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论魏晋时期士人审美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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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风度——名士(1)

酣畅
呦呦鹿鸣，食野之芩。我有嘉宾，鼓瑟鼓琴。鼓琴鼓琴，和乐且湛。我有旨酒，以燕乐嘉宾之心。（《诗·小雅·鹿鸣）既醉以酒，既饱以德。君子万年，介尔景福。（《诗·大雅·既醉》）
酒，从它产生以来，就对中国文化有着不可磨灭的影响，更与文人墨客之间建立起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及至魏晋，酒在魏晋名士生活乃至生命中都起着不可小觑的作用。谈起魏晋名士，我们心中浮现的必是洒脱不羁的浪漫文人形象。饮酒、服药的风气则更是让他们变得潇洒、率真，不拘泥于世俗礼教。《世说新语》是最能体现魏晋时期士人风范的作品，其中有《任诞》一篇，是魏晋风度的一个重要侧面，而最能体现“任诞”之风的莫过于饮酒，所以《任诞》篇共54条，其中提到“酒”一字的就有26条，占了几乎一半，
“清谈”是适应当时封建士大夫阶层的需要，承袭东汉清议的风气，就一些玄学问题析理问难，反复辩论而发展起来的。王弼、何晏等玄学家是著名的代表人物、清谈既是从玄学发展而来，必尚虚无之论，后人对它的意义，一语道破：“虚无之谈，尚其华藻，此无异于春蛙秋蝉，聒耳而已。” “请谈”作为一种历史文化现象，它所对应的政治现象是魏晋士族制度及封建等级特权；它所对应的经济基础是汉末以来的豪强地主经济和士族庄园经济。随着士族制度的崩溃和士族政治经济特权的丧失，必然走向衰落。魏晋时期士大夫崇尚老庄，空谈玄理：不做文章而流为清谈。后泛指不切实务的谈论：二三知己，清谈终日|清谈误国。词语分开解释：清: 清 qīng 水或其他液体、气体纯净透明，没有混杂的东西，与“浊” 相对：清水。谈: 谈（谈） tán 说，对话：谈天。谈心。谈论。谈话。谈判。谈吐。恳谈。洽谈。漫谈。谈笑风生。言论。
【译文】夏侯玄被逮捕了，当时钟毓任廷尉，他弟弟钟会先前和夏侯玄不相交好，这时趁机对夏侯玄表示狎昵。夏侯玄说：“我虽然是罪人，也还不敢遵命。”经受刑讯拷打，始终不出一声，临到解赴法场行刑，也依然面不改色。

读《世说新语》,漫谈魏晋六朝士人的审美时尚 (定稿!)

读《世说新语》，漫谈魏晋六朝士人的审美时尚一、说不尽道不完的“风流”《世说新语》是一部清谈之作，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文人的一部有关“风流”的教科书。

关于魏晋风流，前人之述备矣。

古人对“风流”二字是推崇备至的。

说什么韩掾偷香、二陆年少、兰亭雅集、桃叶桃根、沈腰潘鬓、江令恨别、庾信愁赋……这些天然的一段气质，后来却不知被多少好事文人意淫得潋滟风情。

“大抵南朝皆旷达,可怜东晋最风流”，杜牧此言非虚。

但“风流”的确切意思是什么呢？有点让人捉摸不透。

各种词典里对它有很多项释义，却总感觉不能尽意。

人们对这个词的喜欢，正因为它的内涵极为丰富，能令人产生无限遐想。

当它用来形容一个人时，可以形容他的样貌、气质，可以形容他的品性或格调，也可以是他的文采或韵致，等等，……似乎没有一个特定的确切概念。

如果一定要解词的话，从感性来说，也许只有英文中的“romantic”一词总体上与它大致相当。

（把“romantic”译成“浪漫”，真是神来之笔，——音、形、义以及感情色彩，都蕴含在这个译词里了）。

在文学作品的英汉互译中，“风流”就时常被译为“romantic”或“swanky”（但后者仅表示仪表的潇洒风流这一个方面）。

比如，北宋晏殊的词集名称被译为“the Romantic and Elegant Zhuyu Lyrics”（中文原名《风流闲雅珠玉词》）；而美剧“the Romantic Comedy”则被译作《风流快活》；《贵妇风流》的译名为“A Romantic Lady”。

