 ，经监狱提 出建议书后 ， 院仅仅对减刑建议进行 书面和形 式上 的审查 ， 法
减刑、假释制度的现实困境与完善
减刑、假释制度的现实困境与完善减刑、假释制度是我国发挥宽严相济的刑罚政策，使囚犯有所改造，并有望重新融入社会。
然而，现实中，这两种制度却面临了多重困境。
一方面，减刑、假释制度的不合理之处使得社会失去了对刑罚的信任；另一方面，过于宽松的减刑、假释标准容易引起公众的不满。
如何平衡这两者，完善现有的减刑、假释制度，以更好地服务于法治社会，是当前需要思考的问题。
首先，减刑、假释制度不合理的现象，给公众带来了浓厚的疑虑。
减刑、假释是一种刑罚软化的方式，旨在体现出法律的人本关怀和优越性。
但许多案例却显示出这种制度存在的问题。
例如，一些罪犯因为“品行良好”、“表现突出”，得到了过于宽松的减刑、假释机会；有的罪犯在获得假释后，又犯罪重回监狱。
这些情况严重损害了社会对刑罚的信任，许多人对减刑、假释制度的公正性和可靠性产生质疑。
其次，减刑、假释标准过于宽松的情况也不少见。
成为减刑、假释的犯罪分子一般都是有过违法记录，而且罪行不轻。
过于宽松的政策标准，容易让社会认为这种制度是在宽容罪犯，而彻底遗忘了受害者和社会的利益与权益。
长期以来，这种偏向犯罪分子的做法引发了很强烈的愤慨，甚至让公众感到政治elite们与法律失衡。
为了弥补缺失，更好地实现刑罚的宽严相济，现有的减刑、假释制度需做出改进。
具体而言，应建立更为科学的减刑、假释标准，基于犯罪分子的实际表现、个人情况、案情等要素进行裁定，既保证公众安全，又让犯罪分子得到补救与改造的机会。
同时，应加强对减刑、假释考察人员的管理与监察，遏制不法减刑、假释行为的发生。
案例1：近日，Z罪犯因“表现确实突出”而获得了减刑2年，但减刑的标准并没有被公开，并且Z犯罪分子曾经不止一次犯下严重的违法行为，引起公众对减刑的质疑。
案例2：W因重罪入狱多年，准备重新融入社会。
但他因年龄大、关键证明不齐等原因，连续数次未能获得假释。
这标志着减刑、假释制度的不完善，让社会对它的管制与制衡机制感到失望。
减刑假释工作存在的问题及完善建议
减刑假释工作存在的问题及完善建议减刑假释工作存在的问题及完善建议一、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一）减刑假释工作部门之间缺少沟通罪犯在服刑当中，如果需要减刑假释等变更刑罚措施时，一般要经过监狱的提请，法院裁定，检察院对全程进行监督等程序。
按照我国的司法职权配置，这种在整个减刑假释体系当中法院、检察院、监狱执行机关三部门环环相扣，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缺一不可的关系，决定了在各部门之间的信息共享，在司法和执法中发生重大情况的相互沟通，在刑事审判、检察监督、监狱执法中突出问题的协商解决的重要性。
但在现实中实际的情况却是各部门在减刑假释工作中相互之间互通互动很少，监狱完全掌握罪犯减刑、假释的提请权，虽然我国法律也规定了一系列的减刑假释法律条文，但是都属于原则性条款，在实践中缺乏现实的可操作性，造成人民法院在办理减刑假释案件的过程中工作陷入被动，法院除了审查一些比较原则性的法律规定外，决定减刑假释的其他标准就被动地听从于监管部门。
而作为法律执行的监督部门，虽然检察院在各监狱都有驻监狱检察室，但是由于在我国刑事诉讼监督中受"重审判轻执行"、"重打击轻改造"传统思想影响使刑罚执行监督成为其薄弱环节。
正是由于法院、检察院、监狱机关长期以来沟通不畅带来了适用法律、工作方法不统一等诸多负面效应。
而且，当法院审判、检察院监督、监狱执法之间存在争议、分歧时没有很好的问题解决途径，从而容易造成减刑假释工作的被动和滞后，不能和当前的法制环境相适应。
（二）减刑假释案件审判职能不明晰。
我国刑法和法院组织法未明确减刑假释属于具体何种审判职能，亦未确定具体由法院哪个部门行使，所以全国法院做法不一，有的隶属于审判监督庭、有的隶属于刑事审判庭，但基本上都将此职能附属于某一具体审判业务部门行使。
从现实情况看，无论将其职能设置于哪个部门，都是单纯的将减刑假释案件附属于某一部门，都存在与该部门司法规律和工作机制不相适应之处。
关于当前我国减刑制度司法实践的反思和探讨(1)
关于当前我国减刑制度司法实践的反思和探讨(1)[提要]减刑是一项重要的刑罚执行制度，它具有调动和促进罪犯积极改造的作用，同时也有利于监狱人民警察不断提高执法水平，减刑还有利于稳定监管改造秩序。
本文在论述减刑制度重要意义的基础上，分析了近年来我国减刑工作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改革和完善减刑制度的对策建议。
