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元杂剧的文人形象看剧作家的创作心态
从元杂剧的文人形象看剧作家的创作心态
[摘要] 近代国学大师王国维认为元曲为中国最自然之文学，剧作家们的创作动机完全是自然而然。
元杂剧作家们创作杂剧，既不是想扬名于生前，也不是想流传于后世，只不过心有所感，一吐为快。
本文通过从杂剧中文人形象的研究到作家创作自身的逆向探讨，能使我们从文学作品中人物内心出发窥见现实生活中作家丰富复杂的精神线索，揭示出剧中文人心态与现实文人心态的深层联系。
[关键词] 元杂剧；文人形象；剧作家；心态
一、入世——人生价值的自我实现
入世，儒士的追求。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这是儒家的人生理念。
中国的男子，从一出生就注定了要承载家族的荣誉，他们大多接受世俗价值观的影响，读儒家经典，负有光宗耀祖的使命。
尤其西汉武帝以来，权力、地位、财富、荣誉是社会所公认的价值尺度，哪怕是一介布衣，也想着怎么样才能改换门庭。
例如《曲江池》中，父（郑府尹）训其儿（郑元和）：“……孩儿，自来功名之事，前程万里，全要各人自去努力……”；元杂剧里作为博取功名的文人本身，更是将功名作为头等大事。
总之，上自父母，下到儿孙，贵有仕宦，贱至奴婢，都有一个共同的、普遍的认识，那就是博取功名，是读书人的唯一出路，这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
正是这种共识，长此以往，便形成了一种社会的传统观念，而这种观念，反过来又对世人产生了一股无形而巨大的影响力、束缚力，
并使元文人也无法摆脱。
二、怨世——进退失据的末路情怀
元代文人社会地位的下降、生活的困顿，使他们与下层社会有更多接触，加深了对下层百姓生活的体察，这是他们能够创作出一大批以“叹世”为主旨、深刻反映社会现实矛盾的作品的直接原因。
比如马致远《荐福碑》的叙事模式就是在元代杂剧中多篇怀才不遇剧中套用的，也是元代怀才不遇剧的一个共同的基本叙事模式。
剧中张镐的控诉，也是剧作家马致远的愤慨，更代表了元代广大中下层知识分子的心声。
如《薛仁贵》、《王粲登楼》等等，这些都是与元代作者关系最密切的怀才不遇剧，所以作者们都选取了这种相近的情节结构模式，正是与他们所共同的深层的心里结构中的矛盾、痛苦所分不开的。
知识贬值，学而无用，己经成为了一种社会现象，元代众多的、跟马致远一样的知识分子，树立了远大的理想，努力的读书奋进，抱着千百年来遗留下来的治国热情去追求功名，寄希望于科举走入仕途。
但在元代，文人们所面对的统治阶级却实行着民族等级压迫制度，并且在引入贤才的政策上摇摆不定，所以虽然元代文人胸中饱含着不凡的抱负，及对功名的憧憬，但却又不得不面对元朝统治者对汉族知识份子的倍加压迫。
于是如此使其倍感压抑，有志难酬的时候，就不能不引起文人极大的不满不平和愤慨。
元代文人也渐渐懂得，在他们所面对的现实生活中，“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千钟粟”的理想已经不可能再实现，于是转而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宣泄心中的不满，抒发自己的苦闷，
以及在现实生活中的坎坷不平的遭遇。
于是杂剧作家笔下的人物就成了作家们遭遇的缩影。
三、避世——破碎心灵的自我抚慰
在元代的文人之中，隐逸之风形成了一股不大不小的潮流。
客观地说，元代文人的隐逸思想源于现实世界给他们的挫折、痛苦。
几乎所有的隐逸之作，都或多或少有着对往昔苦难的回忆及文人崇尚自然、心灵解放的反映。
元代文人在面对这样一今失衡的时代的时候，已经找不到自己在社会中原有及应有的地位，这也使广大文人对于自身在所处社会之中的地位及作用产生一种迷失感。
