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笔下爱情观的转型
探析丁玲小说中的出走模式
探析丁玲小说中的出走模式“出走”作为一种现代的文学模式，它是集合了“家”、现代的恋爱观念、出走人物的符号性以及文本的叙述声音等因素的。
并将它们聚集在一起使其发生现代性质变，一起表现着现代文学中的现代现象。
丁玲向左转型时期的“革命加恋爱”小说中的出走形象也颇值得研究。
标签：革命恋爱出走意识出走作为一种文学模式多次被作家们提及，成为一个文学母题。
以《莎菲女士的日记》震惊当时文坛的女作家丁玲，在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采用这“革命加恋爱”的模式创作了《韦护》、《一九三0年春上海》（之一、之二）。
这三篇小说标志着丁玲创作转变的开始，是丁玲“向左转”的过渡期作品。
这些小说在依从革命战胜恋爱的叙事原则的同时，又表现了转型期青年知识分子在冲突、矛盾的革命与恋爱之间的痛苦抉择，并且关注革命时代个体的生存状况，探寻女性自我价值实现的途径。
而小说均以三位主人公的出走完结，其中充满了矛盾和张力。
其实，细看在丁玲笔下曾多次谈到主人公出走的情况，处女作《梦珂》，成名作《莎菲女士的日记》中的梦珂和莎菲都是从“父亲的家”出走的。
而丁玲这三篇小说中的出走模式与以前的出走是有所区别的，这里的出走，更多强调的是“丈夫的家”，同时也更多地是在描摹革命与恋爱的不合调和的出走。
然而搞清楚这一出走现象必不可少的要谈论到当时“革命加恋爱”模式的潮流小说。
一、这三篇小说虽在出走这一大的主题上“革命与恋爱”是一致性的，但是细微之处也存在不同纵观三篇小说，丁玲受到左翼文学思想革命文学的影响，与之前创作的非常突出的“自我小说”或“心理小说”的风格相比，这三篇小说有着一种相当自觉地“历史”意识。
意在于描写在新环境新条件下知识分子在革命和恋爱的转变和苦闷。
虽然这三篇小说均是“光赤的公式”，然而作者毅然决然抛弃了以往只关注女性心理苦闷，欲望压抑的狭小空间，迈入了更大的范围，主人公有男性介入，在女性道路的选择上也不是单一的，女性上不仅出现新女性形象，更有积极的革命女性和也有最后步入自我阶级的旧式女性。
丁玲小说创作中女性意识的转变
丁玲小说创作中女性意识的转变作者：刘丽红来源：《名作欣赏·下旬刊》 2017年第5期摘要：本文首先解释了女性意识的概念以及丁玲文学在女性意识中的作用；接着详细陈述了丁玲小说创作中女性意识的发展和转变，从反抗到质疑再到归附；接着对革命时期进行女性意识创作的作家进行了文学和生活两方面的介绍和比较；最后，介绍了当下女性意识的内容和特点，反映出女性意识将逐渐走向成功的事实。
关键词：丁玲小说女性意识转变■感情永远是生命的主体，当女性的地位得到一定的改善，逐渐走向自由的同时，阅读丁玲感情类的女性意识作品，就具有了很大的参考意义。
当今读者依然能够从以往的作品中获得相当精辟的论点和强大的精神感召力，从而走向更加自由的生活。
丁玲的作品在一定程度上是当下女性在灵与肉的冲突中获得指示的读物，是女性自我保护的武器。
一、女性意识的概念五四运动之后，女性意识开始出现。
在革命时期，它是指女性对传统道德束缚以及男权统治的反抗意识，对自身价值和情感的探索意识，表现了女性渴望平等、自由的精神诉求。
丁玲作为女性意识的带领者，在探索女性意识这一领域，她是个完完全全的理论家和实践家。
率真大胆的个性使得她在文学成就和个人情感经历上都硕果累累。
描写女性意识下的爱与性，她是第一人，而且刻画得入木三分，引起了社会的剧烈反响，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人们的个性解放。
二、丁玲女权意识的发展与转变（一）莎菲的反抗意识《莎菲女士的日记》是丁玲女士的成名作品，大胆叛逆的莎菲反抗传统的家庭束缚，带着自由的个性进入社会后，追求理性的爱情，进行女性意识的反省。
