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元杂剧的文人形象看剧作家的创作心态

从元杂剧的文人形象看剧作家的创作心态
[摘要] 近代国学大师王国维认为元曲为中国最自然之文学，剧作家们的创作动机完全是自然而然。

元杂剧作家们创作杂剧，既不是想扬名于生前，也不是想流传于后世，只不过心有所感，一吐为快。

本文通过从杂剧中文人形象的研究到作家创作自身的逆向探讨，能使我们从文学作品中人物内心出发窥见现实生活中作家丰富复杂的精神线索，揭示出剧中文人心态与现实文人心态的深层联系。

[关键词] 元杂剧；文人形象；剧作家；心态
一、入世——人生价值的自我实现
入世，儒士的追求。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这是儒家的人生理念。

中国的男子，从一出生就注定了要承载家族的荣誉，他们大多接受世俗价值观的影响，读儒家经典，负有光宗耀祖的使命。

尤其西汉武帝以来，权力、地位、财富、荣誉是社会所公认的价值尺度，哪怕是一介布衣，也想着怎么样才能改换门庭。

例如《曲江池》中，父（郑府尹）训其儿（郑元和）：“……孩儿，自来功名之事，前程万里，全要各人自去努力……”；元杂剧里作为博取功名的文人本身，更是将功名作为头等大事。

总之，上自父母，下到儿孙，贵有仕宦，贱至奴婢，都有一个共同的、普遍的认识，那就是博取功名，是读书人的唯一出路，这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

正是这种共识，长此以往，便形成了一种社会的传统观念，而这种观念，反过来又对世人产生了一股无形而巨大的影响力、束缚力，
并使元文人也无法摆脱。

二、怨世——进退失据的末路情怀
元代文人社会地位的下降、生活的困顿，使他们与下层社会有更多接触，加深了对下层百姓生活的体察，这是他们能够创作出一大批以“叹世”为主旨、深刻反映社会现实矛盾的作品的直接原因。

比如马致远《荐福碑》的叙事模式就是在元代杂剧中多篇怀才不遇剧中套用的，也是元代怀才不遇剧的一个共同的基本叙事模式。

剧中张镐的控诉，也是剧作家马致远的愤慨，更代表了元代广大中下层知识分子的心声。

如《薛仁贵》、《王粲登楼》等等，这些都是与元代作者关系最密切的怀才不遇剧，所以作者们都选取了这种相近的情节结构模式，正是与他们所共同的深层的心里结构中的矛盾、痛苦所分不开的。

知识贬值，学而无用，己经成为了一种社会现象，元代众多的、跟马致远一样的知识分子，树立了远大的理想，努力的读书奋进，抱着千百年来遗留下来的治国热情去追求功名，寄希望于科举走入仕途。

但在元代，文人们所面对的统治阶级却实行着民族等级压迫制度，并且在引入贤才的政策上摇摆不定，所以虽然元代文人胸中饱含着不凡的抱负，及对功名的憧憬，但却又不得不面对元朝统治者对汉族知识份子的倍加压迫。

于是如此使其倍感压抑，有志难酬的时候，就不能不引起文人极大的不满不平和愤慨。

元代文人也渐渐懂得，在他们所面对的现实生活中，“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千钟粟”的理想已经不可能再实现，于是转而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宣泄心中的不满，抒发自己的苦闷，
以及在现实生活中的坎坷不平的遭遇。

于是杂剧作家笔下的人物就成了作家们遭遇的缩影。

三、避世——破碎心灵的自我抚慰
在元代的文人之中，隐逸之风形成了一股不大不小的潮流。

客观地说，元代文人的隐逸思想源于现实世界给他们的挫折、痛苦。

几乎所有的隐逸之作，都或多或少有着对往昔苦难的回忆及文人崇尚自然、心灵解放的反映。

元代文人在面对这样一今失衡的时代的时候，已经找不到自己在社会中原有及应有的地位，这也使广大文人对于自身在所处社会之中的地位及作用产生一种迷失感。

在杂剧中作者借文人之口道出“儒人不如人”、“少年已被儒冠误”的感受随处可见。

汉族文人已经没有了昔日“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自豪，没有了“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盅粟，书中自有颜如玉”的自信，剩下的仅仅是处于社会底层的人世沧桑的感觉。

他们只能通过“藏”这一途径来表达自己的愤慨和惆怅以及自我安慰。

于是，元杂剧中的文人们在经历了现实中的各种挫折后，便不约而同地萌生出了避世忘忧心理。

他们或则向往白云仙乡，或则沉缅市井的酒馆歌楼。

他们由积极入世，渴望实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到骂世、怨世、叹世，哀莫大于心死，元代文人对自身价值和传统的信仰产生了怀疑，这种信仰危机的产生使元代文人看不到生活希望，从而转而寻求心理的自我抚慰——避世。

因而这一类型的作品也大量的被创作出来。

如马致远的《黄粱梦》、《岳阳楼》和《任风子》，范康的《竹叶舟》，郑廷玉的《忍字记》等。

所以，在元杂剧
中隐退之作中，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文人对个性浓墨重彩的渲染。

一大批闲适、自由、高洁、忧郁、潇洒等文人的形象活跃在元杂剧中。

杂剧中文人避世心态如此，那现实中的文人状况又如何呢？在元杂剧中，既有关汉卿这类寄情声色，“不屑仕进”风流浪子行径；也不乏隐居林泉的清高之举。

而诸如《归隐》、《恬退》、《村居》之类对隐逸生活大加赞美的篇章，在元杂剧中也占有很大比例。

这些作品在尽情宣扬山林风光、田园佳趣中所传达的心态，与元杂剧中文人们在失意苦闷之时的自我安慰心态保持一致。

现实社会中的文人因心志不展、命运难主而在内心深处积聚了难以排泄的苦闷情绪，这种苦闷一经严酷现实的振荡，在较大范围内形成了元代文人那种否定社会、怀疑自我的骂世心态。

由于骂世自嘲心态的驱使，一部分无力反抗的文人们便逐渐衍生出或则隐于闹市，或则遁迹山林以麻醉身心的避世心态。

元杂剧植根于元代特殊的政治、文化土壤之中，正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精神。

时代的倾斜对元代文人造成了无法治愈的精神内伤。

他们在政治归属中成为失败者之后，便把目光投向自然，投向现实的人生。

他们在红尘里放浪，在山林中隐逸，企图寻求心灵的归属。

但是，他们记忆的连线无法与过去完全割断，他们的心火不灭，仍向往着人生的更高意义。

作者简介：马晓涛，宁夏工商职业技术学院，研究方向：艺术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