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甲流危机与非典危机的危机公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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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非典时代中国公共危机防御体系的四个层次

后非典时代中国公共危机防御体系的四个层次

后非典时代中国公共危机防御体系的四个层次非典疫情在最为严重的北京也趋于平静,而对非典危机的深刻反思正在展开。

其中构建中国的危机防御体系备受关注。

这个体系由表及里分为四个层次:公共卫生应急机制,社会安全应急机制,高效的行政系统,现代化的社会结构。

亡羊补牢,首先是进行医疗体制改革,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机制。

这次非典危机,暴露中国医疗卫生方面的窘迫。

在有些比世界很多国家都要大得多的省市里,竟然没有专门的传染病医院。

许多医院缺乏隔离病房和抢救设备,号称人才聚集的北京也缺乏足够的合格医务人员。

据世界卫生组织2000年报告,中国公共卫生支出所占的财政比例在全球191个国家中排名倒数第4位。

医疗卫生是社会公共产品,中国政府责无旁贷必须加大投入。

中国人口多,家禽牲畜多,生活环境局促,卫生习惯和条件很不理想,各种病毒总会不断出现,必须落实以防为主的政策。

要完善医疗保障体系,尤其要加强流行病最容易暴发而防御能力非常薄弱的农村,以及难度很大但影响很大的流动人口的医疗保障制度,这些地方正是“木桶理论”中最短那块木板。

中国政府应该对各地区部门的疾病控制体系进行重新规划,合理调配资源,有效分享信息,在出现疫情时做到早防备、早控制,依法处理相关事务。

未雨绸缪,第二道防御是建立和健全社会应急机制,应对各种可能的重大突发危机事件。

现代社会是高风险性的社会。

人口和经济高度聚集,随之而来的地震灾害、瘟疫危害的程度、危险系数明显增高。

中国目前处于转型期,产生危机的因素复杂而且巨多。

这次非典疫情检验出中国处理危机的诸多环节存在不少问题。

非典不仅敲响公共卫生的警钟,而且要求中国对包括重大灾害乃至地区冲突等各类突发事件保持警惕。

美国“911”事件发生后,副总统及时转移到最安全的地方,总统在第一时间向公众讲话,五角大楼立即发出了安全防范及对嫌疑犯的通牒,显得有条不紊。

在“911”当日傍晚,美国总统宣布纽约曼哈顿地区由联邦紧急管理署接管,依照联邦紧急应变计划,协调所有联邦、军方与地方单位,处理后续紧急救灾事项,展开一场史无前例的公共行政应急实验。

甲型流感与危机管理

甲型流感与危机管理

3、通过危机来提高政府的管理水平 甲型流感疫情是2003年的非典疫 情后中国遭遇的最大规模公共卫生事 件,也是中国重整卫生防疫体系后的 首次重大考验。6年来,中国重建了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防控体系,完善了 危机应对和处理机制,为阻遏甲型流 感大暴发提供了坚强保障。
温家宝和李克强等在北京 地坛医院门诊楼前看望医 护人员,向大家表示慰问。
甲型H1N1流感事件的影响 一、甲型H1N1流感事件的影响
1、影响民众的身心健康 2、经济损失巨大 3、直接关系到政府的形象
二、建立危机管理机制的必要性
目前,中国已经进入了危机事件的高频率发生期。 一方面自然灾害以及人为导致重大安全事故不断 发生; 另一方面,经济领域大案、要案不断滥用职权 另一方面,经济领域大案、要案不断滥用职权 严重,社会贫富差距加大,经济秩序亟待调整以 及国际问题都极易造成人们的心态失衡,从而使 社会矛盾激化。 因此,我们亟待进行现代危机管理体系的建设。
温家宝在中国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就进一步做好下一 阶段防控工作作重要讲话。
4、全球化下的危机:需要各国的合作 在全球化的今天,危机往往具有世界性的。在危 机的救治中,通过全球合作,一方面可以获得更 多的沟通,有效消除危机,恢复社会秩序,重建 文明的世界,另一方面可以提高危机救治效率、 降低救治成本。
5月10日下午,卫生部接 10日下午,卫生部接 到四川省卫生厅报告, 四川省人民医院发现1 四川省人民医院发现1例 发热病例,根据临床表 现和实验室检验结果, 初步诊断为甲型H1N1流 初步诊断为甲型H1N1流 感疑似病例。 5月11日凌晨,成都市人 11日凌晨,成都市人 民政府举行新闻发布会, 通报在四川发现的1 通报在四川发现的1例甲 型H1N1流感疑似病例情 H1N1流感疑似病例情 况。