在爱情破灭后，陷入落寞、苦闷、挣扎的情绪中。
书中主要描写了莎菲的反抗社会、反抗男权，追求自我的心理和行为描写。
小说的结果却并不光明，反抗的结果使女主人公陷入了彷徨和孤独的境地中，然而她毕竟激烈和孤傲地反抗和斗争过，足以有力地代表着女性意识的觉醒，在当时社会引起很大的轰动。
（二）贞贞的质疑《我在霞村的时候》里的贞贞是为了革命，贞洁受到迫害的女士。
论丁玲早期小说的女性意识
论丁玲早期小说的女性意识作者：黎思睿来源：《青年文学家》2017年第29期摘要：丁玲是我国著名的现代女作家，她实现了小资产阶级主义文学向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转变。
丁玲在自己的小说作品中塑造了许多女性形象，这些女性人物有不同的追求和性格，但这些女性人物都表达了女性独立自主的精神和意识，彰显了女性的魅力。
本文主要就丁玲早期小说的女性意识进行了相关的探讨和分析。
关键词：丁玲；小说；女性意识[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39（2017）-29-0-01丁玲是我国十分具有代表性的现代女作家之一，丁玲的小说以女性视角、女性态度为主，通过女性的感官来描述生活百态，充分展现了女性的魅力和价值。
纵观丁玲早期的小说作品，她在描写女性时十分注重女性个性和意识的描写，从而唤醒了女性的价值和魅力[1]。
通过不同层面的描写，来彰显女性高洁的灵魂，塑造不同性格类型的女性角色。
可见，女性意识能够决定女性的形象，在丁玲的作品中，女性意识在逐渐的变化与发展，从而创造出不同的女性形象，使丁玲的作品出现了不同的阶段划分。
本文主要就丁玲早期的小说作品进行研究和分析。
一、丁玲早期小说中女性意识的具体表现（一）社会女性以《梦珂》为例，在这部作品中，丁玲塑造了一个开朗、活泼、狂放不羁的女性。
梦珂拥有真挚的父爱和纯洁无瑕的友情，而她在学校和社会中受到了各种不同的挫折和打击。
在学校中，老师无耻，学生怯懦，这些真相让单纯开朗的梦珂十分烦恼。
而姑母家的优渥生活以及与表哥之间的爱恨情仇使梦珂陷入了虚假情谊的痛苦之中。
为了逃离这份痛苦，夢珂离开了姑母家，进入社会的梦珂保守挫折，在社会上她渺小无力，无法实现自己的理想，最后梦珂只能放下一切，融入社会，隐忍的生活。
这部小说透过梦珂表达了作者对黑暗社会的控诉，通过对梦珂各种情绪和意识的转换来体现现实的残酷，最终塑造出一个扼杀健康任性的悲剧社会[2]。
（二）爱情女性以《莎菲女士的日记》为例，在这部小说中，莎菲具有强烈的女性主体意识，她用冷漠的外表掩饰自己强烈追求真情的内心，他具有对生命的留恋和对爱情的向往。
丁玲创作的演变轨迹（可编辑）
丁玲创作的演变轨迹丁玲小说创作的演变一生平简介丁玲（1904－1986），原名蒋伟，字冰之，出生于湖南临澧一个没落的封建世家。
现代小说家。
1927年开始小说创作，写成《梦珂》、《莎菲女士的日记》，发表后在文艺界引起很大反响。
1928年春返上海，继续写作并发表《暑假中》、《阿毛姑娘》等反映青年女性的作品。
1929年与胡也频、沈从文合办“红黑书店”，出版《红黑》杂志，冬天完成的长篇小说《韦护》，与1930年完成的中篇《一九三零年春在上海》同属“革命加恋爱”小说。
1931年用现实主义方法创作了以十六省大水灾为背景的中篇《水》，正面描绘血火交织的阶级斗争；另有短篇《田家冲》，未完成的长篇《母亲》等。
1936年底，丁玲抵达中共中央所在地，受到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的热烈欢迎，创作了《彭德怀速写》、《新的信念》、《我在霞村的时候》等一批重要作品。
1946年进入晋察冀边区参加土地改革运动，1948年写成著名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后被译成多种外文，在各国读者中广为传播，并荣获“斯大林文艺奖”。