在杂剧中作者借文人之口道出“儒人不如人”、“少年已被儒冠误”的感受随处可见。
汉族文人已经没有了昔日“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自豪，没有了“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盅粟，书中自有颜如玉”的自信，剩下的仅仅是处于社会底层的人世沧桑的感觉。
他们只能通过“藏”这一途径来表达自己的愤慨和惆怅以及自我安慰。
于是，元杂剧中的文人们在经历了现实中的各种挫折后，便不约而同地萌生出了避世忘忧心理。
他们或则向往白云仙乡，或则沉缅市井的酒馆歌楼。
他们由积极入世，渴望实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到骂世、怨世、叹世，哀莫大于心死，元代文人对自身价值和传统的信仰产生了怀疑，这种信仰危机的产生使元代文人看不到生活希望，从而转而寻求心理的自我抚慰——避世。
因而这一类型的作品也大量的被创作出来。
如马致远的《黄粱梦》、《岳阳楼》和《任风子》，范康的《竹叶舟》，郑廷玉的《忍字记》等。
所以，在元杂剧
中隐退之作中，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文人对个性浓墨重彩的渲染。
一大批闲适、自由、高洁、忧郁、潇洒等文人的形象活跃在元杂剧中。
杂剧中文人避世心态如此，那现实中的文人状况又如何呢？在元杂剧中，既有关汉卿这类寄情声色，“不屑仕进”风流浪子行径；也不乏隐居林泉的清高之举。
而诸如《归隐》、《恬退》、《村居》之类对隐逸生活大加赞美的篇章，在元杂剧中也占有很大比例。
这些作品在尽情宣扬山林风光、田园佳趣中所传达的心态，与元杂剧中文人们在失意苦闷之时的自我安慰心态保持一致。
现实社会中的文人因心志不展、命运难主而在内心深处积聚了难以排泄的苦闷情绪，这种苦闷一经严酷现实的振荡，在较大范围内形成了元代文人那种否定社会、怀疑自我的骂世心态。
由于骂世自嘲心态的驱使，一部分无力反抗的文人们便逐渐衍生出或则隐于闹市，或则遁迹山林以麻醉身心的避世心态。
元杂剧植根于元代特殊的政治、文化土壤之中，正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精神。
时代的倾斜对元代文人造成了无法治愈的精神内伤。
他们在政治归属中成为失败者之后，便把目光投向自然，投向现实的人生。
他们在红尘里放浪，在山林中隐逸，企图寻求心灵的归属。
但是，他们记忆的连线无法与过去完全割断，他们的心火不灭，仍向往着人生的更高意义。
作者简介：马晓涛，宁夏工商职业技术学院，研究方向：艺术研究。
元明杂剧文人形象与剧作家心态变迁
03
推动文化发展
元明杂剧的发展推动了戏剧文化的繁 荣，为后来的戏剧创作提供了借鉴和 启示。
对后世文学的影响与贡献
丰富文学形式
01
元明杂剧在文学形式上具有创新性，为后来的戏剧创作提供了
借鉴和启示。
传承传统文化
02
元明杂剧传承了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元素，如诗词、曲艺等，为
后来的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灵感。
君。 • 元代末年至明代初期：这一时期，文人形象更加注重精神世界的追求和自我价值的实现，如《西厢记》中的张
生。 • 明代中期至末期：明代中期以后，文人形象更加多样化和复杂化，既有怀才不遇的书生，也有机智过人的才子
，如《琵琶记》中的蔡伯喈和《破窑记》中的吕蒙正。同时，一些杂剧中还出现了具有高尚品质和坚定信仰的 文人形象，如《精忠记》中的岳飞。这一时期杂剧中文人形象的演变与变迁反映了明代社会思潮和文化氛围的 变化。
