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死不救罪(论文)
论见死不救罪※※※※摘要：关于见危不死是否承担法律责任，至今仍无定说。
法律规范的真空状态也带来司法实践的困难。
近年，全国出现了几起见危不救致人死亡的恶性暴力事件，社会舆论强烈要求严惩当事人。
在具体审理案件的过程中，法官们遇到了难题:行为性质显然是见危不救，也产生了相当的社会危害性，然而现行法律却找不到惩罚依据见死不救, 泛指在他人身处致命危难之时, 默然处之, 不予救助的态度和行为。
国外有不少国家在其法典中规定了见死不救罪在国内, 有关见死不救罪的争论由来已久, 目前为止所形成的较为一致的观点为设立见死不救罪, 但严格控制其范围。
“见死不救罪”的构成要件进行具体描述, 为一般的见死不救行为与需要上升为犯罪处理的“见死不救罪”之间划出一道清晰界限, 从而勾勒出“见死不救罪”精确的成罪范。
关键词：见死不救；见死不救罪；法律与道德前言近期，我国连续出现了几例见死不救的恶性事件，使这一话题成为公众关注的热点。
在中国传统社会，对见危不救者主要加以道德的谴责，这多少影响了现代人的法律观念。
当世界各国普遍将见危不救纳入法律调整的时候，中国依然不能推出相应的立法。
立法的空白，不仅导致司法操作上的困难，而且助长了社会不良风气。
2001年，上海市政协委员建议在刑法中设立“见死不救罪”，同时制定“见义勇为奖励法”；后在当年的全国人代会上，有32名人大代表也就此提出议案，建议在刑法中增加“见死不救罪”，以通过法律手段打击见死不救的行为，引导和鼓励人们见义勇为，积极、勇敢地保护国家、集体利益和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1“见死不救”行为的概况1．1概念“见死不救”行为通常是指负有消除重大现实危险义务的行为人，能够履行而没有履行该义务，致使危险结果发生的行为。
1．1．1广义的“见死不救”笔者认为，“见死不救”行为有广义的概念和狭义的概念。
广义的“见死不救”是国家工作人员、专业救助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和普通公民看到国家或公共财产、他人的生命、健康遇到危险时，不履行自己的求救义务或不实施求救措施而造成重大损失的行为。
对这里的义务大多数学者都从不作为犯罪论处分析。
不作为犯罪的作为义务首先必须是法律上的义务，而非道德伦理上的义务.其次，从法理上说，义务的来源包括:（1）基于法律法规等明文规定而产生的义务(如父母抚养教育子女，子女赡养扶助父母)；（2）因职务或业务要求而产生的义务(如警察抓小偷、医生救治病人)；（3）因法律行为引起的义务(如把弃婴抱回家中，则有抚养该弃婴的义务)；（4）因某种先行行为所引起的义务(如开车撞伤人，驾驶者有救助伤员的义务)。
1．1．2狭义的“见死不救”行为这是国家工作人员（政府工作人员、审判员和检察员）和普通公民的“见死不救”行为。
本章所提的是狭义的“见死不救”行为。
2 法学界的两种看法2．1在刑法上要设立“见死不救罪”的观点针对许多“见死不救”现象，是否应该设立“见死不救罪”，怎样对“见死不救罪”进行具体规定，出现了不同的声音。
有些学者认为，很有必要设立“见死不救罪”，他们认为，作为社会主义的法律，对这种情况是不能保持沉默的，对那种见死不救的行为应负法律责任。
现行宪法第二章关于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中第53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保守国家秘密，爱护公共财产，权力与责任”。
在现代文明国家，保护每个公民的生命和健康是国家与国家相关机关的法定责任，当“见死不救”的行为已经严重危害到被救助者的生命和健康时，在根据宪法实现（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现代中国，我们的立法没有理由将（见死不救）这样的恶性行为排斥在法律之外。
当代中国的现实国情目前，中国缺乏见危不救的专门立法，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大多数国人习惯用道德的眼光看待这一问题，认为见危不救属于道德过错。