……看来，这个“romantic”还真是堪比中国的“风流”。

（到这里，突然发觉“浪漫”“风流”两词在结构和形像色彩上还挺相称，——白浪的漫岸与清风的流动，同样具有一种动态美）。

而“魏晋风流”的发源，又好像与道家略有些关系；这也难怪有人曾断言：中国文化的儒家和道家，分别与西方的古典主义（classicism）和浪漫主义（romanticism）大致相对应。

魏晋风度与诗意人生

嵇康身长七尺八寸，风姿特秀。见者叹日：萧萧肃肃， “ 爽朗
主义来解释魏晋风度，是一种代表性的言论。他认为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
说》十卷，读其语言，晋人面目气韵，恍惚生动，而简约玄淡，真致不穷，古今绝唱也。ｆ少室山房集》１２世说新语》 ” 《卷０读《条）清代学者刘熙载（８３１８）艺概・１１— ８１在《文概》中指出：文章蹊 “
切，又是通过他们的容止才思以及山水清谈等形式得以体
未尝不有深远的启示。
【键词】魏晋风度；意人生；关诗生存理想《世说新语》是南朝刘宋Ｊｌ￣）王刘义庆编纂的一部记载了ｌ
东汉后期至晋宋间一些名士的逸闻轶事和言谈风尚的志人小说。作为魏晋时期人生哲学与文艺美学的结合体，在以玄以及学为主、道入儒的思想背景下，中所表现的魏晋士人独有援书
是不吃药的也跟着名人，把衣服宽大起来。” 挪鲁迅先生的论阁断不无道理，然而晋人这种瘦削俊逸的形貌也恰增添了一些仙
风道骨的清逸之气。
此外，晋人之美重在神韵。书中对神韵的赞美不一而足：
说法就被学者们在文学、美学、哲学等各个方面广为使用，
并在鲁迅先生观点的基础上不断深入。美学家宗白华以浪漫
人格，向往精神的自由，重生命的真性情；而表现为自然、真的生存状态，荡豁达的行为方式与才德兼尊进纯坦备的生存价值。他们热爱美好的事物，对世间万物有一种超然的悲悯情怀，种强烈的生命意识使得魏晋士并这人具有唯美的生存理想。魏晋士人清俊超逸、淡简远的风度曾在中华历史上留下前无古人的唯美绝唱，其恬而背后蕴藏的幽默睿智、观通达的玄远意绪与高妙哲思对后世人在审美、生观、活态度、为心态等各方面乐人生行

浅谈魏晋风度的美学意蕴

浅谈魏晋风度的美学意蕴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文学也随之而变，文学的自觉和文学创作的个性化也开始了，魏晋风度随之而至。

魏晋风度是魏晋名士表现出来的哲学态度、处世方式和人格精神，是魏晋时期文化哲学最直接与深刻的体现，也一直是后世文人景仰的对象和追求的目标。

叶朗曾说过：“魏晋南北朝可以说是中国美学思想史上的第二个黄金时代。

”一、魏晋风度的产生“魏晋风度”一词，应该出自鲁迅先生1927年7月的演讲《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以率真、坦荡、放浪、淡定、自然、旷达作为其注解，皆无不妥。

它是一种美学观，也是一种人格范式，所谓真名士自风流。

美学上，表现在作品的“风清骨骏”，即“文情并茂、结构严密、刚健郎畅的美”；人格上，知识分子崇尚个性、自由，保持自己的尊严，“诗文言志”，不曲意奉承政治当权者。

与陈寅恪先生为王国维作的墓志“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妙。

魏晋是政治黑暗而混乱的时代，也是人觉醒的时期，士子思想活跃，个性意识增强，其主要标志是生命意识的觉醒。

三国纷争，紧接着是司马氏的篡权，百姓流离失所，士子无所依归，生活在这样动荡的社会中，人们感到生死无常，生命如海中孤舟，随时有覆灭的危险。

宗白华先生在《美学散步》中指出的：“汉末魏晋六朝时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上极自由、极解放、最高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