文人形象与剧作家心态变迁使元明杂剧的主题更 加多样化，涵盖了社会、家庭、爱情等多个方面 。
为后世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料
通过分析元明杂剧中反映的文人形象与剧作家心 态变迁，为研究这一时期的社会文化、思想观念 等提供了重要依据。
05
元明杂剧中典型文人形象与剧作 家心态的案例分析
《汉宫春》中的文人形象与剧作家的忠君心态
元明杂剧的社会背景
元明时期，社会经济和文化得到了发展，但同时也存在着阶 级矛盾和民族矛盾。
杂剧作为当时的一种大众文化形式，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现实 和人民的心声，也受到了当时社会思潮和风气的影响。
02
元明杂剧中的文人形象
文人形象的定义与分类
定义
文人形象是指文学作品中所塑造的具有较高文化素养和才华的知识分子形象。
元杂剧文人形象的文化解读
元杂剧文人形象的文化解读
元杂剧中文人形象是一个贯穿各种题材的核心形象,承载着众多文化信息,不仅是了解元代社会生活状况的“第一等最活跃的材料”,也是探寻剧作家文化心态和社会心理的重要基础。
本文依据杂剧文本,结合戏曲论著,以及史料和文人笔记,以求做到文史互证,找寻到元杂剧文人形象的社会文化基础,对其进行合乎情理和历史的解读。
在此基础上,通过对剧作中的文人形象的深入解读分析,以此为纽带去探讨剧作家的文化心态、婚恋理想和社会理想,复现那个风云动荡的时代元杂剧作家矛盾痛苦的人生。
全文分三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探讨剧作中文人形象表现出的文化心态,分析其背后剧作家隐蔽的心声。
元代特殊的文化背景下使文人内心充满悲愤、彷徨和退避的心绪,形成一个相对完整的心路历程。
第二部分,主要通过表现文人婚恋生活的杂剧作品去探寻元代文人的婚恋生活状况和婚恋理想。
元代特殊的时代背景使元代文人的婚恋观同中国传统的婚姻观发生了很大改变,肯定人性解放、重视真情实感、追求才色兼美、尊重自主选择、强调彼此忠诚成为其重要内涵。
第三部分,主要探讨面对黑暗的社会现实,剧作家如何摆脱现有的生存困境,寻找社会出路的问题。
元杂剧作家通过自己笔下的文人形象,表达了自己的社会理想,德治仁政、法正官清、反抗自救、桃源理想,都成为剧作家企盼的救困脱厄、逃离苦难的社会出路。
从东坡剧看元代文人的矛盾心态
这种 矛盾 心态 于他们 的剧 作 中便可 洞悉 一二 。
说 与诗 人仔 细吟 ” 两句 ， 被 指 为对 王 安 石不 敬 ， 因不 知 黄州 菊花谢 而被 贬往 黄州 。三 部剧 作 当 中字 里 行
间流露 出 的悲愤之 情 是一脉 相 承的 。
转 移到抒 情 主人翁 身 上便体 现 为苏东 坡怀 才 不遇 的 悲 愤之 情 、 官复原 职后 的 默认失 德 、 积 极人 世 的思 想 和消极 避世 的 心态 。
一
这是 苏东 坡 的遭遇 ．更是 有元 一代 知 识分 子 的
遭遇。 他们 的境 况就像 被 贬谪 的苏轼 一样 ， 空有 满 腹
最高 的 ， 宋 元 易代 之 后 ， 知 识 分子 的地位 急剧 下 降 ，
文人 心理 的落 差可 想而 知 ．元 杂 剧表 现 出怀才 不遇 的悲 愤之 情就 显然 是一 件极 其顺 理成章 的事情 。这
能的 现实状 况对 元代 知识 分子 的打击 是致 命 的 。无 法 改 变残酷 的 现实 ．但是 心 中积聚 的悲 愤之 情却 不 能不 抒 发 出来 ． “ 东坡 剧 ” 在 某 种 意 义上 便 是他 们 悲
安石 新法 而遭 到弹 劾被贬 黄州 三年 的经 过写 得 较为
真实 和完 整 。《 醉写 赤壁赋 》 和《 花 间 四友 东坡 梦 》 则