从我国的立法内容来看，刑法规定的许多罪行有很多本来就是由道德规范上升而成的。
如我国刑法规定的遗弃罪、虐待罪、重婚罪等等。
要解决这一问题，除了现有法制保障打击犯罪分子外，还要靠道德层面的呼唤。
当公民整体素质还没有达到一定高度时，政府通过法律介入是理性的选择。
每个公民应当对自己义务范围内的危险情势负有义不容辞的救助义务，这种责任也可以强制提到法律的层面上。
追究这类人责任的理由是，他们没有履行法律规定的“作为”义务。
即公民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对于国家公共利益或他人的合法权益正在遭受危险，负有救助的义务。
但必须强调对行为人及第三方的合法权益予以适当保护，即要求行为人履行义务必须是以其自身没有显著危险且不违反其它重要义务为前提。
不作为犯罪当有法律规定的作为义务为前提，且处罚应有明确的刑法依据。
一方面人们面道德控制力减弱，这使得见危不救构成严重的社会问题。
2．2在刑法上不能设立“见死不救罪”的观点面对一个处在危险中急需救助的人，旁观者可能很多，虽然社会道义呼唤他们伸出援助之手，但法律并没有规定所有公民都必须无条件地承担救助义务。
因此，将“见死不救”行为一般性地纳入法律所要调整的人的社会行为的范围缺乏法理依据，所谓“见死不救罪”实在很难成立。
有的学者认为，“见死不救”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道德问题，只能从道德上予以谴责，不能将属于道德层面的问题“法律化”，混淆道德与法律的界限。
法律是最低限度的道德。
因此，不能把具有较高要求的道德法律化，不能用法律制裁的方式去惩罚那些违反具有较高要求的道德恶行，而应在道德与法律之间保持完美的和谐与平衡。
如果属于公序良俗范畴的“见死不救”要想通过法律底线来解决，或仅仅因为一方利益被损害就横加给他人法定义务，法律就不再是法律，而成为以法的名义对道德行为过分介入的非理性做法是一种道德专制或道德暴力。
从立法和司法实践上看，惩罚“见死不救罪”的实际可操作性很少。
在立法方面，首先，假设“见死不救罪”成立，见义勇为成为法定义务，则见死不救是一种典型的不作为犯罪。
成立不作为犯罪的一个必备要件就是要求行为人能够履行特定的义务，而行为人是否能够履行特定的义务，应该从行为人履行义务的主观能力和客观条件两方面加以判断，并且，当行为人履行义务面临一定危险时，法律也不能强制要求行为人不顾一切去见义勇为。
那么，对于何谓“能”，何谓“不能”；何谓“救”，何谓“不救”，法律显然无法明确作出界定，但如果立法过于模糊，又不利于司法实践，立法者首先就要面临这个难题。
认为不能设立的依据：（1）根据我国刑法的价值取向和具体国情，我国刑法应严格贯彻法益侵害说，法益侵害说强调犯罪是严重侵害或威胁法益的行为，而不是仅仅违反了社会伦理；（2）如何确定犯罪主体范围，如何控制处罚范围，是个难题。
见死不救的人有多少?有些案发生在公共场所，受传统思想的影响，事故发生后，群众看稀奇、看热闹的人较多，故涉及人数较多，是否要把所有见到该事实的人都视为犯罪人?这是立法上的最复杂的问题；（3）在现实生活中，由于社会保障体系不发达，救助者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得不到有效保障，甚至有时会因救助而使自己反遭麻烦；（4）在司法实践方面，公安机关面临着取证难的问题。
为解决这个难题，要求我们要增加多少警力；（5）传统和习惯，其本身就有好有坏，也在不断发展变化，内涵外延不很确定，如果将其作为作为义务，同一般的道德义务也很难划清界限，就会混淆罪与非罪的界限；（6）由于我国与西方国家国情不同，我国不应该效仿西方推行法律道德化。
有的学者从另一方面认为在教育文化领域的努力之下，人们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能够产生心灵的动力，但在目前情况下，很难再单靠教育与文化的影响去促使人们形成协调一致的心灵契约，教育不是万能的，需要用法律来增强心灵动力。
3“见死不救”行为的特征有些学者主张为见危不救立法的同时，也必须考虑到法律的正当性和可操作性。