从“非典”疫情中的危机公关,看“完美关系”的不完美

从“非典”疫情中的危机公关,看“完美关系”的不完美

疫情期间如何做好信息传播、关系协调、舆情管理、形象维护等诸多工作,是危机公关非常重要的本职。

公共关系作为一门专业和一种社会职业,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已走过了四十余年,在这次新冠肺炎的疫情中,本应发挥出应有的作用,但实际情况令人遗憾。

倒是在疫情中有一部据说是反映公共关系行业的电视剧“完美关系”却得以广为传播。

电视剧播出后,由于剧情与公关业务出入太大,受到了不少公关从业人员的抵制,几家公关类的网站刊载了不少的评论,还有网站专门组织了公关专业的大学教师、专家们针对歪曲公共关系的内容的集中发声。

事后有媒体约我写评论,我在电视上回播了一集(估计是最不像公关的一集),感觉无法评论,且不说剧情的导向如何,仅就内容描写的事也不属于公关公司的业务。

相比1996年播出的《公关小姐》和2005年播出的《发现我的热爱》这两部反映公关题材的电视连续剧,虽然阵容都没有《完美关系》豪华,场景也没有那么气派,但内容基本上反映了公关业务的某一个侧面。

联系到当前的疫情,我想与其指出什么不是公共关系,不如通过两个案例说说公关做了些什么,尤其是在类似灾难等大事件中,公共关系专业应有的作为。

【案例】2003年抗击“非典”中的危机公关与传播(摘自郑砚农著《我看公关这十年》)2003年初,广东一带爆发了“非典”,并很快成为了新闻重点和国人谈话的中心。

2月28日,协会与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办了首届危机管理国际论坛。

论坛中有两个发言让与会者深受启发。

一个是中美史克制药公司的总经理杨伟强先生,作为企业危机管理经典案例的主创者,这位来自香港的职业经理人介绍了由于“康泰克”感冒药含“PPA”成分引发的危机后企业所实施的危机管理。

另一个发言是已故的中山大学的廖为建教授,他针对当时发生在广东地区的“非典”疫情,指出了在危机传播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并提出了如何开展危机管理的实施方案。

两个演讲都很精彩,让听者受益匪浅。

但遗憾的是,这样的论坛,仍没有阻止住“非典”的蔓延。

非典的政府公关

非典的政府公关
从《非典》危机看危机公关
背景

2002年11月,突如其来的“非典” 疫病降临中国大地,广州,香港, 北京,台湾……几乎所有中国省 份都出现了病例或疑似患者, 在 人民群众的健康受到损害生命安 全受到威胁时,我们政府在危机公 关方面付出了极大的努力.
案例分析 首先,政府对“非典”危机的基本特点的分析:

从危机公关角度来看此次危机处理的五点不足
有关职能部门没能及时通报疫情,延误 了时机。 疫情发生后,反应不够迅速 信息沟通不够通畅 发挥媒体作用也有欠缺 危机管理意识较差,防范机制不够

危机公关是中国危机处理 中的全新课题,我们必须 吸长补短,进一步研讨, 并在今后实践中改进完善。
“非典”危机具有突发性 “非典”危机具有危害性 “非典”危机具有连续性 “非典”危机具有复杂性和聚焦性

其次,政府运用危机公关的原则处理、解决危机
立即反应原则 控制损失原则 深入现场,积极主动原则 规范传播媒体管理原则。 沟通协调,信息反馈原则。 组织力量,有效行动的原则。 人道主义,人文关怀原则。