或详 或 简地 叙 写 了苏 轼 因做《 满庭 芳 》 一词 ， 对 王安 石 夫人不 敬而 被王 安石 弹劾 ． 又 因续 王 安石 的 “ 庭前 昨 夜西风 起 ， 吹落黄 花满 地金 ” 作“ 秋花 不 比春花 谢 ，
的学识 才干 ，却不 得重 用 。然 而更为令 他 们悲 愤 的 是， 苏 轼 还有 还 朝 的希 望 ， 而 对 这 些元 代 文 人来 说 ，
品味元杂剧《窦娥冤》的人物形象和风格特征-2019年文档
品味元杂剧《窦娥冤》的人物形象和风格特征一、元杂剧《窦娥冤》（一）元杂剧的介绍。
元杂剧又称元曲，是一种以唱为主的戏剧。
其所用的音乐成为“北曲”的剧词，音乐结构十分严谨，结构通常以折为单位，每剧一般是一本四折，有时为了剧情需要增加一个楔子，即四折一楔子，（折，除了音乐上的含义之外，还是戏剧矛盾冲突发展的段落。
一个戏的矛盾冲突包含开端、发展、高潮、结局四个阶段。
）包裹四套完整的曲子，每套曲子由同一宫调不同版组成，一韵到底。
（二）关汉卿和他的《窦娥冤》。
关汉卿是元杂剧的优秀作家，号已斋叟，字汉卿，大都人。
元末戏剧家贾仲明评价他：“姓名香四大神州，驱梨园领袖，总编修师首，捻杂剧班头。
”关汉卿是元代最杰出的一位杂剧作家，他创造的剧作大多数反映妇女的生活，女性形象刻画得尤为成功。
二、《窦娥冤》刻画的人物形象（一）窦娥的形象。
《窦娥冤》中塑造了窦娥这一正直不阿、不畏强暴、敢于向黑暗势力反抗的伟大妇女形象。
她七岁就被卖做童养媳，结婚不到两年，丈夫亡故，她便成了寡妇，但依然为夫守孝、照顾婆婆，由此可见这是一个苦命但恪守孝道与妇道的天性善良的妇女形象。
（二）蔡婆的形象。
剧中蔡婆在受到张驴儿父子的胁迫后便委曲求全，在公堂之上窦娥为了不让她受罪便顶替罪名，而蔡婆之后也不闻不问。
可见蔡婆婆是那些懦弱怕事、胆小怕事、软弱的人物代表，也是窦娥形象的对比和反衬。
（三）张驴儿父子的形象。
不择手段的张驴儿误杀其父并嫁祸窦娥，并贿赂贪官污吏置窦娥于死地。
这种地痞流氓的形象，正是当时黑暗势力的代表。
恶势力横行霸道、嚣张气焰大，正是窦娥悲剧的推进者。
（四）太守杌的形象。
太守桃杌说：“我做官人胜别人，告状来的要金银。
若是上司当刷卷，在家推病不出门。
”“但来告状的，就是我的衣食父母。
”受到贿赂时居然向张驴儿下跪称他们是衣食父母，因此他秉着昏庸的判案法则”人是贱虫，不打不招”，对窦娥用尽私刑、威逼利诱，是典型的贪官污吏的形象也是窦娥悲剧的刽子手。
【课外阅读】马致远杂剧的思想倾向与艺术特色
【课外阅读】马致远杂剧的思想倾向与艺术特色在元代杂剧作家中，马致远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
他一生写了十五种杂剧，除了散佚的，现存《破幽梦孤雁汉宫秋》、《江州司马青衫泪》、《半夜雷轰荐福碑》、《西华山陈抟高卧》、《吕洞宾三醉岳阳楼》、《马丹阳三度任风子》六种。
另外，《开坛阐教黄粱梦》一种，是他与李时中、花李郎、红字李二集体编写的。
对马致远杂剧的评价历来都是很高的。
元代的周德清在《中原音韵·序》中“关、马、郑、白”并提，最早尊马致远为元曲四大家之一。
元末明初的贾仲明为《录鬼簿》补作的挽词，对马致远赞誉道：“战文场曲状元，姓名香贯满梨园。
”同样认为马致远在元代杂剧作家中的地位是很高的。
明代的戏曲理论批评家对马致远的评价更高。
朱权在《太和正音谱》中，列马致远于元曲家的187人之首，认为“马东篱之词”，“有振鬣长鸣，万马皆瘖之意。
又若神凤飞鸣于九霄，岂可与凡鸟共语哉”。
这位封建藩王已经把马致远推到至高无上的地位了。
他们的评价公允吗？符合戏曲历史的真实吗？这是值得今天的戏剧研究工作者重新来推敲的问题。
这些封建时代的评论家受到自己的世界观和美学观的局限，又往往着眼于剧作的曲词和音律的技巧，他们对马致远的赞誉之词，很难看作是对马致远杂剧思想与艺术的全面和正确的估价。
