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研究生教育制度的历史沿革、现存问题与改革方向

我国研究生教育制度的历史沿革、现存问题与改革方向摘要：我国研究生教育起步较早，自民国时期诞生以来，先后经历了初创阶段、规范发展、恢复和稳步发展、快速发展等4个阶段。

当前，我国已成为研究生教育大国，但研究生教育仍存在与经济社会发展脱节、入学选拔难以适应高层次人才培养需求、培养质量不高、学位授权制度尚待完善、经费投入保障机制不健全、社会评价机制缺失等诸多问题，改革势在必行。

今后，要落实高校招生自主权，提高人才选拔的多样性、有效性；加快学科设置与学位授权制度改革。

引导各校研究生教育准确定位和特色发展；优化研究生教育结构，增强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适应性：加快以导师制为核心的培养模式改革，全面提升研究生教育质量；改革成本分担机制，建立稳定的经费保障机制；进一步完善研究生教育质量评价体系，建立客观公正的评价机制。

关键词：研究生教育，历史沿革，现状问题，改革方向自上个世纪末实施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战略以来，我国研究生教育进入了快速发展轨道，在校生规模从1997年的17.6万人增长到2010年的153.8万人。

其中博士生从4万人增长到25.9万人，规模可比肩美国。

总体上看，研究生教育规模不足问题已基本解决。

但值得注意的是，在研究生教育规模扩展的同时，质量不仅未同步提升，还遭受了更多指责，改革势在必行。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已明确提出要“大力推进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

笔者认为，当前推进研究生教育改革，需对我国研究生教育制度的历史沿革进行梳理，对当前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分析，明确改革的方向和策略，以促进我国研究生培养质量的提高。

一、我国研究生培养制度的历史沿革把握研究生教育的历史沿革，是改革研究生教育的逻辑起点。

关于我国研究生教育的发展历史，已有许多学者进行了梳理。

综合已有的研究成果，大致可以分为4个阶段：第一阶段：初创阶段（1935年至新中国成立前）1935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政府颁布《学位分级细则》和《硕士学位考试细则》，对学位授予的级别、学位候选人资格和学位评定的办法等做了规定，研究生教育随之产生。

这一时期的研究生教育主要是借鉴美国的做法，招生制度多采用个人申请入学、院校自主招生的办法，学校享有较大自主权。

应当说，民国时期我国研究生教育制度的框架已初步形成，但由于政局不稳、战乱频繁等原因，这些制度未能得以施行[1]。

从实际情况来看，民国高等教育仍以本专科教育为主，研究生教育规模极小。

直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全国仅有232人获得硕士学位。

第二阶段：规范发展阶段（1949年至1966年）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

国民经济发展和国防建设对高层次人才的需求日益迫切。

新政府高瞻远瞩，随即制定了大力发展研究生教育的方针。

1951年，颁布了我国第一个研究生招生办法[2]，1953年高等教育部发出《高等学校培养研究生暂行办法（草案）》，明确招收研究生的目的是培养高等学校师资和科学研究人才，将研究生通称为“师资研究生”，要求研究生毕业后能讲授本专业一二门课程和有一定的科学研究能力。

1951年至1954年间，研究生招生以个人申请、学校推荐为主，招生学校和专业十分有限。

1956～1962年间，国家先后出台了若干规范研究生教育发展的文件，如1957年高等教育部制定的《关于今年招收4年制研究生的几点意见》、1961年中共中央印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等。

其中，1961年的草案对研究生培养目标、招生对象、录取方式、学习年限和培养方法等都做了具体规定，这是新中国的研究生教育走向规范化、制度化的有益尝试。

从1962年起，我国开始正规培养3年制研究生。

1963～1965年，我国研究生教育改革在政策层面获得重大突破。

1963年，教育部召开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全国性研究生教育工作会议，讨论通过了《高等学校培养研究生工作暂行条例（草案）》（以下简称“暂行条例”）以及5项配套文件。

这些文件针对研究生招生、培养、领导与管理、待遇与分配等都做出了明确规定。

暂行条例的颁布标志着我国研究生教育制度、特别是培养制度已经初步建立。

遗憾的是，1966年“文化大革命”在全国范围内开展，高等教育遭受严重破坏，刚刚建立起来的研究生教育制度也难免浩劫，研究生教育停滞长达10年。

第三阶段：恢复和稳步发展阶段（1978年至1999年）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从1966年开始，我国的研究生教育中断了12年之久。

1978年，我国恢复招收研究生，当年全国报考研究生人数达6.3万人，经过严格考试，录取1万人。

到1980年，全国在学研究生已达2.1万人。

1980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规定我国实行学士、硕士、博士三级学位制度。

1981年，国务院批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进一步明确了学位授予的负责单位、学位申请的原则程序、学位的课程学分要求、论文答辩的流程规范等。

该文件标志着我国学位制度正式确立，研究生教育在学位制度的支撑下获得进一步发展。

1982年，教育部颁布了《关于招收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的暂行规定》，明确了博士研究生的培养目标、培养单位、招生计划拟定程序、报考博士生资格条件、招考工作程序原则等。