论2009年北京市甲流危机管理中的国际合作

论2009年北京市甲流危机管理中的国际合作
联合国经社理事会(ECOSOC)2009年实质性会议高级别部分于2009年7月6—9 日在瑞士日内瓦举行,此次会议的主题为“全球公共卫生领域国际商定的目标与承 诺”。卫生部部长陈竺率由卫生部、外交部、我驻日内瓦代表团和北京大学医学部相 关负责人、专家组成的中国代表团与会。陈竺部长在大会上介绍了今年4月在北京举 行的“卫生知识普及”亚太区域部长级审议会议的情况和成果。他说,普及卫生知识 是防控甲型H1N1流感等传染病的最有效方式之一。亚太区域部长级会议搭建了亚太 各国就健康素养问题进行交流与合作的平台,对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制定和完善健康 素养促进行动计划发挥了积极的作用。陈竺部长在一般性辩论发言中强调,把基本医 疗卫生服务制度作为公共产品向全民提供,是中国卫生体制改革和发展的核心价值理 念;中国的实践证明,政府对卫生领域的有效投入能够拉动相关经济领域的增长:深 化卫生体制改革是有效应对此次甲型H1N1流感的重要保证;防控慢性非传染性疾病 和伤害,应该纳入千年发展目标的议程。陈竺表示,愿与世界卫生组织和各国加强协 作、统一行动,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国际社会做出应有的贡献。4
为共享应对甲型H1N1流感的防控经验、讨论防治甲流疫苗的分配方案、共同探 讨下阶段疫情的应对措施,2009年7月2—3日召开了有47个国家的代表,包括墨 西哥总统卡尔德龙、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陈冯富珍、十多个国家卫生部长约900多人 参会的“墨西哥甲型H1N1流感防控经验交流高级别会议”。中国卫生部长陈竺在会 上表示,有效实施《国际卫生条例》2是本次应对流感大流行的关键,他建议世界卫 生组织积极考虑完善决策机制、疫情报告机制,尽快制订应对病毒变异和毒力增强的 流感大流行策略和措施,支持发展中国家监测、准备和应对的能力建设。他呼吁全球 携手、团结一致,相互理解与尊重。陈竺还表示,预防和控制甲型H 1 N 1流感以及 流感大流行将是一项长期的、艰难的任务,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国际合作,并已准备好 与世卫组织和所有国家共同努力抗击和应对流感大流行,并欢迎参加8月21日--22 日在北京举行的“流感大流行应对与准备国际科学研讨会”。3

危机公关在我国兴起的背景及原因

危机公关在我国兴起的背景及原因

危机公关在我国兴起的背景及原因一、定义危机公关的定义,在理论界中存在着狭义和广义两种类型。

狭义的危机公关,是指公共关系学中的一个概念,主要指:当遇到信任,形象危机或者工作失误时,通过一系列的公关活动来获得社会公众的谅解,进而挽回影响的一项工作。

广义的危机公关又分为两种理解:其一,广义的狭义危机公关就是指,从公共关系角度上对危机的预防、控制和处理。

其二,广义的广义危机公关,亦可理解为危机管理。

也就是理解、动员、协调和指导相关战略、战术,运用各种可能的公共事务与公关技巧来实现目标的系统活动。

政府危机公关指以政府为行为主体的一种传播管理,旨在设计和保持一种良好的公众关系。

这种良好的公众关系表现为政府与公众之间双向沟通、坦诚合作、和平共处。

因政府的特殊存在,导致政府在进行危机公关时就有其特殊性。

它所要应对的对象往往是其要服务的对象,即人民群众,它有别于企业与顾客的关系。

政府的危机公关所要面对的也许是表面看起来是很小的事件,但他有可能是冰山一角,隐藏在海面下的冰山才是事件的本质。

二、兴起背景危机公关在我国的兴起是以现代社会为基础的,离开了这一社会背景也就无公关可言。

现代社会这一历史背景为公关提供了以下条件:1、民主政治取代封建专制政治是公关发展的政治前提。

古代社会以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为主,东西方统治者都在政治上施行专制独裁或强权高压,他们对被统治者欺骗或镇压,从不平等对待。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社会日益发展,民主法制社会的建立,并随着“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以人为本”以及“为人民服务”的思想的贯彻落实,建立政府危机公关在维护社会稳定,提高人民幸福感并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些目标上体现得越来越有必要。