我们应该努力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历史观和美学标准，对马致远的杂剧作出崭新的评价，让这位杂剧作家的作品能够获得它们应有的历史地位。
（一）贾仲明在《录鬼簿》中给马致远补作的挽词里提到：“《汉宫秋》、《青衫泪》、《戚夫人》、《孟浩然》，共瘐白关老齐眉。
”他认为这四种杂剧是马致远的成就较高的作品；有了这四种作品，马致远就可以同庾无锡、白仁甫、关汉卿并驾齐驱了。
《戚夫人》、《孟浩然》已佚；《汉宫秋》、《青衫泪》在马致远现存七种杂剧中，的确成就较高。
尤其是《汉宫秋》，思想上、艺术上光彩焕发，不愧为马致远的代表作，也确实可以列入元杂剧的佳作之林。
臧晋叔选为元曲第一，是有眼力的。
对比《柳毅传》和《柳毅传书》的柳毅形象，看作者不同的创作心态
对⽐《柳毅传》和《柳毅传书》的柳毅形象，看作者不同的创作⼼态引⾔：在《宋元戏曲考》中，王国维指出“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代之⽂学”，这就是著名的“⼀代有⼀代之⽂学”之说。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说和诗⼀样“⾄唐⽽⼀变”，唐传奇和唐诗⼀样称得上⼀代之⽂学。
唐传奇的⽂学史意义不仅仅在于其艺术和思想上的成熟，还在于其讲述的故事对后代⽂学产⽣的深远影响。
莺莺、红线、红拂、虬髯、聂隐娘等为我们深知的故事，皆出于唐传奇，柳毅和龙⼥的故事亦是如此。
王国维尚仲贤的《柳毅传书》、李好古的《张⽣煮海》、李渔的《蜃中楼》和⾼昌的《乘龙佳话》等作品皆本于《柳毅传》，其中《柳毅传书》是第⼀部成熟的改编之作。
《柳毅传书》⼤体上沿⽤了《柳毅传》的情节，同时也在⼏个关键节点处进⾏了改写，主⼈公柳毅的形象亦随之发⽣改变。
本⽂即通过对⽐《柳毅传》和《柳毅传书》中的叙事变化，分析柳毅形象随之发⽣的变化，并指出从中反映出的作者不同的创作⼼态。
⼀、从《柳毅传》到《柳毅传书》关于柳毅的叙事变化1.柳毅和龙⼥的故事《柳毅传》讲述的是柳毅偶遇洞庭龙⼥并为之千⾥传书，⼏经波折之后最终与龙⼥结成眷属的故事。
故事中的柳毅为唐代仪凤年间的落第书⽣，在回乡的途中偶遇正在牧⽺的洞庭龙⼥。
龙⼥向柳毅讲述了⾃⼰的不幸遭遇，并请求柳毅为其传书。
柳毅“闻⼦之说，⽓⾎俱动”，接受了龙⼥的请求。
龙⼥告知柳毅前往龙宫的秘诀，并保证⽇后相谢。
《柳毅传》画本柳毅带着书信前往洞庭湖，依照龙⼥传授的⽅法进⼊了龙宫。
龙⼥叔⽗钱塘君得知龙⼥的遭遇后，怒杀泾河⼩龙（龙⼥之夫）救回龙⼥。
钱塘君趁着醉意试图强⾏将龙⼥嫁给柳毅，柳毅听到后“肃然⽽作”，⾔辞激烈地拒绝了钱塘君。
不过在龙⼥拜谢之时，柳毅⼜“殊有叹恨之⾊”。
之后柳毅被龙王洞庭君（龙⼥之⽗）赠与⼤量财宝，返回家乡后成为⼀⽅巨富。
柳毅两次娶妻，但皆丧妻，“娶于张⽒，亡；⼜娶韩⽒，数⽉，韩⽒⼜亡”。
之后，柳毅⼜娶了卢⽒。
卢⽒酷似龙⼥，其实她正是龙⼥所化成的，为的是报答柳毅传书之恩。
由元杂剧看元代文人心态
官有常职 ， 位有常员 ， 其长皆 移逐 渐淡 忘 ， 生 们 仍 怀着 极 大 的耐 心 期 待 大 一 的统治者合作。但 “ 儒 而汉人 、 南人贰焉。故一代之制， 统 的元朝 给他们 的生 活带来 切 实 的改 善 ； 么 ， 那 元 以蒙古人为之 ，
一
、
儒 士 的 抉 择 ： 就 为 吏 还 是 混 迹 发之议 论有过 激 之 处 ， 儒 士 社 会 地 位较 前朝 的 俯 但
降低 ， 乃至大大降低却是不争的事实 。面对这样
的境遇 ， 儒士 仍 然 拥 有仕 进 的 机会 。 只是 这 些 机 会 往往层 次太 低 ， 不 符 合 深 受 儒 家传 统 思 想 熏 远 陶的广 大文人 的初衷— — 修 己安 仁 ， 施济 众 ， 博 内 圣 外王 。在元 朝 ， 样 的政治 理想 即使 与水 中月 、 这