”这种复杂的情形成就了后人所盛誉和向往的“魏晋风度”。

在阮籍、嵇康身上，他们惊世骇俗、天马行空的思想，特立独行、自由奔放的个性，便是“魏晋风度”的最好注脚。

二、魏晋士人的价值取向魏晋士人身处极端动荡的社会之中，生命常常一纵即逝，且又被繁复的礼教所束缚。

在如此背景下，魏晋士人寻求精神的自由解放，体现在现实中就是一种放达不羁的生活方式。

他们不拘于礼法，不泥于形迹，心系自然，真实率性，以此来追求达到内在精神上自由之极境。

魏晋风度审美价值

魏晋风度审美价值魏晋风度作为一种时代精神，给予现代社会一种精神启迪，催生出鲁迅、章太炎等一批现代“狂人”；作为一种艺术典范，其影响力穿透时空，为现代文人提供了丰富的艺术灵感和精神资源。

魏晋时代是艺术的自觉与人的觉醒的时代，“魏晋风度”作为当时的一种时代风习，渗透到当时社会的各层面，在文章诗文和文人生活方式等方面都有体现，而在书法艺术领域中尤为明显。

魏晋是中国书法文化的发生和成熟的重要时期，其间产生的“魏晋风度”成为中国美学和艺术的一份珍贵的精神资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传统文化。

王羲之的《兰亭序》是“魏晋风度”和魏晋美学精神的代表。

作为中华民族的审美典范，“魏晋风度”在不同时期参与时代精神的塑造，产生了与时代精神相契合的审美品格。

魏晋风度在鲁迅文学中彰显出独特的存在和现实意义，形成独具特色的鲁迅风格，杂文是鲁迅文学中魏晋风度的典范，“魏晋风度，托尼文章”是对鲁迅精神品格和文章特色的恰当评价。

可以说鲁迅的文学与王羲之的书法交相呼应，共同诠释着魏晋风度独特的艺术魅力。

王羲之《兰亭序》作于公元353年。

历史上的魏晋时代社会动乱，民不聊生，但却是一个艺术自觉的时代，宗白华就曾说过：“汉末魏晋六朝是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

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

”所谓的魏晋风度是指魏晋时代士人所追求的率性而为和精神自由。

书法大家王羲之是魏晋风度名士的代表，鲁迅则是在中华民族现代性进程中将“魏晋风度”融入文学，成为“民族魂”的独特存在。

可以这样认为，鲁迅通过文学从精神上呼应了王羲之的《兰亭序》，通过如橼的巨笔向“旧垒”进行“反戈”的战士，将“魏晋风度”通过文学彰显出来，究其实质而言，鲁迅的文学又何尝不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兰亭序”？魏晋时期发生的著名的兰亭“修禊”，名士集中聚会喝酒清谈，享受雅兴清欢，“畅叙幽情”。

王羲之创作《兰亭序》，将这一饮酒清谈之事记录下来，触景生情，抒发人生感慨，藉此产生了这一书艺杰作。

魏晋风度

魏晋风度魏晋风度在中国历史上，恐怕很难再找到一个时期，像魏晋那样，突然涌现那么多独立特行，放荡不羁，狂妄任诞之士。

他们喝酒、长啸、裸形、做青白眼、把那个残酷惨烈的魏晋时代渲染成血色的华丽。

那是个酒的时代，这个时代有太多的痛苦，太多的烦忧，于是有了“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有了刘伶的一醉三年，阮咸的与猪共饮，王羲之与友人的曲水流觞……美酒成了众多士人放荡生活的一部分。

那是个率性狂妄的时代。

阮籍说：“礼岂为我辈设也！”他有一个奇怪的癖好，常常一个人驾着牛车驮着酒，漫无目的向前走，直到牛车停住，前方找不到道路，然后放声嚎啕痛哭。

看到当年鏖战的英雄已随风烟而逝，英雄已矣，小人当道，一声“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的长叹传遍了魏晋大地。