确立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并将其作为政府危机管理的出发点和归宿,是政府获得信任程度高低的关键因素,是民众衡量政府执政能力的重要尺度。

2、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为公关提供了现实的土壤。

古代社会也有商品经济,但程度不高,在整个社会经济中所占比重有限;当时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

公关案例分析

公关案例分析

浅析应如何政府做好危机公关——以2003年SARS事件中政府的应对表现为例一、事件回顾:2002年11月和12月广东河源、佛山、中山等地出现了非典型性肺炎(简称"非典",其英文简称为SARS)病人。

2003年3月17日,来自10个国家的17个实验室依靠卫星通讯与互联网开始跨实验室和跨国界的合作,寻找新的病原体。

2003年3月香港、新加坡机场要求乘坐飞机的旅客登机前必须接受相关调查,并回答如下问题:你是否有以下症状--发烧、咳嗽、呼吸急促、呼吸困难?是否曾经接触过染上非典型性肺炎的病人?最近是否到过受非典型性肺炎影响的地区?2003年4月13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发表讲话,把"非典"定性为"一场突如其来的重大灾难",号召"全国必须进一步动员起来,坚决打好同'非典'作斗争的这场硬仗。

"2003年4月20日,新任卫生部常务副部长高强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坦承,卫生部的工作"确实存在一些缺陷和薄弱环节",此时,北京已确诊的"非典"患者达到339例,疑似病例402例。

2003年5月12日,国务院颁布《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

截至到5月19日,全国内地共有SARS病人5236例,共有2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发现SARS病例。

从疾病突发到万众一心抗击"非典",中国政府和人民正从多个领域、多个层次进行着富有成效的努力和工作,可以称得上是举全国之力抗击"非典"。

国家的最高管理机构充分认识到了这次危机的严重程度。

4月14日在有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出席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确定了建设和完善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反应的原则:中央统一指挥,地方分级负责;依法规范管理,保证快速反应;完善监测体系,提高预警能力;改善基础条件,保障持续运行。

危机公关案处理案例

危机公关案处理案例
据悉,引发争议的是该公司最新一代芯片平面广告,广告中一名老板模样的白人站在办公室里,在他前面地板上有一条起跑线,6 名田径选手打扮的黑人蹲地正准备起跑。画面配发的广告词是:提升电脑性能如同增强雇员能量。
广告公开后,有博客刊发评论,认为这条广告有白人“奴役”黑人之嫌,画面中在白人前跪地的黑人运动员无疑给了观众心理暗示。许多网民发表评论对这条广告表示不满。
第五、强化危机意识,建立危机预警机制。在第一点中,我们已经看到了危机事件无处不在,最后再从危机事件预防的角度强调一下,国内广大企业必须重视意外事件的发生,强化危机意识,建立全面的危机预警机制,以应对意外事件英特尔公司被迫道歉据世界品牌实验室8 月3 日消息,世界芯片巨头英特尔公司日前发表声明,为其一款产品广告涉嫌种族歧视道歉。
借势媒体沉默不是金
企业一旦跨入危机门,无论是政府还是公众,都希望能尽快了解到事实的真相。如果还在为媒体捅了马蜂窝、击中了软肋或者造谣生事而耿耿于怀,并试图以暴制媒,或以沉默作无言对抗,都是无济于事的。枪杆子打不过笔杆子,财大气粗的企业也扭转不了媒体为王的现实,如果一意孤行,简单以打、压方式企图包住纸里的火,则可能偷鸡不成反蚀把米。
英特尔一系列主动应对策略,让广大公众看到了其诚意,从而转变对广告风波的看法,理解与支持英特尔是很自然的。英特尔在事件发生后,靠自己的努力获得了广大公众的支持从而渡过了难关,无疑给所有国内外企业一个启示:在面临意外事件时,只在从广大公众的角度出发,主动承担责任,并进行及时、诚实的沟通,同时采取一系列的主动应对策略,渡过危机难关并非不可能。
业内专家乔宪金在非典发生后举行的首届“全国传媒沟通与危机公关研讨会”上称,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格局的形成,企业面临的公共危机也越来越呈现出全球化的特征,东南亚金融危机造成全球经济萧条,中国的非典疫情吓得世界100 多个国家限制华人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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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非典危机公关危机公关传播理论认为,危机公关策略是影响危机公关成败的最直接因素。