法律调整的应是普通公众心理可以承受的一般行为，它不能将只有少数人才能做到的行为列为作为义务。
救助义务的设立尤其要谨慎，因为社会生活纷繁复杂，同样是见义不为，但由于人们所持的主观心理状态以及所处的情境存在差异，要一概追究当事人的责任未免过于苛刻，难以实行。
因此，法律所调整的见危不救行为应符合如下特征:3．1客观方面3．1．1存在急需救援的危难它包括两层含义:一是有危险的存在。
通常是否存在危难，可以很直观地认识到，但也不尽然。
当独自一人夜晚开车时，你如何辨别躺在公路上的人是受害者，还是骗子，甚至抢劫犯。
在今天有人屡屡利用人们的同情心、爱心来行骗、犯罪。
二是这种危险严重威胁人的生命、健康，有可能发生重大损失，急需得到救助。
3．1．2当事人之间不存在特定的法律关系或职务关系警察有制止歹徒行凶的义务，消防员有灭火的义务，医生有治病救人的义务，这是他们的天职和本分，与其身份和社会地位紧密联系，不能任意选择和放弃，否则就要承担法律责任。
法律调整的见危不救的当事人在危险发生之前必须是不存在特定法律关系的。
3．1．3行为人有条件救助而不救助这是追究主体责任的关键。
所谓“有条件”具体是指:（1）行为人完全有能力做出某种救助的行为。
法律不能鼓励老弱病残孕者去除暴安良、见义勇为；（2）实施救助行为不会给行为人或他人带来显著的危险。
3．2主观方面在主观方面，主要应表现为故意。
义务人明确知道可能发生危害后果并有能力救助而不积极履行义务或漠然放纵这种危害结果的发生。
3．3客体许多学者到现在都不重视客体的范围。
对这个问题在法学界还没有一个全面的、完整的观点。
大部分学者认为，“见死不救”行为的客体是人的生命权和健康权。
笔者认为，“见死不救”行为的客体应该包括国家和集体的重大利益（比如国家秘密安全，涉及公共安全的重大利益）、人的生命权和健康权等等。
3．4主体这也是法律最难解决的问题。
除了很少以外大多数案件发生在公共场所或者人比较多的地方。
在这里很难确认主体范围。
举个例子说，1964年3月某日凌晨3时，在纽约昆士镇克尤小区，一位年轻的酒吧女经理Kitty在下班回家途中被一个素不相识的人刺死，整个杀害过程持续了半小时。
杀手在第一次刺中被害人离开后，又先后两次折回刺杀被害人，最终将被害人刺死。
被害人在遇刺过程中曾多次喊叫，大声呼救，有多达38人听见了她的呼救声，并从公寓窗口看见她被刺中的情形，但没有一个人出来救她，甚至没有人及时给警察打电话。
类此的案件在我国也多次发生过，有些案的情节比上述案也很严重。
笔者认为，可以按实际情况，行为人或求救措施的唯一性和有效性来确认主体的范围。
这里的唯一性和有效性是应该是相对的，它是指在当场行为人或他的条件唯一的或最有效的。
4 外国立法的成功经验尽管有不少人认为，欧美等资本主义国家过于强调对个人利益的保护，而忽视对社会公益和他人的关心，但事实上他们在对“见危不救”的态度却是一致的，大多数国家把“见危而救”规定为法律义务，主张对“见危不救”者加以惩罚，在他们看来，如果见无自救能力者有危难而不救助，即属犯罪行为，要受到刑事制裁，并不以遭危难人受伤死亡等后果发生为前提；也不可以遭危难人及其家属告诉为本罪的追究前提。
见危不救罪的立法分析论文
见危不救罪的立法分析论文20XX年10月发生在广东佛山的小悦悦事件引发的不仅是人们对于人性漠然的反思,也让见危不救罪写入刑法的呼声日益高涨。
下面是编辑老师为大家准备的见危不救罪的立法分析。
见危不救罪是否应该写入刑法应在透彻理解其含义、借鉴其他国家的立法现状等方面的基础上,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此外,将其立法后,在实践中的可操作性也是不容忽视的。
一、见危不救的具体内涵范忠信先生对于见危不救曾有过这样的表述:见危不救,泛指一切在他人危难时漠然处之,不予救助的态度或行为。
这一表述,在作为对一个词语的解释时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而如果将其作为对一个刑法罪名的解释则显得太过宽泛。
见危不救一般应分为两类:能而不欲和欲而不能。
能而不欲即指有能力救助,并且救助不会给自己带来不利,在他人确有危难、对此第三人存在救助依赖时,该第三人却放任其受伤害,这显然是一种有违道德底线的做法,为社会所唾弃。