他无视社会规范，母亲去世了，他却照常喝酒、吃肉。

到了埋葬的日子，阮籍蒸了一头小肥猪，喝了二斗酒，然后向母亲的棺柩告别。

然而——穷矣！只叫了一声，顿时吐出血来，猛然倒地，变得像个病人。

他厌烦身边虚情假意的来来往往，常常白眼相向。

母亲去世后，面对许多来吊唁的人，阮籍只是披头散发，目光呆滞，形容枯槁，既不还礼，也不哭拜，来客得到的也只是他的白眼。

而刘伶也不亚于阮籍，他经常抬棺狂饮，在屋中身上一丝不挂，人见均嗤之，他却反唇相讥：“我以天地为房屋，以房屋为衣裤，你们干吗要钻到我裤裆里来呢？那是个归真自然的时代。

是老庄思想让他们摆脱现实的纷争回归自然，回归自我。

它要求人们去掉人为造作，提倡回归自然，持守自身质朴的本性。

在他们看来，符合自然本性的才是美的，自然而然就是美。

他们不受世俗约束，放浪形骸，不为外物所累，率性而为。

那是个友情的时代。

所有人来吊唁，都只得到了阮籍的白眼，唯有嵇康真正理解了阮籍，备了酒、挟着琴来到灵堂。

阮籍终于青眼相对，他们成为了终身的朋友。

嵇康打铁不想让很多人知道，更不愿意别人来参观。

向秀知道他的脾气，悄悄地来到他身边，也不说什么，只是埋头帮他打铁。

后来山涛推荐给他一个很高的职务，他立即写了《与山巨源绝交书》给山涛。

“魏晋风骨”——中国文学史上的不朽精神

omm“魏晋风骨”——中国文学史上的不朽精神□王玉洁“风骨”作为《文心雕龙》里的审美理想，是中国文化传统的具体表现：是先进知识分子精神品格的核心内容，是建立在“民本”思想上的追求实现理想的奋斗精神和在受压抑而理想得不到实现时的抗争精神，它体现了我们民族的高风亮节、铮铮铁骨。

在历代文学史上，对“风骨”的倡明总是产生于文坛索漠、媚俗之风日炽的背景下，“风骨”一直都是与荡涤柔靡的文风、复归英雄精神相联系。

它所强调的是精神的充实、和美和健康，在和谐的审美理想中突出时代的强音与文学的现实精神，是文人儒士们所关注社会人生的积极态度、刚正不阿的人格力量和健康挺拔的文学精神。

魏晋文学产生于作品思想贫乏、铺张过甚、文字堆砌的两汉文学之后，以其“风清骨峻”确立了它在中国文学史上的不朽地位。

一、主题觉醒与慷慨任性的个人风范可以肯定的说，文学主题觉醒的标志不在《古诗十九首》，而在创造了“建安风骨”的建安时期。

《古诗十九首》仅仅是震响了文学主题觉醒的先声，从侧面激发了文人对拯救社会和肯定生命的价值要求，而作为魏晋文学开端的建安文学中充满了主体觉醒意识，文学家们用他们的慷慨任性抒写着强烈的自主意识。

魏晋以前文学特别强调文学的“兴观群怨”，直到东汉末年频发的战乱才使这种影响有所减弱。

魏晋时期的多朝代更迭逐渐摧毁了社会道德体系的神圣性和政治的权威性，这种动荡对应的即为文学作品中主题的觉醒。

在这个时代里，文人大多在纯粹的精神领域内通过文学表现其思想的深刻，以此来显示精神的力量与人的尊严，也可用来表现其极强的参政意识和进取精神。

其外在表现为从大处着墨，用粗线条勾勒出一幅幅巨大广阔的生活画卷。

曹操是乱世枭雄，他的诗中充满了主宰打的沉浮的雄心壮志：“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而“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则表现了他生命不息，奋斗不已的英雄气概；“陈思（曹植）以公子之毫，下笔琳琅”抒写着他积极参政的意识：“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业之业，流金石之功。