危机公关传播的主要策略包括:尽快搜集并公布事实真相、成立危机处理小组、慎选新闻发言人、及时澄清负面消息和掌握议题建构的主动权。

危机的发展周期一般有四个阶段:危机潜在期、危机突发期、危机持续期和危机解决期。

2002年11月16日,广东佛山发现第一例SARS病例时,应该是政府危机公关大有可为的时候。

但是由于其时面临喜迎春节、召开“两会”等与危机事件不协调的气氛,更由于经验不足,我们的政府危机公关基本上是不作为,既没有及时成立危机处理小组,尽快搜集并公布事实真相,也没有对百姓抢购板蓝根、食醋等流言进行辟谣,甚至在2月12日广东省卫生厅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出现新闻发言人对记者提问给以指责的现象,可以说基本失去了对议题设置的主动权,从而丧失了在危机潜在期进行危机公关的最佳期。

等到三、四月份危机进入突发期,我国政府的危机公关传播也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其标志事件就是4月20日卫生部召开的新闻发布会。

在这次新闻发布会上,担任新闻发言人的是卫生部常务副部长高强。

高强言谈稳健诚恳,符合慎选新闻发言人的基本要求。

更为重要的是,新闻发言人一改以前新闻发布会对事实真相遮遮掩掩的态度,对北京患病人数给以客观的公布,并首次承认“工作中也确实存在一些缺陷和薄弱环节”,“卫生部对北京市的防治工作指导检查也不够有力”。

在随后的每天里,卫生部新闻办公室还定时向公众发布最新疫情报告。

各级地方政府也纷纷由省长、市长出面,接受传媒采访,及时公布防治进展情况。

这种开诚布公告诉事实真相的态度,既是对公众知情权的尊重,也是政府危机公关的前提。

在这次抗击SARS的危机公关中,大众传媒主要采取了以下几种传播策略。

1、在激发公众情绪中实现危机传播的基调统一。

危机因其高度破坏性,天然地会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激起公众的兴奋情绪。

在危机管理中,公众的兴奋情绪是一道不可逾越的波涛,引导得好,会向着危机管理的有利方面发展;引导不好,则不利于危机事件的处理。

媒体是公众情绪的“风向标”,更是公众情绪的“催化剂”、“导航员”。

4月20日后,我国的大众传媒顺应公众高度关注SARS危机的高涨情绪,对SAERS危机进行了全方位的深度报道。

报纸突出编排、广播滚动播出、电视强势冲击、网站集中发布,各种媒体及时传播各种动态消息,极大调动了广大公众积极参与的热情,并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了“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科学防治、战胜非典”的共同认识,进而激发起弘扬中华民族精神的爱国热情。

2、在设置舆论焦点中塑造政府危机管理的良好形象。

美国传播学家M.E.麦库姆斯和D.L.肖认为,大众传媒具有一种为公众设置“议事日程”的功能,大众传媒作为“大事”加以报道的问题,同样也作为“大事”反映在公众的意识当中;传媒的新闻报道以赋予各种“议题”不同程度的显著性的方式,影响着人们对周围世界的“大事”及其重要性的判断。

任何危机传播,总会形成一定的舆论焦点,影响人们的观念。

在抗击SARS的危机公关传播中,大众传媒为公众设置了这样几个议题: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抗击SARS危机、各地采取了积极的防治措施、医护人员做出极大牺牲、科研人员正在全力攻关、国际合作全面展开等等。