新中国成立后，丁玲先后任《文艺报》主编等职，写了《杜晚香》等小说，热心扶植文学青年。
1957年她被划为右派，沉冤20余年，流放北大荒和太行山麓。
二创作思想流变丁玲是“五四”继庐隐等女作家之后善写女性并始终坚持女性立场的作家。
1、莎菲时期：（1）处女作：1927年《梦珂》（2）1928年1月，代表作《莎菲女士的日记》 1928年1月，上海与胡也频、沈从文等组织红黑文学社，出版短篇小说集《在黑暗中》、《自杀日记》、《一个女性》，共14－15篇小说。
《莎菲女士的日记》是丁玲创作上的危机与转机，可以说，它将五四话语发挥到了极至。
2、左联时期：创作思想发生了转换，由五四个人话语转向阶级话语，1930年写长篇小说《韦护》。
《一九三零年春上海》《水》现实主义高峰，对“大众”、“群众”的出色描绘，性别叙述，个性叙述已消失殆尽。
爱情理想主义者的心灵探寻与情伤反刍——丁玲早期文本创作心理探源
32XIANDAI YUWEN文爱情理想主义者的心灵探寻与情伤反刍○赵永刚摘 要：丁玲早期小说彰显着鲜明性格特色的女性意识，成为多重话语的载体。
小说言说承载着受五四精神浸染的作者爱情至上的生命意义探寻，以及为情所困、不甘寂寞的爱情伤痛反刍与艰难精神跋涉历程。
丁玲早期创作心态主要延续以下思路：其一，以悲悯的情怀与“向死而生”的精神跋涉对爱情体验进行形而上的意义价值追索，藉此升华对爱情体验的珍视，并重新整合自我的情感理性认知；间或，在童年生活的回忆中寻找自己的精神家园，藉此暂时回避情感伤痛的困境；其二，以轻松、戏谑的喜剧心态对爱情伤痛进行回味、权衡，试图消解因内心失衡而生成的心理能量，以此来获取重新平衡内在心理的支点。
关键词：丁玲 早期文本 创作心理 伤痛反刍 向死而生五四落潮之后，由于历史情境的发展、变化与时代精神的转型，一些“小资产阶级”作家对自由、民主等个性价值的追寻渐被卷入“由启蒙到救亡”的革命洪流中而慢慢消逝。
由此，对革命群体主义的强调与张扬使个性主义的高蹈渐趋退隐。
虽然，对女作家丁玲来说，《莎菲女士的日记》惊世骇俗的心理独白与情感宣泄彰显着独树一帜的女性觉醒意识。
但是莎菲式的时代之喊很快成为无人回响的“大音希声”，在以后写作中很难承继下去。
其后，丁玲的文学写作姿态及表达方式也渐因内心情愫、理性认知与叙事策略的变化而发生转变。
此后至1929年期间，丁玲先后有《阿毛》《自杀日记》《过年》等多篇小说相继问世。
考察小说的写作成因，析辨作者的写作心态，挖掘其内在的写作内驱力显然对我们全方位地把握作家的独特情感心理及理性认知极为重要。
小说往往内蕴着作家自身情感理知的对话过程。
在泰勒看来，“人类生活的本质特征是其根本性的对话特征”“人类思想的起源不是独白式的，不是每一个人独自完成的，而是对话式的”，因此，“认同和自我是在与有意义的他者持续的对话和斗争中形成的。
”[1]在巴赫金的小说理论中，在一句话里，常同时融涵“表达自己和别人言说”这两项过程。
浅谈丁玲笔下的革命与恋爱——以《韦护》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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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护 》 是 丁 玲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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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同时 代 的 普 罗 小说 相 比 《 