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遗忘老音乐家杨仲子

不要遗忘老音乐家杨仲子中国老一辈著名音乐家杨仲子，多年来已经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但是近百年前，他却是“南萧北杨”、与萧友梅并肩为伍的开创中国专业音乐教育事业的赫赫有名的音乐教育家。

1885年杨仲子生于南京一个具有诗书传统的没落家庭，自幼打下深厚国学基础。

在江南格致书院他的学习成绩名列前茅，依靠所得的奖学金才得以维持学业，那时他已显示出音乐天资。

1904年毕业后他以庚款公费至法国留学，课余学习音乐理论和钢琴，1910年毕业时获得化学工程师文凭。

因国内那时没有化工企业可任职，他只得于同年考入瑞士国立音乐学院主修钢琴，并研习作曲理论、音乐美学、音乐史等课程长达十年，深受当时欧洲盛行的唯美主义思想的影响。

1914―1917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杨仲子居住在号称“世界花园”的瑞士这个中立国里，学习和生活都没有受到干扰。

1917年公费待遇停止后，杨仲子以半工半读的方式继续学习，写作了《侨工歌》等作品。

在多种社会交往中，他结识了同在欧洲的徐悲鸿、谢寿康等中国留学生。

这群有志向的青年，常聚在一起谈论国家与个人的前途。

1919年末杨仲子以优秀的成绩从瑞士国立音乐院毕业，次年携瑞士籍妻子回国。

曾经担任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后名国立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北京大学音乐研究会（后改为音乐传习所）、北京艺术专科学校等音乐系（科）的钢琴导师或教授，与萧友梅同为开创推进中国专业音乐教育事业的先驱者。

萧友梅指挥北大音乐传习所只有17个人的管弦乐队演出时，还要杨仲子弹奏钢琴来填补所缺的声部。

萧友梅与杨仲子在共同奋斗的道路上，结下了深厚的情谊，曾经互作歌曲以为赠答。

杨仲子以《梅语》赞颂萧友梅的意气飞扬与坚贞高洁，歌曲的最后一句是：“你良友，是岭南人，合姓萧。

”萧友梅正是五岭山脉以南的广东省香山县（为纪念孙中山，1925年将其诞生地香山县改名为中山县）人（此歌刊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编辑出版的《音乐杂志》2卷9期）。

萧友梅则以《杨花》语喻杨仲子的风流蕴籍与才华横溢（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年印行有此歌的单行本，今见《萧友梅全集》第2卷。

这两首歌曲都是由他们的同事易韦斋作词）。

杨仲子每天早上7点多就出门，辗转于上述三个学校教授音乐课，还在北京大学等多所学校讲授法文等课程，经常一直要忙到晚上八点种才结束工作（见1927年《新乐潮》1卷3期）。

这期间他还编译中国最早的《西洋音乐辞典》，撰写《音乐教授法》（均刊北京大学音乐研究会《音乐杂志》），努力传播音乐知识。

杨仲子曾经与萧友梅、赵元任等人在北京创立“乐友社”，比较和分析中外音乐的状况，认为“振兴乐学，有二道焉。

输入西洋音乐之学理与技术，以增益吾国之所未有；整理吾国旧有学说，发挥而光大之……最终之目的，在使一般人士深知音乐之价值，而美感教育渐且普及于社会。

循是行之，日进不已，他日之世界中或尚能容吾国占一席地乎！”（刊1927年《新乐潮》1卷1期）。

1926年占领北京的奉系军阀杀害了《京报》主编邵飘萍、《社会日报》社社长林白水后，张作霖更置国际法于不顾，悍然派兵闯入苏联驻中国大使馆，抓捕后绞死了李大钊等数十名共产党人。

其教育总长刘哲以“音乐有伤风化”为名，下令关闭北京所有的音乐院校（仅女子大学音乐科经过力争后才得以幸免）。

萧友梅为此愤然南下，在蔡元培的支持下创办了上海国立音乐院，南京的中央大学也请杨仲子去执掌该校的艺术科。

在众人的恳切挽留下，杨仲子于是坚守在北京的音乐园地。

在如此险恶的环境里他置个人安危于不顾，正气浩然地公开发表长篇文章《质疑》。

他从国际到国内、从历史到现状、从学术到政治、从文化到教育等14个方面，阐明音乐教育在中国的必要性。

公然要求杀人不眨眼、蛮不讲理的军阀政府，把取消音乐教育之“正当理由，一一公布于世”。

（刊于刘天华主持的国乐改进社1928年2月出版的《音乐杂志》1卷2期）北伐军1928年6月把奉系军阀驱出北京后，杨仲子等音乐界人士聚会商议复校，请求把北平的几个音乐教育机构合并成立北平音乐学院。