所有这些,其实正是政府在危机处理中采取的积极措施。

这些措施,通过大众传媒传播的放大功能,深深地印在公众心中,也很好地树立起政府处理危机的良好形象。

在这其中,大众传媒特别树立了钟南山、叶欣等典型,将这些正面的传播符号,强烈地根植于公众心中。

3、在满足公众信息需求中保持社会正常运转。

稳定民心,保持社会秩序的良好运转,是政府危机管理必须遵循的准则。

在这方面,媒体所发挥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媒体不仅满足于向公众提供危机事件零散的信息,还随着事态的进展,分析事件的来龙去脉、发展趋势,做出自己的评价。

这种引导,除了渗透在对各种事实的大量报道中,还要以采访专家、学者的形式,以别人之口来传达媒体的态度。

有时,则以社论等各种言论文章的形式,直接表明态度;有时,还会采取让公众参与讨论的方式,给公众提供一个政策参与视角,让公众感觉到自己是国家的主人。

正是在满足不同公众对不同信息需求的基础上,媒体保持了社会秩序的正常运转。

在抗击SARS的危机公关传播中,大众传媒不断地向公众介绍各种防治SARS的科学知识和基本措施,引导公众保持正常的生活秩序。

媒体把政府的政策,巧妙地转换成公众的日常行为规则,既起到政策的诠释作用,又引导了公众的日常行为,对危机的解决起到了积极作用。

我国甲流危机公关今年4月一场爆发于墨西哥的甲型H1N1流感,开始在全球流行。

截至11月1日,全球甲型H1N1流感死亡病例至少已达6071人,而出现甲流疫情的国家和地区达到了199个。

4月27日,世界卫生组宣布将流感大流行警告级别从3级提高到4级。

两天后,警告级别又从四级提升至五级,6月WHO宣布将流感警戒级别由5级提升至最高级别6级,即宣布2009年全球甲型流感疫情进入流感大流行阶段。

截止至11月8日,我国内地甲流患者累计54927例,其中重症176例,死亡16例。

但这次的甲型流感在中国国内并没有引起像2003年非典时的恐慌,这在一定程度上要归功于中国政府所采取的有效措施。

(信息公开、国际合作、加强监控、有效隔离等)本文主要分阶段简要评析我国政府应对甲流的措施。

我国政府采取的措施甲型H1N1流感的传播流行一般分3个阶段:1、境外传播;2、出现输入性的散发病例、输入病例导致境内出现本土有限传播,病例有明确的感染来源,或散发病例间有明确的流行病学联系;3、出现病毒的持续人间传播和基于社区水平的流行和暴发。

第一阶段(境外传播)到第二阶段我国政府的应对措施这次我国对甲型流感的防治措施较之6年前对非典的防治有了很大的进步,我们在防治非典的过程中我们积累了很多经验,而这些经验也在这次对甲流的防治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1、最高领导层积极快速的反应当墨西哥的甲型流感疫情一爆发中国还没有发现疫情时,中国卫生部就开始了监测,并于4月28日启动了公共卫生应急机制。

4月28日,胡锦涛就对做好防范人感染猪流感疫情工作做出指示,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中国加强人感染猪流感预防控制工作。

5月5日,温家宝再次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前一阶段汇报工作,再次部署甲型H1N1流感防治工作。

5月10日,中国确诊首例输入性甲型H1N1流感患者。

随后,5月11日,胡锦涛再次就甲型H1N1流感的防治工作做出指示,温家宝第三次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进一步防控措施。

美国《纽约时报》日前刊登了记者布莱德什从香港发出的一篇题为《中国领导人对猪流感采取显眼步骤》的报道;报道说,能够证明中国是如何认真对待猪流感疫情的一个最明显迹象,就是国家主席胡锦涛在4月30日的上午,召开了全体9人出席的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听取汇报和讨论对策,而且,将这个消息立即发布出去了。