从《世说新语》看魏晋风度

从《世说新语》看魏晋风度作者：宋依苹来源：《学校教育研究》2016年第03期《世说新语》是我国最早的一部文言志人小说集。

这部著作是由南宋临川王刘义庆编撰的。

内容主要是记录魏晋名士的逸闻轶事和玄言清谈。

这也可以说是一部记录魏晋风度的故事集，这些故事形象的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风貌，及士大夫阶层的状况，尤其是魏晋士人的内心精神世界乃至他们独特的生活态度与人生追求。

在《世说新语》中魏晋风度的表现形式主要体现为三个方面，即清谈之风、品题之风、任诞之风。

一、清谈之风清谈即谈玄，魏晋士人重才性，亦不乏才华横溢之辈。

魏晋风度的表现形式之一，便是驰骋思辩的清谈之风。

1.互相辩难魏晋玄学活动的基本形式便是玄谈。

名士们相聚而谈，剖玄析理，开辟了一个思辨的时代。

辩难通常在两人之间进行，也可以一人对数人辩难，还可以数人互相辩难，甚至有一人自为客主，自己问难自己辩答的。

支道林、许掾诸人共在会稽王斋头。

支为法师，许为都讲。

支通一义，四坐莫不厌心。

许送一难，众人莫不抃舞。

但共嗟咏二家之美，不辩其理之所在。

（《世说新语·文学》第40则）这是两人之间的辩难，所谓“二家之美”，即是支、许二人清谈的风度之美，四座鼓掌欢迎，但共嗟咏，不辩其理之所在。

之所以产生这种效应，是因为他们完全陶醉在支、许谈玄论辩那种优雅风采的美感享受之中了。

2.追求优雅的风致清谈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代表了高贵的身份和高雅的情趣，所以，仅有敏捷的才思是不够的；谈家的言谈举止还常常带有艺术化的装饰，呈现一种优雅的美感。

王夷甫容貌整丽，妙于谈玄，恒捉白玉柄麈尾，与手都无分别。

（《世说新语·容止》第8则）麈尾是清谈者手中所执之物用麈之尾毛做成扇状，以白玉或犀角为柄，清谈时挥运于手中，以助谈风。

以上是说王衍清谈常常手执一白玉柄麈尾，因其皮肤白皙，所以麈尾的白玉柄与其手臂肤色如一，不可分别。

二、品题之风品题，这里所指的是对人物品性、才能、容止、风度等的评论。

品鉴人物品题在《世说新语》中占有相当比重的篇幅，如《识鉴》《赏誉》《品藻》等。

魏晋美学,因“自觉”而名流千古

文：雨田图：本刊资料库魏晋美学，因“自觉”而名流千古魏晋虽短，但其美学影响波及整个中国艺术史。

从艺术上的“自觉”、书画鉴藏的开创，再到隐逸文化的兴起等，魏晋都是后世绕不过去的一座文化巅峰，也是众多艺术形式的文化源泉。

魏晋风骨，清俊而洒脱魏晋风骨，又名魏晋风度，是身处乱世中的名士们出于避世而兴起的一种风尚，它不仅表现在魏晋时期在哲学、文学乃至艺术上，还作为一种生活方式风行一时，对随后的南北朝、隋唐产生巨大影响，并延及后世各朝。