入元 朝黑 暗 的官 场 边 缘 ， 与 治 国 安 邦 的理 想 渐 却
酒 ； 的是 洛 阳花 ， 的是 章 台柳 。我也 会 围 赏 攀
棋、 会蹴趵 、 打 围、 插科 、 歌 舞 、 吹 弹 、 会 会 会 会
南 。而另 一些不 情愿 地俯 朝八 十年 的不 开科 举 ， 几乎 超 出所 有 文 人 的 容 忍 未有 汉人 、 人 为正官 者 ” 折 低 吏 。这 里 限度 ， 这残 酷打碎 了他们 的幻 想 和期 待 ， 断绝 了他 就 了 、 了节 的儒 生 ， 声 下 气 去 做 “ ” 吏 是指 吏 胥 ， 唯命 是 从 的仆 役 。不甘 是 们早 已设定 好 的人 生轨 迹 ， 他 们 抛 至社 会 的最 所 说 的“ ” 将
优秀的元杂剧 作家都 很重 视人 物性格的刻画
优秀的元杂剧作家都很重视人物性格的刻画。
元杂剧作品中塑造了一大批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如窦娥、赵盼儿、谭记儿、李逵、关羽、李千金、崔莺莺、红娘等都具有高度的典型意义。
这是元杂剧艺术成熟的重要标志，是有别于元代以前各种戏剧鲜明的艺术特色…。
这方面的作品在元杂剧中为数较多，女性形象的塑造大体表现在如下几方面：一、冲破封建礼教，追求爱情婚姻自由在女人作为男人附属物和以“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为主要择偶方式的封建社会，最能鲜明地反映出女性的反叛精神和人性光辉的，莫过于她们对于爱情婚姻的大胆追求。
最为人们所熟悉的人物是王实甫的《西厢记》中的崔莺莺了。
她和张生的爱情是一见倾心式的。
在封建社会里由于礼教壁垒森严，青年男女苦于没有机会接近，很自然地会产生这种爱情，他们互相愉悦的是彼此的容貌，互相倾慕的是彼此的才华，这是一种出自内心的自然吸引，而不是出于门第和财产的考虑。
一个是“白衣秀士”，一个是前任相国的小姐，他们两人出于自由意志两厢情愿的爱情必然和封建礼教、封建婚姻制度发生激烈的矛盾。
所以尽管张生用计退兵获得了婚姻的“合法”化，仍遭老夫人“赖婚”。
根据封建道德的教条，子女必须无条件服从父母的安排，但崔莺莺在红娘的帮助下，与张生私自结为夫妻。
事后虽为老夫人得知，但为了保全女儿和相府的名声也不得不成就这一对好姻缘崔莺莺这一先斩后奏的做法，从她的社会地位和所受的教养来看，这无疑是最激烈的一种反抗方式。
崔莺莺的行为显示了人性的强大，而这一被封建礼教认为是极不体面的丑事，作者却通过“拷红”一场戏大胆赞扬他们行为的合情合理，闪现了承认人性的合理。
《西厢记》之所以广泛流传，历久不衰，除了它进步深刻的思想内容之外，还因为它成功地塑造了莺莺、红娘、张生、老夫人等典型人物形象。
崔莺莺是一个美丽、聪明、温柔、多情的背叛封建礼教的贵族少女的典型。
她出生于相国名门，身受严格的封建礼教管束。
剧中莺莺一上场唱的一段伤春的曲子：“人值残春蒲郡东，门掩重关萧寺中；花落水流红，闲愁万种，无语怨东风。
元曲中的元代文人避世心态探析
元曲中的元代文人避世心态探析摘要：元曲在中国曲学史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虽然这当中有曲学本身发展的因素，但最重要的是元代文人的生存条件，决定了他们的创作心态和创作风格。
元代异族的统治，造成了社会政治的黑暗，使文人心态失衡，科举的废除，让文人脆弱的神经濒临崩溃，促使元代文人产生玩世避世的思想。
但正是这些避世归隐之曲，让我们触摸到了元代文人那颗颤栗的灵魂，成就了他们不朽的文业。
关键词：文人异族科举避世归隐元代曲学大盛，王国维《宋元戏曲史·序》高度评价了元曲的文学地位。
但是对于这一文体为何在元代兴盛，没有进行深入的探析。
此后学者结合戏曲自身演进规律和元代社会变迁进行分析，取得了诸多成果。