而欲而不能则恰恰相反,是指没有能力或实施了救助行为会为自己带来不利的后果。
显然,法律没有权利强迫一部分人牺牲自己的利益而去做利他的事情,而且这也绝对不会遭到社会的谴责。
就好比在旁边看到小悦悦遭汽车碾压的是一位年迈的老人,试问,谁有会去责怪他没有伸出援手呢?国外刑法中的见危不救罪所指的是不负特定职责或义务的主体,对处于有生命安全危险状态中而急需给予救助的人,自己能够救助而且明知给予救助对自己或对他人无危险,而竟不予救助的行为。
这一定义正符合了见危不救的第一种分类,即能而不欲,这在经济学中是一种违背了帕累托改进的做法,而这也正是人们呼吁的真正的见危不救罪的真正内涵。
将其分解来看,即为:1.本罪主体为不负特定职责或义务的人,且能够在不给自己带来不利的情况下给危难中的人以救助,却不加以救助的人。
2.本罪的对象为处于危险状态而急需救助(此种危险状态应特定为人身方面的危险)的人。
必须是正处于危险状态,而且不依靠他人救助无法脱离危险状态,如果凭借自身努力可以脱险,便不存在第三人是否救助的问题。
最新-透析见死不救罪 精品
透析见死不救罪论文摘要湖北省荆州市长江大学三名学生救人溺水身亡的悲壮举动震撼着每个中国人的心。
英雄用他们的勇气和爱心给我们留下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随着事件深入报道，荆州某打捞公司的人员一句只捞死尸，不救活人的话语却刺痛着每一个中国人的心。
见死不救频频发生这个让人痛心的现象，引起了学界对于是否应该把见死不救罪纳入刑法之中的争议。
本文试图分析见死不救屡屡发生的原因、对否定将见死不救罪纳入刑法进行反驳以及增此罪需要注意的问题。
论文关键词见死不救罪道德见义勇为法一见死不救与见死不救罪的含义见死不救就是看见人家有急难而不去救援。
出自元·关汉卿《救风尘》第二折你做的今见死不救，羞见这桃园中杀马宰乌牛。
但是，在我国《刑法》中并未规定见死不救罪，德国、法国等国家的刑法典对它进行了规定。
如《德国刑法典》在危害公共安全罪一节中规定意外事故、公共危险或困境发生时需要救助，根据行为人当时的情况急救有可能，尤其对自己无重大危险且又不违背其他重要义务而不进行急救的，处1年以下自由刑或罚金。
笔者认为，见死不救罪就是意外事故、公共危险或困境发生时，行为人有能力救助且救助行为不会照成自身或者第三重大损失却不予以救助，导致危害结果发生，情节严重的行为。
二见死不救现象屡屡发生的原因现今，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部分人的思想道德修养较低。
利益追求、明哲保身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思想扎根在很多人的脑海，致使他们不愿意牺牲个人的利益。
此外，有些人对英雄流血又流泪的现象产生了后怕。
如今社会产生了好心救助他人后反而被被救助人诬陷为危险结果的实施者、救助人利益受损却无门请求弥补损失等荒唐现象。
最后从心理学的角度看人的心理都有从众和依赖的倾向，当看到他人陷入危险又有很多人在场时，很多人会想别人不救，我为什么要救或者认为他人会报警或者打120等，从而导致了见死不救现象时常有发生。
三对否定将见死不救罪纳入刑法的反驳首先法律和道德的界限是我国制定见死不救罪产生争议的最大症结。
见死不救的立法问题研究
见死不救的立法问题研究摘要：随着社会上见死不救现象的日益严重，见死不救行为的定性和预防问题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
人们对见死不救者在道德上深深谴责的同时，也感到了仅靠道德约束的无力。
因此，许多人转而寻求法律对这一行为进行规制。
本文通过对国内见死不救的立法争论进行分析，提出了对于见死不救是否该入罪的看法。
关键词：见死不救；道德；入罪一、“见死不救”行为的事实认定与法律评价（一）负有特定义务的国家公职人员“见死不救”行为的事实认定与法律评价保护每个公民的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是国家的法定责任，而这一责任是通过特定公职人员的具体行动来实现的,如公安警察、消防人员、治安联防人员等。