韦护 》 并非 一 味地 放弃 爱情 投身 革 命 而 是 处于 两者 的矛 盾与 纠结之 中 在 《韦 护 》 中 丽 嘉 代 表 的 是爱 情 的一 方 她痴 迷 于 爱情 之 中 而 不能 自拔 疏 离 社会 享 受生 活 却 缺少 人生 追求 是一 个典 型 的 小 资产 阶级 女性 形 象 ; 而 韦 护代 表 的 是革 命 的一 方 他意 志 坚 定 追 求信 仰 拥有 一 定 的社 会 责任 感 是典 型 的 革命 男 性 当渴 望爱 情 的丽 嘉 与革命 者 韦护相 遇 时 便衍 生 出 了 一 段 既 浪 漫又 纠结 的 爱 情 故事 拥 有着 一 双 妩媚 又 微微 逼人 眼 睛 的丽 嘉 追 求个 性 崇 尚 自由 她 的 身上 依 旧 保 留 着 丁 玲 早 期 作 品 中 莎菲 的 气 质 因 为厌 恶 男 性 的 自私 和 浅 薄 所 以 处 处就 带 了 轻视 的 眼 光 经 常去 戏虐 嘲弄 如 柯君 这样 平庸 而 又 自 作 多 情 的 男人 革 命者 韦护 的出 现 让丽 嘉 的 眼 前一 亮 他不 卑 不亢 稳 重得 体 对 于 人生 和 艺 术 都有 着独 特 的 简 介 无 沦 从哪 方 面 看他 都 不 是一 个简 单 的 革命 者 如此 优 秀 的 男性 很快 地让 丽 嘉 陷人 爱 河 而 充 满着 活 力 的 与众 不 同的丽 嘉 也 让 韦护 着迷 不 已 爱 情 的 甜 蜜 使 得 丽 嘉 和 韦 护 每 日 生 活 在 自己 的 世 界 中 在 这 里 没 有 外界 的干 扰 没 有 社 会 的 纷杂 韦护也 渐渐 忘 记 了 他本 应进 行 的工 作 然 而 现实 的 阳 光终 究还 是投 射 到 了 韦护 与丽 嘉 的 爱情 世 界之 中 惊 醒 了 沉迷其 中的 韦 护 随 着 韦护 忙 于 工 作 的 时 间的 增 多 丽 嘉愈 发 的 寂 寞无趣 害怕 失去 爱情 的 她 整 日 以 泪 洗 面 面 对 如 此天 真无 邪 的丽 嘉 韦护 甚至 一 度 产生 了 丢 了 学 校工 作 成 天 留 在我 的 爱 面 前 的想 法 但韦 护 自己 心 里 却 又 明 白这种 想 法 的 可 怕 在 对 丽 嘉 的 愧 疚和 外 人 的 攻 击 中 韦护终 于 支 撑 不住 选择 了 离 开 丁 玲对 于 故 事 的 结尾 并 没 有 明显 的表 述 虽 然韦 护最 后没 有 与 丽 嘉厮 守在 一 起 但 丁玲 也 并未 给他 的去 向做 任何 明确 的 说 明 韦 护 最终 还 是 停 留 在 了 革命 与 爱情 的 纠葛之 中 这种 结 尾 也 从 纂种 程 度 上表 现 出 丁 玲 本 身对 于 革命 与 爱情 关 系的 困 惑 与纠 结 在革命 这 个 大 的 时代 背景 前 我 们 必 须要 抛弃 自身 的 爱 情追 求 而 投 身革命 之 中吗 ? 在 《韦护 》 中 我 们看 到 的 回 答似 乎是 否 定 的 总 而 言 之 革命 与爱 情在 丁 玲 的 笔下 不分 伯 仲 难 以 取舍
丁玲对爱情、性和婚姻的观念与世俗道德的冲撞
的眼光 ， 一边表述女性 陷入爱情 、 性 和婚姻 的想 要 自救却无法 自拔的困境。 二、 孤傲着向地狱的深渊坠去——梦珂 《 梦珂》 是丁玲的处女作。充满正义感的梦珂初
了婚姻 。此 时 的婚姻 就具 有 了契 约性 质 。进 入 封建 男权 社 会 后 ， 高 层 男 性 可 以挑 三 拣 四 ， 中层 男 性 可 以 寻花 问柳 ， 底 层 男性 可能 受 经济 制 约 ， 难 施 拳脚 。
部厚 重 的书 。” 因此研 读 丁玲作 品十分必 要 。 这 样
２ ０ １ ５ 年 ２月
语 文 教 学 通讯
Ｂｕｌ ｌ ｅ ｔ ｉ ｎ ｏ ｆ Ｃｈ ｉ ｎ ｅ ｓ ｅ Ｌ ａ ｎｇ ｕ ａ ｇ ｅ Ｔｅ ａ ｃ ｈ ｉ ｎ ｇ