在此文件的影响下，我国博士生招生渐成规模、培养工作步入正轨。

1988年，原国家教委制定了《国家教委关于高等学校招收定向培养研究生暂行规定》，将定向培养在职研究生作为“研究生招生和就业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扩大优秀在职生源，按照社会实际需要培养研究生的有力措施”，明确了在职研究生的招收范围、招生计划编制、在读期间工资福利待遇、人事关系、毕业去向等，该规定标志着在职研究生培养制度已初步形成。

1996年，原国家教育委员会发布了《国家教育委员会关于招收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管理规定》，将硕士生分为国家计划培养硕士生、国家计划定向培养硕士生、委托培养硕士生和自筹经费硕士生4类；招生选拔办法则分全国统一考试、单独考试、推荐免试3种。

该规定进一步明确了中央、省市及招生单位在研究生管理工作上的权责，对招生计划拟定、考生报名、考试录取、作弊处罚等具体工作进行了详细的补充完善，它标志着我国硕士研究生管理体制走向成熟。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阶段，我国开始重视并试点推行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制度，初步形成了学术学位研究生和专业学位研究生共同发展的格局。

1988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首次讨论了设立专业学位的问题。

1990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九次会议听取了《关于设置专业学位调研工作的情况汇报》。

1992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批准了黄达等学位委员提出的“关于按专业授予专业学位证书的建议”，自此，我国学位类型被分为两类，即学术学位和专业学位；授予方式也分为两种，即学术学位按学科门类授予，专业学位按专业学位类型授予，该文件标志着专业学位制度正式建立。

1996年，国务院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专业学位设置审批暂行办法》，对专业学位设置目的、特点、层次、审批、培养、管理等方面做出详细规定，为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发展搭建了稳定的制度平台。

1999年教育部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召开首次全国专业学位教育：工作会议，下发了《关于加强和改进专业学位教育的若干意见》，进一步明确专业学位的地位和作用，有力地促进了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快速发展r3）。

总体上看，这一阶段我国研究生教育发展平稳，研究生规模随着我国高等教育和经济社会的发展逐步扩大，研究生教育在我国高等教育体系中的重要性逐步凸显。

全国在读研究生从1978年的1.1万人增加1988年的11.3万人，到1998年进一步增加至19.9万人，在读研究生数占全国普通高校在读学生数的比例从1978年1.26%递增至5.51%。

第四阶段：快速发展阶段（1999年至今）为加快实施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战略，1999年国家科教领导小组决定，高等学校包括本专科和研究生层次在内要大幅度扩招，我国研究生教育规模出现大幅度增长（见表1）。

根据《教育部、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人事部关于下达1999年全国研究生招生计划的通知》，1999年研究生招生计划总额为8.5万名，博士生招生总规模为1.8万名，硕士研究生招生总规模为6.6万名，而当年实际招生人数超过9.2万。

到2000年，我国研究生总规模就超过了30万人。

教育部在“十五”发展规划中提出，到2005年使在校研究生达到50万人左右。

2002年，教育部又进一步提出3年内使研究生的招生规模翻一番的目标。

实际上，2005年我国研究生规模已接近百万（97.9万），顺利完成了2002年所确定的目标。

到2010年，全国在读研究生规模达153.8万人，占全国普通高校在校生数的比例超过6.45%。

可以说，我国仅用10余年的时间就实现了研究生教育规模的跨越式发展。

当前，我国研究生教育规模扩展的任务已基本完成，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

二、我国现行研究生教育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1.研究生教育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存在脱节。

主要表现在3个方面：一是从培养规模来看，研究生数量的快速增长，直接推动力并非来自劳动力市场，而是行政干预的结果。

研究生规模在短期内迅速膨胀，随之带来了过度教育、文凭贬值等诸多问题。

研究生教育的经济社会效益不仅没有充分发挥，还带来了严重的人力、物力资源浪费[4]。

二是从类型结构来看，主要以学术型研究生为主，专业学位研究生发展滞后，被边缘化。

无论规模还是专业，都无法满足产业结构升级对多层次、多种类高级技术型人才的需要。

在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中，还存在培养目标与学术学位研究生同质化，培养过程存在培训化、商业化倾向，培养质量普遍不高[5]。

三是从学科和专业结构来看，许多经济社会发展急需的学科专业以及交叉学科、边缘学科不能及时设：立，导致学科体系僵化老化等问题，脱离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求。

研究生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脱节问题，在就业环节突出表现出来[6]。

近年来，高学历人才供大于求，研究生就业难的问题日益凸显，挫伤了社会公众接受研究生教育的积极性，“读书无用论”等错误思潮有所抬头。

2.入学选拔难以适应高层次人才培养需求。

研究生入学考试是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的第一个环节。

目前，我国研究生入学选拔制度存在诸多问题，主要表现在3个方面：一是行政权力过度干预研究生入学考试和招生，学术人员在确定选拔方式、制定考试标准等方面的作用得不到真正体现，不利于高校办学自主权的落实。

二是研究生入学考试存在“重初试、轻复试”，“重笔试、轻面试”的倾向，导师在人才选拔中的作用有限。

特别是近年来，教育、心理等学科实行全国统考，加剧了研究生入学考试的应试倾向，冲击了本科教学的正常开展[7]。

三是考试内容难以真正有效考核学术潜力、创造性等高层次人才必备的素质，特别是公共考试科目外语和政治理论占据了很大份量，加重了考生负担，挤占了专业学习的时间，不利于拔尖人才脱颖而出[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