该报道说,中国当局像这次这样,由官方来公开透露政治局常委会的会议情况,实属非常罕见;尤其是在会议一结束就这样做,更是罕见。

而这无疑是加强了应对这次危机的政治动员的能力,使得各级政府和广大人民群众都积极地参与到预防甲流的行动中来,有效地制止了甲型流感在我国的传播。

比如5月1日晚,广东省卫生厅接香港卫生防护中心通报:香港确诊1例甲型H1N1流感病例。

该病例曾乘坐墨西哥到上海的AM098航班,于2009年4月30日到达上海;而根据上海市卫生局通报,有同航班的41位旅客经上海到广州,其中11人下落不明。

于是行政体系开始迅速运作,不到一天的时间里,竟然在十几亿的茫茫人海里,将他们全部找到。

2 加强国际间的合作与非典时对疫情的隐瞒不同,在防治甲型H1N1流感事件中,我国大力加强同世界卫生组织的合作,加大对国外甲型H1N1流感的报道与监测,及时与其他国家开展各方面的合作。

比如,5月13日下午,陈竺部长应约与世界卫生组织(WHO)总干事陈冯富珍通电话,双方围绕甲型H1N1流感防控策略、本次疫情的特点和发展、抗病毒药物和疫苗的研制和储备等交换了看法。

中国每一步都与WHO保持沟通。

并且中国CDC也与美国CDC积极合作。

3、信息公开甲型H1N1流感信息的公开,使得人们可以根据流感的信息来评估被感染的风险,从而采取理性的选择行为,避免社会恐慌,增强民众对政府的信任。

据观察,与2003年非典防治相比,中国在甲型H1N1流感防治过程中,大大地改进了信息公开的数量、质量和类型,实现了公共卫生处理机制的全过程信息公开和实时信息公开。

从应急预案,到应急处置,以及进一步的防治措施,都做到了向全社会公开。

《南方周末》报道,四川出现内地第一例甲型H1N1流感疑似病例后,为“避免恐慌猜忌情绪蔓延”,5月11日凌晨,成都市政府着手准备新闻发布会,凌晨3点正式召开。

这种速度在以往是没有过的。

同时广大群众也都对我国采取的隔离措施表示赞同,积极配合。

疫区归国人员也都自觉的避免进出公共场所,这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疫情扩散的风险。

4、加强了跨地区和跨部门合作,形成协同治理的政府在对甲流的防治中,中央与地方政府协调,跨地区协调,跨部门协调。

这其中,信息网络机制是协调的重要途径,据报道,5月12日,北京市卫生局局长方来英表示,北京能够很快获得与四川患者接触的信息,得益于遍布全国医疗机构的疫情报告网络,以及北京市卫生部门和民航部门出入境检疫局建立的防控信息实时通报制度。

5、用法律来处理危机在应对甲型H1N1流感时,政府需要采取一些强制性措施,包括实施隔离和医学观察。

并且随着危机的深入,强制性措施会加大。

自2003年非典危机以来,中国公共卫生应急事件的处理法治化得到了加强,比如,通过修改和制定一些法律,包括《传染病防治法》、《国境卫生检疫法》、《突发事件应对法》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等,使得疫情监测、流行病调查和治疗实验等都有了法律依据。

据报道,在5月初,成都市疾控中心根据卫生部下发的《防治技术指南》和《诊疗方案》,已经对232名技术人员进行了全面培训,传染病医院也已经进行了4次演练。

第二阶段——第三阶段(现阶段)5月29日,卫生部通报,广东省报告的1例输入性甲型H1N1流感病例的密切接触者之一被诊断为确诊病例,该病例是我国内地首次出现的甲型H1N1流感二代病例。

我国内地首次出现二代病例后,卫生部高度重视,卫生部部长陈竺、党组书记张茅连夜召开专家会商会,部署甲型H1N1流感防控工作,并派出司局级同志带队的专家组于29日乘最早的航班赴广东省指导防控工作。

29日上午,卫生部召开视频会商会,与广东省卫生部门研判疫情形势,指导开展防控工作;29日下午,卫生部召开全国卫生系统视频会议,进一步部署全国甲型H1N1流感防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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