Ｆｅ ｂ． ， ２ ０１ ５ Ｖｏ １ ． ８ ２６ Ｎｏ ． ２
第８ ２ ６卷
第 ２期
◆ 文 艺 评 论
这个 时期 的女 ｌ 生则 很难 追求 爱情 。大 家都 是包 办婚
己 的 多样性 ， 也 展示 着 她对 一 个 时代 的叛 逆 。想要
姻， 婚姻和爱情是各 自 独立 的， 运气好 ， 婚后同时获
得 爱情 ， 运 气 不好 ， 一 辈 子 无法 拥 有 爱情 ， 只 守着 婚 姻 和性 ， 或是 只守 着婚 姻 ， 守着 一个 契约 。直到 近代
丁玲对爱情 、 性和婚姻的观念与世俗道德的冲撞
王 妍
（ 西北 师 范大 学文 学院 ， 甘肃 兰州 ７ ３ ０ ０ ７ ０ ）
摘 要： 在 中国现 当代 作 家 中 ， 丁玲 具 有 举 足 轻 重 的 地 位 。她展 现女 性 意识 觉 醒 ， 描 写 女 性 细腻 内心 ， 质 爱 情 世 俗
丁玲“革命加恋爱”小说中性别意识的淡化分析
052丁玲在当时“左倾革命”文学潮流趋向的客观作用下，在自身文学作品内积极承担起了更为多元的社会责任，尝试在投身领域内建立起创新性的“革命话语”传达方式。
但因诸多内、外界各种因素的影响，丁玲的核心创作愿景与具体小说编制形成了一定的割裂感，导致其关于“爱情”“革命”的创作形式与其他小说作家的“革命加恋爱”题材作品具备明显的差异性。
丁玲利用个人职业专业素养，通过细腻的笔触多方位地描写爱情，关注小说角色对爱情的不懈追求，将对爱情的丰富书写作为载体，在此间充分传递出其对革命、爱情的多样诉求。
这样一来，小说内爱情与革命的实时汇合、交互促使爱情具备了辩证思维，可开展系列思索活动，赋予生命更加深刻的意义。
一、时代背景处于20世纪20年代后期的我国，革命大形势变化加剧，革命先驱胡也频的创作流派兴起，加之此时文学创作领域“革命加恋爱”小说模式的盛行，催化对“女性自我”高度重视的丁玲出现了创作形式的重大革新。
如《一九三〇年春上海》《韦护》等早期作品，皆传达出丁玲正逐渐摒弃传统创作思想中“女性为主导者”的观点，将20年代尾声阶段小资阶级中富有知识涵养女性对陈旧、封建社会的强烈控诉题材逐步发展、演化为广大工农阶级的代言性质作品；而标志丁玲正式实现创作思想转变的作品当属《水》；但由《韦护》创作开始，丁玲受时代大环境侵蚀。
在“革命加恋爱”的小说创作流派中愈陷愈深，开启了性别意识漠化的创作道路，政治、阶级观念占比日趋加重，集体主流语术理念日渐侵袭女性主体话语权形态化转换［1］。
二、莎菲时代丁玲所著的“革命承载恋爱”题材的小说同当时男性作家相似，广泛书写了青年知识群体与革命、感官情感与客观理性等元素在革命中、失败后的各类群像，生动诠释了多项冲突在多变时代下的艰难抉择。
如“莎菲时代”中，孤独、高冷、骄傲且表现张扬、个性鲜明的主要女性角色丧失其光泽资本与权威地位后，男性如望微、韦护等则升级为小说本体的关键主角。
这类男性角色同胡也频创作出的刘希坚、施洵白等角色身份相近，均持有坚定的革命精神，是动荡年代革命事业的中流砥柱；而女性角色变更为次要角色后，主流政治观念的薄弱走向与“小资生活”形式促使这些女性人物在趋向革命领域中无法彻底回避，需男性角色适时、恰当引导、启发、拯救，使其最终可将爱情作为渠道、靠近革命，反之则可能被男性革命群体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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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韦护》到《青春之歌》——中国现当代女性作家革命爱情观的转型摘要：对于丁玲所创作的20世纪三十年代那个历史环境来说，爱情才刚刚被搬上舞台，尽管尚未完全发光发热，但仍然是吟唱的主角；然而在革命的大环境下，爱情必须做出让步，韦护所面临的两难选择也是那个时代大多数人所面对的。