一、进一步认识减刑制度的重要意义减刑制度作为我国刑罚执行机关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刑罚执行制度，是监狱机关刑罚执行工作的重要环节，在改造罪犯的刑事司法实践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监狱机关的管理人员应自觉认识减刑的重要意义，增强做好减刑工作的自觉性、主动性、创造性，充分发挥减刑的行刑功能，通过正确地执行减刑制度，做到严格公正的执法，调动罪犯的改造罪犯在服刑改造期间的多方面和多层次的物质和精神需要中，最普遍和最基本的心理需要和愿望是缩短刑期。
这种心理状态，决定了调节罪犯改造态度，促其积极自觉改造和自力救助的有效手段之一，就在于调节其刑期的长短。
改造罪犯的工作不是单方面的工作，一方面，刑罚执行机关要通过各种行之有效的手段对罪犯做改造工作，另一方面，罪犯也必须主动接受改造。
只有这两个方面紧密结合起来，才能达到将罪犯改造成为守法公民的目的。
对于真诚悔改并达到法律规定程度的罪犯适当减刑，有利于鞭策其自律自励、激扬其努力改造的内在力量；同时，由于减刑与否，悉取决于罪犯的改造优劣，有利于向罪犯昭示改造优劣与刑期奖罚的因果性对应关系，把罪犯要求缩短刑期的心理需要引导、转变为积极改造的内在压力和动力，外化为真诚接受改造和罪犯入监服刑改造固然是罪有应得，但是，正如上述所言，从罪犯的心理来看，他们总是希望服刑的时间越短越好，渴望能够早些离开监狱，虽然这种想法有悖现实，却也是可以理解的。
服刑时间的缩短和尽早回归社会如果仅仅是一种愿望，那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必须通过自己的努力来争取实现这一愿望。
减刑的规定为罪犯实现这样的愿望提供了可能性，而将可能性变为现实性则需要以罪犯自身的改造程度为基础。
我国减刑、假释制度浅析与构想论文
我国减刑、假释制度浅析与构想摘要：《刑法修正案（八）》及减刑假释司法解释的修改最新趋势，对我国假释制度改革创新提出了新的构想。
为了正确处理减刑、假释案件，最高人民法院于2012年1月17日颁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新规定），相比之下，1997年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减刑、假释适用法律的具体规定》的内容，新规定在减刑、假释制度完善方面有很大的改变，但中国目前的减刑、假释制度依然存在一些问题，新规定还有些不足之处，需要进一步改进的未来。
关键词：减刑假释完善制度一、现状与新发展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的颁布和实施，其中对包括暴力犯罪和严重危害社会犯罪等罪犯的刑事假释、减刑进行了严格限制和规定，这是和国家规定的基本法律形式、刑事政策、基本原则以及“宽严相济”的理念在整个减刑、假释制度相适应的。
根据刑法修正案（八）的规定以及精神，中国目前的减刑、假释制度必须进行一次重大变革。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1]于2012年1月17日公布，相比较于最高人民法院在1997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的情况[2]，新规定的刑事政策与“宽严相济”的政策理念、《刑法修正案（八）》的精神与理念相一致，在旧规则的基础上，从两个方面即实体方面和程序方面，对我国减刑、假释制度进一步完善。
但中国当前的减刑、假释制度依然存在一些问题，新规定还有些不足之处，需要在未来进一步改进。
二、关于我国减刑、假释制度的两点建议（一）建立减刑、假释严格审查制度建立一个综合评价系统、全面审查制度是减刑、假释工作的迫切需要。
通常情况下在人民法院在处理减刑、假释案件时，主要是根据行政机关的考察分数作为考虑罪犯有悔改表现以及悔改程度和提起减刑、假释条件，也就是说，执行机关是根据改造罪犯的需要和预期，将各种评价因素分数化，评价标准变得僵硬化，并将此结果作为提起减刑、假释的重要依据和条件，虽然这种处理方法与相应的减刑、假释持有的理念并不相悖，但问题在于人民法院减刑假释工作和执法机关改造罪犯的工作执行情况是不同的，在关注犯罪监狱改革的同时，也要考虑其他的对于刑罚可能产生影响的因素。
对假释制度的一点思考
对假释制度的一点思考 Company Document number：WUUT-WUUY-WBBGB-BWYTT-1982GT对我国假释制度的一点思考假释制度和减刑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刑罚执行制度，是对罪犯管理和教育的一项重要制度，它在改造罪犯的实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随着法制建设的发展，随着我国行刑机制与国际行刑制度的逐步合规，扩大假释的适用对象和条件理应成为我国立法和司法实践的选择。