正是因为负有这种义不容辞的责任，在面临危急事件时，除非上述特定人员主观上没有注意到发生的事件，或者虽然注意到事件的发生但不认为是突发事件，否则他们必须做出相应救助行为。
此类人员能够履行而不履行自己的义务，因此造成严重后果的，应当认定构成犯罪。
由于在渎职罪中，已经包含了惩罚“见死不救”行为的内容，所以无需再单独设定“见死不救”罪。
（二）不负有特定义务的其他国家公职人员“见死不救”行为的事实认定与法律评价由于不负有特定义务的其他国家公职人员，如法官、检察官或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等并不负有保护公民生命、健康、财产安全的法定义务，因此，他们的不救助行为不能纳入刑法调整的范围。
但他们是国家责任的实践者，社会寄予的期望更高，面对突发事件，他们应当做出实施救助行为的决策。
鉴于其身份特征，他们的“见死不救”行为对社会具有更大的不良示范性，对国家公信力和政府形象有很大的损害，因此有关主管部门已相继出台相关条例，对此类公职人员能救助而不救助的行为给予一定的行政处分。
（三）专业救助机构“见死不救”行为的事实认定与法律评价专业救助机构如医院等“见死不救”行为自然会引起社会公众的广泛关注。
我们不时听到某医院因“见死不救”行为而失信于公众被处罚、有关责任医生被调离岗位的消息。
见死不救行为不宜入罪-以道德的法律化为视角
见死不救行为不宜入罪——以道德的法律化为视角李洪星摘要：“小悦悦”事件的发生，引起了民众对见死不救再次的关注与更激烈的讨论。
更甚者的是，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是否要将见死不救的行为归入犯罪的争论。
笔者试图从见死不救行为产生的背景、性质，以及从道德法律化的合理性与限度出发，来分析是否应该将见死不救入罪。
关键词：小悦悦；见死不救；道德法律化一、问题的提出：从彭宇案说起2006年11月20日早晨，一位老太太在南京市水西门广场一公交站台等车。
人来人往中，老太太被撞倒，摔成了骨折，鉴定后构成8级伤残，医药费花了不少。
随后，老太太声称撞到她的人是陪同她前往医院的彭宇，并向彭宇索赔医疗费。
遭到彭宇的拒绝后，老太太一家于2007年1月向鼓楼区人民法院提出民事诉讼。
据彭宇本人称，当时他下公车时发现公车旁边的一位老太太倒地不起，情势危急，立即将其送往医院。
而老太太则称，“我亲眼看到他将我撞到的！”并表示，“我们老两口都有退休金和医保，儿子在公安局工作，不是说承担不起医药费，只是要讨回一个公道。
”经过人民法院的审理，最后判决被告彭宇在判决生效的10日内一次性给付原告人民币45876元；1870元的诉讼费由老太太承担1170元，彭宇承担700元。
此案一经媒体的报道与宣传，顿时在中国掀起万层浪。
案件的核心特点“好人不得好报”频繁地出现在各地的媒体上。
霎时间，“见死不救”行为作为与“雷锋精神”、“见义勇为”相对立的现象而成为公众议论的焦点。
在随后一至两年的新闻报道中，全国范围内的类似彭宇案的新的“见死不救”行为层出不穷。
摔倒的老人被路人视为定时炸弹般的危险物退避三舍而得不到搭救，落水儿童聚者甚众却未被救起，年轻女子在公厕被强奸而只是引起众人围观.而最近发生的“小悦悦”事件更是引起了公众对见死不救的路人的激烈抨击，对中国道德水准的进一步失望与质疑。
可以说，“小悦悦”事件将中国的道德推向了风头浪尖。
以至于有关部门提议推动立法，将见死不救的行为入罪，以此来阻止中国道德滑坡，重塑中国道德风尚。
浅谈设立“见死(危)不救”罪
浅谈设立“见死(危)不救”罪陈少江何为见死不救?眼见他人陷入险境，自己有责任救助并有能力救助而袖手旁观，这就是所谓的“见死不救”。
我们先来看几个典型的案例:(1)今年11月12日晚11时30分，海南东线高速路122公里处发生一起车祸：海南某公司的韩某被大货车挤压到护栏上两个多小时，万宁市人民医院的120急救医生到达现场后仅仅是摸黑简单地察看了一下情况，并没有采取任何的救援措施就返回急救车上了，韩某因失血过多，两小时后死亡。
(2)某个夜晚，一位名叫吉诺维斯的年轻妇女在纽约市一所公寓楼下的便道上被残酷地杀害了。
整个凶杀过程持续了30分钟，楼内住户至少有38人听到了惨叫声，有人甚至目睹凶手用刀刺她。