然而杨沫所创作的建国后十七年文学背景下，随着“人”和“自我”的失落，政治、生产、社会主义这一切都已经超越曾经所信奉的爱情，爱情俨然已经退居幕后，成为渲染革命的一种陪衬品了。
关键词：革命；爱情；十七年文学；女性意识在两千多年的中国古代封建社会里，女性的地位一直备受压抑。
“女子无才便是德”成了对女性的唯一要求，“相夫教子”更是被奉为传统妇女的“终生事业”。
稍有些才华的女性也因为地位的低下而被淹没在历史的长河里，而像蔡文姬、李清照这样文明古今的才女几乎是凤毛麟角。
近代国门打开以后，传统的男耕女织式的小农经济逐渐解体，资本主义经济得到发展，大量的工厂应运而生，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脱离传统的家庭模式外出工作，知识见闻都得到从未有过的拓展。
而另一方面，西方进步思想渐渐传入中国，广大女性也开始接受新式教育。
在受教育的一批新时代女性里，像丁玲、林徽因、凌叔华、谢婉莹这样一批才华横溢的优秀女性不胜枚举。
新中国建立以后，直接将“男女平等”这一条例纳入了法律，女性的地位得到进一步的提高，女性作家的数量也远远多于往期。
而另一方面，女性与爱情总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自古以来，爱情就是文人笔下的不朽主题。
相比其他文学类别，女性作家更偏好于对美好爱情的抒写，将自己对爱情的理解与期望付诸于作品当中，对爱情的思考占据了中国现当代女性作家作品的不少篇章。
当然，处于不同时代的女性作家对于爱情的思考自然不会一样，任何文学作品的创作都离不开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
从现代跨入当代，历史环境更是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女性作家笔下的爱情也随之发生了改变。
本文将以丁玲的《青春之歌》和杨沫的《青春之歌》为例，简述中国现当代女性作家革命爱情观的转型。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到文化大革命开始前的这一段时期的文学，文学史上将它命名为“十七年”文学。
这十七年里，中国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这一段时期经历过社会主义生产建设，经历过反左反右思想斗争，经历过物质匮乏的三年自然灾害，给文学上也带来了几次重大的影响。
在这十几年的历程里虽然有种种的不足和缺憾，但它在中国文学史上依然占据一定的地位。
对于中国文学史来说，十七年文学是一个特殊的时期，它没有像之前的五四文学那样形成女性文学的高潮，但仍然涌现了一批像杨沫、茹志鹏、宗璞、陈学昭这样优秀的女作家的出现，她们的作品大都是在革命与爱情的冲突中突出主人公自身的解放与成长。
但是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她们对于革命与爱情的思考也与20世纪三十年代初期以丁玲为中心的一批女作家有着质的不同。
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女性刚刚得到解放，再也不用束缚于旧社会的“三从四德”“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藩篱。
新时期的气象激发了广大知识女性创作的热情，当然这其中包括丁玲、冰心、卢隐、石评梅等一批优秀的女作家。
而在这几位女性作家里面，哪位女性作家成就最高，这无从定论。
但丁玲是第一个向世人敞开了觉醒女性成熟的内心世界：赤裸裸的性欲，灵与肉的纠葛，观察男人的视角，白马王子的幻想，对新式家庭的幸福感与失落感；这些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丁玲早期的作品《梦珂》《莎菲女士的日记》都是反映“五四”退潮后叛逆苦闷的知识女性，带有鲜明的时代印记。