但是，目前我国的假释制度尚不完善，现状也不尽如人意，为此本人就此谈一点个人的浅显思考，供同志们参考。
一、假释的功能1、有利于促进罪犯改造，维护监狱安全。
《刑法》第81条规定：被判处有期徒刑的罪犯，执行原判刑期的1/2以上，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罪犯，执行原判刑期十年以上，如果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假释后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可以假释。
可见，假释制度的核心在于建立一套促进罪犯认罪、悔罪，自觉接受改造、接受教育，维护监狱安全稳定，防止其重新犯罪的机制。
假释制度的适用为罪犯提前出狱提供了机会，促使罪犯主动承担起改恶从善的责任，为达目标而检点个人行为。
虽然这是功利主义趋利弊害使然，似有动机不纯之嫌，但是客观上它迫使罪犯先从行为表现开始，积极配合监狱的教育改造措施，从被迫改造到逐步自觉自愿接受监规纪律的约束，接受监狱的管理和教育。
俗话说：“假做真时，假亦真；真做假时，真亦假。
”一个行为做的久了，哪怕它是假的、装的，后来它也变真了。
2、有利于提高监狱机关的执法水平。
根据《刑法》第81条的规定，假释只适用于“确有悔改表现，不致再危害社会”的罪犯。
其与根据《刑法》第七十八条规定的“被判处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在执行期间，确有悔改表现或立功表现的，可以减刑”的减刑制度相比：减刑制度注重的是罪犯在服刑期间的表现，至于罪犯在刑满释放后的思想变化和行为表现，减刑制度并不关注。
因而，这就极易导致这样一个结果，即监狱机关为保证监狱的安全稳定，考虑较多的是罪犯的狱内表现，换句话说，只要罪犯在狱内表现良好，就可以获得减刑，至于罪犯在刑满释放后的思想变化和行为表现则不会投入更多关注，尤其是当前社会对监狱的执法要求更高更严的形势下，监狱机关考虑更多的是防止出现罪犯暴狱、脱逃、行凶、非正常死亡等监管改造事故，导致实践中出现扩大减刑面来调动罪犯遵规守纪的积极性，而非真正意义上的改造积极性。
减刑制度的辩证现状及完善建议分析论文(共6篇)
减刑制度的辩证现状及完善建议分析论文（共6篇）第1篇：现行减刑制度的辩证分析一、减刑制度在刑罚执行中的积极作用一是激励罪犯积极改造。
减刑制度在犯罪分子确有悔改表现或者立功表现时，减轻其原判刑罚。
在监狱对罪犯的改造执法活动中，罪犯虽是被改造对象，被动接受监管。
但是，罪犯自身主动性却不容忽视，减刑制度利用罪犯希望早日获得自由的心理，充分调动了罪犯参与改造的积极性。
二是调节刑罚。
罪犯被剥夺自由以后，通过监狱的改造和对自身犯罪行为反思，人身危险性、社会危害性降低，再次对其行为进行法律评价，符合刑罚特殊预防目的和行刑个别化要求，体现了罪责刑相适应是刑法的基本原则。
三是节省行刑资源。
减刑符合行刑经济性的要求。
监禁刑行刑，需要国家直接或者间接支付大量资金，投入数量可观的人力、物力等，开支巨大。
罪犯在符合一定条件时及早出狱，有利于提高监舍利用率，发挥监狱的更大功能。
二、减刑制度适用中存在问题（一）减刑制度的立法过于简单我国《刑法》第78、79、80条是我国减刑制度基本的法律依据，规定较为简单。
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已经五次通过司法解释对减刑制度作了进一步的规定，但仍存在一定的概括性、主观性，不便于实践中的操作。
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审判机关和监狱管理机关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出了各自的实施细则、意见或者通过联席会议就相关问题达成一致，指导具体司法活动。
各地相关规定不一，减刑标准、幅度、间隔时间、频率差异较大，导致行刑不公，损害了司法公信力。
自1991年最高人民法院出台《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至今，最高人民法院已经是第五次针对减刑、假释案件作出专门司法解释，各地方自己制定实施细则，更是频繁更改。
法规制度的频繁更改、更替冲击罪犯思想，影响罪犯改造的积极性，与法律稳定性、可预期性相违背。
（二）缺乏必要的减刑后制约制度现行减刑制度采取了简单缩短刑期方式，立法上未规定考验期或减刑撤销制度。
在司法实践中，罪犯经过一次或几次减刑后，剩余刑期内不能再减刑时，罪犯就放松对自我要求，不再严格遵守监狱的规定，出现挑战监狱监管改造的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