众所周知，结束三国纷争的西晋王朝很快又陷入内乱中，“八王之乱”“五胡乱华”连番上演，以致晋室南迁，苟安江南，史称“衣冠南渡”。

动荡的时局，纷乱的统治，让这一时期的上层社会开始弥漫着自暴自弃的气息。

通常来说，魏晋风骨指的是魏晋时期名士们所具有的那种率直任诞、清俊通脱的行为风格。

饮酒、服药、清谈和纵情山水是魏晋时期名士所普遍崇尚的生活方式。

一部《世说新语》道尽魏晋风骨。

魏晋风骨其实是一种人格范式，清谈巩固其志气，药与酒陶冶其趣味，而名人效应之下，清谈、吞药、裸饮渐渐风靡。

高谈阔论不绝，觥筹交错不止，风度却只能是魏晋的风度。

艺术自觉与收藏的勃兴不过，魏晋风骨外化在艺术文化上，却诞生了中国艺术上众多旷世杰作，中国艺术也由此迎来重要转折。

从宏观上讲，魏晋时期，中国艺术在诸多领域变得“自觉”起来。

政治黑暗、统治腐败、社会动荡让士人这一群体开始觉醒，这一点尤为关键。

士人在政治上很难施展抱负，于是魏晋的士人们将满腹才情寄托到艺术文化领域上来。

尤其一些出身于上流社会的士人参与绘画创作，从而产生了一大批卓有贡献和影响极其深远的杰出艺术家。

魏晋士人风度的表述

魏晋士人风度的表述
魏晋士人风度是指魏晋时期士人们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精神风貌。

以下是一些常见的表述：
1. 玄学思潮：魏晋时期，玄学思潮盛行，士人们追求道家的无为而治、自然而然的生活方式，强调个性解放和精神自由。

2. 清谈之风：魏晋时期，士人们喜欢聚在一起清谈，讨论哲学、文学、艺术等话题，这种清谈之风成为当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3. 士族门阀：魏晋时期，士族门阀制度盛行，士人们以家族为单位，追求家族的荣誉和地位，注重家族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4. 风流倜傥：魏晋时期，士人们追求自由自在、风流倜傥的生活方式，注重个人形象和仪态，追求高雅的生活品味。

5. 文化繁荣：魏晋时期，文化繁荣，士人们在文学、艺术、哲学等领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如王羲之的书法、陶渊明的诗歌等。

魏晋士人风度是魏晋时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反映了当时士人们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精神风貌，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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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论魏晋时期士人审美精神
作者：李亚
来源：《商情》2013年第20期
【摘要】魏晋时期在中国文化史上有着特殊意义的时代，在这个时期里，充满着战争和饥馑、阴谋和残忍、寻欢作乐和潇洒风流。