杨仲子受命根据各国音乐教育的先例并斟酌我国的具体情况，拟具了详尽的《设立北平音乐学院计划书》、《组织大纲草案》等文件（刊国乐改进社《音乐杂志》1卷4期）。

北平政治分会与大学院长蔡元培都表示认可，南京政府却未同意设立“南北国立音乐院”的方案。

杨仲子担任北京多个院校的音乐系主任后，为加强学生的民族意识，他把民乐确定为音乐系各专业学生的必修课，积极支持刘天华的民乐教学与改革。

为加强学生们的艺术实践和社会体验，他多次带领学生在北平、天津举办音乐会，自己也登台钢琴独奏。

他著文《国立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音乐系简单的报告》介绍音乐会的节目说“作家当时并未标明题目，纯粹音乐的美，是要个人自己领会的”，“旋律的美，和声的美以及其它一切纯粹音乐的美，是不能说明的。

”“至于写实的乐曲，作者自己既然有了标题，听众和演奏者当然要在他的标题之内去领会。

”（刊1936年5月24日天津《大公报》）北平大学艺术学院（设有戏剧、美术、音乐三个系）院长徐悲鸿1932年南下后，亦精于书画篆刻的杨仲子继任为该院院长（廖静文在《徐悲鸿的一生》的书中说“徐悲鸿所用的许多印章，大都出自杨仲子之手”。

）他积极参与社会活动，与赵元任、齐白石、梅兰芳、范文澜、老舍、郭沫若等中外文化界人士交往至深。

齐尔品赴北平演出、访问时，萧友梅也是介绍杨仲子负责接待。

形成了“南萧（友梅）北杨（仲子）”，南北两位中国音乐界领军人物的局面。

“卢沟桥事变”后北平失守，日本占领当局多次威逼利诱杨仲子继续担任艺术学院院长，大汉奸钱稻孙、周作人等人上门劝说，杨仲子也不为所动。

为此日本人在其家门口设岗派兵持枪威逼，不答应就不许外出，具有民族气节的杨仲子为此竟然蛰居楼上足不出户达一年之久。

后来他托钢琴家老志诚卖掉钢琴，备好妻子与儿子的生活费用，自己才趁机化装逃出。

他绕道天津、上海、香港、越南、云南，于1938年底到达重庆参加抗战。

郭沫若、徐悲鸿等人对杨仲子的高尚爱国情操，都给予了高度评价。

1939年秋天杨仲子受聘担任在白沙新组建的国立女子师范学院音乐系主任兼教授。

1941年春天，教育部音乐教育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决议之一是为促进学校和社会的音乐教育，特饬国立音乐院附办音乐人员训练班，各省按名额选派学员于7月15日前来进修。

征调时任国立女子师范学院音乐系主任的杨仲子担任该班的班主任，音教会的教育组主任李抱忱兼任副主任。

训练班设在重庆青木关，学员为来自各省市的师范与中小学校教员及社教团、民教馆、演剧队人员共百余人。

所学习的科目有中小学及民众音乐教学法及教材、视唱练耳、声乐通论、钢琴风琴弹奏法、合唱、指挥法、普通乐理、作曲指导、国乐概论、歌词研究、音乐欣赏、音乐教育评论等16种。

应邀在该班任教的教师有缪天瑞（音乐教学法）、陈田鹤（和声学）、刘雪庵（作曲）、张洪岛（音乐史）、易开基/杨体烈（钢琴）、戴粹伦（小提琴）、蔡绍序/金律声/黄友葵（声乐）、杨荫浏/曹安和/陈振铎（国乐）等国立音乐院的名师。