而在1930年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后，完成第一部革命题材长篇小说《韦护》，这是她告别莎菲走向革命的重要转折。
它以五四运动前的社会现实为背景，描写革命者韦护与小资产阶级女性丽嘉的恋爱和冲突。
[1]韦护一方面是站在不可动摇不想放弃的革命工作上，另一方面又站在生命的自然上需要恋爱，经过几番强烈的思想斗争，终于革命的信念战胜了恋爱的欲望，离开了爱人丽嘉，到革命中心广州去。
韦护走后，丽嘉虽然感到爱情幻灭的痛苦与悲哀，但在时代浪潮的冲击下，也决心要做出点事情来。
在这部小说里，丁玲刻意去表现韦护所遇到的革命与爱情不能两全的两难境地，在写作策略上，丁玲为了肯定革命的必要性和崇高性，着力地渲染爱情的神奇与美好，以此突出革命与爱情的两难选择；但最终男主人公还是以执着的革命信念战胜了缠绵悱恻的爱情羁绊，勇敢而决绝地抛弃了爱人，追随革命理想去了，从而凸显了革命事业的巨大力量，执着信念的不可战胜，契合了30年代革命文学的叙事要求。
在这篇作品当中，丁玲竭力强调革命与爱情是两个对立的、不可调和的关系体，选择了革命就意味着放弃了爱情，而选择了爱情则意味着放弃了革命。
这种独特的构思心理正代表着丁玲在那个时代对革命与爱情关系的思考。
在20世纪三十年代初期，封建的包办婚姻刚刚废除，许多人开始渐渐走上了自由恋爱的道路，但是对于爱情大多数人是处在一种新奇、迷茫、不确定的状态，既兴奋又惶恐。
而这表现在文人的笔下，则纷纷呈现了一种赤裸裸的性的描写，性的开放使得爱情与肉体的欲望混淆不清，充满了一种颓靡堕落的气息。
故事中的主人公要么因为失恋而走向堕落的歧途，要么信奉着着爱情至上的原则逐渐走上理想主义的误区。
爱情仅仅是一种个人欲望的发泄，而并非是代表着一种积极向上的力量，这在丁玲以及那个时代其他的作家的的作品中都有所体现。
然而此时的革命却处于一种“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趋势，面对满目苍夷的中国，许多爱国人士都纷纷走上了革命救国的道路，更有许多青年跃跃欲试；此时的革命对于刚刚加入无产阶级阵营的丁玲来说，既是一种未来不可阻挡的趋势又是一种神圣而不敢侵犯的信仰。
因此她在构思《韦护》这部作品的时候，内心包含着对革命的激情，将革命视为一种光明的正途，然而爱情却在某种意义上则是主人公走向光明个绊脚石，二者被视为一对无法解决的矛盾体，为了突出作品最后的革命性，男主人公韦护必然会放弃爱人丽嘉而最终选择革命，爱情最终成为了革命道路上的一种牺牲品。
然而在建国以后的十七年里，新时代的到来已经证明了革命的胜利，爱情也由曾经的幼稚发展为成熟。
爱情与革命融合到一起，爱情甚至成为革命的一种正面力量。
十七年文学有一个典型的特征，那就是政治凌驾于文学之上。
[2]政治运动更是直接轻而易举地改变文学导向，面对那个时期的作品，我们甚至能够真切地感受到那个时期的政治气息和那个时期的人们的精神特征，然而这都表现为一种“人”和“自我”的失落。
因此那个时期的文学作品，也几乎无一例外的都是革命历史题材的小说戏剧等等。
这些作品坚持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原则，以满腔热忱和质朴的表现方法，讴歌了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及社会主义建设等不同历史时期我国人民艰苦卓绝的奋斗历程和蓬勃向上的精神风貌。
《青春之歌》是女作家杨沫的代表作。