令人震惊的是，居然没有一个人出来帮她，甚至没有一个人在惨案结束前报警!(3)2004年5月19日下午，该县某村80余名群众去县政府上访，在县政府二楼被四五名工作人员阻止发生拥挤，16岁的少年陶汉武意外跌倒昏迷。
“当时大家向县政府工作人员请求，让他们用手机给120打个电话叫救护车来，结果对方回答说‘没手机’。
大家又请求借用一下政府的固定电话叫救护车，他们却说‘电话不好使’。
孩子的父亲陶金财急得给在场的政府工作人员跪下，哀求他们帮忙叫救护车。
结果，没有一个人理会或者吱声”。
终于，耽搁半小时后，陶汉武经抢救无效死亡。
“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见义勇为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是什么原因导致今天的人们如此冷漠?事实上，见死不救或见危不助并非中国的特产，在国外也时有发生。
“见死不救”是我们这个时代多次被提起的严峻话题，它具有着强烈的道德谴责意味。
如何解决这种耻辱性的“见死不救”为标志的时代道德困境，诉诸法律，还是重建道德?人们面对道德失范，往往会想起法律的武器。
见死不救是否违法?这是个讨论已久的问题了。
“生命的价值高于一切”这是一个最基本的社会伦理，每一个人都应自觉遵守。
保护公民生命是国家的法定责任，我国在部分法律法规中对负有特定义务的人员在履行职务过程中的“见危”事项也有相关规定和处罚措施。
论见死不救行为的刑法性质
前言司法实践中，类似于“见死不救”这样的不和谐音符不断的刺激着人们的视听神经，其所造成的社会不良效应也引起了相关人士的关注。
在道德的约束和示范作用不足以规制人们的行为时，刑法介入的可能性和应然性成为人们讨论的焦点问题。
本文研究见死不救这一课题，是因为见死不救这一法律不作为行为一直是中外不作为犯罪理论研究中争议较大的问题，见死不救一直以来都是作为道德问题被社会各界所关注，见死不救与我国的传统美德是背道而驰的，而今社会却发生了许多不作为﹑见死不救之行为，而我国现行法律没有对“见死不救”罪与非罪的规定，但，面对现如今屡屡发生的因见死不救行为导致的严重后果，如：小悦悦事件等案例。
我们应该重新慎思这种行为的刑法性质，因此，选择这一课题进行研究。
研究见死不救行为的刑法性质这一课题，是为了能更全面的了解见死不救者是否存在救助义务，分析见死不救行为的刑是责任问题，也能从中提出些个人建议。
对于见死不救行为的刑法性质国内方面的研究，具体的有马顺成的《从广东“小悦悦事件”看“见死不救”行为的罪与非罪》，此书主要从见死不救行为罪与非罪这一方向对这一课题进行了讲解，强调了不希望见死不救行为全面犯罪化，而是从具体论罪与非罪。
周安平的《对“见死不救”事件的道德和法律追问》主要从见死不救是否道德的滑坡及法律方面出发，把道德和法律权结合起来，系统的叙述见死不救行为入刑存在理论上障碍和操作上的困难。
这些对见死不救的研究成果都有所侧重，也有所局限，我国绝大多数学者对见死不救行为的研究，大多是从见死不救应否入刑等方面出发。
我国目前尚未设定“见死不救罪”，德国等发达国家已将“见死不救罪”入刑。
本文从研究见死不救行为的现状、存在的问题及问题产生的原因出发，去探究应该如何更好的分析见死不救行为的刑法性质。
采用个案法、法律解释、比较研究、文献资料法。
通过引入个案法推导出见死不救行为的刑法性质和道德方面的关联，由此更加深刻分析见死不救行为的刑法性质，通过比较研究国内外对于见死不救行为刑法性质的分析，进一步得出我国对于见死不救行为缺乏法律方面规定，对见死不救者应如何定性等方面进行分析。
见死不救行为的刑法学分析
见死不救行为的刑法学分析摘要：见死不救现象的频频发生引起人们广泛思考，见死不救行为反映出来的道德滑坡，使人们对见死不救行为入刑的呼声也越来越高涨。
本文以见死不救行为的概念、范围为切入点，同时结合我国在规制此种行为时所面临的困境，剖析其立法和司法缺陷，全面阐述见死不救行为入刑的依据，论证见死不救行为入刑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并对我国构建见死不救罪提出自己的设想。
关键词：见死不救道德入刑构建2岁女童小悦悦被两辆车碾过，18名路人没有施救的事件引起了广泛关注。