但是一定时期，文人心态对于创作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
本文无意否认前人之说，以元杂剧、散曲中的元代文人心态作为切入点，探求元代文人复杂的创作背景和创作状态，将进一步提高我们对元曲作品深度与广度的认识，具体地、历史地对待元曲这一伟大的文学遗产。
一、异族的统治造成元代文人心态失衡元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统一政权，实现了游牧文化对农耕文化的全面征服。
这种融合的确有助于加强民族融合，促进蒙汉交流，但是这对一向重视华夷之辨的华夏民族来说，无疑是遭受了奇耻大辱，内心的创伤是不易平复的。
人分十等的记载，由于出自遗民之口，不免夸大事实。
但将人分为四等，并且分别限制权利却是不争的事实。
因此汉人在现实生活中时时留意自己的举动，内心自然十分痛苦，于是加在汉人身上的枷锁似乎又重于以往各朝。
《包待制三勘蝴蝶梦》四折中盗马贼赵顽驴因盗一匹马而被处以盆吊之刑，刑法之重，可见一斑。
在三百六十行中，既有杂剧《杜蕊娘智赏金线池》第一折【混江龙】套杜蕊娘“佛留四百八门衣饭，俺占着七十二位凶神”[1] （P.112 ）的哀叹，又有《元史·刑法志四》的“诸乱制词曲为讥议者流”[2] （P.3 ）的法律制裁。
元人统治社会后，汉人在心理上遭受了无情的凌辱与蹂躏，无名氏的《志感》[3] （P.1688 ）就活脱脱表现出此时文人的困境：不读书有权，不识字有钱，不晓事倒有人夸荐。
【2016年】瞬间悲欢与真实世界——元代文人遭际剧创作特点及文化心理透视【古代文学论文】
古代文学论文-瞬间悲欢与真实世界——元代文人遭际剧创作特点及文化心理透视论文关键词：文人遭际剧失史求似文化心理论文摘要：本文通过对元代文人遭际剧的分析，得出元代历史剧创作的某些特点：失史求似和强烈的主观色彩。
从剧情安排上又能够看出元文人特殊的文化心理特征，即对儒家传统伦理道德沦失的失落感和对现实的无奈的认同。
文人遭际剧是元代历史剧作中的一类，这类作品既体现了元代历史剧创作方面的一些特点，也有对元代文人生存状况的揭示，同时也蕴含着元代文人独特的文化心理。
本文以《冻苏秦衣锦还乡》、《朱太守渔樵记》、<醉思乡王粲登楼》、《李太白贬夜郎》、《苏子瞻风雪贬黄州》等为例，对此问题做一个简单的分析。
考察这五部作品从史到剧的改动，失史求似是他们创作的最赢观的特点。
这五部作品中的主人公都是不得志的文人，其剧中主要情节分别来自《史记》、《汉书》、《三国志》、《唐书》、《宋史》，剧作对史实的改动在五剧中各有不同。
《冻苏秦》改《史记》中苏秦先为六国相而有意激张仪事，为张仪先为秦相而故意冷遇苏秦使其奋发。
《渔樵记》改《汉书》中买臣妻羞于贫居而改嫁。
后见买臣富贵愧而自杀，为买臣岳父故意使女儿自讨休书以激励买臣上进，后夫妻翁婿团圆。
王粲事略相近《贬夜郎》则把《唐书》中李白曾入长安为玄宗赏识，出入官庭，为翰林学士及后来从军而被流夜郎事捏合在一起并吸收了民间的传说。
把李白遭贬归于窥破杨贵妃与安禄山私事并遭高力士谗毁而致，李白流夜郎后醉酒捉月坠水而死。
《贬黄州》也是改《宋史》中苏轼于湖州任因诗讽王安石新法，遭李定等人构谄获罪后贬黄州为苏轼与王安石不合，由内翰直贬黄州。
这些改动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元代历史剧似乎与历史史实相去甚远，及至大相径庭，甚或至风马牛不相及。
究其原因，这一方面是由于戏剧这一文学样式的特殊要求所致，剧作家在取历史题材成戏剧作品时，考虑其表演性、趣味性等特点，势必对史实有所增删编改；加之元杂剧一本四折的体例对题材选择多有限制，也不可能按历史原貌全面地展示历史人物、历史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