这部小说描写的是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到1935年一二九运动掀起一个新的高潮这几年的时间里，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女性在一群北大学生的帮助下，几经曲折走上终于革命道路，最后成长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故事。
与《韦护》相同的是，这同样是一部革命与爱情交织的故事，故事的背景又都发生在20世纪初期，革命的热潮刚刚兴起；然而不同的是，女作家杨沫对革命与爱情关系的思考与丁玲对《韦护》的构思截然不同。
杨沫笔下的女主人公林道静是一位美丽与智慧并存的新时代知识女性，她受过现代的教育，不满于封建传统到的束缚，因而在后母的逼迫下极力挣脱传统的包办婚姻，离家出走追求个性的解放。
在她不断向命运抗争的过程中，先后遇到了余永泽、卢嘉川、江华这三个性格迥异的男性，并萌发了爱情。
林道静在与余永泽的交往过程中，余永泽的自私卑琐、逃避现实让她更清醒地认识了自己未来想要走的道路，然后又在卢嘉川的鼓励帮助下初步了解中国共产党并走上革命的道路，最后又是在江华的陪伴下彻底地走上了无产阶级革命道路并成长为一名优秀的革命女战士。
1931年到1935年这几年的历史事件、革命形势是整部小说的脉络，但是林道静个人的感情以及与这三个男性的爱情是整部小说的另一暗线。
[3]余永泽对林道静的爱情是自私而堕落的，然而卢嘉川的睿智、江华的果敢以及他们对林道静深沉的爱最终帮助林道静克服自身的弱点走上了无产阶级光明正道。
余永泽的爱正是为了和卢嘉川、江华对林道静的爱情形成对比，突出卢嘉川、江华这两个光辉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形象，突出爱情的正面力量。
受十七年文学这个特定的创作背景的影响，杨沫塑造了两位意志坚定、近乎完美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卢嘉川和江华。
他们有着强大的意志，超群的能力，对于林道静的爱情也是隐忍而深沉的，他们有着自己神圣不可侵犯的信仰——无产阶级。
林道静对他们的爱情最初是源于一种崇拜，正如林道静最初走向革命一半的原因是基于对卢嘉川的崇拜一样。
渐渐地这种崇拜发展为一种爱慕，而这种爱慕之情几乎成为了林道静的革命道路上的精神支柱。
杨沫在整部小说的创作过程中，极力突出卢嘉川、江华二人对林道静的榜样力量，以完成林道静自身的不断成长、成熟。
因此这部小说和《韦护》当中革命与爱情两难境地的情况刚好相反，卢嘉川、江华这两个人成为林道静成长上的力量，而并非《韦护》里所极力表现的阻碍。
这种爱情象征着光明，将林道静从余永泽的小资产阶级的堕落里解救出来，去追求共同的革命理想。
爱情从牺牲品变为一种积极的力量。
透过这两位女性作家的作品，我们便可以隐隐看出中国现当代女性作家革命爱情观的一种转变。
对于丁玲所创作的20世纪三十年代那个历史环境来说，爱情才刚刚被搬上舞台，尽管尚未完全发光发热，但仍然是吟唱的主角；然而在革命的大环境下，爱情必须做出让步，韦护所面临的两难选择也是那个时代大多数人所面对的。
然而杨沫所创作的建国后十七年文学背景下，随着“人”和“自我”的失落，政治、生产、社会主义这一切都已经超越曾经所信奉的爱情，爱情俨然已经退居幕后，成为渲染革命的一种陪衬品了。
参考文献[1] 丁玲. 韦护.[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1[2] 冉思玮. 十七年文学时期红色文学与战争文化心态[J]. 文学评论,2012年22期[3] 杨沫. 青春之歌.[M] 北京: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199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