见死不救行为反映出来的道德滑坡、人性悲哀，使人们对见死不救行为入刑的呼声越来越高涨。
同时也存在相当多的学者对“道德刑法化”泛滥甚为担忧，极力主张用道德手段来遏制见死不救行为。
因此，见死不救行为的刑法学分析，对于正确认识和处理见死不救行为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见死不救行为的概念和范围见死不救在《汉语成语词典》中解释为：见到别人面临死亡的威胁而不去救援。
也有人这样认为：眼见他人陷入危境，自己有能力或责任救助而袖手旁观。
见死不救最早出现于《论语·为政》：“见义不为，无勇也。
”对于见死不救的涵义，一直没有一个明确的概念。
从字面意思看，“见”就是看，看到。
“死”就主要是指生命消失。
“救”即援助，使人解脱危难。
笔者认为，所谓见死不救行为就是指在意外事故、公共危险或困境等特定的危险情况下，行为人明知自己不对受害人实施救助，当事人就会发生死亡危险，有能力救助且救助行为不会给自身或者第三者造成重大损失却不予以施救，导致危害结果发生，情节严重的行为。
正确把握见死不救行为的范围，应当满足以下几个条件：第一、必须有紧迫现实的生命危险状态存在；第二、受害人发出求救信号；第三、行为人必须有能力、有条件实施救助行为；第四、行为人实施救助行为不会危及到自己或他人的人身安全。
第一条是救援的场合条件，必须是在紧急状态下，对遭受严重身体伤害的人或者处于即刻到来的危险中的人进行救助；第二条是救援的前提，不过这里的信号的范畴是比较广的，像呼救声、反抗动作等能被人感官感知的信号；第三条是救援的基础，我们不能要求一个痴呆者去与杀人犯搏斗；第四条是救助的限制条件，每个人的生命都是平等重要的，我们不能要求一个人为了另一个人的生命而舍弃自己的生命。
见危不救论文：小议当前刑法中不该定见危不救罪
见危不救论文：小议当前刑法中不该定见危不救罪作者：田然单位：华东政法大学研究生教育学院有特定义务或职责的主体。
该种主体是指基于一定的法律关系、事实上的紧密联系或先行行为而形成的具有特殊义务的主体。
如果此类主体有能力救助却不作为，并且其不作为导致了危害结果的发生或进一步扩大，行为与结果之间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依据刑法理论本已构成不作为犯罪，无需再另作规定，故应将其排除在本文所讨论的“见危不救”的主体之外。
无特定义务或职责的主体。
这类主体通常是指对处于危难之中的人，有能力救助而漠然处之的主体。
此类主体对于身处危难的他人，既无职务上的救助义务，也无法定或约定的救助义务，救助与否全凭其道德自觉。
上文已将负有特定职责或义务的主体从法律意义上的见危不救主体中排除，所以无特定义务或职责的主体才是本文所要讨论的“见危不救”的主体，外国刑法典中“见危不救罪”所针对的也正是此类主体。
本文认为，在刑法语境下，见危不救的主体只能是无特定救助义务或职责的一般主体。
见危不救与不作为犯罪刑法中的不作为犯罪是指行为人有义务并且能够实行某种行为，却消极地不履行这种义务，因而引起了严重危害后果的情形。
所以，刑法中不作为犯罪的成立，应该具备以下三个基本条件:一是行为人负有实施某种行为的特定义务;二是行为人有履行该种行为的能力;三是行为人的不履行特定义务行为引起了严重的危害后果。
坚持“见危不救入刑”的学者大多将“见危不救”归类为不纯正的不作为犯罪，笔者认为这种归类有待商榷，因为“见危不救”与“不作为犯罪”至少存在以下两方面的重大区别。
第一，二者的义务来源不同。
根据刑法理论，义务的来源是法律的明文规定、职务或业务上的要求、特定的法律行为和先行行为四个方面［4］。
而这四方面也正构成了刑法中不作为犯罪的义务来源。
然而，按上文分析，“见危不救罪”的义务来源却是道德规范，那么道德规范能否作为某种犯罪的义务来源呢?显然是不能的。
诚然，法律是最低限度的道德，并且大多数法律义务也是最基本的道德义务，法律与道德的这种关系决定了道德义务的范围要远大于法律义务。
驳见死不救入罪
驳见死不救入罪摘要随着近些年“见死不救”事件的频频出现，尤其是“小悦悦”事件的发生，不断地引发人们对于道德法律化的思考，纯粹的道德诉求是否已经不能满足社会需要，见死不救入罪是否具有可行性，本文从道德、犯罪构成及法的操作性方面分析见死不救入罪不可行。