杨仲子担任该训练班主任时已55岁，其住处离音乐院又甚远，往来时若乘坐当地常见的“滑竿”代步并不为过。

然而杨仲子认为让两个饿着肚皮的穷苦人抬着他，有悖于“无贵无贱无长无少”为人之师者的行为规范。

因此无论是酷暑严寒，一年多来他都坚持步行往返。

重庆国立音乐院创办于1940年9月，首任院长谢寿康时为中国驻比利时公使，于是由教育部次长顾毓?L代理院务，具体工作由教务主任应尚能（原上海国立音专教授）负责。

由于谢寿康一直无法来院就职，他推荐了留学欧洲时的友人杨仲子接任。

杨仲子本来就是与萧友梅共同开创中国专业音乐教育事业的老一辈音乐教育家，音乐教员讲习班又办得非常成功，成绩卓著。

1941年秋天教育部于是任命杨仲子为该院的第二任院长，杨仲子则把讲习班的副手李抱忱调来接任音乐院的教务主任。

德高望重的杨仲子担任重庆国立音乐院院长是名副其实。

仅一年多的时间里，他全身心地实现自己的理想与抱负，提高教学质量和管理水平，特别是在该院创立了国乐组和国乐研究室，聘请了杨荫浏、储师竹、刘北茂、曹安和等国乐名家以及张洪岛、熊乐忱等人来院任教，使学院的教学得到均衡全面的发展（有人把音乐院成立国乐组的事，归之于1943年才就任的院长吴伯超的功绩不确，因为是杨仲子1941―1942年把这些国乐名家陆续调来音乐院的――见《中国近现代音乐家传》里这些人的传记）。

为加强艺术实践，杨仲子多次组织音乐院的师生举办演出。

1942年6月18日杨仲子还作为主席，在音乐院隆重主持举办了刘天华逝世十周年的纪念会。

他与多位同仁演讲后，演奏了刘天华的多部作品。

1942年5月该院有3个学生因参加进步活动被国民党特务抓走，杨仲子为此立即跑到教育部去质问部长陈立夫（国民党中统特务的头子）。

陈说“这不关你的事，你不要管”。

杨说“我是院长，我的学生被你们抓走了，我为什么不要管？”他公然与陈立夫争吵并要求立即释放这些学生。

结果陈立夫就用明升暗降的手法，这年11月调杨仲子担任没有实权的教育部音乐教育委员会主任，由陈立夫亲自兼任音乐院的院长（经过半年多的物色与考察，1943年4月他委任吴伯超为音乐院的代理院长，8月升任为院长）。

音乐教育委员会1943年5月15日召开的第7届全体会议上，杨仲子提议：“各音乐院校（系）增设国乐组、歌词组，并定为必修课。

”“教育部拨专款，集会专家，开办国乐乐器制造厂。

”（见1944年2月出版的《乐风》第16号）这两个议案虽然获得通过，但是一直未能落实。

不久杨仲子更是被贬为闲职调到国立礼乐馆担任编纂。

抗战胜利后，1947年杨仲子回到南京，曾经在国立戏剧专科学校创办乐剧学系，想要发展中国的歌剧事业，由于种种困难计划未能实现。

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当地政府根据他的爱好与特长，安排年老体弱的杨仲子担任南京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主任，并任江苏省政协委员、文史馆馆员。

1962年杨仲子病逝于南京。

由于杨仲子早年就热衷于篆刻书法，功力深厚，1949年以后又主要从事文物工作，有关他篆刻书法的研究评论文章因此很多。

有关杨仲子的音乐资料，至今却仅有南京艺术学院的赵后起教授撰写的《杨仲子传》（刊1994年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近现代音乐家传》第1卷）。

此稿是作者应我的约请，就近查阅其档案、访问其亲属后写作完成的。

再就是《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02年第四期刊出的一版杨仲子的照片与简介（由杨仲子的小儿子和赵后起等人提供撰写）。

萧友梅音乐教育促进会近年来陆续举办了纪念赵梅伯、吴伯超、程懋筠等与萧友梅有关系甚至没有关系音乐家的活动，但是最早与萧友梅共同创办中国专业音乐教育事业，冒死与奉系军阀论争，坚决不就任日本侵略者的伪职，敢于当面向国民党中统特务头子陈立夫要求释放进步学生，1949年留在南京迎接新中国成立的杨仲子，不知为何却至今没有进行纪念？还有人认为“杨仲子一生从事音乐教育，从不搞创作”（见上海《音乐艺术》2001年第1期61页发表的戴鹏海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