同时也是思想最活跃，感情最丰富多彩的时代。

在这个环境里，中国士人走过了一段漫长的心路历程，提出了许多值得思索的问题。

【关键词】玄学士人审美精神
自古以来，人类对美一直有不尽的追求，从上古至今，从未间断。

而魏晋作为我国美学思想形成与开始繁荣时期，对美的解读有着重要的内涵，尤其是当时士人的审美思想着重体现了时代的思潮。

司马氏掌握国家政权以后，表面打着“尚名教”的旗帜，其实，背后却干着权术打压的高压政策，不断的杀罚，让社会一直处在动荡焦虑之中。

而“士人”作为知识分子，不论在庙堂之高亦或处江湖之远，都抑郁葱葱，社会也显得没有活力。

但是随着经学的束缚逐渐解除以后，其一直以来的思想尊一的局面被打破，随之，各种思想就活跃起来。

因此，玄学就产生出来，用以填补儒家学派失落后的思想位置。

魏晋士人以玄学为武器，使自己在精神上获得了空前的解放。

进人名流清谈，就如同道了广阔的天地，大到宇宙本体的探求，小到言意之辩、才性之辩。

所有事物仿佛都能成为玄学所能把握的对象。

从而大大突破了传统儒学对儒者恪守伦理道德的狭小精神领地，大力赞扬了人的主体性，更接近一种精神的自由境界，所有尘世的限制、禁忌、规范都消失的无影无踪。

所以“竹林七贤”才能在极度的失意之下，一边狂饮高喊“越名教而任自然”以示反抗，一边又放浪不羁去追寻自由以此来抒发内心的苦闷。

这种思想的打开，是魏晋士人思想突破的前提，才有助于找寻新的适合当时社会的文化价值体系和理论体系，才有可能推动文学、美学、艺术等领域的思维碰撞发展。

这种以主观的感受追求自由，并以感观的好恶来评价美与丑，直接促成审美精神的形成，这也是社会进步的一个信号。

因为自先秦两汉以来，儒家的审美精神让人们不论对什么美或丑都抱着一种伦理规范的尺度，要用“比德”的眼光来看。

魏晋士人借助玄学的威力，将意识延伸到天地万物，将自我意识延伸到个体生命的存在。

这种以个体感观直后的美也是一种体验，一种文化的自觉。

推动着玄学更哲学化的思考，而玄学的发展又反作用于这种审美价值的判断，两者互为依存又相互促进，不能分割开来，这种现象是文化进步互融的一种表现。

可见，哲学与美学在以个社会文化发展的空间里很大程度上是相辅相成的。

魏晋时期的玄学思潮就是这一典型的代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山水之美。

玄谈士人常常喜欢游山玩水，借以借景抒情或者融情于景，尤其是到了魏晋后期，更是士人借此清谈的必备手段。

王羲之曾经邀约近百人游览会稽山阴之兰亭，“此地有崇
山峻岭，茂林修竹，……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

他们作诗写赋，互相交流。

“山”本是玄学源头道家提倡的出世之场所，而“水”则是文人雅士融情的外界感观事物，清谈士人喜好山水，外物与内心交融碰撞而出诗，着就是玄学哲思与美学审美的和谐共融之体现。

诗文之美。

自《诗经》以来，诗所反映的本是当时生活现状，而魏晋时期，则出现了以田园诗为代表的陶渊明和以山水诗为代表的谢灵运。

这无疑是把诗文推向了另外的一个高度，开创中国田园诗和山水诗之先河。

如陶渊明之诗文归园田居五首（其一）：“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

……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饮酒：“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诗的写作与个体的体验是分不开的，是外物的直觉感受和内心的情感抒发结合而生的。

杨惠休日：“谢诗如芙蓉出水，颜如错彩镂金”。

可见诗文意境之高。

谢灵运诗文《陇西行》：“昔在老子，至理成篇。

……善歌以咏，言理成篇”。

诗本身含有哲学的玄思如佛教里的经文，都使以哲学诗的形式出现。

诗文的美和哲学的思考是合为一体的，诗文的美丑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哲学思考的深度，玄学哲学的思考也推动了魏晋诗文的发展与美的体现。

书画之美。

魏晋后期书画的发展也是空前绝后的，王羲之被后人誉为“书圣”，其书法造诣玄凝高深，卫夫人赞美日：“卫氏有一弟子王逸少，甚能学卫真书，咄咄逼人，笔势洞精，字体道媚……”。

唐代书法理论家孙过庭是这样评价王羲之的书法：“写《乐毅》则情多怫郁，书《画展》则意涉玫瑰奇，《黄庭坚》则怡怿虚无，《太师箴》又纵横争折；暨乎兰亭兴集，思逸神超……”。

顾恺之评《伏羲》《神农》二画曰“虽不似今世人，有奇骨而兼美好；神属冥芒，居然有得一之想”。

书画无非是墨与纸的相互结合，如此给人以美感，是因为虚与实的衬托。

老子《道德经》里强调事物的“空”之大用，是书画的完美体现。

纸的“空”衬托墨的“实”，合理得当，自然而然。

就能出绝好的功用。

这正体现出魏晋士人玄学哲思的高明之处，融外物与内心地体验为一体，发展了审美精神。

重诗文、讲形式、侧文笔文辨，此证明了魏晋士人正一步步用以美学的形式去发展填充哲学的高度。

魏晋士人清谈的文人雅趣与玄学的学术探讨之间相得益彰又相互激发，终于造就了一个时代的清玄世风。

魏晋时期的大哲学家和大文学家，他们都是时代精神的体现者，这种精神源于以王羲之等为代表的士族知识分子，他们一般都有着舒服优越的生活，又有极好的文化素养，许多士族知识分子有苦闷，有对浊世的不满。

他们寄托山水，指点江山。

他们利用诗文和书法、绘画用以寄托理想。

他们是当时先进文化的代表者。

从东晋士人所追求的宁静心境中，我们可以看到玄学与佛学合流的理论趋向。

玄学发展的各个不同阶段，既反映了士人心态的变化又推动者士人心态的进一步变化，随着新的时代的到来，而新的时代精神也其必然会出现，这是历史的必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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