关键词见死不救刑事处罚道德自由作者简介：陈有，浙江省永嘉县人民检察院。
中图分类号：d9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13）02-293-02一、见死不救入罪的提出我们这里所说的“见死不救”是尤指没有具体的职责或义务，同时行为人也不论是否具有救援能力，救助行为会不会对自己或者第三者造成危险，只要求“见死不救”就构成我们这里所说的“见死不救”。
见死不救从字面上理解就是看见别人出于危险的境地而不伸出援手。
目前在法律上对见死不救并没有明确的定义，而现实中又发生了很多“见死不救”的事件，并且也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和损失，当今社会公众的道德良知在被严厉地拷问，却没有找到切实可行的方法去规制这类事件的发生，于是很多人提出将见死不救入罪才是解决这类事件最有效的手段。
1.见死不救入罪的现实背景近些年来，媒体不断报道在我国由于“见死不救”而导致恶劣后果的事件，因此一些学者提出考虑将道德不作为当作不作为犯罪的义务来源之一来设定“见死不救罪”。
笔者就以“小悦悦”事件为例。
2011年10月13日，2岁的小悦悦在佛山某五金城因穿越马路不慎相继被两辆车碾压而倒在血泊之中。
7分钟之内，18名路人经过小悦悦身边但都没有伸出援助之手，纷纷漠然离去，最后只有一位拾荒的老婆婆看见后将其从路中间救起。
小悦悦还是由于伤势过重，抢救无效死亡。
此事一出，引起了全国上下各种各样对于这18名路人的看法，但更多的是指责他们的冷漠、见死不救。
全国展开了对于道德沦陷与否的大讨论，媒体评论、网络议论都直指国人当下道德的沉沦与良知的泯灭。
于是，很多有社会责任感的人纷纷站出来突出要严惩这些见死不救的人，拯救国人处于崩溃边缘的道德良知。
浅议“见死不救罪”
浅议“见死不救罪”摘要：湖北省荆州市长江大学三名学生救人溺水身亡的悲壮举动震撼着每个中国人的心。
英雄用他们的勇气和爱心给我们留下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随着事件深入报道，荆州某打捞公司的人员一句“只捞死尸，不救活人”的话语却刺痛着每一个中国人的心。
见死不救频频发生这个让人痛心的现象，引起了学界对于是否应该把见死不救罪纳入刑法之中的争议。
本文试图分析见死不救屡屡发生的原因、对否定将“见死不救罪”纳入刑法进行反驳以及增此罪需要注意的问题。
关键词：见死不救罪道德见义勇为法一：见死不救与见死不救罪的含义见死不救就是看见人家有急难而不去救援。
出自元·关汉卿《救风尘》第二折：“你做的今见死不救，羞见这桃园中杀马宰乌牛。
”但是，在我国《刑法》中并未规定“见死不救罪”，德国、法国等国家的刑法典对它进行了规定。
如：《德国刑法典》在危害公共安全罪一节中规定：“意外事故、公共危险或困境发生时需要救助，根据行为人当时的情况急救有可能，尤其对自己无重大危险且又不违背其他重要义务而不进行急救的，处1年以下自由刑或罚金。
”笔者认为，“见死不救罪”就是意外事故、公共危险或困境发生时，行为人有能力救助且救助行为不会照成自身或者第三重大损失却不予以救助，导致危害结果发生，情节严重的行为。
二：见死不救现象屡屡发生的原因现今，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部分人的思想道德修养较低。
“利益追求”、“明哲保身”“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的思想扎根在很多人的脑海，致使他们不愿意牺牲个人的利益。
此外，有些人对“英雄流血又流泪”的现象产生了后怕。
如今社会产生了好心救助他人后反而被被救助人诬陷为危险结果的实施者、救助人利益受损却无门请求弥补损失等荒唐现象。
最后：从心理学的角度看：人的心理都有从众和依赖的倾向，当看到他人陷入危险又有很多人在场时，很多人会想“别人不救，我为什么要救”或者认为“他人会报警或者打120等”，从而导致了见死不救现象时常有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